專家：慈禧的情人有榮祿、安德海、李蓮英等

專家：慈禧的情人有榮祿、安德海、李蓮英等

2012年1月22日09:45　環球人物周刊　

出身英國貴族，精通多門語言，在中國待了半世紀

1939年。被日本人佔領的北京。

一位老人搬進外國人聚集的使館區。只見此人身著長袍，花白長髯，頭戴一頂無檐圓帽，上面鑲嵌著一塊碩大的紅寶石；操著一口標準的京腔，老練地招呼著僕役，儼然一個滿清遺老。可當他轉過臉來時，卻讓周圍的人吃驚不小。此人並非中國人，而是一位白皮膚藍眼睛的英國老頭。旁邊僕役說起這老頭的身份，更讓人驚訝，據說他是大清帝國最後一位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埃蒙德?巴恪思。此時的巴恪思 ，從1898年來中國，已經在北京居住了41年。

松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作故鄉。這位垂暮的老人，把中國當成了他最後的歸宿。如果不是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這個晚清赫赫有名的外國人也許就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了。2012年伊始，巴恪思的一本回憶錄《太后與我》在中國出版，裡面自曝他「慈禧情人」的身份，似真似假，驚世駭俗。

私生活像個謎

1873年，巴恪思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祖上曾是顯赫的奎克家族，他自己是英國從男爵（地位在男爵之下，騎士之上）。用今人的眼光看，巴恪思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他相繼就讀於寄宿制私立名校聖喬治中學、溫徹斯特藝術學院，後來還上了一陣子牛津大學。根據他的記述，他的同窗中不乏名垂青史的人物，如曾任英國首相的溫斯頓?丘吉爾。不過他對這些同窗名人卻並無好評。比如他描寫丘吉爾：「在學校時，我們經常被體罰，猶記得溫斯頓?丘吉爾會大呼小叫，不等打在身上便已經膽怯逃開。」

巴恪思與崇尚自由、作風大膽的英國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素來交好。1895年，王爾德獲罪入獄，巴恪思百般營救卻未能如願。可能是在奔走呼籲的那幾年裡，他對本國同胞產生了怨恨，於是來到中國。他結交晚清的王侯貴胄，過了一段縱情聲色的生活。

巴恪思雖放蕩不羈，卻是個不折不扣的語言天才。1898年他來北京時，已經會法語、拉丁語、俄語、希臘語和日語。不到一年，他又熟練掌握了中文，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泰晤士報》的特派記者莫里森曾寫過他：「在北京城，沒有人能像他一樣翻譯中文如此得心應手。」巴恪思的才學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3年，他被特聘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他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又學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語和滿語。

從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巴恪思對中文及中國文化的精通。一是某日慈禧太后賞賜巴恪思財物，他回旨道：「奉恩自上無地見容，恭蒙親溫之詞感愧奚似。仰承蔭蔽，賤軀尚佳，當效馳驅，答報慈恩於萬一也。遠臣九叩。」這樣端正古樸的文字，絕非普通中國人所能寫就。再如他在自己的書中形容慈禧年輕時被封為懿妃，特許回鄉省親，將此情形比作「讓人不禁想起《紅樓夢》里的著名章節：元妃省親的場景。」可見他不僅熟讀中國經典，且信手拈來，恰如其分，令人驚嘆。

與巴恪思同時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又彬彬有禮。他十分健談，但同時又是個隱士； 他的服飾及生活習慣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總是盡量避免與西方人接觸，到訪某地之前總遣僕人先行，確保並無外國人在，甚至坐人力車時倘若從外國人身邊經過，也會掩起面孔。但除了這些怪異行為，幾乎所有見過他的人都認為他好客又風趣。

「二戰」爆發後，巴恪思迫於戰亂，住進使館區。1944年去世，享年71歲。

巴恪思終身未婚。他的經濟狀況也是個謎。他彷彿從慈禧太后那裡得到過不少賞賜，但他生性豪爽，一擲千金。他年輕時顯然是個貴公子，臨終時卻像一個乞丐。這位贈送了牛津大學圖書館大約3萬本圖書和手稿的學者，離開人世時，只留下少得可憐的私人物品：幾件舊衣服、一隻舊旅行鐘錶和少量書籍，在他的一隻紅色皮箱里，裝著他繼任從男爵職位的記錄文件。

