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對話《新周刊》：做導演讓我改變了性格

　　「我從來不太在意某一種評價。」

　　《新周刊》:之前因為《英雄》和《十面埋伏》，有人評價你不會講故事，你對此怎麼回應？這一次的故事會怎樣？

　　張藝謀:我從來不太在意某一種評價。一個電影出來以後，評價太多了，你在意什麼呢

？有時候表揚你，也是說法太多了，你興奮哪一點呢？拍電影是自己心裡清楚的事情，自己有幾兩重，先天有什麼問題，劇本有什麼問題，能做到什麼程度，優點和缺點比例，我都很清楚。我知道藝術無法做到完美，甚至無法做到讓自己完全滿意，所以大家的誇獎和批評都很正常，沒有才奇怪。所以你不能根據某一種說法去修正、檢討自己，人家一說你不好立刻作檢討，或是一說好立刻就範進中舉，得意忘形，都說明你不夠自信。所以我不太在意某種說法。

　　《新周刊》:編劇鄒靜之以古裝電視劇系列聞名，你怎麼想到請他來為《千》編劇？你怎麼看待他的風格？以及和《千》劇的結合？

　　張藝謀:五六年以前，我就跟高倉健約定雙方合作，需要一個合適的劇本。但你知道關於一個日本人在中國的故事，如果要提高到一定的層次，不要局限在某種旅遊心態，不要局限在用本土文化對外國人教育，不要局限在這些普通層次上，而要形成一種互動的故事，挺難的。當時我找了好幾個編劇，我跟他們說，你們自由發揮，就是當代故事——高倉健在中國。劇本寫了很多，但都不滿意。一直到鄒靜之這裡，讓我們看到了曙光，看到了操作的可能性，於是我拉上他去了日本。高倉健很喜歡這個劇本，他的本子讓大家看到了曙光，這一點我感謝鄒靜之。他寫出這麼一個有感覺的本子。

　　《新周刊》:有媒體評論這部電影是一次回歸，是再度對人類樸實的情感進行抒寫，你怎麼看待這種評價？

　　張藝謀:這還是媒體說法，媒體有什麼說法都正常。要不就不是媒體。但回歸這個詞我不想評價，我還是我，對我來說，只是電影形態不同，要用不同的方法和心態來對待。如果要說是回歸，那什麼是不回歸，什麼是迷失呢？那我以前做什麼，現在做什麼？好像都不是。

　　「我電影中的愛恨情仇都比較樸素、比較貧下中農、比較大眾。」

　　《新周刊》:陳凱歌在那篇《秦國人》里把你描述得沉默寡言，而你自己在一次訪談中，也說自己是「收縮性地做人」，但現在媒體都評價你越來越會說話了，而且話也比以前多了。你自己發現這種變化了嗎？

　　張藝謀: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發現是我當了導演之後。陳凱歌寫《秦國人》的時候，我是在做攝影。可以這麼說吧。我37歲當導演，37歲之前我都是沉默寡言的人。37歲之後我漸漸改變，到47歲，10年之後，我徹底變成一個話多的人了。沒辦法，是導演工作限制的，不知道是好是壞，但因為工作需要介紹自己的想法讓別人理解，只能如此。希望老了以後別羅嗦，話癆，就讓人討厭了。

　　在創作中，我每一天每一分鐘都要清楚地讓我的團隊知道我想幹什麼，否則就會造成電影製作中的無效勞動，造成人力精力上的浪費，有時候你每一分鐘都要立刻作決定。尤其是《英雄》、《十面埋伏》這種耗費那麼多錢和人力的大製作，更要很清楚每個部門要做什麼，不能依靠在現場的即興發揮。這是沒有辦法的。

　　《新周刊》:一部電影，有時候會折射出創作者本人的心靈。如果說，從前的《紅高粱》到《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里，都能觸摸到你身上那股勁兒，《千里走單騎》呢？

