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傢伙說：人們常常不可理喻——記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塞勒

文／董志強

你是不是認為，人們在做決策的時候，越是問題重大就越深思熟慮，行為就越理性？倘若你認為是，那你可曾想過：有多少伴侶因遇人不淑而後悔，又有多少人因一餐並不可口的食物而後悔？須知，理性選擇，從未給後悔留下餘地。

事實上，對於結婚這等「重大」決策，人們的理性並不比在決定下一餐吃什麼的問題上更高。甚至，在吃飯穿衣這些瑣事上，人們的決策質量比結婚這類重大問題的決策質量可能要高得多。因為吃飯穿衣天天遭遇，可時時練習，日積月累的經驗可把此類問題的決策技巧磨礪到最優；而結婚生子這類「大事」，一生也經歷不了幾次，難有經驗可循，所謂的深思熟慮到頭來也不過是「大致」、「差不多」就行。有不少人的「結婚」決策，恰恰是來自某一時刻的突然感動，而不是來自長期的思慮權衡。

我們自以為對人生大事慎之又慎，可實際上還是有點「胡來」啊。所幸的是，在結婚這類問題上就算有點「胡來」，也不至於人命關天，有時還不排除收穫到誤打誤撞的幸福婚姻。倘若，真有人是根據經濟學中的匹配理論，事先把全部的潛在配偶都對比個遍，再來選擇婚姻對象，結果恐怕也不見得就會更好。

個人如此，企業又何嘗不是如此。經濟學家總是說，市場中的企業，如果不遵循利潤最大化原則，將最終被市場淘汰。但我們也確實看到，許多管理不善的企業，似乎並沒有很快死去。例如通用汽車，很多專家並不認為它善於經營，但它卻可一直蹣跚前行，大多時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公司。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它確實差點兒破產，但在美國政府的救助計划下，它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汽車公司。市場的確會揀選企業，但過程似乎並不快，而且企業存亡並非唯一地取決於市場力量，雖然它通常是最重要的力量。

個人和企業偏離經濟學模型的「最優」似乎是常態，大多時候這種偏離並未對個人和企業造成立竿見影的致命傷害。正如一個叫塞勒的傢伙所說：「除了極少數情況以外，人們不按照理性的經濟學模型行事也不會致命。」

「胡來」和「非理性」是塞勒研究的重點

就是這個傢伙，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特別是經濟學家）意識到，就算最嚴酷的市場也會給任性胡來的行為留下一定存活空間，所以市場並沒有使人類變成精於計算的機器，我們當然會追逐理性，但我們也會糊塗，會亂來，甚至對錯誤明知故犯，簡直不可理喻。

比如，對於風險事件，當結果被定義為收益的時候，我們會厭惡風險，而結果被定義為損失的時候，我們卻又追逐風險；對於一件物品，當我們擁有它時對其評價就更高，而不擁有它時對其評價就相對更低；丟失一張電影票，常常導致我們放棄看這場電影，而不是重新購票，雖然電影依舊很吸引人；買鬧鐘時為了5元差價我們願意多駕車十分鐘去更遠的商店，但買電視時我們卻不會為了5元差價這麼做。真正的人，對生活的體驗是在變化中完成的，參照點和不同方向的變化讓我們得以有種種不同感受。這是聰明絕頂的理性經濟人感受不到的，因為經濟人不需要靠對「變化」的感知來體驗生活，他們甚至不需要體驗生活——因為對他們來說，幸福的均衡是瞬間達成的，不需要過程。主流經濟學中的金融市場，都是理性經濟人在進行交易，而現實世界裡投身股市的卻是行為人，他們有著貪婪、恐懼、過度自信、迷信故事以及前述種種心理傾向。有意思的是，明明是經濟學理論沒能解釋現實金融市場，但現實金融市場的現象反被冠以「反常」之名。

我們更關心當下而不太關心將來，遙遠的將來和更遙遠的將來對我們似乎無甚差別。但是，隨著遙遠的將來就要變成現在，它在我們心中日益更加重要。我們因此而面臨一些困境：比如我現在決定要把今年的年終獎存起來，到明年聖誕節再花掉，因為現在的我覺得那筆錢在明年聖誕節花掉比在今年春節花掉效用更高；但隨著發年終獎的日子越來越近，我越來越想把年終獎在這個春節就花掉，因為春節已經成為現在，聖誕節還遠著呢。你可能覺得個人的這種行為困境跟經濟沒啥關係，那麼不妨想想，人們的養老儲蓄行為就常常面臨同樣的困境，這對經濟的影響還能說是淺嗎？

