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墓出土文房器用與兩宋士風（一）出土器物之大略
硯台之家，傳承和推廣硯文化！
以書寫用具隨葬，在先秦墓葬中即已常見，不過彼時尚不曾出現「文房」的習稱，文房器具———筆墨紙硯之外，尚包括各種清玩———自然也還沒有成為士人愛賞的雅物。「文房四寶」之稱雖然宋代已出現，不過兩宋士人更喜歡的稱謂是「文房四士」或「文房四友」。狹義的文房用具，南宋劉子翚《書齋十詠》中的十事是其大要，即筆架、剪刀、喚鐵、紙拂、圖書、壓紙獅子、界方、研滴、燈檠、榰案木。此十詠也正有附和者，便是劉克莊的《戲效屏山書齋十詠》。屏山，即劉子翚。廣義的文房用具，由南宋刻本《碎金》中《士具》一項所列可見一般，即硯籃、筆墨、書筒、硯匣、笈笥、書架、筆架、糊筒、滴水、裁刀、書剪、書攀、牓子匣、鎮紙、壓尺、界方。對照南宋林洪《文房圖贊》所繪各事，如筆、墨、紙、硯、硯滴、筆架、臂擱、鎮尺、界方、書剪、裁刀、糊筒、印章、都承盤，兩宋文房諸物的品類、名稱、用途以及式樣之大概，已可得其泰半。兩宋士大夫墓葬出土器物的考古發現情況，也與此大體相合。
一、出土器物之大略
以「文房四士」而論，紙最不易保存，因此幾乎不見於考古發掘。硯不易損，因此發現的數量最多。以形制言，唐代流行的風字硯兩宋依然慣用，此外常見的是圓硯，更有宋代特色的則是抄手硯。以質地言，宋硯以端、歙為主，而又有洮硯、紅絲石硯、賀蘭石硯、澄泥硯。
江西南豐縣萊溪公社北宋曾鞏墓、安徽青陽金龜原北宋滕子京家族墓分別出土抄手石硯(圖一，1)，廣東潮州市東郊劉景墓出土抄手端硯(圖二，1)，合肥大興集包綬夫婦墓出土抄手歙硯(圖一，2)，陝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呂仲山妻墓出土抄手賀蘭石硯(圖一，3)，揚州市郊城北三星村宋墓出土北宋「仲舉澄泥」銘硯(圖二，2)，安徽休寧南宋朱晞顏夫婦墓出土圓形三足歙硯(圖二，3)，江西婺源庄門店南宋張敦頤墓出土抄手龍尾歙硯(圖二，4)。形制殊異者，如廣東佛山市瀾石鎮鼓顙崗墓葬出土琴式端硯，江蘇無錫市胡埭楊灣出土琵琶式石硯。
與硯合為一組的是硯盒，亦即《碎金·士具》列舉的硯匣，這也正是它在生活中的情景。硯盒以漆器為多，如江蘇無錫興竹宋墓出土內置抄手歙硯的黑漆硯盒、安徽合肥五里沖村馬紹庭夫婦墓出土內置歙硯的漆硯盒。陸遊《家世舊聞》卷下說到紅絲石硯「匣必用銀，若用漆匣，則氣液蒸潤，未幾輒敗」，既以紅絲硯之特殊而必以銀匣，那麼通常置硯當是用漆匣。
圖三，3：常州常寶鋼管廠宋墓出土毛筆（下）
兩宋筆、墨、硯的製作，均有名家，作品甚為士大夫所珍，每每見於題詠。不過筆之保存為難，出土實物很少。出土於合肥五里沖村北宋馬紹庭夫婦墓、常州武進村前鄉南宋墓、常州常寶鋼管廠宋墓、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的毛筆，是難得的幾個實例。馬紹庭墓出土竹管毛筆5枝，筆毛已朽，筆芯也已炭化，似為硬毫與麻纖維製成柱心，軟毫為披，屬長鋒柱心筆，方處於柱心筆到散卓筆的過渡階段(圖三，1)。常州武進村前鄉南宋墓一號墓出土毛筆一枝，細絲捻就的筆毫，蘆桿製作筆管和筆套(圖三，2)。出自常寶鋼管廠宋墓的一枝狼毫筆，筆管與筆套均為竹製，是保存狀態最好的一例(圖三，3)。
圖四：葉茂實制「寸玉」 墨
當日即為人珍愛的名家制墨，曾發現於馬紹庭夫婦墓與武進村前鄉南宋墓。前者所出為「九華朱覲墨」、「歙州黃山張谷男處厚墨」各一錠。後者為出自四號墓的葉茂實「寸玉」墨(圖四)。原為長條形的墨錠上半段已失，下半段正面模印貼金字，完整的一字為「玉」，上方殘存的字跡，可辯為「寸」。背面模印長方形邊框，框內存「實制」二字，由上方依稀可辨的「茂」字殘劃，可知此墨系南宋著名墨工葉茂實所制。
