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昌華：談孔子與蘇格拉底的同與異

　　 由曲阜師範大學和山東大學古希臘思想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蘇格拉底相遇孔子——第三屆中國–希臘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年6月5日至6日在曲阜舉行。或許與本人以前發表過關於孔孟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文章，[1] 以及本人是山東省孔子研究會常務理事有關，雖未提供論文，但還是作為「嘉賓」應邀與會。會議舉辦者發給的代表證上，就是這麼寫的。

　　 文人就好凡事「挑刺」。 6月5日上午的會議開幕式是在孔子研究院的大禮堂舉行，與會者有人當看到會標上的「相遇」（Meet）時，即認為這詞用的不好。如果細究起來，會議的名字也確實有點問題。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krates）生於公元前469年，死於前399年。孔子是生於前551年，死於前479年。也就是說，孔子死後的第十個年頭蘇格拉底才出生的，並且一個生活在希臘雅典，一個在中國曲阜，二者實際上不曾相遇。

　　 但是，不可過於摳字面的意思。兩個不曾在時間與地點上相遇的歷史人物，我們後人也是可以讓他們重新相遇的，並且，已有西方前輩做出了榜樣。就拿蘇格拉底與孔子來說，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早在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就講，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的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等、中國有孔子等，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貝斯在書中讓蘇格拉底與孔子相遇了，我想在這裡，相遇也就是拿他們二人來比較研究一番的意思。

　　 5日下午在闕里賓舍舉行的分專業學術討論會上，我在發言時談到了蘇格拉底與孔子的相近之處，但也談到了二人國家體制思想上的差異，曾指出：孔子是向後倒的未來國家藍圖，蘇格拉底則是具有現代性的法治國家政治體制思想。這引起了一些中外與會學者的興趣。當時即有人認為我的提法「有新意」，建議寫成文章發表出來。但因學期末了，教事纏身，畢業生要論文答辯、在校生也要考試出題，加之個人以前疏懶的老毛病又犯了，便由夏到秋，一直拖到了現在才動筆。下面即是我當時發言要點的記述與展開。

　　 一、孔子與蘇格拉底相同的地方

　　 我當時談孔子與蘇格拉底二人相同的地方時，講到了：1、他們二人都是愛智主義者，雖然出身不高，但博學與有自己的思想，在社會上很早就有影響；2、二人都是道德思想家，講究人要有自我剋制能力，要有道德修養；3、二人都是偉大的教育家，有教無類，都培養出了許多傑出人才；4、二人都有社會擔當心。另外，甚至二人思想存留於世的載體形式也是一樣的。都是用了談話的形式，都是由他們的學生或再傳弟子記述的。蘇格拉底有《對話錄》，孔子則有《論語》。

　　 史載孔子的出身並不高，年輕時很不被人看起。《史記·孔子世家》中講「孔子貧且賤」；有一次魯國貴族季孫氏家舉行宴會招待士，孔子也去了，卻被季孫氏的家臣陽虎擋在了門外：「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以上記述當無誤。此點孔子本人也承認過。孔子在《論語·子罕》中曰：「吾少也賤」。

　　 孔子奉行愛智主義，愛學習，是出了名的。不想現在的多數人這樣，不讀書不看報，只是做拉關係當官與發財致富的夢，信奉反智主義。

　　 我們都知道，孔子關於學習的最有名的話之一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2] 他還說過關於學習的如下名言：「學而不厭」；[3]「三人行，必得我師焉」；[4]「學如不及，猶恐失之」；[5] 「朝聞道，夕死可矣」。[6]

　　 另外，《論語·八佾》中還記載他不恥下問的故事：「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以上話的白話文即：孔子進了太廟每事必問。有人見此便說了：誰說鄹邑出生的孔某人知禮？進了太廟什麼事都問。孔子聽了後說：我這樣做本身就是知禮的表現。

　　 司馬遷講孔子早年「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返魯。」[7] 他不是專為找事做而作的上述旅行。孔子此行當有學習的目的在其中。史載「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8]《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魯昭公十七年是公元前525年，孔子該年虛歲27歲，他上述的出國學習之行當在此期間。

　　 屈原《離騷》中寫道：「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孔子也是這樣。在回到魯國之後，孔子又曾在魯君的幫助下與魯國人南宮敬叔一起「適周問禮」，即去周天子所在的今河南洛陽市學習周禮和研究古代文獻。回來後，其即名聲鵲起。史載：「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該年30歲，「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9]

　　 總之，孔子的愛學習就像其自己所形容與總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10]「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11]

　　 蘇格拉底的情況與孔子大致相同。蘇格拉底也是出身不高，也是通過自己的不斷刻苦學習，很早就成了蜚聲雅典城邦內外的名人。

　　 羅馬帝國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史家第歐根尼·拉爾修記述，蘇格拉底生於雅典，系出阿羅貝格部。父親蘇甫若尼斯各是位石匠，母親裴娜瑞德是位助產婆。蘇格拉底本人也做過石匠。是朋友格黎東把他拉出作坊，使他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在作坊里和市場上與人討論問題，「由於他辯論得激烈，常常有人抱之以老拳，或者扯他的頭髮；在多數情況下他總是遭到白眼和嘲笑，他卻對這類虐待泰然處之。有一回他挨了一腳毫不在意，別人看了甚為吃驚，他說，『要是毛驢踢我一腳，我能跟它打官司嗎？』」[12]

