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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博大精深在於醫易同源

中醫的博大精深在於醫易同源《易經》、《易傳》是不是中醫學的直接理論淵源?《易經》產生後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長達一千六百多年的時間內,對醫學有無影響?亳無疑義,從明末始,中醫將醫理放入《周易》之中,認為中醫必須通曉《周易》,始為許多醫家的認識和主張。隋唐後「醫易會通」,而隋唐前,《黃帝內經》與《周易》有何關係呢?答案肯定是有的。《易傳》作者和年代,《史記》、《漢書》等均認為是春秋時代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易童子問》始疑《繫辭》為孔子作,清代崔述進而疑《彖》、《象》為孔子作。近現代大多數學者以為「十翼」均非孔子所作。但是,有人以為《易傳》確為孔子所作。隨著馬王堆帛書本《周易》的出土與考釋,當代學者中贊成《易傳》為孔子所述、門人整理者有所增加。其成書年代有戰國說、戰國初年說、戰國末年說、秦漢之際說幾種。郭沫若認為:《說卦》、《序卦》、《雜卦》是秦以前作品;《彖》、《繫辭》、《文言》是秦時荀子門徒所作。《象》又在《彖》之後。李鏡池認為:《彖》、《象》在秦漢間,《繫辭》、《文言》在漢昭、宣之間,《說卦》、《序卦》、《雜卦》在昭、宣之後,宣、元之間。張岱年認為:《易大傳》的年代應在老子之後,莊子以前,其中《繫辭》是戰國中後期作品,《象》較《彖》稍晚。多數學者雖然對各篇形成的具體年代有不同意見,但卻認為《易傳》從整體上看成書於戰國時代。《黃帝內經》成書年代,有戰國說、西漢說、東漢說等。主戰國說者如北宋程顥《二程全書》、明代方以智《通雅》、清代魏荔彤《傷寒論本義》等,均否定《黃帝內經》為上古黃帝手筆,而主張為戰國時期成書,現代學者任應秋將《內經》的內容與戰國時代的《周禮》相比較,將《素問》的韻文文體與先秦的韻文文體相比較,認為《內經》為戰國時成書。主西漢說者,大多從《內經》的語言風格上進行推斷。如宋代聶吉甫認為是西漢初淮南王劉安所作,明代呂復認為《內經》的學術思想雖出自先秦戰國,但其文字成書則為西漢學者所為。現代有學者認為《素問·上古天真論》中「昔在黃帝……成而登天」一段文字,為引用自《史記·五帝本紀》及《大戴禮·五常德》,故其成書當在司馬遷之後。也有學者根據字義進行推斷,如「豆」字在先秦為盛物工具,而《內經》「豆」字均為「豆子」義,故《內經》成書年代主要在漢代。主東漢說者,主要依據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和《足臂十一脈灸經》,認為《內經》晚於這兩篇西漢的帛書,故形成於東漢。博主認同西漢說,並認為《黃帝內經》可能成書於漢武帝之後。雖然《黃帝內經》非一人一時所作,是戰國先秦至西漢的醫學總匯,但最後的成書是在西漢,有的篇目如「七篇大論」可能出現在東漢甚至更晚。由此可見,《易經》的成書早於《黃帝內經》數百年,《易傳》也早於《黃帝內經》,從時間上看,《易經》、《易傳》對《黃帝內經》產生影響是可能的。考察《周易》和《內經》這兩本書的理論體系,究竟有沒有關係,首先對其基本範疇作一分析。兩者共同採用的基本範疇主要有陰陽、五行、氣、神、象、數,等等。這些基本範疇構成了《周易》和《內經》的理論基礎。至於兩者各自特有的範疇如《周易》的「卦爻」、「乾坤」,《內經》的「藏象」、「經絡」、「證候」等,從本質上看,均可以從上述共同範疇中找到思維基礎或同質內涵,如「卦爻」、「乾坤」與「陰陽」同質,「藏象」、「經絡」、「證候」等中醫範疇雖然有醫學的特定內涵,但其理論基礎正是陰陽、五行、象、數。本節分析「陰陽」基本範疇及其思維方式。「陰陽」是《周易》的最基本範疇和理論精髓。雖然《周易》經文沒有出現「陰陽」二字。但《周易》經文中卦爻的基本符號「—」、「--」卻反映了上古先民的陰陽觀念。這與古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以及農業耕作生產有一定關係。上古時代人們觀察日月之象,晝夜、陰睛、寒暑變化,發現大量相反相對現象,又在農業生產中發現向陽者豐收、背陰者減產等現象,殷、周時期,人們就總結出「相其陰陽」的生產經驗。《易經》除了系統記錄下陰陽卦爻符號外,還提出了乾坤、泰否、剝復、損益等陰陽對立的卦名,在卦爻辭中也有吉凶、上下、大小、往來等對立的詞語。