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棉花種植業正在同時面對三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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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11日 09:58 農博網

　　棉花不但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是極為寶貴的戰略物資。但中國的棉花播種面積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1.4億畝的歷史最高點後，便一路下滑，去年僅為7400萬畝左右，比2007年又減少了1400萬畝。為什麼農民都不愛種棉花了呢？今年的情況有好轉嗎？本刊記者走訪了河北、河南和安徽的三個棉花種植村，發現中國的棉花種植業正在同時面對三場戰爭，每一個對手都不容小覷。

　　◎袁越

　　第一個對手：糧食

　　河南省新鄉縣的七里營村是中國最有名的棉花村，1958年毛主席曾先後3次下鄉考察棉花種植，第一個去的就是這個村。當年毛主席身穿白襯衫頭戴寬邊草帽俯身查看棉桃的形象被做成了雕像，立在他當初站立的地方，但雕像周圍卻種滿了玉米(1974,1.00,0.05%)，零星散種的棉花成了陪襯。

　　「現在的農民都很實在，什麼賺錢種什麼。種棉花不如種糧食賺錢，種棉花的自然也就少了。」總部設在七里營鎮的科林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修立對本刊記者說，「90年代初我們鎮有1萬多畝棉花，如今只剩下了1000多畝。」

　　李修立是自學成才的棉花育種專家，他在30年里培育了8個棉花新品種，有4個通過了國家審定。他培育成功的「中植棉2號」在全國範圍內率先解決了棉花黃萎病的難題，被專家譽為「棉花黃萎病的剋星」。賣棉種的收入曾經占他公司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今他卻不得不改賣小麥(2499,5.00,0.20%)種子，否則連成本都賺不回來。

　　種棉花為什麼不賺錢呢？棉花收購價偏低只是原因之一。據李修立介紹，上世紀90年代初河南小麥是每斤2毛多，棉花(籽棉，下同)是每斤1塊多一點，如今小麥價格已經漲到了9毛多，棉花只漲到了3.5元左右，如果按比例上漲，應該漲到7元才對。另外，棉花產量的增長幅度也比不上小麥。20年前棉花畝產大約是三四百斤，如今漲到了四五百斤，但小麥卻從過去的畝產500斤提高到了1000斤！小麥生長期短，一塊地種一季冬小麥後還可以再種一季玉米。玉米收購價雖然不到1元，但畝產高達1200斤以上。這樣一來，一塊地如果種一季玉米一季小麥，毛收入超過2000元，除去種子和化肥的投入，凈利潤和棉花大致相當。

　　安徽省廬江縣同大鎮朱陳村的情況和七里營村很相似。這裡原本是水稻產區，上世紀90年代中期，廬江縣政府為了脫貧致富，鼓勵本縣農民改種棉花，美其名曰「國防棉」，農民趙銀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種棉花的。「那時候種水稻每畝地才掙幾百塊錢，種棉花能賺1300塊。」趙銀生對本刊記者說，「可現在水稻價格上去了，種水稻的利潤提高到每畝1000錢塊左右，雙季稻加倍。棉花的利潤卻只提高到了1500塊錢左右，而且還不能保證。」

　　原來，國家一直對糧食作物實行高補貼政策，補貼力度遠高於棉花等經濟作物。水稻等重要商品糧還有最低收購價格作為保障，棉花卻沒有。2001年棉花價格曾經跌到了1元多，棉農欲哭無淚。

　　雖然如此，趙銀生今年還是種了5畝棉花。他是村裡公認的種棉能手，經常被請去做技術指導。「種棉花的關鍵是肥料要掌握好，施肥的時機和方法都有講究，我不施農家肥，只用化肥，但肥料施得深，肥力吸收得好，所以我家的棉桃都比別家的大。」趙銀生帶本刊記者去參觀他的棉田，果然莖稈粗壯，葉片健康，棉桃和別家相比又多又大。他說：「這已經是很差的了，今年冬天氣溫低，往常4月12日播種，今年我推遲到了4月23日才播種，那些按老皇曆播下去的種子全被凍死了。」