　　 蘇格拉底與孔子一樣，也是極其熱愛學習，大力提倡人接受教育。我們都知道，蘇格拉底的一個重要命題是「知識即美德」。第歐根尼·拉爾修在《蘇格拉底傳》中講到，蘇格拉底曾說過：「只有一件好事，就是知識，也只有一件壞事，就是無知」。 拉爾修另外還記述，特爾雯神廟的女祭司曾對人講到：「在所有活著的人中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13]

　　 據英國研究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知名學者、愛丁堡大學教授A.E.泰勒研究，蘇格拉底在很年輕時就達到了上述「在所有活著的人中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的水平。泰勒在其的《蘇格拉底傳》一書中寫到：「重要的是要知道，蘇格拉底作為一位具有傑出的理智力量的人物的聲譽，必定在他的前半生就被確認了，尤其是他跟著名的『智者』的關係必須追溯到這個時期……特別是普羅泰戈拉在幾年前就已認識了他，並且稱讚說，他是他遇見的當代最有才能的人，並對他的將來寄予最大的信任」；「蘇格拉底本人在他40歲以前在遠離雅典的知識界中為他自己贏得了卓越地位。我們從柏拉圖的《菲多》中知道在他臨終時在場的人的名字。並且其中的一兩個人的出場都是意料之中的。這些名字中的幾個人都被色諾芬證實為蘇格拉底的朋友。尤其是從特比斯來的兩位年輕人西米亞斯與克貝（一度是畢達哥拉斯派菲洛勞斯的學生），和從麥加拉來的兩位埃利亞派人士歐克里德與特普西昂也在場。西米亞斯和克貝是被色諾芬提到名字的。他們屬於那些真正值得提到名字的人們之列。他們為了專心致志於他們的靈魂的善而是蘇格拉底的常客。居勒尼的有造詣的世界主義者阿里斯提卜（儘管實際上不在場）與蘇格拉底的交情之深在柏拉圖看來，必須對他的不在場作出某種解釋。厭惡阿里斯提卜的色諾芬也把他寫成是蘇格拉底圈子裡的一名成員，並且受到蘇格拉底對他的懶惰與貪圖酒色的生活的辛辣的指責。畢達哥拉斯派對蘇格拉底的特殊興趣表現在以下的事實，即柏拉圖關於他的死的談話是通過埃利斯的菲多對畢達哥拉斯派的弗留的埃科克拉底和一群未提到名字的志趣相同的人說的，他們表現為熱烈的仰慕者，渴望知道這位偉人的最後時刻的全部情況。當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的故鄉的城邦，即特比斯、埃利斯、弗留，都是『敵人』的城邦，儘管公元前421年名義上籤訂了和平協定，伯羅奔尼撒戰爭卻繼續下去，幾乎從蘇格拉底的40歲一直持續到他66歲。似乎可以推出，他與這些非阿提卡的哲學家中的老人的聯繫必定是在他40歲以前就已經發生了，而散居在希臘地區各處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團體必定在這些日子裡已經把他推崇為一個受尊敬的教師了。否則難以理解為什麼從特比斯來的畢達哥拉斯派的年輕的學生們曾經渴望大戰一結束就能夠成群地去拜訪他。同樣性質的『國際聲譽』是通過出自埃斯克勒的、保存到我們現在的一個說明所假定的，那就是，尤其是居勒尼的阿里斯提卜首先是被『蘇格拉底的名聲』吸引到了雅典。所有這些事實清楚地包含的是，和某些現代的描述相反，蘇格拉底從他的生活的早期起，在遠離雅典的知識界中就是眾所周知的一位傑出的人物」。[14]

　　 孔子蘇格拉底二人都是雅斯貝斯所說軸心時代最重要的道德思想家。雅斯貝斯指出他們的思想原則塑造了各自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主要就是指的他們的這一點。中國的孔子大力提倡人要講究仁、義等一套道德倫理，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提倡人要善行、要有道德地生活。

　　 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仁」居於核心地位。儘管《論語》一書中，孔子在具體場合下對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所指的中心是明確的，這就是講究人要發自心地去善待同類，要有愛心， 人與人之間要和睦相處。

　　 它大體與近世講究的人道主義相類似。《論語·里仁》中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智？』」；「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等語。

　　 對於達到仁的途徑，孔子設想是通過人自身的剋制，人的自我修養：「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5]

　　 義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也居於重要地位。孔子的「義」之所指，是說人的行為要公正合宜，尤指不能貪人錢財，講就信用等。

　　 其在《論語·里仁》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論語·憲問》中講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而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在《論語·述而》中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另外在《論語·里仁》中還說過如下的話：「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該句話的白話意譯為：先生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人，沒有敵對，也沒有過於親密，凡是講義的就是朋友、親人。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比如，對於不貪富貴安貧樂道的弟子顏回，他褒獎有加：「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6] 顏回死，孔子像失去了兒子一樣悲痛欲絕。「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孔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17]

　　 在義之與比方面，孔子還說過如下著名的話：「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18]

　　 在此順便提及，由孔子以上「義之與比」的言行，聯繫《論語·顏淵》中子夏「君子敬而無佚，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話，本人認為，近年來有人拿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硬往孔子身上套的做法，有欠公允。

　　 與孔子相近，蘇格拉底也提倡人的靈魂儘可能地美好，提倡人有道德地生活，提倡行善事，「被認為是西方道德哲學之父」。[19] 蘇格拉底也在很多情況下認為，克己禁慾的生活才是「善」的生活。並且，蘇格拉底也大力提倡人講誠信。由此想到，張東蓀先生曾說過中國人「主修」，西方人「主智」，也不盡然。

