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法律至上的價值根源

作者/中國新聞周刊 2014-10-17 14:35:35

　　2013年2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營造法律至上的法治環境》，明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強調「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號召「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明確提出了「法律至上」的觀點。眾所周知，就在2012年下半年，有的媒體還在連篇累牘地抨擊這一現代法治的根本觀點。

　　近日，《人民日報》又發表文章《還是法治靠得住》，指出：「如果公民合法財產有可能須臾成空，社會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會誠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幫;如果政府行為朝秦暮楚，決策過程暗箱操作，如何稱得上現代國家，又怎麼稱得上治理的現代化?」文章發表的時機是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大小老虎接連落馬的背景下，旨在進一步加大反腐力度，重建社會對法治的信心甚明。

　　法律在國人眼中夠不夠權威，百姓心裡清楚，法官心裡清楚，執政者心裡更清楚，否則我們就看不到那麼多的信訪、那麼多的血拆和那麼多的腐敗了。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曾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正是由於社會缺乏對法律的信仰，法律往往才會不夠權威。而要讓法律成為全民信仰，則必須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

　　就西方法律觀念史看，法律至上必須有一個超驗的預設，將法的根源歸於人之上的某物。如我們周知，古希臘的自然法奠定了西方的法治基礎，而基督教的上帝造人更增加了法的先在神聖性。沒有這一預設，法的根源和權威就會自然地落到最有權力的人身上;有了這預設，法律才具有不言自明的至高無上權威，並最終落實到議會的立法權。就這點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是缺乏現代法治的思想資源的。

　　我們今天使用的「法治」一詞源於先秦法家，且與另一個常見詞「法制」同義，如《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呂氏春秋·孟秋紀》：「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兩處所用「法治」「法制「意思相同，都是指制定刑法條文。但「法治」的古義與今義卻迥然有別。

　　首先，先秦法家的「法」即刑，法治即刑治，故法家名下多酷吏。其次，先秦法家主張「以法治國」(《韓非子·有度》)，實則指君主以法治民，以法治官，而君主本身則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從而形成君主專制的特點。第三，法家主張天人相分，同時又以人性惡立論，「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管子·樞言》)，故從未設想過法的更高價值根源。

　　今天看來，先秦諸子中，儒家本來最有可能賦予法以超驗根源。《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說明漢儒已有較明確的超驗天道觀念。董仲舒《春秋繁露》更是屢稱：「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人之受命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但董仲舒終究未能突破孔子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否定，仍是堅持以德治反對法治，認為「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漢書》本傳)，因此這一高於君主的天道並未落到法治上，而是落到德政上，結果反而成為君權神授的根據。

　　儘管如此，儒家的「天命」仍是與民間的信仰相結合，在地方上成為一種非官方理論的執法斷獄原則。例如，在平遙古城縣衙門的橫匾上，至今尚懸著六個大字：天理、國法、人情。便是表達了舊時官員一種模糊的對「天理」的敬畏。

　　值得一提的是，「法治」一詞在中國的流行始於20世紀初，實是由當時中國留學生從日語中的中文借詞中帶回，並將其與先秦法家的主張聯繫起來。如梁啟超1901年在日本所著《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即首次用法家的「以法治國」來定義法治。但現代日語中的中文借詞「法治」卻具有全新的西方含義：supremacy of law(法律至上)、rule of law(法的統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立憲政府)。

　　由此可見，日語中的「法治」=「憲政」=「法律至上」，而我們今天對「法治」的理解則與當年的梁啟超相同。梁啟超後來意識到這一點，其晚年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認為，由於法家主張法出於君，法律沒有一個高於君主的價值根據，對於君主也就只能要求其「奉法自禁」， 即把性善寄予在「餘一人」身上，因而終究會導致「法何自出?誰實制之?則仍曰君主而已」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與儒家的聖人之治一樣，法家的法治歸根到底仍是一種人治。

　　景凱旋

　　(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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