　　和其他糧食作物比，棉花非常脆弱，受天氣條件影響很大。今年安徽省的氣候是先旱後澇，等到出桃的時候又遇上高溫，出桃率大受影響，據趙銀生估計，今年棉花單產肯定不如去年。

　　「種棉花比較費工，需要按時施肥、澆水、打葯、間苗、整枝、打杈，收棉花也只能靠人去摘，沒法機械化。」趙銀生說，「我算過，種一畝棉花需要25個工(一人干一天算一個工)，現在的行情是每個工每天50元還得管飯，這樣算下來，種棉花一分錢都賺不到。相比之下，玉米、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已經實現了機械化，只要幾個工就可以了。」

　　趙銀生之所以還在種，就因為他不僱工，自己一個人照顧這5畝棉田。他今年54歲了，小時候生了場病，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盛夏的棉田悶熱異常，在太陽底下站一會兒就出一身汗，更別說還要勞動了。趙銀生的兩個兒子全都受不了種田的辛苦，去了外地打工。大兒子在珠海挖土，混到了領班的職位，月工資6000元。小兒子在鎮江當泥瓦匠，每天能掙200元，雖說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但總比種棉花強。於是兩人常年不回家，只把孩子留在家裡讓爺爺奶奶帶。

　　這樣的情況在中國農村非常普遍。七里營村根本見不到年輕人，村裡的一位種棉高手已經83歲了，仍然堅持每天下地幹活。李修立告訴本刊記者，新鄉縣就連僱工也很難找了，外地來的農民工除了要求每天50元工資並管飯外，還要求每天加一瓶啤酒！住的地方也必須有空調，所以僱工的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相比之下，過去一個工才2～3塊錢，這就是棉花這種勞動密集型農作物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的根本原因。

　　「我們這裡種棉花已經賺不到一分錢了，全靠在棉田裡間種一些經濟價值較高的蔬菜來維持。」李修立說。

　　「我也快乾不動了。」趙銀生說。2008年時他還種了14畝棉花，去年就減到了7畝，今年他再一次減到了5畝，他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魚塘上去，養魚更能掙錢。

　　這個現象不是偶然的。安徽省最大的安岱棉種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汪為民博士告訴本刊記者，根據他們的統計，廬江縣今年棉花的種植面積在8萬畝左右，比往年少了3萬～4萬畝。再加上今年氣候異常，棉花畝產必然受影響，今年棉花減收幾成定局。

　　中國棉花協會今年7月29日公布的形勢月報指出，由於紡織行業回暖，對棉花需求增加，產需缺口加大，棉花價格大幅上漲。今年6月份的中國棉花價格指數月度均價為1.7894萬元/噸，較去年同期上漲5120元，漲幅40.1%。但這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棉花收購價格必將大幅度上漲，因為棉花還可以依靠進口。據中國海關統計，2010年上半年中國累計進口棉花154.5萬噸，同比增長10%。進口棉花均價略有增加，但仍然維持在每噸1800美元左右，與國內收購價格相比具有明顯的價格優勢。

　　面對糧食作物和進口棉花的步步緊逼，中國棉花的陣地還能守得住嗎？對很多棉農來說，這些都是次要的。棉花行業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敵人需要對付，這就是病蟲害。

　　第二個對手：病蟲害

　　棉花最怕病蟲害。前些年最厲害的是棉鈴蟲，近幾年最厲害的是盲蝽蟓，可本刊記者在李修立的棉田裡根本找不到這兩種害蟲，最後還是在河南農科院的一處試驗田裡才終於找到了一隻棉鈴蟲和一隻盲蝽蟓。

　　「棉鈴蟲可厲害了，1992年華北地區棉鈴蟲大爆發，差點把中國的整個棉花產業搞垮了。」李修立向本刊記者回憶，「那一年農藥突然不管用了，棉鈴蟲泡在農藥里都不死，只能用手抓。當時的朱鎔基總理甚至都在電視里示範下田抓蟲，但蟲子太多了，根本抓不過來。那一年我們村的棉花幾乎絕收，第二年很多人都不種棉花了。」