　　 色諾芬在《蘇格拉底回憶錄》一書的《論自制力的重要性》篇中寫道：「如果自製算作人光榮而又具有價值的美德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回想一些事情，來證明蘇格拉底是不是在指引人走上自製的道路」。

　　 色諾芬在該篇中記述道，蘇格拉底曾說，「每個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把自製當作所有道德品行的基礎，首先樹立自己心中的道德標杆。無法自制的人是無法學會付諸實踐將任何好事實現的。甘願做肉慾奴隸的人身心都會面對同樣惡劣的境況」；「如果沒有自製那麼他將不值得信任。你會把自己的羊群、糧倉，或者農場里的大小事務交託給一個毫無自製的奴僕來做嗎？就算是白送給我們這些，我們也不會接受一個這樣的人來負責幫我們打理一切。既然我們都是這樣的想法，那麼我們自己要做到自製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並且，蘇格拉底身體力行，「他不僅僅是發表這樣的言論，還付諸行動來證實。他戰勝了自身身體的慾望，也戰勝了一切與金錢相關的慾望。他一直覺得不管是誰，如果他的金錢來路不正，那麼他就是讓自己被困成為了金錢的奴隸，並且地位極其卑下。」[20]

　　 色諾芬在該書的《對話詭辯家安提豐》篇中記述了安提豐當面講蘇格拉底生活狀況的話：「你所用來果腹的食物都是最粗劣的，你的衣衫總是破舊不堪，沒有任何季節的區分，你不著長衫也不著鞋襪。」[21]

　　 色諾芬在該書的《人貴在自製》篇中記述蘇格拉底的話說，「自願受苦的人在忍受苦難的時候，心中都懷著美好的希望，並因此心懷鼓舞。就像狩獵人是心懷獵獲獵物的心情去忍受打獵的辛苦勞累一樣。其實這些勞苦所換來的價值並不大。但那些為了收穫珍貴朋友而付出辛勞或者為了戰勝仇敵而付出努力，還是那些為了擁有健康體魄、飽滿精神而妥善治家，為朋友作出貢獻，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人，可以說，他們是非常心甘情願地付出努力，並且也是享受其中的。他們的生活是很幸福的，自己過得自在愜意，還能得到別人的艷羨與敬佩。何況，貪圖眼前安逸的現狀，就會像健身教練所說的一樣，既得不到健康的身體，也不能讓心靈得到任何知識的積累沉澱。持之以恆地努力可以讓人建立起美好高尚的心境。這是前人傳授的經驗。赫西阿德斯也曾說過：『惡行無處不在，就在你的眼前，你的身邊，這條道路走上去是平坦無比的，隨時可以踏上。』但是高尚的神明把辛勞汗水放在了德行宮殿之前，這條道路是漫長而崎嶇的，常常會讓人產生放棄的念頭，但當你即將攀登上頂峰的時候，它會逐漸變得容易起來，正所謂萬事開頭難」；「無賴們不要以為留戀輕鬆的事情是什麼好事，說不定你得到的只是艱苦。」[22]

　　 蘇格拉底主張人們在色情方面也要有自制力。

　　 當時的希臘社會中盛行男同性戀。色諾芬記述道，「在色情方面，一直以來他都奉勸別人要與俊俏貌美的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他認為一旦與這類人關係打得火熱，就有可能出現無法把控自己的情況。他曾在看到克里同的兒子克里托布洛斯在親吻了阿爾克比阿底斯的兒子後問我：『你不是告訴過我，你覺得克里托布洛斯是個很有節制，也很謹慎的人嗎？』」；「蘇格拉底說：『……你可知道與一個美男子接吻會有怎樣的後果嗎？你將會成為一個失去自由的奴隸，會把大把的金錢揮灑在娛樂里，會被很多紛繁的事情纏身，由此自然而然就分散了你用在高尚善良的事業上的心思，甚至還會做一些讓瘋子都會覺得不屑做的事情。』」[23]

　　 另外順便提及，蘇格拉底認為做事有分寸也是人有道德的重要表現。拉爾修在其《蘇格拉底傳》中講：蘇格拉底「有一次當被問及什麼是構成一個年輕人的美德時，他說：『做任何事都不過分。』」[24] 其這點也與孔子相近。孔子在《論語·雍也》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孔子與蘇格拉底二人，又都是雅斯貝斯所說軸心時代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們在東西方文化發展史上的各自重要地位，也與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偉大的教育家有關。

　　 《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子曰：『有教無類。』」孔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從留下了名字的學生中可以看到，他的學生中有十分富有的，也有家庭經濟情況不行的；有魯國本國人，也有齊、宋、陳、衛、晉、吳等外國人；有年齡小的，也有年齡大的；有良民，也有坐過監的。

　　 用現在的話講來，孔子學生中的成功人士不少。《史記·孔子世家》中講，「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裡的「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即人們常說的賢人七十二。他們中，包括了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冉求、仲由、端木賜、言偃、卜商、曾參等人。

　　 顏回事迹本文前已涉及。另外據孔子講，他還有 「不遷怒，不二過」，「其心三月不違仁」 的美德懿行。[25]

　　 閔損字子騫，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與顏回並稱，而其孝悌之德尤為人稱頌。

　　 冉耕字伯牛，為人端莊正派，善於待人接物，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與顏回、閔損並稱。也是與顏回一樣，因病英年早逝。

　　 冉雍字仲弓，品學兼優，為人度量寬宏，仁而不佞。《荀子·非十二子》中將他和孔子並提：「下則法仲尼、子弓（仲弓）之義」。孔子認為冉雍可以做一國之君，並且二人一起討論過君臨之術：「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26]

