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路內：也許我身上有種庸俗的悲憫心

[摘要]「悲憫心」是特別容易被誤讀的詞，如果我有的話，也許我身上有兩種悲憫心：一種是我們所謂的正常的良善心，還有一種叫做庸俗的悲憫心。後者就是說人難免會被各種心靈雞湯打動。

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女工。路內新長篇《慈悲》努力書寫工人的生存狀態及背後的社會邏輯。

寫小說，是「宅男」路內最大的熱情。這個勤奮的小說家，幾乎沒有其他愛好，他全部的生活，可以說只是寫小說以及和別人討論小說。從2006年創作《少年巴比倫》到《慈悲》，九年間路內寫出六部長篇小說。

他心裡很清楚，自己本可以沿著這條軌跡繼續做一個暢銷書作家，但這些成績已經無法帶來樂趣，他不再滿足於做一個講故事的人。對於路內，如何用小說體現對世界的價值判斷，成為接下來的創作難題。

「會講故事不是小說家的核心能力」

新京報：有些人說路內是講故事的高手，從「追隨三部曲」到《慈悲》，一共六個長篇了，每個長篇小說的故事都很好看，那麼你的小說觀究竟是怎樣的？

路內：我對小說的觀念最近在發生巨大的轉變。我現在不能滿足於講故事了，一個作家不能總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寫作。

新京報：就是說必須為難自己。

路內：我原先也不知道自己講故事能力怎麼樣，但這是一種磨鍊出來的東西，因為講故事是有套路的。你去拆海明威或者歐·亨利的小說，會發現他們有各自的講故事套路。中國作家裡，馬原和蘇童都是講故事的高手，我真的都拆過他們的小說。

新京報：「拆小說」是怎麼個拆法？

路內：就是分解出一個故事是怎麼遞進的，在第幾百個字的位置上出現轉變？這就跟電影拉片子一樣——在第三分鐘的時候已經出現一個高潮了，然後第五分鐘平鋪，第十分鐘又出現，這就是對小說的拆解。這接近於講故事的技術層面，是有通用性的，比如說在小說、電影、話劇中間，甚至在一個相聲中間都包含著講故事的方法，不屬於小說專用，飯局上都有人講故事講得好。結果呢，會發現講故事其實是一個挺業餘的能力，不是一個寫小說的人的核心能力。

新京報：核心能力是什麼？

路內：就是你的文學觀是不是夠深刻。

新京報：小說承載這些東西會變得深刻，但也變得很沉重。

路內：如果我講了一個好故事，用來體現作者是個權貴，那不是傻瓜嗎？這已經不是前現代的世界了，我們不是在荷馬的時代，也不是在中國古代的話本時代。

「很多作家也有庸俗悲憫心」

新京報：你這次寫的《慈悲》，屬於典型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當代中國作家在現實主義方面的寫作量是很大的，你如何看待中國這方面的寫作狀況？

路內：如果不談現實主義是什麼，而只談這類題材的寫法，我覺得在中國文學史過程中，其實已經被太多人寫過了，但是你會發現，其中魯迅的《阿Q正傳》，雖只有兩萬多字，卻是最強硬的。

新京報：為什麼用「強硬」這個詞？

路內：因為這個文本這麼多年都沒被淹沒，魯迅的表達是如此強硬。你知道，虛構作品有的時候會顯得軟弱，而非虛構作品的文本屬性是堅硬的，但是《阿Q正傳》的堅硬程度超過了中國幾乎所有的非虛構文本和虛構文本，這是它的恆久性。另外，站在現在的角度，《阿Q正傳》仍充滿了感染力，你絕對不會懷疑魯迅。所以說，一個作品的堅硬程度不取決於文字量，《阿Q正傳》是一個體量很大的小說，但是文字量和體量還是不同的。

新京報：那麼你覺得《阿Q正傳》強硬的本質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變得軟弱？

路內：我覺得這和中國所處的環境有關係——在阿Q那個時代，會認為只要男人剪辮子，女人放小腳，就進入了一個現代時期。但在中國一百年的歷史中，這個事情非常難講清楚：一百年前的人難道如此天真嗎？你會發現他們好像是很天真。但是這種天真，在這個一百年里，始終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存在著——這個天真甚至可以用愚蠢來代替。