　　據李修立介紹，棉鈴蟲是一種多寄主廣譜性害蟲，「除了電線杆外什麼都吃」。棉鈴蟲最愛吃植物的生長點，也就是新發的芽和新開的花骨朵，被棉鈴蟲吃過一遍的棉田從遠處看沒什麼差別，但花都死了，不結桃。90年代初期中國農村普遍使用菊酯類農藥治棉鈴蟲，蟲害厲害時每隔一天就要打一次葯。菊酯雖然屬於低毒農藥，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毒性，那段時間七里營村每年都有十幾個農民因打葯而中毒，或者因為防護面具不通風而導致中暑。

　　「面對如此嚴重的危機，中國政府採取了應急措施，將轉基因棉花的研究納入863重大研究專項，同時河北省政府於1995年開始試種孟山都公司研發的轉基因棉花，並在兩年後，也就是1997年正式開始在華北地區進行大規模商業化種植。」河南省農科院植保所棉花蟲害課題組組長封洪強研究員對本刊記者說，「這個做法很快奏效，棉鈴蟲終於被控制住了。可以說，轉基因棉花挽救了整個中國的棉花種植業，如果沒有轉基因棉花，你現在恐怕連10畝棉花地都找不到。」

　　迄今為止，棉花依然是唯一獲准在中國進行大規模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農作物。轉入的外源基因能夠讓棉花具有一定的抗蟲性，被農民簡稱為「抗蟲棉」。但是，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吳孔明博士及其團隊在今年5月28日出版的《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報告了棉花害蟲盲蝽蟓在華北地區的大爆發，指出這次爆發與抗蟲棉的大規模種植有一定的相關性。消息傳到國內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反對者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轉基因技術，認為這種技術抗不了害蟲，反而會帶來一系列副作用。

　　「轉基因技術是中性的，關鍵看如何使用。一味地強調風險而反對這項技術，或者過高地寄望於受益而支持這項技術，都不是科學的態度。」吳孔明所長在接受本刊記者的專訪時說，「網上的很多極端言論都是對這篇論文的誤讀。盲蝽蟓確實很嚴重，但這並不是轉基因棉花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吳孔明從1984年起就開始研究棉花害蟲，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專攻棉鈴蟲。他最關心兩個問題：第一，新的防治技術(比如轉基因)對害蟲種群的數量和分布有何影響；第二，如何減少害蟲對新技術產生抗性的概率。在他看來，這是害蟲防治領域兩個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關係到國家農業發展和環境安全的戰略性問題。

　　據吳孔明介紹，棉鈴蟲擅長遷徙，而且路程很遠，甚至可以在華北和東北地區之間飛來飛去找吃的。為了解決第一個問題，搞清棉鈴蟲種群數量的變化，吳教授不但設立了多個地面觀測站，還在渤海灣中間的一個小島上建立了一個雷達站，對長途遷徙的棉鈴蟲進行定量跟蹤觀測。

　　「我們的觀測結果證明，隨著轉基因棉花種植面積的逐步擴大，棉鈴蟲的種群數量逐年降低，其他農作物也都跟著受益。」

　　吳孔明對本刊記者解釋說，棉鈴蟲是廣譜性害蟲，在華北地區一年繁殖4代，每一代的寄主都不一樣。它們最喜歡花，中國北部地區不同農作物進入開花期的時間不一樣，一般情況下先是小麥(2499,5.00,0.20%)，5月份開花。小麥收穫後，開花作物就只有棉花了，7月份的時候，大豆(4034,-2.00,-0.05%)、玉米(1974,1.00,0.05%)、高粱、蔬菜等農作物都開始開花，棉鈴蟲就分散了，不好治了。換句話說，6月份棉鈴蟲基本上都集中在棉花田裡產卵，孵出幼蟲後正好吃剛結出的棉桃。如果這時候它們吃到的全都是轉基因棉花，就會被殺死。這個做法相當於為棉鈴蟲設置一個死亡陷阱，把棉鈴蟲的循環鏈條掐斷。這一變化不僅發生在轉基因棉田裡，也發生在其他農作物的田裡，這其中還包括非轉基因的普通棉花。

