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瓦特 | 美國選戰硝煙背後的政治失靈

美國選戰硝煙背後的政治失靈文/皮瓦特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要求其政治領導層能提出新的政治解決方案，但目前的競選制度恰恰制約了美國進行實質性探索解決問題的能力。表面的開放掩蓋了其政治機制的封閉，選舉雖然熱鬧卻解決不了美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誰知道呢，也許特朗普就是上帝派來拯救美國的吧。

從1860年起，美國的選舉政治就是由民主、共和兩黨主導操作。其他黨派如19世紀末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 雖一度聲勢浩大，但最終也沒逃過被民主黨收編的命運。在選舉政治中，相對於選舉日投票，提名候選人對確保政黨利益更為關鍵，因為不管是蘋果還是橘子，差別不過是口味，而刺蝟則永遠上不了選票。19世紀50、60年代掌控紐約的坦馬尼協會(Tammany Society, 民主黨在紐約的政治組織)的掌門人特威德(William Marcy 「Boss」 Tweed)就曾有言：「只要我管提名，就不在乎誰來投票」（I don』t care who does the electing as longas I do the nominating)。

就總統提名而言，美國從建國初期到現在經歷了兩次結構性變化。最初由國會眾議院中的黨團提名，1824年之後過渡到了由政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無論哪種方式，提名過程基本與普通民眾絕緣，全由政黨核心圈子決定。1968年美國黑人爭取平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疊加共振，國內形勢劇烈動蕩。超過100個城市發生騷亂，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相繼被刺殺。當時超過80%的民主黨選民支持反戰參選人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但在芝加哥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民主黨大佬們卻循舊例直接選擇了當時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會場外頭戴鋼盔的芝加哥警察揮舞警棍追逐毆打驅散示威者的場景成了美國政治史上的經典鏡頭，最後共和黨的尼克松靠著終結越戰的承諾從民主黨手中搶回了白宮。民主黨為了重新執政，不得已從1972年開始將提名過程向普通選民開放。隨著大多數州逐漸採取直接初選的方式來決定總統參選人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支持人數，共和黨也不得不相應作出改變，到1980年就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初選體制 （直接初選的形式在1903年就已出現，但兩黨通過將初選選出的代表大會人數限定在50%之下的技術措施使黨內核心仍然可以決定提名人選）。

今年的美國大選因為大嘴地產商特朗普的加(jiao)入(ju)讓沉悶多時的政壇多了一抹亮色。儘管他要墨西哥出錢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和對中國產品加稅40%等政策建議不值一哂，但他的出現其實也是拜現在的初選體制之賜。儘管從1972年到現在只有11次大選的觀測點，這套體制還是有一些初步的規律可循。首先是非傳統或反主流參選人的出現成為可能(antiestablishment candidates)，比如這次的特朗普，克魯茲，卡森和桑德斯。將提名過程向普通選民開放的反面就是政黨核心圈控制力的下降。民主黨1972年的候選人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和1976年的候選人卡特都不是黨內主流，在舊體制下本無出位可能。新的初選體制使參選人多元化，理論上是好事，但非傳統或反主流意味著政治根基淺，執政經驗有限，即使如卡特最後當選，執政能力也偏弱，難以推進各種政策。政黨控制力下降的另一個後果就是選舉愈發以參選人為中心。個人獨立籌款，搭建競選班子，可以完全不依賴傳統的政黨資源。表面上參選人的背景愈來愈多元化，參選的門檻貌似也比以前低，但「去政黨化」的以參選人為中心的選舉會導致政黨凝聚力下降，同樣不利於推進政策，更遑論因為黨爭而引起的政治僵局（gridlock）。兩種情況下，既得利益都得以繼續把持局面。

特朗普

其次，因為初選在50個州和海外領地漸次展開，參選人要最後爭取到超過50%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就必須在比原來多得多的州競選。而各個州為了增加自己在提名中的話語權，紛紛將自己的初選日期提前，所以從1976年開始出現了所謂超級星期二現象，也就是多個州在同一天扎堆舉行初選。這樣一來，參選人要麼能夠在三月份迅速勝出，要麼就要一直膠著到六月份，如2008年奧巴馬和希拉里之爭。候選人要想勝出，就需要具備或者在多個州同時競選或者打持久戰的能力。無論是哪種情況，都需要天價的競選經費支持。儘管近來由於互聯網的普及，小於200美元的草根捐款增多，但基本上各個參選人超過50%的經費仍然來自大額捐款人（桑德斯目前是例外）。索羅斯這次通過各種途徑就已經資助了希拉里700萬美元。金錢對政治的腐蝕在美國是個長盛不衰的話題，但在目前的競選體制下還看不到根本解決的前景。

第三，目前的初選體制還加劇了選舉娛樂化的傾向。學者們梳理了媒體的選舉報道之後發現媒體的主要興趣在於吸引眼球以擴大自己的發行量或點擊量。媒體儘管每天不間斷跟蹤選舉，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像報道賽馬一樣播報各個參選人之間支持率的變化，嚴肅的政策討論反而難得一見。各個參選人為了廣泛拉票，特別是為了避免得罪持中間立場的選民，也有意在具體政策上打太極。十幾場辯論下來，重振美國經濟，讓中產階級重新過上好日子，重振美國軍力等各種標語式論述鋪天蓋地，就是沒有一個人拿出具體的方案來。像克魯茲這種左手拿華爾街的錢，右手高調抨擊收入不公的戲碼在美國已經被不知多少政客演了一百多年了，您可見華爾街傷了一根毫毛？

