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千古之謎——紅軍長征中的「密電」

走進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龕山頂的紅軍將帥碑林，所有參觀者都會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心靈震撼！

四方面軍的主要將領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李先念的單尊漢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鍾、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張琴秋、許世友、王建安、周純全、王維舟、楊克明、魏傳統、陳錫聯、陳再道……，包括死在張國燾手中的曾中生、鄺繼勛、任煒章……，以及在長征途中跳崖自盡的余天雲等二千六百六十六位曾經在這片土地上戰鬥過，早巳犧牲或新中國成立後巳相繼辭世的紅軍副團級以上指揮員的英名紀念單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齊地挺立在山頂的綠草坪上。大軍列陣，鐵馬金戈，旆旗一動，氣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於群峰之巔的紅色「兵馬俑」。而在將帥們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後面，則是六組階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崗石墓穴，排列於綠樹草坪之中。紅軍將士的骨灰安放其間，以供後人千伙萬代緬懷。在紀念碑主碑，和由二百六十八塊晶瑩透亮的花崗石組成的碑牆上，鐫刻著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六名紅軍將士的姓名和簡歷。還有國家黨政軍領導人***、喬石、劉華清、張震、張萬年、遲浩田等的題詞、賀詩。碑牆上有省軍職以上紅軍名錄九百四十八人，師職紅軍名錄八百零八人，司局地廳級紅軍名錄一千零二十四人，在鄉紅軍、流落紅軍、西路紅軍名錄一千零八十九人，二十多個縣（市）的紅軍烈士名錄七萬二千五百九十一人。

今朝春曉，天邊一抹紅霞。那種莊嚴肅穆的場面、氣氛，令每一位參觀者心靈震撼，醍醐灌頂！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參觀者震驚的是，面對著紅軍將帥方隊與紅軍將士墓穴的，竟然是與主要將帥們同樣高大精緻的張國燾塑像。用漢白玉雕琢成的張國燾半身像挺立在花崗岩基座上，方臉闊腮，濃眉大眼，頭戴紅星帽，和面朝著他的將帥們一樣神彩奕奕——沒有絲毫醜化！

陵園的解釋是：為了尊重歷史的真實，也為當時的川陝蘇區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張國燾塑了像。由於在北上南下之爭中，只有張國燾一個人堅持南下，所以只讓他一個人的臉，永遠面朝南方。

但是，那樣一種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讓人產生「錯覺」：這是川陝蘇區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在檢閱他剛剛打了勝仗歸來的指揮員們，或者正在向他們訓話。

帶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舉措，顯然不是陵園的管理者們能夠決定的。

中國人早巳學會了「透過現像看本質」。

偉大的紅軍統帥與可恥叛徒，這就是張國燾！

黨和人民承認了最終成為大叛徒的張國燾人生中也曾有過的光芒閃耀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就是實事求是——這就是歷史——黨的歷史！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日，在將帥碑林的落成典禮上，來自原一、二、四方面軍的老紅軍們會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龕山頂。當年英姿勃發紅小鬼，均成佝腰駝背白髮人。戰友相見，敬禮擁抱，憶起當年經歷，個個老淚縱橫。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個世紀過去，連昔日戰場上的對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鐮刀斧頭紅旗下出生**翻雪山過草地的好戰友、親弟兄，自然更應當「歷盡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歷史的真實，過去不過是中國人的一種願望與要求。而現在，巳經成為成為了一種共識、一種現實。

一九八二年，徐向前元帥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筆者註：廖蓋隆，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延安，一九四四年起任延安《解放日報》國內評論部副主任，新華社國民黨區新聞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書，後任新華社副總編輯、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職)等人訪問時強調：「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澤東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帥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

當時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介紹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筆者註：引自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

徐帥發表此論時是堪與葉帥比肩的軍內元老，由他來向毛澤東欽定的、「經常講的」、已成為黨史軍史常識的、一九八二年葉帥又以當事人的身份在《長征的艱險歷程》一文中確認無誤地予以證實的「史實」質疑，作為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當事人，全國也只有葉帥是唯一有資格來鄭重回應徐帥質疑的。

葉帥對此信的反應又是怎樣的呢？

范碩後來寫到：「葉帥當時身體不太好，他考慮到此事不宜公開，回復說，還是免了吧。意思是歷史問題自有公論，還是讓別人去說吧。要照顧大局，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為重，不宜激化矛盾。」(筆者註：引自范碩《關於長征"密電事件"的幾個問題》，廣東葉劍英研究會、葉劍英基金會編《葉劍英研究》二00二年第二期。)

