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迷失與魔障

在紅色高棉治下，柬埔寨境內無城市、無貨幣、無醫院、無宗教、無出版物、無正規學校、無郵政電信、無法律法規、無私有財產，甚至沒有家庭。人們被規定好何時可以吃飯，何時必須勞動，何時允許性交。當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但歷史沒有給他們糾偏的機會，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一場在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一切以革命的名義

紅色高棉留給世人的也許是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問題：一個為人類美好理想而奮鬥的組織，為何在現實中卻走到了目標的反向，並且越走越遠，無法回頭。

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的一間破舊房屋裡，柬埔寨勞動黨（柬共前身）宣告成立，一批五十年代留法歸來者進入了中央領導層，他們中有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喬森潘，當時不會有人想到，這些看上去洋氣文弱，談起共產主義理論頭頭是道的革命青年會在柬埔寨掀起多大的風浪。

1963年5月，已經擔任總書記的波爾布特和戰友英薩利、宋成等人為躲避柬埔寨王國政府的追捕，被迫潛入磅湛叢林，他們組建游擊隊，開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鬥爭。「紅色高棉」一詞原是柬政府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對柬左派勢力的稱呼，此後則成了柬共的代名詞。

在經過漫長而又殘酷的戰爭之後，紅色高棉終於徹底打垮了受美國操控的朗諾傀儡政權，1976年1月5日，紅色高棉領導的聯合政府頒布新憲法，改國名為「柬埔寨民主共和國」。近代史上深受西方殖民者和本國封建勢力壓榨的柬埔寨似乎終於看到了民族復興的曙光，紅色高棉的領導集體也對即將開始的國家重建信心十足。

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完全是一場噩夢。2001年7月，在柬埔寨共發現埋人坑18975個，在這些坑中共找出遺骸1205662具。據統計，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有170多萬人因屠殺及強制勞動而非正常死亡，人數佔了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1998年，已被紅色高棉內部反對派軟禁的波爾布特面對美國記者泰耶問及上百萬柬埔寨人民被殺害的事時，他依舊鎮定自若地說：「你可以看著我的眼睛，我是一個野蠻人嗎？一直到現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從紅色高棉的殺人機器S-21集中營里逃出生天的納什激憤地質問：「迄今為止，有任何人承認過那200萬人的被殺是一個錯誤並為此誠摯道歉嗎？你聽過任何將軍或獄卒沉痛思過嗎？那麼那些倖存者和遇難者的家人如何相信現在的和平？他們甚至不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又如何祈求他人的原諒？如何理解這是一種犯罪？」

這是人類歷史上又一次「好心辦壞事」造成的悲劇。如同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紅色高棉信奉為實現一個正確的目的便可以不擇手段的理念，肆無忌憚的剝奪他人的生命、泯滅自己的良知，終於在屠殺與癲狂中走向覆滅，而其自身卻始終相信所犯的罪行都是正義之舉。歷史造成了這樣的錯覺，在紅色高棉製造的無數埋人坑上空，回蕩著即將被雅各賓派砍下頭顱的羅蘭夫人最後的箴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將城市從柬埔寨抹去

所有的錯誤都是從紅色高棉踏入金邊的一刻開始的。在此之前，紅色高棉在柬埔寨象徵著正義、抗爭、獨立，而從踏入金邊的一刻起，它便萬劫不復。

1975年元旦，紅色高棉旗下8萬大軍向柬埔寨首府金邊發起總攻，4月1日，朗諾政權倒台，總統朗諾以去外國治病的名義逃離金邊，4月17日，金邊樹起白旗，柬埔寨全境解放。當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軍隊開入金邊時，人們載歌載舞、奉茶送飯，普羅大眾都真心的相信這個在近代飽受西方列強和戰爭摧殘的國度終於迎來了和平與安寧。但令市民措手不及的是，幾乎是立刻軍隊便以「美國飛機要來轟炸」的借口，通過廣播、喇叭要求市民疏散到農村去躲避三兩天，人們心懷疑慮，響應者寥寥，第二天軍隊開始全城鳴槍，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線立即撤出城市。三天後，全城近200萬人被撤走，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居民不足三萬、只有一家商店、「沒有小汽車，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

這是紅色高棉創建「人間天堂」的第一個動作，計劃早在兩月前便由波爾布特與英薩利秘密制定，他們將之命名為「反對吃閑飯運動」。波爾布特等人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象徵，它會腐化幹部和群眾，要建設理想社會，就必須消滅城市。他們無視工業對一個國家進步發展的決定作用，而是單純地制定「以農立國」的政策，試圖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

整個遷移過程是柬埔寨國史上無法撫平的一道傷痕。紅色高棉肆意殺害不願撤離的市民，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殺害；有的合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竟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涉及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竟毫無物質準備，在長途跋涉中，大批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飢餓、疾病和疲勞。柬埔寨安達銀行總裁、柬籍華人江女士回憶，當年她母親在撤離前縫製了一條條細長米袋，讓他們兄弟姐妹纏在身上，沒想到這點米日後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糧，使他們與死神擦身而過。那些只帶了貨幣的人沒多久就發現，一夜之間，這些鈔票變成了廢紙，在趕往鄉下的路上只能做手紙用。到9月，除了少數城裡必需的車床技工、紡織技工、華語翻譯、廚師等人回到城市，全國城鎮均完成了向山村遷出人口的任務，柬埔寨徹底成為一個舉國務農的國度。