　　 冉求字子有，亦稱冉有。多才多藝，性格直爽，以擅長政事著稱。孔子稱讚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27] 冉求長期擔任魯國季氏家臣，曾率兵御齊，打敗齊軍。孔子晚年的體面回國，與他有直接關係。

　　 仲由字子路，又名季路。性格直爽，信守承諾，為人勇武，忠於職守。也以擅長政事著稱。曾協助孔子墮三都。後來做衛國大夫孔悝的蒲邑宰時，在貴族內訌中被殺。

　　 端木賜是衛國人，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曾經商於曹、魯之間，富致千金，在孔子弟子當中最為富有。他辦事通達，性格開朗，以語言著稱，擅長外交活動，常在魯國、衛國任職和參與政治活動。

　　 言偃是陳國人。名偃，字子游。性情豁達，為人行事不拘小節，在孔子弟子中以文學著稱，主張用教化來治理社會。他為了貫徹孔子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的主張，在做武城宰時以禮樂為教，使境內有弦歌之聲。

　　 卜商是晉國溫地人，字子夏。性格勇武，為人「好與賢己者處」，以文學著稱，曾為莒父宰。孔子去世後，他到魏國西河講學，主張國君要學習《春秋》，吸取教訓，以防止臣下篡權。提出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還主張做官要先取信於民，然後才能使其效勞。李悝、吳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也尊以為師。相傳《詩》《春秋》等書，均是由他傳授下來的。

　　 曾參字子輿。其父親曾點也是孔子的弟子，一輩子篤信孔子學說。曾參舉止穩重，性情沉靜，為人謹慎，待人謙虛，以孝著稱。齊國欲聘之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辭而不就。他曾提出「慎終（慎重辦理父母喪事），追遠（虔誠追念祖先美德），民德歸厚」的主張，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被後人尊稱為曾子。據傳以修身為主要內容的《大學》，是他的作品。

　　 與孔子一樣，蘇格拉底也是招收弟子不論人的出身高低、國別與年齡。就像色諾芬所記述的：「他熱愛人類，是普通民眾的朋友。他結交的許多喜歡聽他講學的人中，有來自各國的人，他從來沒收過一分錢報酬，並且是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畢生所學都教於他人。」[28] 另外，蘇格拉底對其心愛弟子的愛也是至上的，就像孔子喜歡他的大弟子顏回。

　　 拉爾修在《蘇格拉底傳》中講到，蘇格拉底弟子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圖、色諾芬、安提西尼和所謂的十家。十家中最傑出的是埃斯基涅斯、菲多、亞里斯提卜。[29] 此外還有格黎東等人。

　　 史載，關於柏拉圖的成為蘇格拉底弟子，有這樣一個故事：「蘇格拉底夢見一隻天鵝落在他膝蓋上長出羽毛，然後長嘯一聲沖霄而去。第二天柏拉圖前來求當弟子，蘇格拉底宣稱他就是他夢見的那隻鳥。」[30]

　　 色諾芬在蘇格拉底的弟子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德洛之戰中，色諾芬從馬上摔了下來，蘇格拉底「趕忙過去救了他的命」。[31]作為歷史學家，色諾芬著有《遠征記》、《希臘史》、《蘇格拉底回憶錄》等著作，並存世。他的《希臘史》是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續編，敘事始於公元前411年。他在《蘇格拉底回憶錄》中則全面地記述了其老師的為人與言行，是後人研究蘇格拉底的最重要史料。

　　 安提西尼（一譯作安諦斯滕）被認為是犬儒學派的創始人。安提西尼不是純雅典人，母親是外邦人，被人瞧不起。但當有人告訴蘇格拉底安提西尼的母親是色雷斯人時，他回答說：「啊，難道你期望一個如此高貴的人會由兩位雅典的父母生育的嗎？」[32]

　　 安提西尼在哲學觀點上反對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只有個別的可感知的事物才真實存在，一般概念和規律是不存在的，「只能看見此馬或彼馬，而不能看見一般的馬」。主張哲學家對一切都要無動於衷；認為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不自然的，宣揚自立、自足、自製的道德思想，說「與其享樂，不如發瘋」。

　　 埃斯基涅斯（一譯作艾斯欽）與其老師蘇格拉底一起，被認為是雅典「最初教授修辭術的人」。[33] 但當初被蘇格拉底收做學生時，埃斯基涅斯卻是個窮人。他對蘇格拉底說，「『我是個窮人，什麼都沒有，我把我自己送給你。』蘇格拉底答道：『怎麼，你不知道你送給我的是無價之寶？』」[34]

　　 菲多（一譯作裴洞）也是出身低微的人。早年被俘為農，輾轉於困境之中，是蘇格拉底讓朋友也是學生的格黎東出錢把他贖回，使他成為哲學家的。菲多是愛利亞學派的創始人。

　　 亞里斯提卜（一譯阿里斯底波）是非洲昔勒尼人，家境富裕，是個享樂主義者。因欽慕蘇格拉底之名來到雅典追隨蘇格拉底，後成為昔勒尼學派的創始人。

　　 亞里斯提卜認為事物是客觀存在的，但感覺是主觀的，不能認識事物的真相。他提倡享樂主義的倫理學原則，但強調「要能主宰快樂，而不為快樂所主宰」，並認為有知識或智慧的人才真正談得上快樂。