　　張藝謀:這是所謂文如其人吧，牽強地說，它是一種執著的精神。這跟我有關係，大家都約定俗成地認為我是「一根筋」。《千里》里高倉健也是一根筋，其他某幾個人也有這種一根筋的影子，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偏好吧，喜歡這種執著的、認定一個目標的特性。我始終認為這種性格能產生一種戲劇性。如果你讓我塑造多變的、靈活的，一個隨風飄的那種人，我很沒有這種感受，可能塑造不好。還有就是《千里》呈現了某種樸素感，這不是指畫面，也不是指手段，而是指電影中的某種情懷。這個樸素感跟我個人也有關，你看我的電影很少有特別複雜、矯情、扭著纏繞在一起的情感故事，我很不擅長這個。不管電影拍得好和壞，我電影中的愛恨情仇都比較樸素、比較貧下中農、比較大眾。

　　「主流電影的強大，才是中國電影的真正強大。」

　　《新周刊》:你和鞏俐當年合作過一部港產電影《古今大戰秦俑情》，這好像是你首次與香港合作，首次接觸商業運作，我記得你在一個採訪中說當時對商業電影很看不起，演完了配音都沒去。現在回頭看，從什麼時候，你對商業電影不排斥了?

　　張藝謀:我印象中，10年以前，商業、票房、娛樂這些詞，我們都很少提起。10年後，今天每一個導演都大談票房、商業，大談上座率，已然不是庸俗、低級的表現。10年以前我們都不屑於談，只談藝術或政治。時代漸漸發生了改變，我們自己也慢慢改變了觀念。

　　而且，今天我有更清醒的認識，我認為中國電影的未來，首先是在於主流電影的強大。有人說商業電影叫得不準確，每一個電影都要賣錢，包括藝術電影、探索電影。所以我說主流電影，就是大部分老百姓喜歡看的電影，我指大部分老百姓，不是少數精英。有時候導演有這樣一個體會，當你拍出一個很棒的電影時，你幾乎可以把大小電影節的獎通吃一遍，這對導演的個人成就來說，一部電影就可以讓他滿載而歸，就能成腕兒。但這是電影的唯一出路嗎？這是電影產業的強大嗎？不是，我覺得這是導演個人的成就，不能說明中國電影產業的成就。只有主流電影的強大，才能牢牢吸引觀眾進電影院，才能抵禦好萊塢電影對市場的瓜分和侵蝕。才能保護自己的電影產業、電影投資、銷售的良性循環。韓國是最好的例子。我去日本參加東京電影節，看到一個三層的大商店，裡面全部是韓國明星的紀念物品，所有的扇子、手絹、書啊、影碟啊、鑰匙鏈，大到汽車都有，全是關於韓國電影明星附屬的產品，是給日本發燒友準備的。這樣一個專用品商店讓我震驚，而且裡面還是熙熙攘攘，還不是門可羅雀，這讓人很驚訝，這會帶來多大的產業利潤啊。這就形成了產業鏈。

　　中國電影真正的強大，我以為是主流電影的強大，但我們不要把主流電影只看作商業，而不看作藝術，它沒有那麼嚴格的區分，所以不必去討論多少藝術、多少商業，誰贊成這個，誰贊成那個。主流電影，就是大多數老百姓看的電影。我認為今天的中國電影最缺的就是這個。你可以把《英雄》看成是在做這樣的嘗試，得獎電影我也拍了很多，我也沒有野心要把獎都得完。拍《英雄》、《十面埋伏》，題材是我們的喜好，但多多少少也是在做新的嘗試，去拍一些主流電影。我下一步電影就是主流電影。希望有更多人觀看。

　　「她們都是在大二被我發現的。」

　　《新周刊》: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個女人，或是對你影響最大的一個女人是誰？

　　張藝謀:這種問題挺像八卦雜誌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很難回答。當然我也可以回答你，就是我母親。母親給我的生活的勇氣和最大的力量。

　　《新周刊》:謀女郎一向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但和鞏俐當年所引起的讚譽相比，章子怡更多面臨的是國內輿論的責難和非議，你認為為什麼她們兩人有截然不同的媒體反應？

　　張藝謀:焦點只是兩個人，鞏俐和章子怡，別人還到不了這個程度。當然這兩個人也很特別，都跟我有多次的合作。雖然是我發現她們，但如果不是我啟用，她們就不成了嗎？也未必。首先她們是這塊料，第二也在於有幾部拿得出去的作品，迅速地在世界上有了影響。最重要的，是她們也都非常努力和刻苦，大家只看到成就和花環，機會和條件什麼的。但我知道，她們每走一步都是很艱辛的，沒那麼容易。這三者缺一不可。但我覺得很幸運的是，現在國際上影響最大的兩個中國女星，都是我發掘出來的(得意地笑)。她們都是在大二被我發現的，在這方面我有自豪感。