《碎金·士具》列舉的鎮紙、鎮尺、筆山，雖然起源可以上溯，但都是至宋代而盛行，並且在此際形成特色。鎮紙原是從席坐時代用作押席角的石鎮、玉鎮、銅鎮變化而來，坐具改變之後，席鎮也逐漸改換用途，蘇軾詩「夜風搖動鎮帷犀」，所謂「鎮帷犀」，即鎮押帷幔的犀鎮。若為文房用具，便是用來鎮押紙或絹帛。或舊物利用，或模仿舊式，鎮紙多為造型渾圓的各種「象生」:犀牛、獅、虎、羊、兔，又或蟾蜍、辟邪之類。
黃庭堅有詩「海牛壓紙寫銀鉤」，宋任淵注云:「海牛，犀也。」則所詠乃犀牛鎮紙。劉子翚《書齋十詠·壓紙獅子》一首曰:「鎮浮須假重，刻石作狻猊。偶以形模好，兒童競見知。」北宋呂氏家族墓地出土一枚白石壓紙獅子，正是詩人所詠「刻石作狻猊」(圖六，1)。又浙江諸暨南宋董康嗣墓出土石雕犀牛鎮紙一對，衢州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玉兔鎮紙(圖六，2)，龍游縣寺底袁村南宋墓出土水晶辟邪鎮紙一枚(圖六，3)，都是可愛當令「兒童競見知」的文房小品。鎮紙又或取用頗見古意的造型，武進村前鄉南宋墓出土一大一小兩枚水晶鎮紙，為劍環式(圖五)。宋人畫作中也可見到鎮紙的陳放和使用，如故宮藏南宋《孝經圖》(圖七)、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馬遠《西園雅集圖》(圖八)。
《西園雅集圖》中，與鎮紙同時使用的還有一枚鎮尺。鎮尺也稱書鎮、壓尺，又或界尺。鎮尺可鎮書也可壓紙，《西園雅集圖》中把它描繪得清楚。鎮尺的出現或與寫字做畫使用紙張的大小變化相關。宋代書畫用紙尺幅較前明顯增大，出現乃至幾丈長的匹紙，遼寧省博物館藏宋徽宗《草書千字文》，便是寫於長逾三丈的整幅描金雲龍箋上。梅堯臣有詩報謝歐陽修贈澄心堂紙二幅，起首言道，南唐名品澄心堂紙國破後為宋廷所得，卻因「幅狹不堪作詔命」，遂「棄置大屋牆角堆」，也可見唐宋朝廷用紙大小的不同。發生在唐宋之際的這一變化，與書案由小向大的演變正是同步。
圖一一，2：江蘇武進村前鄉南宋墓出土木捲軸
圖一一，3：南京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墓出土銅鎮尺
鎮尺如尺，不過中間作出捉手，捉手多取獸形，材料也多為玉、石和銅，並且總是成對。鎮尺初有別號，稱作「由准氏」，見《清異錄》;又稱作「隔筆簡」，見宋《國老談苑》卷一:太宗「以柏為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制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可知它是為書寫時作一個界划行間距離的參照，南宋林洪作《文房圖贊》為諸物委以官職，鎮尺即得名「邊都護」，宋人詠鎮尺也多取此意。北宋張方平《謝人贈玉界尺》，「美玉琢溫潤，界尺裁方直。非惟立規矩，亦以端簡冊」。北宋韋驤《花鐵書鎮》:「鐵尺平如砥，銀花貼軟枝。成由巧匠手，持以鎮書為。彈壓全繄爾，推遷實在台。不能柔繞指，方冊最相宜」。考古發現的宋代鎮尺以金屬製品為多，或鐵或銅。陝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出土鐵鎮尺(圖一一，1)、南京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墓(圖一一，3)、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出土銅鎮尺，式樣均與《文房圖贊》中的「邊都護」大體一致。呂氏家族墓地呂大雅墓所出鐵鎮尺，長31．2、寬1．7厘米，通體光素無紋，中有一個蘑菇頭的捉手，正是「鐵尺平如砥」。同墓出土有陶硯。南宋許峻墓的一對銅鎮尺與筆、墨、硯同出，鎮尺中間一個小獸為捉手，正面裝飾兩道精細的回紋———若依《營造法式》卷三十三《彩畫作制度圖樣》列舉的名稱，則當呼作「香印紋」。雖然未如詩人的花鐵書鎮以「減鐵」工藝嵌作折枝花，即所謂「銀花貼軟枝」，但裝飾意匠大抵相同。
