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舉那些故事

一說到科舉，很多人都會想到八股文，甚至將二者完全划上等號。作為古代中國的一種官僚選拔制度，科舉自隋唐創製，到明清漸臻完備，歷時千餘年，其考試科目、內容和方式均幾經嬗變，終成作繭自縛之態，在上世紀初轟然崩塌。那麼，科舉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一千多年來科舉從內容到形式有著怎樣的演變？各朝各代的科舉考試側重點有什麼不同？八股文又是怎樣產生的？學子的名字，與被點中狀元的幾率又有多大關聯呢？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這是唐武宗會昌年間的進士趙嘏對唐太宗利用科舉制度收攬人才的感嘆。據說，唐太宗站在皇宮的正門前，悄悄地望著一干神色喜悅的進士，由衷地感嘆：「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意思是說，只用科舉一招，精英們全都成了他的菜。

實行科舉以前，做官與教育的關係並不密切。兩漢魏晉選拔人才主要是察舉和九品中正。科舉也由此發展而來，具體源自何時難以明確界定。現存的文獻顯示，堪稱科舉之范的「進士科」最早設立於隋煬帝時期。當時考試的內容是時務策，類似關於國家大事的政治論文。進入唐代，科舉的名目日漸繁多，經常舉行的就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另有武舉，還有不少特設的科目，如道舉、童子、一史、三史、開元禮、三禮、三傳等。處於探索階段的科舉，路徑十分寬闊，教育的內容自然覆蓋到經史子集所有門類。不過，進士科最有代表性，也最受重視，因此往往把科舉稱為考進士。

各科考試的內容也各不相同。如，明經要考帖經和墨義，前者是從經書中提出一句，把上下文默寫出來，後者是經文連註疏全寫出來。進士仍然考時務策，後來又加考詩賦雜文。雜文包括箴、銘、論、表之類。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定詩賦為科舉的必試項目。詩歌當然要從娃娃抓起，唐詩的興盛，可以說與科舉關係密切。

唐代的科舉還明顯帶有察舉的遺痕。應試前，可以把自己的詩文集呈送給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通過他們向主考官打招呼，名曰「公薦」，不算走後門，是堂堂正正地為國求賢。主考官自然會收到眾多推薦信，對照所薦詩文評比衡量。那時考卷也不糊上名字，收齊後，先請有威望的學者來評閱，結合推薦信息，初步列出擬錄名單。主考官再根據這份名單，反覆斟酌後呈報上去，經過批准發榜公布。推薦人和主考官的學識水平和人品都十分關鍵，識高品貴自能慧眼識英才。

白居易初次拿著自己的詩謁見當時的文壇領袖顧況時，顧況並沒有把這個小青年放在眼裡，還對他的名字感到好笑，說：「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但讀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等句子時，立即青眼有加，讚歎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爾。」於是，顧況四處稱頌白居易的才華。白居易很快譽滿長安，名動公卿，考中進士。

公薦的局限性，從杜牧的故事中可窺一二。杜牧在唐文宗太和二年應試，欣賞他的太常博士吳武陵找到主考官崔郾，向其推薦杜牧的《阿房宮賦》，並表示此人才華出眾，無愧於狀元之稱。崔郾看了文章，也非常讚賞，但聲稱狀元已經內定。第二名呢？也有了。第三名呢？還是不行。吳武陵非常堅持，最少要「第五名」，否則絕交。崔郾終於委婉地同意：「諸生多言（杜）牧疏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

唐朝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大概一百人中錄取一、二名。故有諺云：「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那時中了進士要集體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題名留念。考中進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要授官職，還得通過吏部考試，稱為「選試」。選試考取，經過審查才呈請皇帝授職。選試主要看四項內容：相貌是否端正；言詞是否清晰；書寫是否漂亮；文理是否通順。韓愈中進士後，三次選試都沒通過，流落長安十年，「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瀕於死而益困」。他最後不得不先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才「曲線就官」。

宋代科舉在神宗以前，進士科仍以詩賦為重。每次錄取進士的總額通常在200到300人左右，最多時達五六百人，比唐代多十倍以上。一經錄取，便可任官，不再有選試環節。宋仁宗時期，開科13次，每次發榜的前三名，總計只有5人沒有名列公卿。武則天時期偶然舉行過的殿試，到了宋朝成為定製，由皇帝親自升殿考試。從此，正式確立了州試、省試和殿試的三級科舉制度。