　　 格黎東（一譯作克里托）有點像孔子的大門徒子貢，頗有資財，是雅典的富翁之一。因為敬佩蘇格拉底而成為蘇的門徒，並且非常忠實。就像色諾芬在《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中講的，像格黎東等一些人聽蘇格拉底講學，「他們並不是為了成為雄辯家或者律師，他們是為了做一個光榮無上的好人，是為了讓他們家族中所有人以及親朋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不受到旁人的指責。這些人一生都沒有因為做壞事而受到人們的指責。」[35]

　　 關於孔子與蘇格拉底的都有社會擔當心。這裡包括了兩點，一是二人都熱愛自己的國家；二是二人都堅信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具有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

　　 雖然曾長期流亡在外，但孔子對魯國一直懷有深厚感情。《孟子·萬章下》：「孔子之去齊，接浠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之國也。』」《論語·述而》中記述孔子的話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記·孔子世家》中對於孔子講此話的背景有說明。他當時從曹國到了宋國，正與弟子們在大樹下演習禮儀，宋國司馬桓魋想殺他，先是把樹殺了。孔子一行人只好離開。弟子們害怕了，催促他快走，便有了孔子以上的話：上天已把傳播道德的使命賦予本人，桓魋又能把我怎麼樣！

　　 與孔子一樣，蘇格拉底也對雅典城邦熱愛，也對自己所從事事業的正義性堅信不疑。其曾在法庭的申辯中講到：「雅典公民們，我敬愛你們，但是我要服從神靈勝過服從你們，只要我還有口氣，還能動彈，我決不會放棄哲學，決不停止對你們勸告，停止給我遇到的你們任何人指出真理，以我慣常的方式說：『高貴的公民啊，你是雅典的公民，這裡是最偉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聞名，如果你只關心獲取錢財，只斤斤於名聲和尊榮，既不關心，也不想到智慧、真理和自己的靈魂，你不感到慚愧嗎？』」；「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說，好像牛虻附在馬身上，這匹駿馬由於太大太肥，年齡未老就行動迂緩，需要叮一叮才能煥發精神。我想是神靈把我拴在城邦上的，具有這樣一種資格，可以走來走去，激發、催促和責備你們每一個人，整天不停地到處緊跟著你們」；「一個於你們有恩、需要閑暇激勵你們的窮人，對他最適合的是什麼呢？雅典公民們，對這樣一個人最適合的是讓他在國賓館用餐。這對於我最恰當，遠過於對你們當中在奧林比亞賽會上賽馬賽車得勝的人。因為他使你們表面上快樂，而我使你們真正快樂」。[36]

　　 二、孔子與蘇格拉底的不同之處

　　 除了本文前已提及的國家體制思想不同之外，孔子與蘇格拉底的不同之處還有如下其他幾點是：1、二人的知識觀不同；2、二人對統治者的態度不同；3、二人對待體力勞動的態度不同；4、二人對婦女的看法有區別。

　　 雖然孔子的國家政治體制思想中有君主限權、樸素聯邦與地方自治的成分，此點本人以前在研究時也指出過的，但是，他的理想國家藍圖卻是倒退與回溯性的。就像我們前已提及的，他的政治目標與理想是恢復西周禮制，認為恢復了西周禮制，天下就「歸仁」了，就達到了理想狀態。

　　 關於此點，孔子在如下話語中，講的更具體與詳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37]「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8]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39]

　　 與孔子不一樣，蘇格拉底肯定雅典當時施行的共同體契約性民主法治體制；同時主張對雅典城邦的極端民主化傾向進行改進。[40]

　　 我們前面的引文中提到，蘇格拉底在法庭的申辯中曾認為雅典是「最偉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聞名」。

　　 在對話錄《格黎東篇》中，蘇格拉底與格黎東對話時曾以擬人方式講到法律所給予公民的平等與自由，以及雅典政治的契約性：「蘇格拉底呀……我讓你出生為人，撫養你，教育你，給予你我能辦到的一份好處，如同每一個公民一樣。而且我還宣布，我向每一個雅典人提供自由，當他已經成為公民，熟悉城邦和法律的治理情況時，如果對我們不滿意，可以攜帶自己的財物離開，到他所喜歡的任何地方去。沒有一條法律從中作梗，不許你們中間任何一個對城邦不中意的人離開，遷往一個殖民地，或者到外邦去僑居，把全部財務都帶走。可是，如果有人留在這裡不走，看清了我們如何執行法律、管理城邦，仍然無意離開，那我就要說，事實上他已經跟我取得協議，我可以向他發號施令，他願意執行。」[41]

　　 另外，色諾芬在《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里，也記有蘇格拉底在與小白里克里斯交談時說的肯定雅典人與雅典司法的話：「蘇格拉底說：『白里克里斯，千萬別認為雅典人的毛病已經非常嚴重，甚至是無可救藥了。你可曾發現在海軍訓練上，他們仍然是井然有序的；在運動競賽上，他們仍舊是十分服從領導的；在歌舞訓練上，他們也仍舊是不遜於其他人的。』……蘇格拉底問道：『白里克里斯，你覺得阿萊阿斯帕各斯的法院怎麼樣？他們難道不是由那些久經考驗的人組成的嗎？……那你覺得還有誰會在斷案上比他們做得更好、更合理、更有尊嚴、更公正呢？』白里克里斯回答：『我實在找不出他們的毛病。』」[42] 阿萊阿斯帕各斯，雅典城堡對面的一座小山，是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雅典最高法院因所在地而得名。

　　 與上述二人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不同有關聯，孔子與蘇格拉底的知識觀也不一樣。

　　 為恢復西周禮制的政治主張服務，孔子像他自己所講的，「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一生致力於古代典籍的整理。[43] 孔子向學生傳授的，也主要是古代典籍上的知識，包括古代禮儀制度，以及與之有關的詩、書、御、射、樂等。