可見至遲在殷、周時期,陰陽的觀念已相當成熟。到了西周末年,已明確提出「陰陽」二字,「陰陽」已被上升為解釋事物運動變化的哲學範疇。如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周宣王卿士虢文公以陰陽二氣解釋自然現象,認為土地解凍是陽氣上升,春雷震動是由於陰陽二氣處於「分布」狀態。周幽王太史伯陽父以陰陽二氣解釋地震,認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這是現存文獻中「陰陽」概念的最早記載。春秋時期,史官亦以陰陽二氣說明氣候變化,越國大夫范蠡將「陰陽」用於兵法,提出「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的策略。春秋、戰國時期,《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陰陽」兩面,「陰陽」二氣相互包容在一起,處在一種統一衝和狀態之中。戰國中期,《管子》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等篇標誌著陰陽與五行合流的實現。戰國晚期的鄒衍進一步將陰陽五行結合在一起,提出五行相勝、陰陽消息的學說。當然將「陰陽」思想更加系統化、理論化,並達到空前水平的是《易傳》。「易以道陰陽」,《易傳》第一次系統地將「—」、「--」解讀為陽爻、陰爻,並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無論是「--」、「—」符號還是「陰陽」文字,其基本內涵都是一致的。「陰陽」和「--」、「—」,是對宇宙生命的功能、屬性、關係所作的歸納和分類,表示宇宙生命的一體兩儀,既是對不同事物的歸類,又是對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歸類。體現了一分為二的宇宙生命發生論、結構論、功能論觀點。《周易·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在《易傳》作者看來,天地、尊卑、貴賤、動靜、剛柔、日月、寒暑、男女都是「陰陽」的顯現。《易傳》把「陰陽」提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層面,陰陽不僅是宇宙生命的本元(「乾元」與「坤元」),而且還是宇宙生命的運動過程。《黃帝內經》同樣把「陰陽」視為天地萬物的本原和主宰。《素問·陰陽應象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四氣調神論》:「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素問·天元紀論》:「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無論是「四時陰陽」(或「陰陽四時」)還是「五運陰陽」,都歸結為「陰陽」,「陰陽」才是天地萬物的根本。《黃帝內經》正是將「陰陽」視為解釋人體生命的最高範疇,人體生理、病理等一切器官、功能、活動、病變都可用「陰陽」加以描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使也。」認為天地、上下、男女、左右、水火都不過是「陰陽」的代稱。《內經》還從人體生命現象出發,認為「陽化氣,陰化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不僅將藏府、氣形、氣味、上竅下竅、腠理五藏、四肢六府等作了「陰陽」分類,而且說明了陰陽之間可以互相轉換。《黃帝內經》的治療觀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 「平」就是人體陰陽的和諧平衡。《周易》和《內經》對「陰陽」的基本屬性、功用,「陰陽」之間的對立對待、和諧統一、運轉變化的關係作了十分精詳的說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易》就是關於宇宙「陰陽」的哲學,《內經》就是關於人體「陰陽」的科學。明代張介賓對醫與易的關係作了概括:「欲該醫易,理只陰陽」。可謂透闢!(來源:摘自周易百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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