　　吳孔明的這項研究自1992年開始，一直做到2007年告一段落，研究範圍涵蓋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和山西這6個省份，包括300萬公頃棉花和2200萬公頃的其他棉鈴蟲寄主作物。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轉基因作物抗蟲性進行的大規模長期跟蹤研究，相關論文引起了國際著名的《科學》雜誌的高度重視，並被作為封面故事刊登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科學》雜誌上。《科學》總編輯還藉此機會採訪了溫家寶總理。

　　第一個問題通過艱苦的研究終於解決了，轉基因抗蟲棉確實有效。

　　第二個問題也很重要，它關係到如何保持轉基因棉花的效力，避免害蟲過早產生抗性而導致轉基因棉花失去使用價值。事實上，當初之所以要用轉基因棉花，就因為棉鈴蟲對菊酯類農藥產生了抗性。「八九十年代我國棉農濫用農藥的現象比較嚴重，導致棉鈴蟲對菊酯類農藥產生了抗性，引進轉基因抗蟲棉可以說是針對當時特殊情況採取的一種應急措施。」封洪強對本刊記者介紹說。

　　據統計，如今中國北部地區的棉花有95%都已經是轉基因的了，只有新疆北部地區還在種植非轉基因棉花。這倒不是因為轉基因棉花不好，而是因為這一地區的氣候條件不同，棉鈴蟲不是大問題。那麼，如此大面積種植轉基因棉花會不會讓中國的棉鈴蟲很快產生抗性呢？吳孔明認為不會。他說：「根據進化論的原理，害蟲產生抗性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國外大農場規定轉基因棉田1英里之內必須種一點普通棉花，讓棉鈴蟲去吃，把有可能出現的抗蟲基因稀釋掉，這就是所謂的『生物庇護所』。但中國的情況很特殊，都是小農經濟，政府很難規定哪家種轉基因哪家種『庇護所』，不過也正因為中國的農業模式和國外不同，使得中國農民的種植品種非常多樣。目前華東地區的棉花種植面積不到耕地總量的10%，棉鈴蟲不缺庇護所。」

　　吳孔明指出，轉基因棉花已經種了10多年，在國外曾經有媒體報道說個別地方發現了具有抗性的棉鈴蟲，但第二年就都消失了，沒有一例被科學家證實。

　　封洪強認為，中國政府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引進越來越謹慎，之所以一直沒有引進轉基因抗蟲玉米，就是為了保持目前現狀，讓玉米成為棉鈴蟲的庇護所。「雖然轉基因玉米的抗蟲性非常好，但玉米螟目前用農藥就能防得住，暫時不需要引進抗蟲玉米，這樣可以讓轉基因抗蟲棉能夠用得更久一些。」封洪強對本刊記者說。

　　吳孔明基本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這個思路可以用到轉基因水稻上，也就是說，如果將來國家批准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也不必全國都種這種水稻。「我覺得只要種一半抗蟲水稻就行了，只要年年堅持種下去，就能逐步降低棉鈴蟲的種群數量。」吳孔明對本刊記者說。

　　在吳孔明看來，怎麼種轉基因抗蟲農作物是一個科學問題，需要政府在尊重科學的基礎上統籌安排，全盤考慮作物布局和基因布局。他的研究小組一直在密切監視棉鈴蟲的變化，隨時運用計算機模型加以分析，爭取對可能出現的抗性做出提前預測，為政府的農業政策提供支持。

　　關於轉基因農作物的兩個關鍵問題似乎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那麼盲蝽蟓大爆發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其實我們很早就預測到盲蝽蟓會出問題，因為它和棉鈴蟲處在同一個生態位上。」吳孔明對本刊記者解釋說，轉基因棉花轉入的外來基因來自蘇雲金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簡稱Bt)，這種細菌含有一種特殊的蛋白質，能夠特異性地殺死鱗翅目昆蟲，卻對其他動物無害。因此轉了這種特殊基因的棉花只對鱗翅目昆蟲有毒性，棉鈴蟲就屬於此類。但是棉花害蟲有300多種，其中屬於鱗翅目的還不到10種，也就是說，抗蟲棉對大多數棉花害蟲都不起作用。