　　 更進一步，孔子主要向學生傳授做官的本領與技能。他曾直接對人講：「三年學，不志於谷，不易得已！」[44]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45]

　　 與孔子不同，蘇格拉底則主要是同他的門徒們開放式辯論，一起追求真理，一起探究哲學問題；一起學習與了解社會現實。為此，雅典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劇《雲》中曾稱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為「思想作坊」（或譯作概念工廠）。

　　 除此之外，蘇格拉底平時的工作是對雅典各類公民提出建議與忠告，就像其在法庭申辯時所講的：「雅典公民們，真理就是這樣：一個人的職位在哪裡，不管這是自己選定的，還是上級指派的，他都應該堅守在那裡，而對著危險，不考慮死亡，也放棄其他顧慮，決不讓榮譽受到損害」；「我這個人，一輩子忙忙碌碌，無意於多數人所關注的事情，不圖錢財，不治生業，不當將帥，不求聞達，城邦里喧騰的種種熱門活動，諸如宦海沉浮、勾心鬥角、黨同伐異等等，一概不聞不問……一心為你們每個人作出我認為最大的服務，千方百計說服各位關心你們自身，關心自己儘可能地臻於完善和智慧，不要只想個人的瑣事，要關心城邦本身，不要老想城邦的瑣事。」[46]

　　 對於統治者的態度，孔子有無原則尊崇的傾向。《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鄉黨》記孔子：「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寅寅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踖如也，局促不安的樣子；與與如也，弓著腰的樣子。亦即，孔子在當權者面前如同京劇《法門寺》中的丑角賈桂，不敢伸直腰。

　　 蘇格拉底不這樣。與孔子完全不同，蘇格拉底則對統治者有不恭的傾向。換言之，蘇格拉底是以平等的視角來看待從政者。

　　 蘇格拉底認為，政治人物也是人，有時候還不如老百姓有智慧哩！其在法庭申辯時公開講，「我去訪問一個有智慧名聲的人，心想在他身上可以證明（關於我的）神簽有誤，可以向它指出：『這個人就比我智慧，而你卻說我最智慧。』我對這人進行考察，他的名字我不用說，這是一位政界人物。見到他，雅典公民們，我的眼界大開。我跟他談話，發現這個人雖然很多人認為智慧，他自己尤其自認為智慧，實際上並不智慧；於是我試圖給他指出，他認為自己智慧而實非如此。……我臨走的時候心裡暗想：『我還是比這人智慧；因為我們雖然沒人真正知道美的和好的，他一無所知卻自以為知道什麼，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為知道。看來我在這一點上要比他智慧，這就是以不知為不知。』……天狗在上，雅典公民們，我必須對你們說老實話，我得到了一點經驗：那些名氣最大的，我從神的意旨來看，幾乎是最不行的；那些名氣比較小的，卻頗為講理，似乎是比較幹練的人。所以我要告訴你們，我到處奔波，備嘗辛苦，終於證明那條神簽是駁不倒的。」[47]

　　 蘇格拉底不像孔子提倡畏大人，而是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下材料也是蘇格拉底該方面主張的曲折反映。色諾芬在《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記述說：「指控者說蘇格拉底教唆青年對他們的父母不重視，讓他的門徒們都認為他們比自己的父母更為聰慧」； 指控者說「蘇格拉底除了教唆他的門徒輕視父母之外，還教唆他們輕視其他的親屬，說親屬不如醫生或者律師所提供的幫助多，因為醫生可以進行治療，而律師可以為之進行訴訟」； 指控者說「他曾表示，只有那些明白很多事情並對他人有益而且讓人們也能明白這一點的人是最受尊敬的。」[48]

　　 另外，蘇格拉底認為，在一個生活共同體之中，管理者與勞動者，都是在為自己而工作，只是分工不同，沒有高下之分。他為此曾把管理者比作狗。色諾芬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城裡發生革命後，阿里斯托哈斯家裡來了許多親戚，他經濟力量有限，負擔不起許多的來人後，在蘇格拉底的提議下，借錢開了一間羊毛作坊。羊毛作坊開起來了，並且經濟效益還好，但問題又來了，親戚中的婦女們對阿里斯托哈斯的不幹活有意見。蘇格拉底聽後對阿氏說：「你怎麼不把狗的故事講述給她們聽呢？……可以這樣告訴你的親屬們，你其實與傳說中的狗是一樣的，是她們的保護者，因為你的存在，才能保障她們安安心心地工作。因為有你，才為她們排除了一切困難。」[49]

　　 孔子與蘇格拉底，二人對待從事具體社會生產與體力勞動態度的一些不同。

　　 孔子對人從事具體社會生產與體力勞動是持輕視的態度。從他的恢復西周禮制理想考慮，認為唯有知禮才最重要。因此，當有學生想與其討論如何種田時，孔子曾大發光火：「樊遲請學稼，子曰：『我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我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50]

　　 另外，本文前面提到，孔子講過「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的話。由此想到，文革時期，在毛髮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有人曾據此批判孔子輕視體力勞動者，看不起工農大眾。孔子是有那麼點意思。