整個遷移行動造成幾十萬人死亡，這自然被紅色高棉視為必要的犧牲，已被狂熱情緒沖昏頭腦的波爾布特等人沉浸在創建「豐功偉績」的喜悅中，他們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鈔票沒人去撿

作為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紅色高棉卻又是這場運動的一個極端，本來從蘇聯到古巴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

1977年，時任中共中聯部副部長的蔣光化訪問柬埔寨時發現，鈔票都堆在倉庫里無人看管，有時大風一吹，鈔票滿天飛，但沒有人去撿。「我們在柬埔寨參觀訪問那麼多天，沒有看到一個商店，沒見任何市場，沒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沒有看到任何貨幣。全國只在金邊有一個友誼商店，是供應駐金邊外國使館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國使館人員到這裡買東西也不用貨幣，而是通過記帳的辦法結算。」 蔣光化後來在《訪問外國政黨紀實》中寫道。

紅色高棉走上了一條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加徹底的道路。不但取消了貨幣與市場，實行全民供給制，人們除了保留睡覺的鋪蓋外，其他私有財物全部充公。甚至家庭也被取消，分別成立男女勞動隊統一過集體生活，已婚的夫婦被分開編組，一兩個星期才允許「團聚」一次。禁止自由戀愛、婚姻由「安卡」（紅色高棉內部稱呼）作主，實行「配給制度」，為此因愛殉情者不在少數。

以留法派為領導核心的紅色高棉對海外歸國的知識分子絲毫不手軟，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分子在或殺或關後到1978年秋時只剩十五人。他們認為知識即罪惡，不設正規學校，禁用書籍和印刷品；普遍信奉佛教的柬埔寨民眾被禁止宗教信仰，關閉或摧毀教堂和廟宇，佛教徒被迫還俗，回教徒被強迫吃豬肉。

人民被禁止自由流動，全國沒有郵政電信，也沒有醫院；所有百姓必須放棄原來的民族服裝，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裝或者軍裝，脖子上圍一條紅白相間的長布圍巾，婦女不論多大年紀，必須剪清一色的齊耳短髮。紅色高棉將人們分成「新人」和「舊人」，「舊人」主要是原解放區的農民，「新人」則是包括朗諾政府人員，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城市居民，他們要在「舊人」監督下加強思想改造，從事高強度勞動，並且經常被紅色高棉隨意殺害。

充滿諷刺得是，以農立國的柬埔寨糧食卻持續歉收，人們的口糧配給越來越少，最後開始以野菜、草根、甲殼蟲、蟋蟀果腹，很快這些也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死人肉。每天都有大量人餓死，活著的人也大都骨瘦如柴，晚上還要飢腸轆轆的去開會學習，聽幹部描繪著美好的明天：到了1977年農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湯；到了1980年則可3天吃一次；15年實現全國現代化……Loung Ung女士在英文自傳《他們先殺死我父親》中回憶了這段悲慘經歷，她在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她本人——一個當時只有六歲的小女孩，怎麼盯著沉在碗底的幾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數著咀嚼的情景。不到八歲，她的父母和兩個姐姐被殺，她被訓練成了一個童子軍，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的時候，她說，「我寫的故事，只是成千上萬個柬埔寨兒童的故事中的一個，只是他們的再也不能被世人聽到了。如果你曾生活在那個時期的柬埔寨，這也會是你的故事。」

東方「奧斯威辛」

紅色高棉最被人不齒的還是它對自己人民的一場場屠殺。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波爾布特等人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於是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S-21集中營是紅色高棉大清洗的得力工具，S-21是國安辦公室二十一號營的代號，原本是金邊的一所中學，紅色高棉將其改造為當時158個監獄中最大的一座，許多「敵人」和其家屬，包括嬰兒一起被抓進來，他們被戴上手銬腳鐐蒙上眼睛一排一排鎖在牢房裡，一天喝兩勺米湯維持生命，沒有得到允許就動或站起來都會遭到毒打。

進入S-21幾乎必死無疑，1979年年初，越南軍隊攻入金邊，當闖入S-21集中營時，發現整個營地只剩7個活人。為了節省子彈，守衛用鐵棍擊打犯人後頸，然後用刀割開喉嚨，把屍體扔進挖好的大坑。將兒童倒拎雙腳對著大樹將其頭部用力砸去，至今有些大樹上還嵌有小孩牙齒；多數婦女在死前遭到強暴，然後被蒙上雙眼，一絲不掛地用重棍擊斃。營內還設有人體實驗室，如將兩個十七歲的女孩分別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後放入水中，記下不同的屍體浮上水面的時間。每一位囚犯死前要拍兩張半身照片，供紅色高棉存檔。守衛S-21集中營的都是些十五六歲的少年，他們在紅色高棉的教育灌輸下成為冷血的殺人機器。在柬埔寨導演潘禮德的紀錄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中，曾經的守衛說，他如今被頭痛所折磨，甚至不敢邁出家門，往往酗酒以求安眠。共有14000多人在這裡被殺害。如今，S-21成為屠殺紀念館，裡面掛有一副巨大的用頭顱拼起的柬埔寨地圖，工作人員發掘出近九千具屍體，一座座萬人坑裡長滿了肥沃的野草，時常傳來隱隱的惡臭。