受王安石影響，宋神宗曾下令廢除以詩賦考進士，改用儒家經義和對策。規定每次進士考四場：一場考大經（《易經》《詩經》《書經》《周禮》、《禮記》）；二場考兼經（《論語》《孟子》）；三場考論；最後一場考策。殿試則僅考策，限千字以上。蘇軾堅持認為，詩賦取士行之已久，但自唐以來沿襲多年，不可貿然廢除。如果改用經義，恐怕弊病更甚。王安石則說，學好了詩賦卻不懂實際有效的事理，又豈能辦好政事？經過爭論，宋代折衷地把進士分為詩賦和經義兩科。有時廢詩賦，有時兩科並行，有時又一科兼試。到了元朝，才又決定詩賦、經義並作一科，再加上策論。子、史兩部基本退出科舉，所需接受的教育面收窄。儒學經義的強化，在內容上為八股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科舉考試的制度到宋代更為嚴格。考卷要糊名，還得謄錄。蘇軾參加會試那一年，歐陽修任主考官。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閱卷時，歐陽修發現其中一篇「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議論蜂出」，文章風格與自己的學生曾鞏非常相似。有心評為第一，又擔心招人議論。就列為了第二。發榜後才發現，這個第二是21歲的蘇東坡。兩人見面時，歐陽修問起文中「殺三宥三」的典故出處。蘇軾回答，是他根據堯和皋陶的性格杜撰的。這在必須「依經按傳」的明清科舉中，簡直不可想像。

到明代，科舉制度堪稱完備。仍是三級考試，卻已有別於宋代：第一級院試，第二級鄉試，第三級包括會試和殿試。院試前，有兩次預選考試：由知縣、知府分別主持的縣試、府試。府試及格的稱「童生」，然後再去參加院試。院試及格，才算「進學」，可稱「生員」，也就是秀才。

院試在府城或直屬省的州縣治所舉行。主管考試的行政機構稱學院，其長官稱學政。他們在3年任期內，依次到所轄的各府、州，主持歲試和科試。歲試和科試，一是從童生中考選秀才；二是對秀才進行甄別，按成績優劣分別給予獎懲。歲試取在一、二等的人，可以應科試。科試取在一、二等的秀才方可參加鄉試。除了秀才，具有監生資格的人，也就是國子監的學生，也可以參加鄉試。包括蔭監、恩監、例監等，分別靠父祖的官位、皇帝的特許、交納一筆錢取得資格。

鄉試每3年考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一般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分別考第一、二、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經義，第二場試論、判、詔、誥、章、表，第三場試經史策論。以首場為重，經義又稱五經文，與四書文同用八股文式。現在人們稱明代以八股文取士，是就其所重者而言。八股言其形式，四書言其內容，因為出題取自四書，又須「依經按傳」，代聖賢立言。取中的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

鄉試第二年，在京師舉行會試。考期是二月初九到十七日。也考3場，每場3天。參加會試的是舉人，取中的名「貢士」，第一名叫「會元」。會試考中後，就參加殿試。考一場策問，由應試者作文對答政治、經濟問題。第一名稱「狀元」。明末由進士做到大學士的薛國觀在奏疏中稱「驛遞之濫觴已極」，竟不明「濫觴」意為「開始」，而用作「胡亂作為」。八股之害，可見一斑。

狀元的最後決定權在皇帝，偶然性很大。永樂二十二年殿試，原擬第一名是孫曰恭。朱棣一看名單就連說，不行不行，孫暴怎能做狀元。主持閱卷的大學士楊士奇解釋，不是孫暴，是孫曰恭。古代豎行書寫，曰與恭上下相連，像個暴字。不管怎麼解釋，還是按皇上的意思，將第三名的邢寬點為狀元。因為朱棣是通過陰謀和武力奪取皇位的，特別害怕別人說他殘暴，對暴字非常敏感，十分在意樹立寬厚仁慈的形象。他說：「邢寬好，刑政寬和嘛！」

清承明制。科舉基本上大同小異，一度也棄用過八股文，很快又復用一直到清末被徹底廢除。皓首窮經的人範圍越來越大，不少百歲老人都還在其中尋章摘句，追逐功名。康熙四十九年禮部報告：「本年各省會試舉人，年屆九十者一人，八十以上者二十人。皆三場完畢，未能中式。」康熙年間，廣東順德的百歲考生黃章，讓其曾孫提著上書「百歲觀場」的燈籠帶路進入鄉試考場。廣東三水的陸雲從，作為一名老童生，直到百歲才考取秀才，103歲還赴京參加道光十六年的會試。 錄取名額有限，差不多是百里挑一，能在鄉試以上中榜的人註定是極少數。多少傷心事，盡在落榜中。

近代以來，西風東漸，認識到八股文危害的有識之士日益增多。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通過光緒皇帝，頒布科舉新章，廢止八股文章。可是百日維新，轉瞬即逝。到1901年，慈禧太后為大勢所迫也不得不頒布上諭：從第二年起，鄉、會試頭場，考中國政治、歷史論5篇；第二場，考各國政治、藝學策5道；第三場，考四書義二篇、五經一篇。四書、五經考試都不再用八股文程式。與康有為的方案幾乎如出一轍。1905年又宣布，從次年起，所有歲科考試、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千年科舉戛然而止，終於走出歷史的死胡同，全面轉向現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