　　 在此順便提及，毛他們雖然批判孔子輕視體力勞動，但他也是一樣。曾與孔子的上述想法一樣，其在世時只管教人「鬧革命」，認為「革命」上去了，生產自然而然上去。另外，其本人雖然早年曾當過老師，但卻對此職業甚是鄙視。有這樣一件事。其早年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時的校長張干，1949年之後在原湖南第一師範舊址上建的妙高峰中學當了一名普通算學老師。在1950年10月毛的一次家宴上，當他打聽張干下落、周世釗告知張還在原地當普通算學老師時，毛隨口道：「哦？還在吃粉筆灰！」不久又就發揮其影響，讓張「受聘為（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後被聘為為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顧問，每月領取優金」。[51]

　　 與孔子正好相反，蘇格拉底提倡人們從事具體社會生產與體力勞動。這也可以從蘇格拉底的指控者那裡得到證明。色諾芬在《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中記述道：指控者控告蘇格拉底用古希臘著名詩人 「赫西阿德斯的詩句——不要認為做工是恥辱，而要將閑懶作為恥辱」 教育門徒，居心不良；色諾芬接著為蘇格拉底辯解說：「蘇格拉底同意這樣的觀點——忙碌的工人是好的，閑著什麼都不幹的人是不好的，做為善，閑為惡——但是他同樣說了真正工作的人是那些做好事情的人，他們是最有用處的工人。」[52]

　　 隨著孔子熱的逐步升溫，我們中近年來有人對孔子輕視婦女的思想，想方設法予以掩蓋。對歷史人物的這種做法不可取。孔子是有輕視婦女的思想。他曾親口講過，「唯女人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53]

　　 與孔子不同，蘇格拉底則是對有思想有水平的女性尊敬有加，而不論其所從事的職業高貴與否。

　　 普魯塔克在《名人傳·伯里克利》中記述說，雅典高級妓女阿斯帕西婭是個非常聰明且具有政治家氣質的女人，因此被伯里克利追求；蘇格拉底有時也帶著門人去拜訪，他的朋友們也常把妻子帶去聽她高談闊論，儘管她所做的事情既不體面又不正派，她培養年輕女子，使她們成為高級妓女。

　　 另據研究稱，「阿斯帕西婭和與之年齡相仿的蘇格拉底之間的友誼長期持久……顯然，他被阿斯帕西婭的智慧所吸引」；「如果阿斯帕西婭到雅典不久他們就結識了，他們都是二十幾歲的年齡，那麼智力發展水平可能差不多。阿斯帕西婭受到智者的影響，儘管蘇格拉底不是智者，而且反對他們信奉的真理，但他聽過智者的演講，思考過他們的學說……蘇格拉底和阿斯帕西婭之間肯定有某些共同的認識，甚至誹謗者都稱她為『蘇格拉底的門徒』，柏拉圖則幽默地稱她為蘇格拉底的導師。此外，在完善蘇格拉底的思想方面，阿斯帕西婭一定也起了作用，其中就包括關於女性的思想。」[54]

　　 此外，與恢復周禮的政治主張相配套，孔子有思想統制的傾向。比如《論語·顏淵》中記述其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蘇格拉底與之相反，提倡言論與思想自由。就像蕭公權先生所指出的，「西人說言論自由多注意於個人之表現。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即認個人之良心為真理無上之權威。雖國法君令不能壓倒良心，使之屈伏而發違心之論。氏之此說實為歐洲言論自由最早之呼聲，亦即西方後此言論自由之基本信條。」[55]

　　 三、有關的話語

　　 綜上所述，由孔子與蘇格拉底思想與態度的五點不同，決定了他們各自學說與思想的性質。與孔子思想相比較，蘇格拉底的思想無論在政治體制思想方面；在知識觀上；在對統治者的態度上；在對待體力勞動的態度上；在對婦女的看法上，都更具有進步性。用西方學術界的術語講來，蘇格拉底的思想與孔子相比，更具有現代性。

　　 對於他們各自思想不同點形成的原因，本人認為主要是選擇使然，而不是什麼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了，地理環境起了決定作用了，等等。

　　 他們各自的思想觀點都應是選擇的結果。比如，在古希臘，社會的現實是對婦女極度輕視，婦女只被看成生育工具與實現性快樂的工具，不具有完全人性和理性。只有男人才被視為具有完全人性和理性。由此導致了人們的觀念中男女之間的愛，不如兩個男人之間的愛高尚，男同性戀在雅典盛行。人們普遍認為，「在（男同性戀）這愛情里，是兩個理性存在之物之間發生關係……兩個理性存在物之間的愛情是最高一類的愛情。」[56]

　　 但就像我們前面所指出的，蘇格拉底卻與雅典社會上一般人不一樣，他是一反對男子搞同性戀，二能夠平等看待婦女，曾帶領門徒向知識女性阿斯帕西婭學習。

　　 另外，與前述蘇格拉底的政治體制思想有內在關聯，曾經留學英國的阮煒，曾寫書認為希臘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自由。亦即，阮煒認為，作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源頭的古代希臘政治制度糟的很；中國人以前的言必稱希臘，就像毛當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所批評的那樣，很不正確。

　　 在《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中，阮認為「希臘人沒有宗教自由」， 「希臘人沒有人身自由」。到頭來，甚至連柏拉圖的在雅典講學時發表自已的不同政治觀點，也成為了希臘人中間沒自由的證據。該書第八章《不自由的民主》的第八目，標題即是《搞意識形態控制的柏拉圖》。[57] 要知道，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柏拉圖的在雅典發表自已不同政治觀點，這事有點像後來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希特勒的發布《我的奮鬥》，表明的是當時雅典的社會內有自由。阮某人所舉事例正好相反。然而，就是這樣一本邏輯上不通的學術專著，在目前的我國卻成了暢銷書。2009年初版後，2014年又出了第二版。