在慈禧太后的鳳床上目睹政變

巴恪思職業生涯中的輝煌時期是在1910年，他與《泰晤士報》的記者濮蘭德合作，出版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此書風靡世界，一時被傳為曠世之作。他們合著的另一本書《北京宮廷回憶錄》，在學術界同樣廣為稱頌。

晚年，巴恪思在病床上又寫出了兩本註定引發全世界轟動的回憶錄：《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其中，《往日已逝》記錄了他在英國和歐洲的年輕時代，《太后與我》則集中於晚清時期寓居中國的生活。

據巴恪思在書中說，1900年夏末，他從頤和園搶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國聯軍入侵時免於損毀。因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賞賜，賜尚書職銜，一品頂戴，世襲二等爵，兩眼花翎，一套春秋朝服，一件貂皮袍配黃馬夾，特許朝中騎馬，另有一面特製金牌，上書「皇太后特恩」。據說憑此牌，只要慈禧太后的鸞駕在，巴恪思即可隨時進入紫禁城和頤和園。1902年，慈禧太后回北京後，這位「洋爵爺」便開始了與她長達6年的親密關係，直到慈禧太后離世。

然而巴恪思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卻遠非書商宣傳中所說，僅僅是「秘密情人」。實際上，巴恪思是太后的國際公法顧問，後來被加封為忠毅侯，她向他諮詢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當政者的政策，甚至徵詢他對清朝內部官員的看法。不過巴恪思在中國官場混跡已久，深諳明哲保身的道理，每次都是避重就輕。他總是說：「作為一個外國鬼子，實在無力判斷，詳細情形非外人所能知，因此之故，不敢奏於老佛爺之前。」

在書中，巴恪思甚至說自己曾在慈禧太后的鳳床上，目睹她平息了一場意圖謀權篡位的小型宮廷政變。事件的真實性當然有待探尋，但這也說明，此書並非是純粹的情色記錄，更有風雲詭譎的歷史情節。

證偽和證實一樣困難

《太后與我》的手稿在巴恪思過世後，輾轉流傳於牛津大學圖書館。1976年，英國歷史學家特雷弗看到手稿後，出版了《隱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謎》（之後再版，改為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北京隱士》），描述了一個相當陰暗的巴恪思形象。該書指責巴恪思有計劃、有步驟地偽造證據，欺世盜名。甚至說《往日已逝》及《太后與我》是完全偽造、傷風敗俗的淫穢之作。

自此定論形成，巴恪思以及他對中國所做的一切記錄被扔進故紙堆。他成了歷史上的一段色情笑話。人們記起他時，談的也不過是個可憐的幻想狂、大騙子。

但其實關於特雷弗，有兩件事需要強調：一是他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的聲譽到後來也因為把贗品《希特勒日記》錯認成真品而遭到質疑；二是他對於研究資料中明顯證明巴恪思記錄正確的事實置若罔聞，也從來沒有跟任何一個認識巴恪思的中國人或英國人取證過。

事實上，對巴恪思的書，要證偽，就如同要證實一樣，都極其困難。

巴恪思所描述的情史，很可能是自己的想入非非；所描述的重大史實，例如慈禧太后和光緒的死，也有道聽途說的成分，但他筆下對宮廷貴胄、市井生活的描寫，卻細緻入微，很難讓人懷疑。他的作品的確聳人聽聞，他想挑戰讀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他的態度自始至終都很堅決——這是他想講的故事，要講就講個痛快。

參與過慈禧開棺檢驗的清史專家、清東陵文物管理處原副主任於善浦稱：「慈禧太后的情人有榮祿、安德海、李蓮英和京劇名角等，這在《清宮軼聞》、《清朝野史大觀》中都記載過。《太后與我》把這些人與慈禧太后的私情寫得出神入化。它是一本可讀的小說，可作為晚清社會、晚清歷史研究的旁證資料。」

正如巴恪思的好友王爾德所說：「矛盾的展現方式，就是真相的展現方式。」《太后與我》也好，巴恪思本人也好，都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是真是假，是正是邪，只有將之完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才能有個見仁見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