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利｜關於保守主義的一點附言

06-07

按：作者馮克利，翻譯家、山大政治學教授。本文摘自《打了折扣的民主：從薩托利<民主新論>說開去》，原載於1990年12月香港《法言》雙月刊。另見《尤利西斯的自縛》（馮克利著），第18～30頁。

………………………………

由以上論述看，我們是大可以把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劃入保守主義陣營的。他強調權威，坦然認可精英政治，力陳決策質量與效率的重要，尊重經驗與歷史，都清楚表明他同歷史悠久的西方保守主義傳統相去不遠。那麼，保守主義為何能在近代以來求新求變的時代潮流中始終立住腳跟，甚而在20世紀80年代能夠大行其道？此問題之解，我們或可由觀察啟蒙運動之缺失得之。啟蒙運動的信念是，基於理性與對自然法則的洞悉，可以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恩格斯所謂人類一切事務皆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審判，即典型地表達著這一層意思。

譯註：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當代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代表作為《民主新論》（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但是在保守主義者看來，這種信念是既違反經驗世界的可能，也會貽害無窮的。守舊乃人的固有天性之一，新鮮事物固然可悅人心目，但全新的環境也足以破壞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帶來調適上的無盡痛苦。進而言之，理性主義對社會發展規律持樂觀進取的態度，往往使它相信過去經驗中的種種不平與醜惡，可以用「全面而合理的計劃」剷除之。於是如何「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便成了政治家處世立言的急務。但對保守主義者來說，成規不管多麼不完善，一經被完全打破，起而代之的便十有八九是強權，其「全面計劃」一旦實施，甚至會把人們已有的自由和權利也納入操作之中。像隱私權、生活方式的自決、原有利益均衡的相對穩定等等，都有可能在理性計劃的名義下消失。這種保守主義給後世自由主義傳統的重大啟發就是，無限制的民主並不是保障個人自由的可靠手段。如果民主以多數人的意志為由而踐踏了每一個人的自由（因為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少數中的一員），這種民主便是沒有價值的。

從這裡我們又可以得出一點意蘊深長的認識：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現代民主的真諦並不是保護多數，因為民主制度下的多數永遠是贏家，因此無需加以保護。倒是永遠會輸的少數，才是民主為自身的存在而真正要保護的對象，不然贏者全贏，輸者全輸，必導致權力約束的消失，極端思想橫行，多元社會的穩定難以為繼，此乃民主政治博弈的大忌。托克維爾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經典之作《美國的民主》中，就曾向世人發出告誡說：

民主國家的公民把自己同周圍國家的人比較時，會自豪地感到他和他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然而當他放眼全體同伴，就會馬上被自己微不足道和軟弱無力的感覺所壓倒。……因此，公眾在民主的人民中間有一種獨特的權力，這種權力在貴族制國家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因為它不是說服而強迫別人接受某種觀點，把全體的想法這種巨大的壓力強加於每一個人的思想。

如想理解薩托利為何要給民主和多數原則施加種種的限制，此番話或可作為一個最好的註解。

當然，我們切不可以為，保守主義是抗拒變革的同義詞，嚴格說來，保守主義既不反對民主，也不反對變革。前面提到的保守主義大師柏克，就是當時一位為美國人反抗英王作有力辯護和捍衛政黨民主最著名的人物。保守主義所反對的，只是切斷同傳統一切關係的「決裂式變革」。事實上，對於「社會在歷史中成長」這種觀念的形成，保守主義真可謂功莫大焉。成長即已蘊含著改變與進步，但這要在一個有機發展的過程中才算合理。柏克曾言，「（我）決不排除辦法的改變，但甚至當我改變辦法時，我也應著眼於保存原有的優點。萬一出現令人不滿的嚴重情況，我也有補救的餘地。」通觀西方對待社會變革持小心謹慎的態度，本是一項古老的智慧。亞里士多德早就說過，經驗乃是健全的政治最可靠的保證，民主發展到極致，便會同最壞的政體一樣暴虐。薩托利自稱花費十年心血撰成此書，其用心無非是要提醒人們，莫因當今科學、理性和消除貧困的巨大成就，而忘卻這些古人的教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