窄長如尺的鎮尺之外，尚有造型長方而厚、截面略近方形的一種，分量較界尺為重，唐五代時即已出現，似多用來壓書，故有所謂「壓書界方」之說。《碎金·士具》中列舉的界方，當即此物。北宋彭汝勵《答周考功惠黃絲棕心席、玉面界方》雲「剛嚴碧玉方無玷，潤澤黃絲席有儀」。「剛嚴碧玉方無玷」，自是玉界方之譽。劉子翚《書齋十詠·界方》一題稱它「抄書防縱逸，界墨作遮闌」，則述界方用途甚明。江蘇淮安楊廟鎮北宋楊公佐墓出土一件長方形的「漆鎮紙」，或為與鎮尺功用略近而稍短且厚的界方。
作為文房用具的水盂，在宋人大約是歸入硯滴、滴水或曰硯瓶一類的。劉子翚《書齋十詠·硯瓶》「小瓶防硯渴，埏埴自良工。懷抱清誰見，聊憑一滴通」，述其要義甚明。既曰「埏埴自良工」，所詠自然是瓷硯瓶。「懷抱清誰見」，言其為葆清潔而須密閉;「聊憑一滴通」，則口流要細小才好。前舉出土歙硯與漆硯盒的無錫興竹宋墓，同出又有一件影青瓷硯滴，它以俯卧的一對小獸為器身，兩獸間聳出鹿角一般的支架，可為捉手也可以架筆，旁側一個小小的注水孔，另一邊有個小短流。通高6厘米(圖九，1)。前舉南宋張同之墓出土近於正方的一件銅水盂，高6．7、口徑6．4厘米，口圓有蓋，其上一個蓮苞鈕，蓋側開出一個小缺口，缺口裡插著一柄銀水匙(圖九，2)。浙江諸暨南宋董康嗣夫婦墓出土石雕水盂，通高4．5、長10厘米。高低前後，峰巒十數，環抱一湖，而成容水之盂，盂有蓋，蓋以龜為鈕，足成水意。蓋緣之端做出一個小竅，當是為了插一柄取水的小勺而又不入灰塵，與張同之墓出土的銅水盂的設計構思一致，不過更以湖光山色秀出清清一泓。南宋万俟紹之有詩題作《方水滴子》，詩曰:「質由良冶就，心向主人傾。外倣片金制，中藏勺水清。兔毫芳露染，龍尾濕雲生。終令雙眸炯，曾窺妙女成。」此所謂「兔毫」，指筆，「龍尾」，指硯。所詠方水滴子，即硯滴。張同之墓出土銅水盂，便正是宋人筆下的方水滴子。兩宋硯滴更為常見的式樣為蟾蜍「象生」。浙江龍游寺底袁南宋墓出土三足蟾蜍銅硯滴一件，高4．8、長8．2厘米，背有一個注水圓孔(圖九，3)。劉克莊《蟾蜍硯滴》:「鑄出爬沙狀，兒童競撫摩。背如千歲者，腹奈一輪何。器較瓶罌小，功於幾硯多。所盛涓滴水，後世賴餘波。」適可為此器作贊。
《書齋十詠》與《碎金·士具》均有筆架一題，《文房圖贊》名作石架閣。拈出「石」來作為姓氏，是因筆架多以石制，《圖贊》所繪「石架閣」，正是群峰聳峙的一屏疊嶂。「石架閣」，山石筆格也。宋置架閣官，掌檔案文書，因戲以此官命之。筆山原是從硯山而來，因此筆架又有筆山之名。山或有池可以為硯，峰巒夾峙又恰好擱筆，硯山、筆山並無一定，而宋人一片深心盡在於「山」，至於可為硯，可置筆，可作硯滴，皆其次也。
筆山多選用天然巧石。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筆格辨》:「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百寶總珍集》卷三「靈璧石」條曰:「靈璧石山子立者或有卧者，先看樣範好弱，無石脈顏色、黑如漆者堪好。亦有小塊兒山石峰兒巧者，亦有折斷用膠粘不覺者，子細看之。此物文官多愛。亦有墨染出光假者。英州看石，山峰多者著主。」這是從商業角度講述的意見，雖語言甚村且不很通順，所述情景倒是更為實在。筆山的流行，緣自宋人愛石，當然以峰多形峻者為上選。惟純出天然而可入賞鑒者畢竟難求，因此峰巒造型多為人工，以致出現《百寶總珍集》所說墨染蠟出光的造假者。除卻天然巧石，筆架的取材尚有陶瓷、漆木和銅，而更有水晶。「璞琢窮工巧，書帷適用高。得鄰輝寶墨，棲跡卧文毫。匪月光長在，非冰暑自逃」，乃北宋韋驤詠水晶筆架之句。