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譜中看明初移民

從家譜中看明初移民

五百年前的明初移民是魯北民眾常提到的話頭，因為魯北的村莊多是那以後建立的。可是當年移民的規定是怎樣的？移民途中是怎樣過來的？移民是怎樣被安置的？這些正史中都缺乏記載，倒是散存在民間的家譜讓我們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凈身出戶的強制規定

歷史上的移民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遷徙豪強大族到京師或皇陵所在地，以便於加強對豪強勢力的控制，這屬於政治性移民。一是遷徙廣大民眾由窄鄉移向寬鄉，也就是由人口緊密、土地稀少的地方向人口稀少、土地較多的地方遷徙，這種移民屬於經濟性移民。

元末明初，由於戰爭原因，魯北一帶出現了地廣人稀的局面，於是明朝的洪武、永樂年間採取了大規模的向魯北移民的政策。明初魯北移民從性質上講應屬於經濟性移民。就是這種經濟性移民，統治者卻規定移民不許攜帶財物。筆者見到了陵縣《康氏族譜》，譜中提到：「陵縣康氏系出自北直永平府玉田縣」，康家是一大戶，合門百口，弟兄六人，老三康仲智被抽調遷移，六弟康仲德出於兄弟情誼也決定伴三哥南遷，「有詔命，不論萬貫千箱，只許行李一擔」（族譜語），於是弟兄二人「遂各負一囊，攜妻子棄家南遷。」硬性的規定移民只許帶行李，剝奪了原有的家產，這猶如凈身出戶。

曾聽到一個傳說：說是明初移民被繩索一個個串聯捆綁著，排著串被押送過來；途中有人需大小便得請押送人員解開被綁著的手才行，於是留下了「解手」的說法。還有一個傳說：凡移民後代，小腳趾甲必是分叉的，這是移民後代的特殊標誌。

對於上述傳說，我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態度，直到看了陵縣《康氏族譜》後才對此事有了清晰了解，《康氏族譜》中寫道：「又恐遷民留戀故土，以官兵逐之驅其後，時值隆冬，不勝苦寒。」

族譜中雖沒明確被捆綁押送的事，但明確肯定了官兵逐之驅其後的情況，可以想像對於那些途中企圖逃跑的人，肯定會捆綁起來，當作犯人押送過來；而且當年遷徙的時間正是寒冬臘月，地凍天寒，移民們衣無所衣、食無所食，從河北玉田縣到陵縣，路途一千多里路，攜兒帶女，無論如何也得半月二十天才能走完，嚴寒之下，傷手凍足的事應該是大量發生的，小腳趾甲分叉當是當年寒苦落下的遺傳病。「足寒傷心，足傷怨君」，小腳趾甲分叉的傳說應該是移民在困苦過後對社會統治者的一種悲憤心理的宣洩。

◎兄弟異村的悲情結局

筆者在刊物上曾見到曹縣《長劉庄魏劉氏合譜》的一些資料。《合譜》中這樣寫道：「予族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士，大明洪武二年遷民詔下，條款具備，律例森嚴，凡同姓者不準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暫離手足之情，無奈改為（魏、劉）兩姓」，這就是說明初移民有這麼一條不人道的規定：同姓者不準居住一村。

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定，一是怕外來戶兄弟數人居住一處，力量超過原住戶，反客為主，造成地方勢力不均衡，影響社會穩定。二是外來的戶同姓不居住一處，這樣組成的村莊就是些雜姓莊子，雜姓勢力相互抵消，易於封建專制主義者分而治之的政策貫徹執行。