　　 關於古希臘社會中有無自由的問題，本人不同意以上阮的觀點。筆者認為，美國學者伊迪絲·漢密爾頓的如下分析更有道理：蘇格拉底之死不能說明雅典社會內沒有自由，「蘇格拉底被關進監獄，指控他的罪行是：宣揚新的神明，腐蝕年輕人。他在監獄中喝了毒藥。這一件事從反面給我們提供了一條例證。那時候，他年事已高，講了一輩子想說的話，而雅典剛剛經歷了嚴峻的時刻，遭受了沉痛的失敗，經歷了急速的政府改組，以及嚴重的管理不善。蘇格拉底是在一個突然的驚慌時期被判罪的——所有的國家都經歷過這樣的時期——當時的人們為自身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終日，變得殘忍兇惡了。應該說，這是個合乎情理的推測。即使如此，我們必須指出，他是被少數人判罪的，而他的學生柏拉圖以他的名義繼續講學，不僅沒有受到騷擾與干涉，而且受到人們的敬仰與愛戴。蘇格拉底是雅典唯一的為自己的觀點而死的人，其餘的三人被迫離國。這就是名單上的全部人數了。」[58]

　　 正因如此，才如我們以上所述，蘇格拉底至死都認為雅典城邦偉大，都熱愛著雅典的。

　　 [1] 本人的筆者的《論孔孟的國家政治體制思想》一文，發表於《齊魯學刊》2007年第2期，內容擴充後收入《憲政體制的歷史思辨》（齊魯書社2011年出版）一書。本人的《論孔孟的樸素聯邦制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為2013年孔子誕辰紀念日而作》一文，在同年山東省社聯與曲阜師大聯合舉行的紀念孔子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後收入《憲政體制的歷史申論》（齊魯書社2014年出版）一書。

　　 [2] 《論語·學而》。

　　 [3] 《論語·述而》。

　　 [4] 《論語·述而》。

　　 [5] 《論語·泰伯》。

　　 [6] 《論語·里仁》。

　　 [7] 《史記·孔子世家》。

　　 [8]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

　　 [9] 《史記·孔子世家》。

　　 [10] 《論語·述而》。

　　 [11] 《論語·公冶長》。

　　 [12]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柏拉圖對話集》附錄，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01頁。

　　 [13]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A.E.泰勒：《蘇格拉底傳》附錄，趙繼銓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70頁。特爾雯神廟女祭該語王太慶譯作「在所有的人中間蘇格拉底最智慧」，似欠妥，故未用。

　　 [14]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A.E.泰勒：《蘇格拉底傳》附錄，趙繼銓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5-37頁。

　　 [15]《論語·公冶長》。《論語·顏淵》。

　　 [16]《論語·雍也》。

　　 [17]《論語·先進》。

　　 [18]《論語·里仁》。

　　 [19] 羅伯特·柯布里克：《希臘人：愛琴海岸的奇葩》，李繼榮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版，第195頁。

　　 [20]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4頁。

　　 [21]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頁。

　　 [22]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頁。

　　 [23]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頁。

　　 [24]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A.E.泰勒：《蘇格拉底傳》附錄，趙繼銓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68頁。

　　 [25] 《論語·雍也》。

　　 [26] 《論語·雍也》。

　　 [27] 《論語·公冶長》。

　　 [28]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29]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A.E.泰勒：《蘇格拉底傳》附錄，趙繼銓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74頁。

　　 [30] 第歐根尼·拉爾修：《柏拉圖傳》，《柏拉圖對話集》附錄，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14-615頁。

　　 [31]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A.E.泰勒：《蘇格拉底傳》附錄，趙繼銓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64頁。

　　 [32]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A.E.泰勒：《蘇格拉底傳》附錄，趙繼銓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68頁。

　　 [33] 第歐根尼·拉爾修：《蘇格拉底傳》，《柏拉圖對話集》附錄，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00頁。

　　 [34] 第歐根尼·拉爾修：《柏拉圖傳》，《柏拉圖對話集》附錄，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06頁。

　　 [35]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

　　 [36]《柏拉圖對話集》，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0-41頁，第42頁，第49頁。

　　 [37] 以上幾條見《論語·堯曰》。

　　 [38] 《論語·顏淵》。

　　 [39] 《論語·季氏》。

　　 [40] 參見柏拉圖對話錄《高爾吉亞篇》。閱讀該篇時，可參考A.E.泰勒的分析。（泰勒：《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謝隨知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183頁。）

　　 [41] 《柏拉圖對話集》，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7-68頁。

　　 [42]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頁。

　　 [43] 《論語·述而》。

　　 [44] 《論語·泰伯》。

　　 [45] 《論語·衛靈公》。

　　 [46] 《柏拉圖對話集》，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9頁，第48-49頁。

　　 [47] 《柏拉圖對話集》，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9頁，第30-31頁。

　　 [48]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頁。

　　 [49]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8頁。

　　 [50] 《論語·子路》。

　　 [51] 辛平：《毛澤東與黨外人士》，太白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頁，第160頁。

　　 [52] 色諾芬等：《蘇格拉底》，崢嶸譯，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

　　 [53] 《論語·陽貨》。

　　 [54] 羅伯特·柯布里克：《希臘人：愛琴海岸的奇葩》，李繼榮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版，第195頁，第196頁。

　　 [55] 蕭公權：《憲政與民主》，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頁。

　　 [56] 霍普·梅：《蘇格拉底》，瞿旭彤譯，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8頁，注14。

　　 [57] 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

　　 [58] 伊迪絲·漢密爾頓：《希臘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齊平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