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訴交易達成共識才能減少阻力

06-07

在當前我國刑事案件高發時期，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實行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相匹配的程序從簡處理，不但有利於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犯罪事實，配合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好案件，也將在遵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程序保障權利基礎上，便利於從快推進刑事案件進程，並提升刑事司法人員的工作效率。

文 | 陳慰星

來源 | 吳情樹博士的法律博客

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日前在京召開。會議提出，2016年，要在借鑒訴辯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基礎上，抓緊研究提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方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後，選擇有條件的地方開展試點。

這一試點方案的出台，衍派於之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認罪認罰制度改革清單，並自上而下系統回應了之前在某些地方所開始逐步推進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辯訴交易」基層實踐。從其直接出台的實體原因來看，是對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制度化的具體貫徹；而對於認罪認罰的當事人從刑事訴訟全流程上的簡化處理，也在程序意義上推動了刑事訴訟程序的創新。

在當前我國刑事案件高發時期，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實行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相匹配的程序從簡處理，不但有利於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犯罪事實，配合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好案件，也將在遵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程序保障權利基礎上，便利於從快推進刑事案件進程，並提升刑事司法人員的工作效率。

另外，原有的關於認罪認罰的情節屬於酌定從輕量刑，容易成為極少數刑事司法人員的權力尋租空間，成為滋生刑事司法腐敗的溫床。將其作為法定的從寬制度，將有效消解量刑職權的求租激勵，進而遏制刑事司法腐敗。

普遍從寬的制度，也是對中國長期形成的刑罰懲戒的社會觀念的更新。之前力推的罪犯從寬處置的刑事政策，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高齡老人等特殊群體，尚未觸及更為廣義的普通罪犯，難以充分發揮從寬司法在恢復社會秩序與刑事和解的積極功能，而使得被破壞的社會未能有效修復。

然而，這種著眼於長期的現代刑事司法觀念，並不容易獲得既有社會的普遍共識。報復性刑罰觀念，首先就是被害人及其家屬難以紓解的心結，通過法定製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對罪犯的刑罰，難以在他們的心理中得到認可，甚至可能令他們滋生司法不公等偏見。

再加上認罰制度涉及到賠償補償問題，也會造成諸如「花錢買刑」等沸沸揚揚的公共輿論阻力。特別需要考慮的，是當前很大一部分民眾存在的「仇富」思潮，令很多地方在推出類似辯訴交易制度的基層實驗後，就基本裹足不前。這也成為中國認罪認罰的辯訴交易司法改革需要背負的最大精神「負資產」。

從建構一個完整的辯訴交易體系的角度來看，中國認罪認罰制度的具體改革進路應主要解決辯訴交易類型、犯罪性質、交易標準三個方面設定問題。就辯訴交易類型而言，既有成熟的模式資源有罪名交易、罪數交易和量刑交易三類。例如，美國所實施的以被告認罪為條件的辯訴交易類型，包括檢察官與被告達成減輕指控，撤銷非直接有關的指控(如撤銷慣犯指控)及量刑交易。

如果認罪認罰制度改革在推行伊始要減少阻力，應儘可能不打破我國既有的刑事定罪量刑的制度體系。因此，可行辯訴交易類型的應僅限定在量刑交易。這種微觀改革類型，既不會如罪名罪數交易那樣突破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又可在「坦白從寬」酌定減輕認定框架下便於司法直接適用，同時無需訴諸刑法典的修正。

就辯訴交易的犯罪性質來看，較為穩妥的做法是遴選那些在犯罪性質方面社會影響較小且性質不是很嚴重的罪名，即刑法規定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刑事案件。譬如數額較小的盜竊、搶奪以及過失犯罪的案件。特別是後者，也更容易在社會認可的程度上達成共識。

此外，還可以大膽探索案件事實基本清楚而證據不足的輕刑案件的辯訴交易，以充分放大辯訴交易功能，減少如退回補充偵查的司法資源耗費和低效。當然，為避免因賠償而「吸收」犯罪的經濟異化問題，辯訴交易應在一定的量刑幅度內進行：對於完全認罪和充分賠償的故意犯罪人，最多只能在法定刑以下一檔內進行交易，對於過失犯罪，則可考慮增加如緩刑甚至不起訴等的「優惠」處遇。

就認罪認罰的具體實施程序，應設置一道偵查機關和法院不得介入的紅線，防止在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利用辯訴交易以換取犯罪嫌疑人對案件的供述，抑或法官因為實施辯訴交易而失去了其定罪量刑上的公正立場並滋生尋租衝動。

在以主辦檢察官為主導的認罪認罰程序中，應貫徹辯護人參與原則，強調對被告人的辯訴交易風險告知和對等協商的程序保障。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應儘可能推行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諒解程序，將被告人的真誠悔過法定程序化，作為施行認罪認罰制度的前置程序。

法院應在正式庭審前，對上述的辯訴交易協議與控方量刑建議的合法性和辯訴交易過程的合規性進行全面審查，必要時可啟動審前程序訊問控辯雙方。若上述審查通過，法院可徑行轉入刑事速裁程序予以判決，否則就撤銷該協議進入普通程序，而協議內容將不得作為控辯證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