「還是免了吧」，說明葉帥對此確有難言之隱；「照顧大局，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為重」，表明一、四方面軍即使在半個世紀之後對「密電事件」也有不同的說法。

我雖然經歷了南下北上之爭。但是，我只不過是張國燾身邊的一個小兵，對「密電」這樣的重大事件，是沒有資格知曉上層內幕的。我只能站在一個紅四方面軍普通戰士的角度，談談當時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在延安批張運動中，紅四方面軍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議論過「密電」的真偽問題。既然由上而下興師動眾地批判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密電」事件無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鋼鞭。讓人不解的是，凱豐的大塊文章和中央關於「批張」運動的決議，都對「密電事件」隻字未提。甚至一九三八年張國燾叛逃投敵，中央宣布開除張的黨籍時，以及在延河邊上組織的兩次聲勢浩大的聲討大會上，仍然沒有任何一位領導人指出過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張國燾給陳昌浩、徐向前發了一份要他們率部南下的電報。這是爭辯的雙方都予以肯定了的。這沒有任何問題。問題的核心是，電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決之」？

毛澤東和葉劍英、徐向前的態度巳經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裡了，那麼，我們就再來看看其他幾位重要的當事人對這分電報的不同說法吧。

陳祖莫撰文說：「父親自殺前曾滿含冤屈地對我說：『我有錯誤，我承認，但密電的事，沒有！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張國燾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筆者註：引自陳祖莫所撰《回憶父親陳昌浩》)。

宋侃夫明確表示：「沒有發過用武力解決中央這樣一分電報。」

宋侃夫當時是為張國燾管電報工作的主官，每一分電報都必須由他審簽後方能發出。後來他擔任過西路軍第三局局長，建國後先後出任過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他的證明的真實性應當強於陳昌浩親人的分量。

而當年隨葉劍英一起到右路軍中的呂黎平，則在他的回憶錄《嚴峻的時刻》中強調：當值班的機要股長陳茂生正在通訊室翻譯那份「出名的電報」時，他也走進了通訊室，並幫忙翻譯了電文。他在回憶錄里這樣寫到密電的內容：「如果他們堅持錯誤思想，堅持北上，那就採取軍事辦法武力解決。」——這一點，和葉帥與毛澤東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還肯定地說是他親手把這封電報交給了葉帥。

與宋侃夫一樣，呂黎平將軍也絕非等閑之輩，建國後，他相繼擔任過空軍高級航校的校長，空軍軍長，瀋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正反雙方旗鼓相當，均言之鑿鑿，使事件真相撲溯迷離，難辯真偽。

七十年前的這樣一樁連當事人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們的後來人當裁判，判出是非真偽，也實在是太難為他們的了。

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作者是黨史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這篇文章不是中共的保密檔案，但是涉及中共黨史、軍史一些以往被歪曲和掩蓋的事件，徐向前身為元帥，也無力還歷史本來面目，推翻那些定案。他逝世之後，後人把他生前的遺言公布出來，乃是對歷史負責的表現。該不會去否定徐向前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敘述的歷史事實吧？有關內容，涉及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為首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分裂紅軍和黨中央的問題，也涉及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以後西路軍覆滅的責任問題。

這篇文章其實是一個訪問記錄，是幾位中共黨史專家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在徐向前寓所就黨史的若干問題對徐向前的訪問。就是這樣一個訪問記錄，並最後由徐向前親自審定，也要在十年之後才發表，可見就連徐向前也受黨紀約束而沒有言論自由，哪怕他是在回憶一些歷史事實。徐向前昧著良心簽字當時去訪問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廖蓋隆、繆楚黃、劉經宇、佟英明、葉心瑜等。後兩人的名字以前我沒有見過，而廖蓋隆和繆楚黃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黨史專家，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中共黨史系時，就看過他們的書和一些報告記錄。文革結束後，廖蓋隆曾作過有關庚申改革的長篇報告，相當激動人心，可惜後來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而使改革受挫，廖蓋隆長時間保持低調。劉經宇則是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黨總支副書記（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該系下設馬列主義基礎和中國革命史兩個專業，五八年時前者改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系，後者改為中共黨史系。劉當時正任此職），一九五八年調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

