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族皇帝拓拔氏果真是投降匈奴漢族李陵後裔嗎?

原文如下：鮮卑族皇帝拓拔氏是投降匈奴漢族李陵後裔，吉爾吉斯也是李陵後裔 一、 太平真君四年末政變的真象 　　　　　　《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詔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複，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　　　　從這道冠冕堂皇的詔書中，難以看出事件發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將此次事件納入拓跋皇權成長這一長期歷史過程加以思考，認為這標誌避免鮮卑貴族干擾皇位繼承的「太子監國」制度的確立[1]。南方傳聞卻將這次事件視為皇太子拓跋晃鬥爭的結果。《南齊書·魏虜傳》稱：：　　宋元嘉中，偽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　　　　同一說法在《高僧傳》卷11《釋玄高傳》中有更為詳細的記敘：「時魏虜拓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偽太子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詰。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浩、寇天師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以為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細繹史實，南方傳聞實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遠非是確立「太子監國」制度可以全部解釋。據《世祖紀》，命皇太子監國的詔書是在拓跋燾率軍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還未來得及回到平城時匆匆發布的，這應是面臨嚴重政治危機時的重大舉措，和拓跋燾與拓跋晃的矛盾並無關係，而且在這次事件中拓跋晃與崔浩實為同盟而非政敵。　　　　據《魏書》卷28《劉潔傳》、卷35《崔浩傳》、卷103《蠕蠕傳》，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北魏朝廷議舉國出擊柔然，尚書令劉潔持異議，而崔浩及太子拓跋晃贊成，遂分兵四道：「樂安王范、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拓跋晃、司徒崔浩隨中軍行動，各路大軍按計劃於柔然可汗庭鹿渾海會合。劉潔之祖劉生在什翼犍時代即作為什翼犍妻慕容氏的家臣入代國，屬勛臣八姓之一，其族源當屬匈奴。劉潔本人在拓跋燾時「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專，世祖心稍不平」。出軍之際，劉潔恨其意見未被採納，「矯詔更期」，並對其親信說：「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又讓尚書左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姓名否？」 　　　　及拓跋燾率中軍至鹿渾海，與柔然部眾相遇，而其它三路大軍並未按約定時間到達，劉潔又阻止拓跋燾孤軍突襲的計劃。「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進，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潔與南康公狄鄰及（張）嵩等，皆夷五族，死者百餘人」[2]。《世祖紀》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將以北伐後期，斬於都南。」其中有「督偏將出別道」的尚書奚眷，見《魏書》卷30 本傳。西道主帥樂平王拓跋丕及東道主帥拓跋范均為拓跋燾之弟，《魏書》卷17二人本傳稱：丕「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戾王」；范「劉潔之謀，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二人顯然均非正常死亡。拓跋丕本傳還說：「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聞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薨死，而董道秀棄市。……』」說明拓跋丕本亦有追逐帝位的圖謀。 　　　　劉潔與諸王合謀推翻拓跋燾，直接的目的當然是奪取皇位，兄弟相傳及諸部擁戴的傳統還在起作用，所以拓跋丕及拓跋范會牽涉其中，劉潔也才會有自己當皇帝的企圖。拓跋晃在危急中以太子身份監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萬一拓跋燾有所不測，「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3]，拓跋燾本人昔日出任「監國」的這種目的，同樣適用於拓跋晃。而證明拓氏父子相繼的皇統的合法性也成了當時最緊迫的問題。《魏書》卷112之下《靈徵志下》記：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奏稱「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朝廷遣人圖寫。「其文記昭成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籙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像，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卧起，不離左右。此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在遙遠的邊地刻石圖形，指名以為符應，從時間上看，正月或更早一些的時侯便已在秘密進行，旨在以當時人心理上認同的圖讖形式，證明拓跋皇權上符天意，「太平真君」拓跋燾為天命所授，不容僭奪，剛剛總統百揆的拓跋晃亦是天意所定將封禪泰山的真主[4]，其作為皇位繼承者的地位亦不容懷疑。劉潔憑信的「劉氏應王」的讖語及董道秀對拓跋丕白台之夢的解析等，均屬虛妄。　　　　圖讖畢竟是一把雙刃劍，最高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自己的合法地位，卻不容許別人利用它來對這種合法性置疑；佛教僧侶以法術事於貴族官僚門下，如同圖讖，在他們的密謀中可能起了推波助瀾或壯膽的作用，亦引起勝利者的警惕。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壬寅，在拓跋燾回至平城，完全控制局勢後，拓跋晃「始總百揆」，第七天後的戊申日，朝廷下詔：「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諱、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魏書·釋老志》錄有此詔自「沙門之徒」以下部分，文句稍有出入，時間卻繫於太平真君七年。研究者因而發生太武帝廢佛究竟是一次還是兩次的疑問。關於太武廢佛問題，後文還要討論，但這道詔書發佈於太平真君五年是沒有問題的，是針對劉潔、拓跋丕等利用師巫及行事與之相類的沙門為自己政治企圖張目的行為，採取的應對措施。奔走於王公門下的釋玄高及「尚書韓萬德之門師」釋慧崇於當年九月被殺[5]，正是禁止「私養沙門」的實證。但命令私門中的沙門「遣詣?儼堋保肥禱共荒莧纈械難芯空唚茄涫游淮蚊鴟鴰疃⒔鮮穌治事件視作滅佛的背景[6]。這樣不僅與事實不合，而且會掩蓋太平真君四五年間北魏上層政治劇烈動蕩的真實原因。　　　　太平真君四年冬發生的針對拓跋燾的政治密謀，可以說是貴族「功臣」們的集體行動，皇位的爭奪並不能解釋貴族功臣們何以要群起反對拓跋燾。而勝利者拓跋燾及崔浩等的反擊行動亦沒有僅僅局限於確保權力這一點上。《宋書》卷95《索虜傳》記拓跋燾命拓跋晃為監國的詔書較前引《魏書》更為詳細，茲錄其全文，以茲參證。：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亂，掃清不順，【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製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複，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養神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啟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為科制，宣敕施行。　　兩相比較，除了文句出入外，《宋書》所錄詔文中有兩句重要的內容不見於《魏書》，即「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宜定製度，為萬世法」；「皆取後進明能，廣啟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也就是說拓跋晃任監國以後的政治任務是擴大人才選拔途徑，特別是「後進明能」，更新制度，推行文治。拓跋晃是在激烈的政治鬥爭還未最後結局的時候就任監國的，在這種非常的情況下為北魏日後的政治發展定下推行文教的基調，只能是拓跋燾、崔浩等針對反對者採取的不妥協的強硬姿態。也就是說，「功臣」們之所以群起附合拓跋丕、劉潔等政治上的野心家，主要是因為在此以前拓跋燾、崔浩等人進行的「太平之治」活動業已危及他們的政治利益。　　　　拓跋燾即位之始，崔浩即通過道教給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環，賦予他「先武后文」，「興復儒教，繼千年之絕統」的歷史重任[7]。拓跋燾在征服黃河流域、擊敗柔然昭示武功的同時，確也在崔浩的推動下，進行了闡揚文治的活動。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次年即改年號為「太平真君」，表明拓跋燾在心理上亦自視為崔浩所界定的「北方泰平真君」。　　　　太平真君四年以前所進行的各項文治或者說「定製度」的活動，主要表現有按魏晉制度建立北魏的政權機構、禮聘漢族士人、加強儒學教育、整肅吏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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