　　這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中國漫長的種棉歷史上，棉農的防治對象一直在變，並不是只有棉鈴蟲這一種。吳孔明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研究在新的生產模式和生態系統里害蟲的種群數量會如何變化，哪一種害蟲最有可能代替棉鈴蟲的位置。通過研究發現，盲蝽蟓和棉鈴蟲非常相似，兩者都是廣譜性害蟲，都從6月份開始從其他作物轉移到棉花上來。從前棉農為防棉鈴蟲而大量噴葯，間接地把盲蝽蟓殺死了，以至於很多有經驗的棉農都從來沒有見過盲蝽蟓長什麼樣，很容易忽視它的存在。但盲蝽蟓屬於半翅目昆蟲，Bt蛋白對它不起作用。如果棉農因為種了抗蟲棉就不用農藥的話，勢必給其他害蟲以可乘之機。

　　「我很早就針對這一問題寫過一篇文章，建議棉農在6月份棉花開花前噴一兩次農藥，控制盲蝽蟓。」吳孔明對本刊記者說。

　　但是，這個建議被很多人忽視了。種子經銷商為了擴大銷路，把轉了Bt基因的棉花簡稱為抗蟲棉，這就給一部分棉農造成了錯覺，以為不用再施農藥了。封洪強領導的課題組專門針對盲蝽蟓問題做了一個對比實驗，結果證明轉基因棉花並不會造成盲蝽蟓大爆發，真正原因就是轉基因棉田的農藥施放量大幅減少，讓盲蝽蟓有了可乘之機。

　　李修立也告訴本刊記者，新鄉縣開始種轉基因棉花的頭幾年幾乎什麼葯都不打，但幾年後其他蟲害開始增多，只好繼續打農藥，只是打葯的次數比以前少多了。

　　但是，農藥畢竟會對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除草劑和化肥如果使用不當，也會給生態環境帶來傷害。另外，生產化肥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中國用全球7%的耕地，養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其代價就是中國農業消耗了全世界35%的化肥！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環境問題正逐漸成為中國棉花產業最大的敵人。

　　第三個對手：環境污染

　　在很多人看來，農業生產和保護環境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但一位名叫安金磊的河北棗強縣東紫龍村農民似乎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安金磊的身份雖然是農民，但實際上他高中畢業前沒怎麼種過地。他父親在蘭州做買賣，經營醫療器械。高中畢業後他上了農校，農校畢業後進了國營農場。但他不認同農場的種植模式，尤其厭惡農藥。1993年，安金磊以每畝50元的價格承包了村裡40畝「薄田」，開始用有機的方式種植棉花。2007年，南方一家著名的全國性報紙率先報道了他的事迹。按照這家報紙的說法，安金磊不施化肥，改用糞肥和雜草堆肥；不種轉基因抗蟲棉，而是用本地種子，因為他相信「本地的種子就像土生土長的人，肯定最適應這地方」；他也不用農藥，而是在棉田兩邊種一排玉米一排芝麻，讓玉米充當誘餌，芝麻作為驅蟲劑。結果安金磊種的有機棉花抵抗住了2006年的枯黃萎病，不但省了農藥化肥錢，而且穩產8000斤籽棉。甚至他的棉花「在絨長、抗拉的性能方面也都明顯優於其他棉花」，最後被一家紡織廠以每斤4.5元的價格收購，比市場價高出1.7元。

　　這篇報道引發了全國媒體的關注，安金磊被迅速炒成了一位「有愛心的農民」。3年過後，本刊記者試圖再次採訪他，卻被告知今年莊稼不太好，希望記者明年再去找他。經過反覆協商，安金磊才終於答應了記者的要求。