總之，同姓者不準居住一村是明初統治者為長治久安而制定的一項前瞻性很強的政策。可是這樣的政策規定下，原本就是背井離鄉的兄弟們來到遷移目的地，仍不能住在一起，親情和政情發生了嚴重衝突，於是曹縣長劉庄的兄弟兩人就變通為「魏」、「劉」二姓，而二姓合譜共祭一個祖宗，這也是高壓政策下的無奈之舉。陵縣《康氏族譜》中也提到類似的政策規定：「凡詔中遷民不許同門共戶」，雖然康氏老三、老六兄弟倆相伴南遷，可是從族譜記載看，老六康仲德是落籍陵縣，成為陵縣境內康氏始祖，而老三康仲智卻落籍他縣（從族譜中分析當是落籍寧津縣）。從曹縣《長劉庄魏劉氏合譜》和陵縣《康氏族譜》來看，兄弟異村的政策被嚴格執行了下來，這猶如在背井離鄉的移民痛苦的心頭上又捅了一刀。

中國古代社會是個講倫理的社會，可是當倫理和政治矛盾時，倫理必須服從政治。

◎入籍編戶的社會管理

移民到達目的地，怎樣融入主流社會？陵縣《康氏族譜》中寫道：詔「軍、民各要明志冊籍，交付里長，」「始祖忍存性鄉三圖一甲，徐德名下籍」。

這就是說移民到達目的地後，要分軍籍、民籍分別登記，軍戶入軍籍，民戶入民籍。原來明朝的兵制實行的是衛所制度，112人為百戶所，1120人為一千戶所，5600人為一衛，兵與官皆附衛為籍，世世不改。附籍之後，受地執業，有家室，長子孫，一家之內為軍及官者一人，其餘人丁，官之子弟為舍人，兵之子弟為余丁，既為出缺時的充補，又為正兵及官調發時或操練時執耕稼之事，並負擔必要的裝備和糧食供應，故朱元璋曾自我讚賞：我養百萬兵，不費百姓一粒米。當然軍籍和民籍是嚴格區別的，不許冒混，所以對遷民來說，落籍時要「軍、民各要明志冊籍」。

對於普通民籍來說，則是按照鄉、圖（里）、甲制度進行登記，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明史·食貨志》）。《康氏族譜》中記載來陵縣落籍的康氏隸屬徐德名下籍，當是徐德為甲首的名下落籍。落籍後就成了國家的編民，照章負擔丁糧。

明初移民早已成為歷史塵封，當年的地荒人稀的地方早已建設成為宜居之鄉。遙想當年專制制度下，移民遭受的苦難和辛酸，當代人更應該慎終追遠。

│延伸閱讀│

洪洞大槐樹：一億人的故鄉

「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自明朝以來，這首民謠就一直在我國各地民間尤其是黃河下游地區廣泛流傳。洪洞縣大槐樹之所以成了中華兒女魂牽夢繞的精神寄託，是因為它承載著先人對故土家園的依戀和顧盼。

中國古代的移民活動自史前時期起，就一直不斷地進行著，其中既有自發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軍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動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經建文帝、明成祖，歷時五十餘年，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史所罕見。

當時的移民可分為以經濟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軍事為主的移民。以政治、軍事為宗旨的移民活動，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強遷蘇、松、嘉、湖地區的富戶於其龍興之地濠州和龍居之地南京，以及明軍攻克大都後，為加強該地的軍事實力，將山西或山後地區大量的民戶遷徙至居庸關以南和北平地區。明成祖遷都北平後，為儘快使新遷之都北平繁榮起來，又將江南地區大量的富戶和工商業者強行遷至北平。

明朝初年，以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為宗旨的經濟移民活動，則以山西的大槐樹移民規模最大、涉及範圍最廣、計劃性也最強。這種移民活動，從洪武二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永樂末年，規模較大的移民活動前後共計十八次之多，移民總人口超過百萬人，遷民地區涉及今天的十八個省市的五百餘縣市。

歷史上次數眾多、規模不等的移民活動，為後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遺產。史前時期的民族大遷徙，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認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動，有力地促進了西周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的大量內遷，促進了當時民族融合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環。

但綜觀歷史上曾經發生的歷次移民活動，沒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在中華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樹上的老鴰窩，成了現今一億多華夏子孫心目中故鄉的象徵，成了他們縈迴夢裡的精神家園。

作者：修譜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