人們這些有點任性胡來、貌似不太理性的行為，正是塞勒一生研究的重點。他為這些行為貼上了損失厭惡、稟賦效應、心理賬戶、自我控制等標籤。今天，這些標籤已經大行其道，大眾對此恐怕也不陌生。塞勒的行為金融理論、行為儲蓄理論、行為消費理論對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你對此仍然陌生的話，那就搜索一下這幾天關於塞勒的鋪天蓋地的介紹文章吧。我不必重複已經被大家反覆介紹的內容。

這些有點任性胡來的行為並不可怕，也不必過於擔憂。正如塞勒指出，這些行為偏誤大多並非隨機的錯誤，而是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able error）。既然可預測，那就總還可以設法矯正，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他曾寫下一本暢銷書《助推》，就提到了許多方法來優化我們的行為和結果。他認為，很多時候，幫助人們做出更好的選擇不需要強制手段，也不用硬性規定，只需一股輕輕的推動力量而已。比如，把鮮脆欲滴的新鮮水果以低廉的價格方便地呈現在人們眼前，就能大大提高人們主動選擇健康食物的概率；把加入退休金計劃列為默認選項，就能提高退休金計劃被選擇的概率。

我個人更偏愛塞勒提出的稟賦效應，它的意思類似於中國成語敝帚自珍。由於稟賦效應的存在，經典的科斯定理——產權初始界定無關緊要，自由交易可實現效率——可能在現實中無法成立，因為產權哪怕只是名義的所有權本身就會提高擁有者對資源和物品的評價，從而給交易設置更高的價格門檻，導致某些有效率的交易並不能達成。科斯定理所依賴的條件，類似於物理學的無摩擦平面，而稟賦效應恰恰就是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摩擦力。

但我更偏愛稟賦效應的原因並非它更準確地解釋了真實世界，而是在我看來，它可能是社會秩序的基石。因為在沒有警察、法庭等第三方實施力量的時候，保護私有產權的重任就落在稟賦效應身上。稟賦效應使得個體願意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付出比別人更大的代價，這極大地遏制了別人對自己權利的進犯。行為經濟學家金迪斯曾論述過上述觀點，我自己也寫過兩篇文章論證稟賦效應對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這樣看來，有時候我們個人不可理喻的任性胡來，對社會倒並不完全是一樁壞事。

塞勒和行為經濟學都曾飽受非議

作為行為經濟學的先驅，塞勒這個傢伙一生充滿爭議。我以「傢伙」叫他，應該不算唐突。因為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經先被描述為沒多大希望的研究生（《紐約時報》2001年有篇報道塞勒的文章提到，塞勒的導師S.羅森教授對他在研究生院的表現評價是：「當時我們對他沒抱什麼大的希望」。），爾後是激進派、搗亂者、煽動家、討厭鬼——塞勒在其《錯誤的行為》中提到了這些稱呼。關於「討厭鬼」有個傳聞是，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勒是塞勒的反對者，他在校園碰到塞勒從不正眼瞧他，儘管他們是芝加哥大學的同事。不過塞勒在其著作中是這樣寫的：「我可以猜到，雖然我不在金融系，但米勒肯定會不高興……一名記者在我到達芝加哥大學後採訪了法瑪（2013年經濟學諾獎得主）和米勒，詢問他們為什麼讓我這麼個異類加入他們的行列。我和法瑪一直有交情，他開玩笑說，他們這是想讓我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記者又追問米勒為何沒阻止我來芝加哥大學任職。這個問題顯然十分無禮，米勒本可回復『這不關你的事』。但他表示之所以沒有阻攔我，『是因為每一代人都會犯錯誤』。」

AER（《美國經濟評論》）的編輯曾把他的研究稱為「怪人經濟學」（wackonomics）。他早期關於稟賦效應和消費者行為的論文，被屢屢拒稿，最後不得不投到一個剛剛創刊缺乏稿源的雜誌JEBO(《經濟行為與組織學報》)上發表。現在，塞勒是「名至實歸」的諾貝爾獎得主，JEBO也已是行為經濟學的名刊。

行為經濟學與它的創始人塞勒一樣，曾飽受非議。人們有追求秩序的天性，特別是經濟學家更是希望把世間一切都納入理性的秩序之中。行為經濟學關注的恰恰是人們哪些不可理喻的行為，這些行為難以納入理性的秩序中，行為經濟學長期受主流經濟學排斥乃是自然而然的。目前的行為經濟學，雖然已經獲得顯著的江湖地位，但其內容零散破碎，氣勢恢宏的理論框架更無從談起。所以，行為經濟學家在為今年的諾獎歡呼之餘，還必須得直面充滿挑戰的前路。但是，我相信行為經濟學將是未來的主流經濟學！這是否是一種不可理喻的過度自信？(編輯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