　　東紫龍村距離北京300多公里，沒有直達的火車或公交車，必須先坐4小時火車至衡水，再轉乘計程車才能到達。這個村有800畝地，但只有160人，人均5畝地，這在華北農村是非常難得的。因為人少地多，因此留在村裡務農的人比其他農村多一些，但村子裡還是顯得空蕩蕩的，缺乏人氣。

　　安金磊的家坐落在一條小巷的深處，牆上布滿了爬藤。這是一個典型的農家小院，總面積約為400平方米，院子的一邊是廚房、廁所和洗澡間，雖然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和沼氣池，但不知為什麼都無法使用，只能用煤氣。院子的另一邊是5間大瓦房，其中的正房被布置成客廳，牆上掛著好幾幅書法作品，一幅上寫著「晴耕雨讀」，另一幅寫著「君子風」。客廳中央擺放著6隻沙發，客廳兩側還有兩間正房專門用來接待訪客，可見來找安金磊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是來這裡體驗農家生活的，但更多人把這裡當成了寺廟或道觀，從師「安老師」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今年來的客人比往年少多了，但仍有兩位客人住在這裡：一位是在海口做生意的張先生，來這裡「休養幾天」；另一位是來自河北滄州黃驊市的佛教居士，名叫劉一村，他已經在這裡住了3個多月，一邊幫安金磊幹活一邊讀經。安金磊確實需要這樣一個幫工，因為他夫人剛生了一個兒子，顯然沒工夫照顧農田。這是安金磊的第二個孩子，他的大兒子今年16歲，在外地讀書。

　　「我不會讓我的孩子上大學，沒必要。但我會讓他知道大學裡的知識，這個工作私塾就可以完成。」安金磊說。他非常崇拜古人的生活，討厭一切與工業化沾邊的東西。比如他非常不喜歡城市，認為城市是造成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不過後來本刊記者得知，他的大兒子目前正在深圳一家私塾學習中華傳統文化，資助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安金磊承包的農田坐落在村子的最東邊，周圍全是別人家的農田，農民們施放的農藥和化肥很難保證不滲透進來。這塊地長約300米，寬約100米，從遠處看它既不是純天然的草地，也不是整齊的莊稼，而是介於兩者之間。走近一看，這塊地的土質和周圍沒什麼兩樣，不知道為什麼被媒體稱為「薄田」。不過地上的莊稼和鄰近的地塊明顯不同，周圍的農民種的基本上只有棉花和玉米這兩樣，排得整整齊齊的，很符合城裡人想像中農田的樣子。但安家的地上卻交叉地種著紅豆、黑豆、黃豆、綠豆、棉花、花生、玉米、穀子、辣椒、土豆、芝麻和各種蔬菜，甚至還種了兩分地旱稻，看上去相當雜亂。大部分莊稼都被雜草掩蓋了，只有撥開雜草才能看見地上到底種的是什麼。人從地里穿過，會有一群群蛾子和飛蟲被驚起來，顯然這裡害蟲極多。

　　「安金磊不打農藥，不施除草劑，也不用地膜，3天不除草，草就長起來了。」劉一村居士說，「很多草根很深，拔起來很費事，志願者幹得最多的活就是拔草。」

　　「我一看見地膜這種化學東西就煩。」安金磊說，「這東西來自石油，石油好比是地球的骨髓，怎能輕易抽得？」安金磊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尊重大自然。他不喜歡一切人為的東西，甚至連雜交種子都不願用。地膜其實是一種在北方農村相當普遍的農業技術，既可以保持土壤溫度和濕度，又能抑制雜草的生長，但在安金磊看來，地膜和雜交種子一樣，都屬於人工干預，不夠自然。

　　不過，話雖這麼說，那塊旱稻卻必須趕緊除草了，否則稻秧連陽光都見不到，估計就要絕收了。「我對志願者說過，拔草的時候也不能恨草，草和農作物一樣，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安金磊一邊說一邊用鐮刀和雙手拔草，幹了半小時才清理出2米見方的一小塊。2分地大約相當於120平方米，也就是說，一個壯勞力要干一整天才能把這塊地的雜草除凈，而且每隔3～4天就要這麼再來一次。雖然當地的人工相對便宜，但一個工也要40塊錢。如果沒有志願者為他免費勞動，安金磊的有機實驗恐怕就很難進行下去了。