新京報：這種「天真」是否在每一個特定的時代都有不同的含義？

路內：這麼說吧，魯迅始終在描寫這樣一個環境——阿Q是一個像垃圾一樣死掉的人，他的革命性非常少，傳到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人的革命性依然很少。現在中國人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真的進入了一個現代世界？還是有一部分仍然留在阿Q的那個時代？回到現實主義題材，我覺得這一百年的兩頭如果對應，會發現這一類型的文本始終沒有人能超過魯迅。他構造的這種悲觀絕望的東西不是中國獨有的，是一種世界性的悲劇的東西，阿Q是一個屬於全人類的文學形象。如果讓我概括的話，就是一個真正卑微、猥瑣的人，以及作家在這個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極其寒冷的狀態。

新京報：就是說一種屬於作家的極度冷酷。你覺得自己是冷酷的寫作者嗎？還是說你並沒有那麼強硬？很多人都說路內是有悲憫心的作家。

路內：「悲憫心」是特別容易被誤讀的詞，如果我有的話，也許我身上有兩種悲憫心：一種是我們所謂的正常的良善心，還有一種叫做庸俗的悲憫心。後者就是說人難免會被各種心靈雞湯打動。人類的心理是容易顯露「庸俗的傷感」的，這種傷感幾乎和有價值的「詩意的傷感」，僅僅隔著一條縫的距離。

新京報：「這條縫」怎麼把握？後者可能是藝術家或者作家所擁有的？

路內：不見得，我覺得很多作家也有庸俗悲憫心，千萬不要相信作家。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受教育水平和教育體系。如果一個人始終站在世俗角度看問題，難免會產生庸俗。但是在後現代體系建立過程中，像是弗洛伊德、拉康、馬克思和魯迅這些人建立的是一個相對堅硬的世界觀，他們身上既有冷酷的一面，又有熱情的一面，他們似乎是對這個世界既絕望，又充滿了希望，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人是打破庸俗的先驅，大量作家其實是後來慢慢認識到這些的。

「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作家」

新京報：我聽出你很想努力打破庸俗，回到文學觀上，你試圖用小說表現怎樣的意識形態呢？

路內：我慢慢會覺得講故事這件事不重要，我要把一個小說寫到我所認為的至少是現代小說的位置上去。我覺得這對於當代作家來說，有這樣一個內心的推動力。我不會把自己放在過去，不管是現代文學意義上，還是當代文學意義上，我不是一個傳統型的作家。

新京報：那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個什麼樣的文學坐標上？

路內：我希望把自己放在一個當代作家的位置上，一個具有現代性的作家，能夠深刻理解當下，同時在寫作技巧上能夠有所突破。如果一個小說追求的是讓普通讀者覺得好看的話，那麼這個小說很有可能是簡化的，世界觀也是簡化的，人物可能是扁平的，講出來的東西可能是世俗的，那麼如果你往這個方向靠攏的話，最後會導致在所有的問題上都降了一格。我的野心是成為一個具有世界水準的漢語作家。

新京報：你覺得怎樣叫做「世界水準」呢？

路內：要經得起翻譯，經過翻譯的文本拿出去，有一個底線——不要讓外國人嘲笑你，不要被顧彬這樣的人嘲笑。如果我不想達到世界水準，就本應該去做一個擅長於講故事的、具有文學色彩的暢銷書作家，我賣過10萬本書，曾讓大眾叫好，說路內真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啊！但是這些事情一點樂趣都沒有。

新京報：曾經有樂趣嗎？

路內：曾經有樂趣，寫「追隨三部曲」時覺得靠講故事把人吸引來是蠻有意思的，但現在也沒有樂趣了。現在呢，我並不想讓自己變得像一個穿著燕尾服站在舞台中間，假模假樣的魔術師，做一些虛假的東西。

「悲憫心」是特別容易被誤讀的詞，如果我有的話，也許我身上有兩種悲憫心：一種是我們所謂的正常的良善心，還有一種叫做庸俗的悲憫心。後者就是說人難免會被各種心靈雞湯打動。（文/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