歷史證明，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波爾布特這個文質彬彬，小時曾出家為僧，據說膽小的殺雞都不敢看的男人在掌權的三年間共組織領導了4次大肅反。1976年夏，一直處在幕後的波爾布特出任政府總理，年底他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開始組織大規模內部清洗，僅革命軍總參謀部就捕殺了除總參謀長宋成外的所有人員。

舊政權人員與階級敵人更是一律格殺勿論，西哈努克親王的十四個子女有五人在紅色高棉治下死亡；普通百姓以越南、蘇聯間諜、美國特務等罪名遭到瘋狂屠殺；知識分子包括臉頰上有戴眼鏡痕迹的人也難逃厄運。大多數遇難者全家都被斬盡殺絕。1978年大清洗達到高潮，開始屠殺整片地區的人口來保持社會「純潔」，東部地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被認為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獨腿將軍」塔莫克奉命大開殺戒，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萬人，人稱 「屠夫」。

紅色高棉的血腥氣甚至染透了國歌：「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個世界還有比它更血淋淋的國歌嗎？

日落高棉

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10-16歲的學生，甚至還考慮過恢復使用錢。但歷史沒有給他們糾偏的機會，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萬大軍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紅色高棉號召國民全力迎戰，但它的恐怖統治已經失盡民心，僅僅兩周時間越軍就佔領了柬埔寨首都金邊，翌日越南支持紅色高棉叛將韓桑林等人組建新政府，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紅色高棉三年八個月零二十一天的政權宣告結束。雖然再次扛起反侵略大旗的行為為紅色高棉贏回了部分人心，但它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柬埔寨民眾無法忘卻它留下的一段段夢魘，有人說，在紅色高棉時期，沒有一個家庭是完整的。1989年9月越南被迫撤軍，在聯合國監督下，1993年柬埔寨19個政党參加大選，成立柬埔寨王國，西哈努克親王重新登基。大選中沒有看到紅色高棉的身影，它已經回不去了，1994年7月7日，柬議會宣布紅色高棉為非法組織，進行圍剿。

波爾布特個人的命運就是紅色高棉的命運，他的悲劇也就是紅色高棉的悲劇。他的一生充滿兩面性，出身富裕家庭，卻走上革命的道路；待人接物溫和有禮，卻手段殘暴；外表慈祥，卻剛愎自用；他一心想在柬埔寨建立起人類前所未有的優越制度，卻因為不切實際而淪為「政治妄想狂」，並直接製造了百萬屍骨。在紅色高棉已成眾矢之的時，波爾布特依舊貪戀權位，戀棧不去，企圖用鐵腕挽回劣勢。他逼走了政見不合的老戰友英薩利，使其在1996年8月帶領兩個師向政府投誠；不久又派人槍殺了密謀投誠的黨內元老宋成夫婦及其8個子女。他的倒行逆施終於使軍隊倒戈相向，7月25日，在紅色高棉最後的據點安隆文基地里，波爾布特經大會公審被判終身監禁，昔日領袖成為階下囚。1998年4月，因心臟病發作，波爾布特在密林中的一間破木屋裡，孤獨地離開了人世，在他死時，身上只穿著件皺巴巴的短袖襯衫，身旁放著他一生酷愛的蘭花。

紅色高棉隨即徹底解體，黨內殘留的大頭目農謝、喬森潘等人陸續走出叢林，向政府投降，20世紀最危險激進的武裝組織之一的紅色高棉終於結束了它複雜而充滿爭議的歷史。然而它籠罩在柬埔寨人心頭的陰雲並沒有消散，當年的暴政、屠殺留給太多人終生不可磨滅的創傷，聯合國和柬埔寨政府聯合設立審判紅色高棉的特別法庭。曾經的大人物們矢口否認自己犯下罪行，喬森潘出版自傳辨稱無辜，殺人無數的「屠夫將軍」塔莫克落網後拒不承認曾指揮屠殺，甚至聲稱自己當年只負責農業……但皈依基督教，主動向政府自首的S-21集中營主管康克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進行屠殺的命令不是一個人下達的，不是只有波爾布特一個人，所有的中央領導都知道。」

2007年，82歲的英薩利、75歲的英薩利妻子英蒂麗、82歲的農謝、66歲的康克由，73歲的喬森潘等五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先後被捕，以反人道等罪行被起訴。同年11月20日，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首次開庭，這場跨世紀的審判終於開始，此前82歲的塔莫克已經病逝。儘管法庭在技術和政治問題上還存在很多爭議，但對柬埔寨人而言，這場遲到了三十多年的正義審判實在不能再耽擱了，他們必須與時間賽跑，才趕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審判者們奔往墳墓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