　　可惜志願者不都是農民，很多人不知道干農活非常辛苦，幹了幾天就打退堂鼓。安金磊鼓勵他們說，經受日晒雨淋可以更好地吸收日月精華，因此也就不會累了。志願者大都來自城市，不會種地，前段時間一位志願者直接把黑豆作為肥料施到了田裡，結果把很多蔬菜燒死了。

　　居士劉一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種了一輩子地。他認同安金磊的理想，但卻出於本能，對安金磊的一些具體做法表示懷疑。他指著安金磊的棉田對本刊記者說：「安金磊不用農藥，結果蟲子很多，棉桃都快被吃光了。看長勢，別人家的棉花今年能收四五百斤籽棉，安金磊的棉花能收100斤就謝天謝地了。」

　　不過，安金磊卻並不擔心。「我的棉花不去市場上賣，都被朋友們買走做被子了。」他對本刊記者說，「雖然我的棉花絨短，但朋友們覺得有機棉被蓋著舒服，比普通棉花更暖和。」

　　事實上，安金磊種的莊稼收成普遍都遠低於其他農民。當地人種的小麥每畝能收1000多斤，而安金磊種的小麥最多也就能收400斤。但自他出名後，他的產品往往會以很高的價格被前來「朝聖」的崇拜者買走。一位名叫李國義的村民告訴本刊記者，他從來沒有見到安金磊賣過糧食，而村裡有很多人都對安金磊的種田方式感到不滿，認為他糟蹋土地。如今土地比過去值錢了，光是每畝地的國家補貼就有70元，因此現在的地價已經漲到了每畝至少300元的水平。有幾位村民看不慣，用拖拉機強行剷平了安金磊的10畝地，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種上了莊稼。

　　天氣悶熱，安金磊幹了一會兒就回去吃飯了。他說他每天4～5點就起床，這是符合中醫養生之道的做法。但他中午必須睡午覺，否則支持不住。

　　因為附近沒有旅館，本刊記者只能住在他家。安金磊非常好客，任何客人都可以隨便在這裡免費吃住。晚飯全是素食，但有雞蛋。安金磊做菜放很多油，味道很香。晚飯後大家坐在客廳聊天，聊的幾乎全是國學和宗教的內容。安金磊平時不看農業技術方面的書，卻花了很多時間閱讀國學古籍。他的核心觀點就是天人合一，他認為中國人都應該變成小農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再為生產而生產。他甚至不認為自己做的是有機農業，他覺得農業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錯的，土地不屬於人類，不是用來為人類生產糧食的。說到農「業」就必須考慮成本和效益，這就偏離了生活的本質。

　　「可是，如果全中國的人都像你這樣生活，那耕地就不夠了。」本刊記者問。

　　「中國的土地絕對夠。」安金磊肯定地回答，「中國目前只用30%土地生產糧食，其餘的都是用來生產飼料、水果，或者造酒了。酒完全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一個人不抽煙不喝酒，他對肉類的需求其實是很少的。」

　　但是，作為國家級研究所的所長，吳孔明卻不得不考慮一些很實際的問題：「我不反對有機農業，中國政府和科學家也在積極尋求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方式，但光靠嘴說沒用，你得拿出切實的證據來。如果你的方法被證明可行，我們一定會積極地推廣它。」吳孔明說，「有機農業領域的很多專家都沒有真正地從事過農業生產，很多想法都是異想天開。比如我曾經讀到一篇文章說，控制草原蝗蟲災害不能靠農藥，應該去養雞，讓雞去吃蝗蟲。這篇文章發表出來後引來一片叫好聲，但沒人想過，草原上只有幾天有蝗蟲，剩下的時間你拿什麼去餵雞呢？」

