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平 |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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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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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期，有玩伴無意間指著某人的背影告訴我，某某某曾扇過老師耳光，我不記得玩伴當時的表情了，但其中絕無厭惡，倒有一絲的崇拜。因為學生糟踐老師的事例，當時太過普遍，得知此人此事後，也沒有驚訝，只是後來回籍探親，偶遇當年被指其人，其貌其態，縈繞不散。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女紅衛兵學生歷時三個小時，打死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卞仲耘成為「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學生打死的老師。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帶頭打死卞仲耘的宋彬彬等帶領50名紅衛兵、學生代表，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帶上紅衛兵袖章。《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立即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的談話。毛問宋彬彬叫什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說：「要武嘛」。事後，宋彬彬即改名「宋要武」。

接見後的第二天，學生打老師的行為，便在全國蔓延開來。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最為猛烈之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期間，死傷老師不計其數，被侮辱者便更多了，所以被扇耳光的經歷，簡直不值一提。有將老師自批判桌上猛然推下者，有逼迫老師煤渣路上爬行者，有皮鞭打斷老師肋骨者，有摁成排圖釘在老師額頭者，有強迫老師喝尿喝墨汁者，有輪流踩踏老師屍體者，與之相比，被扇耳光的處罰，輕之又輕。

馬一浮被紅衛兵抄家時，低聲懇求道：「留一方硯台給我寫字好不好。」紅衛兵二話不說，上前「扇了反革命分子一記響亮的耳光」。馬一浮與梁漱溟、熊十力並稱「現代三聖」，周恩來稱之為「當代理學大師」；蔡元培邀他赴北大任教，他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由，堅辭不就；蔣介石許以官職，斷不應命；孫傳芳求見，他拒絕；孔祥熙求字，他拒絕。而這一記耳光，打掉了老先生所有的尊嚴，悲憤與羞辱交集中，不久便去世了。

扇耳光已然成為造反派的下意識行為，成為紅衛兵的標誌性動作，被斗者略有不順，便是一耳光，稍有杵泥，又是一耳光，馬一浮這樣的大師也不例外。批鬥會高潮處，每每有紅衛兵小將上前摑被斗人的耳光，啪啪作響，台下則一片喝彩，越喝越掄，無休無止，有積極分子也跳上前來，一試身手，直掄得被斗者眼冒金花，口鼻淌血。

而掄掌者多為女紅衛兵，蓋因這露臉營生實在屬於輕活，而壓下會場後通宵達旦的大刑伺候，多為膀大腰圓的男性。人皆有不忍之心，但這幫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小將沒有。在真理與謬誤的衝突中，他們何以選擇了為惡，而非從善，因為他們從根底上就將真理與謬誤顛倒了。

學生何以對老師如此的仇恨？是誰將老師推到了學生的對立面？

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說：

教員就那麼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麼也不行。為什麼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出50%，其他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老師就那麼一點本事，便不值得尊重？恐怕沒有這麼簡單。老師的礙手礙腳在於他們是學生洗腦路上的絆腳石，被洗者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未被洗者認為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魯迅1927年在《可惡罪》中說：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這些老師便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之人。

自古以來惟僅有，迄今之後竟何如？其實不然，扇老師耳光的行徑，早已有之。「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12月17日，平津學生赴南京請願抗日。蔣介石請陳銘樞、蔡元培出面勸說學生，陳銘樞被悶棍打倒，蔡元培則被北平大學女學生、示威團指揮、中共黨員薛迅扇了耳光。蔡年事已高，右臂為學生所強執，推行半里，頭部受擊頗重，傷數月方愈。策劃者是中共北平地下黨，目標是保衛蘇聯。解放後，薛迅分得了高官。

原標題為「扇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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