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阮元金石學成就之因

孟凡港，男，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0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

博士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培華

通訊評委：北京大學教授漆永祥山東大學教授劉心明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江蘇揚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歷官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擔任過中央與地方多個要職，在清代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活躍了近半個世紀。阮元身為達官而不廢學問，在經學、史學、金石學等領域造詣深厚，其中，在金石學領域，著有《山左金石志》《皇清碑版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兩浙金石志》《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等，在乾嘉金石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阮元為什麼能夠取得如此豐碩的金石學成果？其成功之處在哪裡？本文以《山左金石志》為例，對該問題作一探析。

乾嘉考據學繁盛的學術背景

清初，顧炎武等學術大師力除明末空談心性之風，主張經世致用，提倡重證求實，開啟了一代新的學風。此後，大批文人學士承清初思想家之餘緒，紛紛擯棄相對空疏的宋明理學，潛心於經史研究。經過百餘年的醞釀、發展，至乾嘉時期，考據學風靡一時，舉凡經學、史學、金石學、小學、輿地學等均在考證之列。在此學術潮流牽引下，金石研究日益興盛，方家競論，名著叢出，如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記》與《中州金石記》、武億《金石三跋》、阮元《山左金石志》、孫星衍與邢澍《寰宇訪碑錄》、王昶《金石萃編》等便是其中翹楚。金石學於元、明中衰後再次復興並達到極盛，正如梁啟超所云：「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清代學術概論》第十六）金石學借考據學而勃然興起，考據學資金石學而成績卓越，二者互相推動，相得益彰。阮元的金石整理與研究活動正與此時學術全盛期的氣象與氛圍息息相關，與翁方綱、錢大昕、畢沅、武億、孫星衍、王昶等人的學術交流使其既繼承了傳統的金石學治學方式，又摒棄了以往鑒藏家「居奇」、「自珍」、「秘玩」的鄙陋心態，正是在這種考據家與收藏家、金石學家與漢學家共同疑義相析的學術交流背景下，才促使了阮元豐碩金石學成果的取得。

「亦官亦學」的身份

阮元身兼高官與學者雙重身份，這為其金石研究帶來極大便利，因為他可以藉助在官場以及學術界的人際網路來進行金石碑刻的搜訪與交流，而這是普通的金石學者所無法企及的。阮元外出訪碑時，能夠得到地方官員的鼎力支持，在接待、住宿、捶拓上給予方便，甚至可以通過官方網路來募求拓工；同時，各地公庫中以及官員個人收藏的金石器物，可得以觀摩。如他曾在黃縣（今山東龍口）庫中見一古器，「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腹深二寸七分強，……底有小篆文銘二字曰『五同』」，後將此器收入《山左金石志》卷二中。又如，仲姜敦，「為東昌張太守官五所藏」（《山左金石志》卷1）；永年匜，「登州藍太守嘉瓚得之於濟南市中，因借拓之」（《山左金石志》卷1），等等。如果阮元不是政府高官而是一普通學者，他能否進入黃縣庫中觀賞古器？太守所藏金石器物能否提供給他？這些都是疑問。另外，也正是依靠著其官僚聲望，山東地方官民積極響應，紛紛提供自己的金石收藏。

廣泛的學術交遊

阮元以游幕、仕宦的經歷及其在金石學領域的極高聲譽，結識了大批學者，如朱筠、翁方綱、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孫星衍、錢大昕、王昶、黃易、武億、錢坫、桂馥、朱文藻、何元錫、段松苓、趙魏等，建立起廣泛的人際關係網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月，阮元隨謝墉同行入京，這是他開闊交遊的重大轉折點。於京師期間，與翁方綱結交，又通過翁方綱與朱筠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聯繫，朱氏幕中有章學誠、邵晉涵、王念孫、汪中、洪亮吉、黃景仁、孫星衍、武億、錢坫等人，阮元遂得以與他們結識。如與孫星衍的交往，阮元在《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中云：「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偽言偽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揅經室二集》卷3）在外放為官期間，阮元又廣交各地學者。如視學山東時，結交山東及寓居山東的金石學家，有曲阜顏崇槼、桂馥、濟寧李東琪、巨野李伊晉、錢塘黃易、江鳳彝、吳江陸繩等人。阮元在與他們交遊中，共同研討金石之學，相互饋贈金石碑拓，極大地促進了其金石研究。如孫星衍為阮元編修《山左金石志》提供了的許多金石資料：楚良臣余義鍾，「為孫淵如觀察所藏，拓銘文並釋文寄元」（《山左金石志》卷2）；《棲霞寺造象鍾經碑》，「孫淵如觀察於嘉慶丙辰訪得拓寄」（《山左金石志》卷11），等等。

