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錢乘旦：文明的多樣性與現代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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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乘旦：文明的多樣性與現代化的未來

作者：錢乘旦，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組成員。

本文來源：《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文明是怎樣發生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人類進入文明的時間，只佔人類全部歷史的千分之一多一點。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為它需要諸多條件，其中最重要條件之一，是原始狀態中人群之間的交流，迫使他們改變原有生存狀態，形成地域性的社會組織。最古老的文明出現在大河流域，河流是遠古人類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邊最容易與其他人群進行交往。文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水給人類帶來文明，把散布在各處的早期文明幼芽連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長的中心。

　　歐洲最早文明也出現在水邊，只不過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古希臘文明以「城邦」為最顯著特點，幾百個城邦組成「希臘世界」，相互間有永遠打不完的仗。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終都發展出許多地區性的強大國家。但古希臘沒有，結果很快就湮沒了。古希臘情況很特別，可是近代以後卻有人把這種獨特現象說成是「普世」的。

　　古希臘的另一項遺產是城邦民主制，它也被說成是「普世」的價值。在「希臘世界」的數百個城邦中，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民主是一個特例；在其他希臘城邦，則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達。值得注意的是：古羅馬，作為古希臘文明的繼承者，在諸多方面都體現古希臘傳統，但在政治領域卻有明顯的背離。羅馬修正了希臘的實踐，它的發展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因此，羅馬比希臘更「普世」。

　　指出這些事實，只是想說明：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多種多樣的，每一種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時空背景。兩河流域是人類最早的文明發源地，不過戰亂不斷，直至伊斯蘭教興起。埃及恰恰相反。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完成了統一，實行神權加王權統治。但後來卻被羅馬摧毀了；有趣的是，愷撒征服埃及後，羅馬共和國也變成了羅馬帝國，這讓現代普世主義者有點難堪，因為按照普世主義的說法，應該是帝國在前、共和國在後。印度又和埃及不同。雅利安人到來後，消滅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帶來了種姓制。在種姓制的嚴格控制下，印度社會卻出奇地穩定。

　　波斯是又一個古代文明地，巴列維國王曾自豪地說：古代伊朗是第一個學會建立並管理一個帝國的國家，它的經驗為後來的帝國所借鑒。不過波斯卻在希波戰爭中被打敗，後來希臘又被馬其頓打敗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希臘人跟著亞歷山大東征，在東至印度邊界、西至突尼西亞的廣闊土地上實行被希臘人嗤之以鼻的「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段歷史十分弔詭，再一次證明了文明並不由一種固定的價值指導。

　　在西方人眼裡，最神秘、最難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國。大約在5000多年前，從黃土高原到東海之濱的廣闊土地上，已經形成眾多「酋邦」；這些「酋邦」漸漸融合，最終向統一國家方向發展。當歐洲尚處在荷馬時代，周天子已經用分封制規範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會等級秩序，而類似的制度，要到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才在歐洲法蘭克王國逐步形成。西周分封製造成社會嚴重解體，持久的動亂延續了數百年——正如同在西羅馬解體、封建制形成後，西歐也經歷了數百年動亂。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紀統一中國，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

　　除了政治統一這個因素，還有一種強大的思想黏合劑，那就是孔子的學說。孔子生於軸心時代，他希望結束動蕩，回歸秩序，因而設計了一套關於秩序的學說。這套學說承前啟後，幾千年來，它—直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載體。

　　文明有兩個載體，一是政治的載體即國家，二是精神的載體即意識形態。軸心時代之所以偉大，是它產生了人類多種文明的精神載體，後來各種文明的發展，多少都表現為軸心時代精神產物的繼承與變異。孔子的學說與帝國的結構高度結合，形成了思想與國家的完美對接。

　　相比之下，西歐的情況不是這樣，思想與國家未能理想對接，對後來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公元７世紀，唐帝國在東方崛起，歐洲卻進入「封建時代」，國家政權與意識形態分離。這以後，東、西方文明拉開距離。東方「先進」、西方「落後」的態勢長期不變。西歐的封建制度使社會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擺脫落後，就需要重新建立統一的國家；這一次，他們創造出現代民族國家。這種國家以民族共同體作為政治支撐點，以民族認同感作為思想支撐點，在這種國家的扶持下，西方開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歐洲早期的民族國家從專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從這裡開始。儘管現在有些人很不願意說：專制統治也曾在西方「普世」過。人類文明從來就有多樣性，它以時空的規定性為轉移。

　　這樣，在1500年前後，人類進入一個新時代，它以西方崛起為標誌，翻轉了東方「先進」、西方「落後」的布局。從那個時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牽引機，「西方中心論」從那個時候開始，「普世」之說也由此而來。普世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將西方等同於世界，由此一來，文明的多樣性就不復存在。

　　從大航海時代起，西方開始了搶奪殖民地的過程。到19世紀末，西方的霸權終成定局。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多種並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盡頭。事實上，一直到殖民擴張開始時，世界上各種文明基本上處於相互平等的狀態。但是當資本主義的觸角伸向整個世界時，西方的優勢越來越明顯。文明間的平等關係被打破，眾多文明面臨著生死抉擇。

　　湯因比曾說：挑戰與應戰是文明生存的機制，決定著文明的消失與延續。且不論這種理論正確與否，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恰恰在西方霸權登峰造極、眾多文明存亡危殆時，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形成了，這個運動叫「現代化」。今天，西方已經普遍完成了現代化，但文明的多樣性卻沒有消失，即使在「西方」國家範圍內，情況也是這樣。

　　首先，現代化道路不同，英國和平漸進，法國用革命暴力；德國走了另一條路，美國需要先獨立。其次，各國制度不同，「三權分立」，真正遵循的只有美國，因此，把美國的制度說成為「普世」，就如同把伯里克利的雅典說成「普世」一樣。經濟和社會制度更不同，歐洲國家喜歡福利制度；美國卻把福利看作是懶惰的溫床，由此我們發現：凱恩斯是由英國製造的，弗里德曼則由美國生產。最後，西方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變換道路與制度，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也會有不同的社會形態，文明的多樣性是一種常態。

　　西方國家尚且如此，那麼當現代化浪潮沖向非西方地區時，現代化的多樣性就更加明顯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現代化模式，所有成功又都是不可複製的，我們很難想像甘地的策略在阿爾及利亞可以奏效，也很難想像曼德拉的辦法能夠拯救土耳其。美國革命不可能衍生出拿破崙，正如同印度國大黨無法在埃及立足。多樣性是成功的保證，每一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尋找自身發展的道路，恰恰是現代文明的特徵。

　　可是，普世主義只承認單一性，不承認文明發展的多樣性，福山說：歷史終結了，人類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這個邏輯在黑格爾那裡就有了，不同的是：在黑格爾那裡，盡頭是普魯士；在福山這裡，盡頭是美國。可是連美國自己都還沒有走到歷史的盡頭，人類又如何走到了盡頭？

　　在20世紀現代化進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幾乎都是人類古老文明的核心區。亨廷頓認為歷史會因冷戰的結束而終結，古老的文明正在復甦，因而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但是，文明的多樣性是不是意味著必定衝突、而衝突又意味著你死我活？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古老文明獲得了新生，恢復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經被西方霸權扭曲的文明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現在重新被扭轉。亨廷頓說：這是「文明的衝突」；我說：這是「文明的回歸」。「回歸」意味著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間的關係重新平等。

　　現代化把人類帶進一個新的軸心時代。當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之間恢復平等時，「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就結束了，人類將面臨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文明將共存，人類將共榮，那不僅是理想，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只有共榮才能共存。人類的文明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的，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