出自浙江衢州南宋史繩祖墓(圖一〇，1)和龍游寺底袁村南宋墓的水晶筆山瑩澈似冰，恰與詩筆相契(圖一〇，2)。又陝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出土一具白石雙獅筆架，造型取了中間高兩邊低的筆山之勢，卻是一對舞爪戲耍而不失威風的小獅子(圖一〇，3)。南宋方一夔有詩詠《太湖石獅子筆架》，道是「憶昔金仙去後遺雙狻，化作雙玉南海邊」，「爛爛眼有百步威，安眠不動鎮書帷」，正彷彿同一物事，雖然二者歲月相隔不止百年。
《書齋十詠》中的「圖書」，即《文房圖贊》中的「印書記」，便是印章，亦即私印。若公章，當名作「牌印」，如《碎金·公用》一項所舉。印章是書信往來、詩翰贈答、寫書作畫之所需，也多見於兩宋士大夫墓葬，有的盛以印匣。南京江浦張同之墓出土一方銅六面印(圖一二，1)。蘇州虎丘窯廠北宋胡獻卿夫婦墓出土一具盝頂石印匣，內里放置青銅名章(「獻卿」)一方(圖一二，2)。《碎金·士具》所列之裁刀、書剪，便是《文房圖贊》中的「刁吏書」、「齊司封」。「糊筒」、「胡都統」，則即漿糊筒。牓子匣之「牓子」，俗亦作「榜子」，即名刺或曰名紙，牓子匣乃用以置放此物。然而無論士人抑或商賈，宋人敘述中的文房諸器，均不見所謂「洗」。作為文房用具的洗，其流行是在明清。至於插筆之用的筆筒，也不見於兩宋，它大約自明代方始蔚成風氣，與竹刻的發達密切相關，興盛之後便有了各種質地的作品。宋徽宗《宣和宮詞》:「寶煙遙洞悉喬松，團墨新翻製作功。預遣丹青模巧樣，百花雲里更盤龍。」又:「紋窗幾硯日親臨，雅玩娛情務討尋。筆格硯屏皆寶制，鎮書唯重褭蹄金。」所云「筆格硯屏皆寶制，鎮書唯重褭蹄金」，自然是皇家氣派，而非士人文房可備。南宋周必大《淳熙玉堂雜記》卷中，記其被宣入選德殿草詔日，見「御前設小案，用牙尺壓蠲紙一幅，傍有漆匣、小歙硯，寘筆墨於玉格」。此為孝宗朝事，恭紀親見，情景當不虛。而士人之文房清雅，似與此相去不遠。前舉墓葬出土器物，正為實證。
兩宋時代由士大夫引領審美風尚，風氣之下，閨中人也不免以才藝相尚。李清照固然是佼佼者，所謂「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王灼《碧雞漫志》)，但「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的女性也並不在少數，比如黃庭堅的姨母李夫人，比如著有《斷腸詩集》的朱淑真。「情知廢事因詩句，氣習難除筆硯緣」(《暮春三首》);「孤窗鎮日無聊賴，編輯詩詞改抹看」(《寓懷二首》)，閨秀所結人生「筆硯緣」，與士人不殊。搢紳士大夫之家如此，富室商賈似也從風而慕雅。安徽青陽北宋滕子京家族墓三號墓墓主人為滕子京侍妾，所出《隴西郡李氏墓誌》系滕子京撰文。志雲，「李氏本番禺富家女也，父賈于海，一旦溺，喪其資，獨免於死，遂窮窘」，「李氏尚未笄，體性都雅，稍學詞翰，久聞於人，其父母恥嫁為里婦，願執巾幗於賢士大夫家。時我佐幕征南府，因以得之，自是提挈萬里，周旋一紀，執侍左右」。富商之女李氏的故事，大約不是宋代殊例。喜近翰墨之外，起於宮廷的琴、棋、書、畫諸般才藝，也漸為鄉紳富室所追摹。兩宋夫婦同穴的雙室墓中，文房用具或為女主人的隨葬品，如合肥馬紹庭夫婦墓，漆硯、內置歙硯的漆硯盒，又漆文具盒一具，內置「九華朱覲墨」一錠，毛筆五枝，均出自夫人棺中。前舉呂氏家族墓地呂仲山妻墓出土抄手賀蘭石硯，又武進村前鄉南宋墓五號墓出土一件白玉軸頭的木捲軸(圖一一，2)，五號墓的墓主人為女性。雖然實例不多，卻也足見世風。
（文章來源：《考古與文物》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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