學人幕府及其集體編修模式

清代學幕盛行，對社會各方面有著深遠影響，當時學識優長的政府高官，如徐乾學、盧見曾、朱筠、畢沅、謝啟坤、阮元等，無不將眾多學人招攬於自己門下。正如全增佑在《清代幕僚制度論》中所說：「於時督撫學政，頗廣開幕府，禮致文人，而不盡責以公事。此等入幕之賓，其性質初不同於刑錢幕友，此種幕府不啻為一學府，其府主往往為學術界名流前輩，故人才之造就於斯為盛！」（《思想與時代》1944第32期）幕賓在幕府中有多項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在幕主的組織下進行學術研究。游幕學人成為當時學術成果的主要創造者，促成了清代學術繁榮景象的出現。阮元作為乾嘉時期最富盛名的官僚型學者，其歷官所至，廣招賢士，先後招納幕賓120餘人，其中就匯聚了自乾嘉之際至道光初期的眾多金石學者，如任山東學政時期的朱文藻、何元錫、武億、段松苓等人，任浙江學政時期的趙魏、錢坫、孫星衍、江德量、陳壽祺、張廷濟、朱為弼、翁樹培、宋葆醇等人。大批金石學者的加入，壯大了阮氏幕府的學術實力，為其金石編著提供了學術上的保障。以《山左金石志》為例，該書是由阮元及其幕友朱文藻、何元錫、武億、段松苓、趙魏等人歷時兩年集體編修而成，收錄金銘石刻達1700多種，對於這樣一部收錄數量大、成書速度快而質量卻依然上乘的金石學著作，若是僅憑阮氏一己之力，恐難能為之。阮元善於做學術組織工作，將他們分工協作，各盡所能。段松苓精於鐘鼎銘文，負責編修吉金部分，朱文藻與武億熟於石刻碑版，負責編錄石刻部分。然後，編修成果匯而聚之，由阮元悉心加以考訂，總裁其成。最後，由趙魏進行校勘。《山左金石志》之所以高質、高效完成，幕友們功不可沒。阮元十分尊重他們的勞動，在《山左金石志》的序文與正文中指明參編人員的姓名，以示此乃集體編纂之成果，個人並無掠美之意，這充分體現了阮元非凡的人格魅力與高尚的學術道德。

自身不懈的努力與正確的治學方法

阮元對鐘鼎彝器、石刻碑版有著強烈嗜好，一生致力於金石的搜訪、著錄與研究。他作為一名封疆大吏，儘管政務繁忙，但金石研究從未間斷過。為了儘可能完整地將山東金石碑刻彙輯於一編，阮元利用視學各府州之機，不遺餘力地探訪古迹，搜尋金石。他深入荒郊僻野、陡崖險谷，不辭勞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對於搜獲的金石碑刻，案牘之暇，予以辨析考證。這種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敬佩。阮元在長期的金石研究中，形成了一套嚴謹、科學的治學方法。他不迷信古書陳說，而是從金石中稽古鉤沉，將之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用以校勘史籍，印證史事，力求做到言必有據。由於其研究是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之上，故得出的結論有很強的說服力，研究成果也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阮元考據方法不拘一格，正如《山左金石志》所體現出的那樣，除了典籍文獻與金石碑刻相證法外，還有綜合考據法、參稽互證法、類比推理法、常識推理判斷法、考而不斷法等，這些方法因問題不同而靈活運用。阮元對這些方法的自覺運用，不僅反映了他具有求實證的嚴謹治學態度，更說明他已熟諳科學的治學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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