　　鞏俐剛出道的時候，也有一段時間被砸得很厲害，說三道四，再加上跟我所謂的緋聞，罵得很厲害。這事我還問過張曼玉，她說她在香港剛出道的時候，也一片罵聲很多年。她說一個年輕女演員只要出來，飛速躥紅，一定是這樣的。這好像就是個規律吧。

　　「那時候大家都很無私很可愛。」

　　《新周刊》:你和陳凱歌導演曾經合作過，以後是否有機會以某種形式合作？

　　張藝謀:第五代出道初期，都是團隊作戰，至今回憶起來很珍貴，非常讓人難忘的一段時光，那時候團隊作戰的團隊精神，是一去不復返了。不是每個人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是電影走向真正個性化、多元化之後的必然。在那個時代還注意不到電影需要個性化，那時候其實誰都是導演，誰都是攝影，大家都談很多東西，很無私很可愛。但那是一個特殊時期，那時的中國電影完全處在一個需要呼喚新生力量的時候。

　　你看現在的年輕導演，一出來就是獨立作戰，不搞抱團了。大家只是把他們統一叫做第六代、第七代，但你問問他們誰和誰商量拍電影？沒有，實際上他們一出校門就呈現了個性化的強烈色彩。這是必然的，因為作品，尤其是創作，沒有個性就沒有生命。

　　今後合作也不是沒可能，但那已經不是團隊作戰，就是誰需要給誰幫忙了。

　　《新周刊》:因為你和陳凱歌在中國電影界的地位，人們習慣性地把你們設想成對手關係。但你們卻是同學，又合作過，陳凱歌寫過文章來評價你，但很少聽你對於他的言論。

　　張藝謀:我很擔心你拿這個評價的東西去參與到現在這個比較的潮流中去。我只說一點，他的文學才華是我們這一批同學中最好的，這是毫無疑義的。其他的就不評價了。

　　「至今我也沒看過他的這部電影。」

　　《新周刊》:長期以來，你和陳凱歌是中國兩位大師級的導演，你覺得你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競爭關係？對於同期上映的陳凱歌的《無極》，你怎麼看？

　　張藝謀:大師級我不敢當。真的。大家把這兩部電影放在一起議論，我覺得這是好事，這種電影之外的多餘話，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會提醒大家有這麼兩部電影，這是好事，至少多一些票房對誰都有好處。這種事情多一點會更好，但不只是我們兩個導演，而是我們要是老有這種話題就更好了。(笑)如果是大眾真正關心，而不只是媒體在搞話題，如果大眾也很關心這些導演都有什麼特色，討論我更喜歡誰的電影，那就是中國電影的福音了。那我們的票房就會像韓國了。媒體熱炒這個話題，我一點也不反感。我覺得能提升大眾吸引力，這不是壞事。

　　但我自己根本不往這兒想。因為我覺得拍電影，你去跟誰競爭啊，實在是太可笑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跟誰比啊？全世界有這麼多導演、這麼多電影，你把目標放在一個人、一部作品上，實在是很可笑的事情。至今我也沒看過他的這部電影。你真的設定一個目標打的話，你得要了解人家是什麼呀，到今天為止，我對《無極》的了解只限於你們媒體的介紹。

　　《新周刊》:你比較看好中國第六代哪些導演？你認為未來有誰能追上你們的成就？

　　張藝謀:今天很多年輕導演的作品拍得很不錯，我也會去吸取他們成功的地方，未必去模仿，誰是天才啊？其實都是在學習。

　　你不能說追上，要是說追上，他們會不高興。因為這些導演都是很有志向的。你把他們放在一個追趕的位置，那是小看了他們。其實他們根本就不用去追我們。要說看好誰，我覺得陸川、賈樟柯、路學長、王小帥，我覺得他們都不錯，他們都很有創意和想法，他們確實是在認真拍片，在努力表達自己的看法。他們一定是中國電影的未來，這是毫無疑義的，他們代表未來，所以不用說追趕。陳艷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