今年的初選目前在愛荷華和新罕布希爾州剛剛結束。從歷史上來看，愛荷華的指標性意義比不上新罕布希爾。從1970年代至今，兩黨最後提名的候選人在新罕最差戰績是第二名。民主黨這邊現在就桑德斯和希拉里兩人參選。雖然桑德斯在新罕以60.4%對38%大勝希拉里，而且還在除了64歲以上老年選民之外的所有選民組別中領先，但他獲得提名的機率應該很小。原因首先在於他自稱是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而社會主義在美國政治里是極其負面的辭彙，很多選民在心理上絕難接受（桑德斯的社會主義其實還不包含生產資料公有制，其實質實際上是只比希拉里更激進一點的社會民主黨意識形態，即使這樣在很多選民眼裡已經是離經叛道了）。其次桑德斯是猶太裔。雖然媒體引用學者的研究說目前在美國猶太裔參政已經不存在任何障礙，但筆者揣摩一位猶太裔社會主義者要吸引到多數不明就裡的選民支持估計難度不小。在初選初期，選民看重參選人的親和性和真誠度，正因為在這兩點上桑德斯勝過了希拉里才導致在新罕大勝。但隨著初選推進，選民會更多的考慮本黨候選人在大選中的勝率，在這一點上桑德斯不如希拉里。另外民主黨內西班牙裔和非洲裔是重要的票倉，柯林頓夫婦20多年來在這兩個族裔中培養了不少支持者，眾議院的非洲裔議員小組也剛剛正式表態支持希拉里。所以桑德斯雖然在新罕贏了一局，會暫時獲得更多的媒體關注和捐款，但如果在接下來分別有大量西班牙裔和非洲裔選民的內華達和南卡羅萊納兩州無法超過希拉里，黨內讓他及時退選的壓力就會驟然增大。

共和黨這邊，特朗普以高出第二名一倍還多的35.3%在新罕拔得頭籌，俄亥俄州長卡西奇15.8%第二，參議員克魯茲11.75％第三，佛羅里達前州長傑布布希11%第四，參議員盧比奧10.6%第五。特朗普屬於有錢就是任性，異類中的異類。早年是民主黨的擁躉，搖身一變混入共和黨陣營憑著看似口無遮攔其實精心設計的表演，迎合了共和黨內基層選民對民主黨無處發泄的怒氣。克魯茲是共和黨內極端派的代表，哈佛法學院畢業後做過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的司法助理，2013年的時候曾經單槍匹馬不惜讓聯邦政府關門也要推翻奧巴馬的醫保計劃，手段之激進讓不少國會的黨內同仁也為之側目。盧比奧1971年生人，出自佛羅里達的古巴裔參議員，年紀輕輕曾一度被視為共和黨內主流派的接班人。可惜沒有任何行政經驗，在辯論中面對質疑只知道重複已經背的滾瓜爛熟的口號（六分鐘里說了三遍）。剩下的卡西奇在反對墮胎和削減預算方面手段強硬，唯一的優勢是來自於2008年的搖擺州，當時奧巴馬和麥坎恩的選票差僅為2.5%。如果獲得提名，大選中至少拿下俄亥俄州不成問題。傑布布希來自大名鼎鼎的布希家族，堅定維護工商、軍火、能源、金融大企業的利益，但在諸如墮胎、同性戀、非法移民等社會議題上現實主義感更強，相對溫和。

如果是放在過去由政黨核心圈主導提名的時代，希拉里和布希作為黨內政治家族成員當仁不讓將會獲得提名，但現行的初選制度憑空增加了變數。經驗研究表明在初選開始之前各參選人的結餘競選資金是其生存率的重要指標。目前希拉里和布希兩人及其外圍組織以一億六千三百萬和一億五千五百萬的籌款額遠遠領先其他所有人，足以表明兩人在政治圈裡的深厚人脈（但希拉里是自己籌的佔大頭，布希反過來是其外圍組織籌的錢更多）。不過就結餘資金而言，希拉里截止到二月一號剩下3800萬，只比桑德斯多1000萬，布希更只剩760萬，遠遠少於克魯茲的1800萬，特朗普也只剩700萬（不知道他會不會賣掉他的波音757）。只能說布希雖然受共和黨內精英歡迎，但要從目前的落後境況下突圍難度也是不小。希拉里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可能會遇到小波折，但在三月底鎖定提名應該不成問題（當然如果二月的南卡和內華達州都輸了就另當別論）。

展望大選的結果，希拉里或布希當選，能各自動用的執政資源會很豐富。但因為兩人及其家族涉足政治多年，對手不少，能否在美國政治極端化的情況下彌合分歧也面臨不少困難；而且兩人囿於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另闢蹊徑開創新的政治局面以解決國內國際問題的可能性也不大。桑德斯、克魯茲、盧比奧都是參議員，口才上佳，但都沒有更深厚的行政經驗和根基（桑德斯做過市長，克魯茲做過州檢察長），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位當選，學習如何行政的磨合期就不會短（桑德斯在國會25年也許會好點）。等學得差不多了下一屆選舉又開始了，所以也不會有太多時間去妥善處理美國所面臨的緊要問題。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要求其政治領導層能提出新的政治解決方案，但目前的競選制度恰恰制約了美國進行實質性探索解決問題的能力。表面的開放掩蓋了其政治機制的封閉，選舉雖然熱鬧卻解決不了美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誰知道呢，也許特朗普就是上帝派來拯救美國的吧。

（編輯/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