　　相比之下，李修立和趙銀生都是地道的農民，他倆在多年的實踐中都摸索出了一套控制害蟲的辦法，既能保證高產，又能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危害。比如，李修立在棉田邊上種了一排綠豆，因為他知道盲蝽蟓最愛吃綠豆，「進去了就不出來，像小孩進了遊戲廳一樣」。等他看到盲蝽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往綠豆上噴農藥，殺死它們，這樣做可以大幅減少農藥的使用量。趙銀生也是如此，他通過多年的觀察發現，陰雨天蚜蟲一定多，天氣一熱，紅蜘蛛就該出來了。於是他每天都下地觀察，根據不同的氣候情況和棉花植株的特點決定打葯的方式和用量，因此他的棉田農藥用得比別人少，但蟲害卻比別人的輕。

　　按照有機農業的定義，這兩人都不合格，都不能貼上「綠色農產品(18.75,0.20,1.08%)」的標籤。但也許他們的做法恰恰是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最環保的一種耕作方式，否則糧食單產提高不上去，就得開墾更多的土地。

　　「轉基因抗蟲棉其實是一種非常有機的抗蟲技術。」封洪強對本刊記者說：「Bt蛋白以前就是被作為有機農藥而使用的，已經用了50多年。但是噴葯的方式效率太低，農藥禁不起日晒雨淋，藥效不能保證。轉基因棉花就是讓棉花自己生產這種有機農藥，這樣一來就不用擔心藥效不穩定了。」

　　來自孟山都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他們公司正在研製一種能抗盲蝽蟓的轉基因棉花。但是他們在引進轉Bt棉花上吃過虧，不願輕易把新的轉基因棉花品種推向市場。

　　「當年孟山都的轉基因棉種基本上只掙了一年的錢。」安岱種子公司總經理汪為民對本刊記者說，「不但農民都偷偷留種，而且各地的種子公司立刻開始行動起來，把來自孟山都的轉基因棉花作為親本，和本地的品種進行雜交，獲得了一批既能適應本地氣候，又能抗蟲的新品種。」

　　事實上，就在孟山都進入中國後不久，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就研製出一種專利屬於中國的新型轉基因抗蟲棉。各地種子公司在使用郭三堆的產品時就更不用擔心專利費的問題了，因此郭三堆也沒拿到什麼錢。

　　有人認為農業關係到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國家就應該大包大攬，把農業科研管起來。但是今年出版的《自然》(Nature)雜誌刊登了一組關於農業新技術的研究報告，認為在農業領域政府和私人研究機構的力量都不可忽視。比如，孟山都每年花在研發上的費用是12億美元，比美國聯邦政府2007年花在農業研發上的總經費還多1億美元。

　　孟山都每推出一個新品種，平均需要花費1億美元的費用，這就是為什麼第一代轉基因產品大都是讓農民受益的，因為只有農民肯花錢購買，才能把投資掙回來。

　　問題在於，要想真正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同時還不污染環境，光靠第一代轉基因作物是不行的，必須儘早開發出第二代產品，比如抗旱抗澇抗鹽鹼農作物，或者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營養價值。這類產品的商業價值不高，光靠孟山都這樣的商業公司顯然是不行的，國家必須加大投資力度。

　　另外，一些國際慈善機構也站了出來，掏錢贊助了第二代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比如，在比爾·蓋茨基金會的支持下，孟山都正在肯亞試驗抗旱玉米。據《自然》雜誌報道，這種新型玉米已經完成了田間試驗，正在等待美國政府管理部門開綠燈，好在非洲推廣。先鋒公司則正在積極研發對化肥依賴小的轉基因玉米，不過這項研究尚處於初級階段，預計還需要10～12年才能上市。

　　除了轉基因技術，對化肥的改良也很重要。目前生物肥料領域也是農業研究的熱點，研究人員希望開發出一種新型肥料，既能保持土壤肥力，又能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有機農業的理念是很好的，建立一套不用化肥不用農藥的生物防治系統也不是不可以。但任何新技術的前提一定是為了滿足人類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保護生態系統的絕對平衡。如果你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只想著去建立一個你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這是不可行的。」這是吳孔明所長的觀點。

(文章來源：農博網--《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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