徐向前接受訪問時說：最近兩三年內，有好多同志寫回憶錄，一些問題已經談了。有些問題要回憶回憶，究竟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什麼情況。過去有好多框框，現在沒有框框了，衝破了框框，就能得來正確的答案，提供正確的參考資料。

但實際上直至今天還有框框，不然徐向前的回憶為什麼要十年以後才能發表？為什麼陸定一因為在文革結束後率先突破框框批毛，後來卻長期受到壓抑？

訪問的正題是從這幾位黨史專家給徐向前的一封信談起的。徐向前說：你們的信提出了一些問題，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寫的一篇文章（題為《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簽了名的，我要負責的。我看那篇文章有三處不正確，被歪曲了，需要更正。

那篇文章並非徐向前所寫，而是由他人執筆，但要他簽名。在當時的情況下，徐向前作為一個黨員，儘管知道有三處不正確，但也非得昧著良心簽字不可。身為元帥仍然身不由己，實在可悲。雖然七七年時毛澤東已死，文革已結束，但黨史、軍史仍然必須按照以前定下的觀點和框框來寫。

八二年形勢較為寬鬆，徐向前想「翻案」了，但也只能把事實說了出來，仍然翻不了案，因為還沒有人有勇氣衝破黨史禁區，去摸毛澤東的屁股。按照廖蓋隆的說法，徐向前的這些肺腑之言，只是供領導參考而已。

中央紅軍長徵實為逃跑

那些有關的領導們現在死得差不多了，看來公布的時機日趨成熟，所以今年一月就公開了這個肺腑之言。而j對泄密的不滿，也可能包括這個資料的公開。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所要糾正的問題有三：一是關於張國燾擅自決定紅四軍撤出鄂豫皖的問題；二是一九三五年左路軍南下時張國燾是否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問題；三是關於西路軍過黃河的問題。

紅軍的長征，實質為逃跑。

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毛澤東歸罪於左傾路線的逃跑主義。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接掌大權後，仍然跑下去，並沒有回到中央蘇區，但是轉而歌頌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而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則又歸罪於張國燾的擅自決定。

徐向前在這裡分析了當時敵強我弱而非撤不可的形勢。他透露說：關於這個問題，在延安的時候，陳雲同志，還有康生找我談過。但是後來帳還是全算到張國燾身上。

實際上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轉戰豫西、陝南，後來進入四川，建立根據地，壯大隊伍，再去川西迎接中央紅軍，雙方在懋功會師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已不到一萬人，而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面軍則有八萬人。到底誰更像逃跑呢？上述數字，正統的黨史當然是不願披露的。就是徐向前，也只承認自己有八萬人。中央紅軍是多少，我不知道。陳昌浩寫標語，說三十萬紅軍大會師。我在旁發冷笑，哪有這麼多紅軍？

正是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勢力的懸殊，引發了毛澤東和張國燾的矛盾，特別是毛澤東擔心被張國燾吃掉，以致鬥爭成了你死我活。張國燾玩不過毛澤東，成王敗寇，後來的黨史、軍史把這一段歷史的所有罪過都加到張國燾身上。

客觀地看，張國燾也有不少問題，特別是左傾肅反擴大化，但毛澤東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則是更加卑鄙了。這還涉及下面的其他兩個問題。

兩個中央的背後關於武力解決中央問題，也是傳統的說法，這是張國燾搞兩個中央的分裂主義最大罪狀。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說：一方面軍（按即中央紅軍──筆者）和四方面軍會師以後，我們四方面軍文化太低，一方面軍人才多，我們請求中央派人來紅四方面軍，中央就派了葉劍英同志來當參謀長，還有陳伯鈞、張宗遜、彭紹輝等同志。可見如果當時四方面軍確實想吃掉中央紅軍，或者搞獨立王國，又何必有此一舉？

中央紅軍和第四方面軍會師以後，軍隊重新組合，毛澤東、陳昌浩、徐向前等是右路軍，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等是左路軍。

徐向前說：當時他們（一、三軍團）夜裡走了，我們不曉得。早上，前面部隊打電話來，說他們走了，還築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當時接電話的是陳昌浩，他手中拿著話筒，面對我說：天下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怎麼說也不能打。

一、三軍團是毛澤東所屬的中央紅軍的一部份，毛澤東率部夜裡北上逃跑，後來卻指責是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之所以逃跑，根據某些革命回憶錄所說，是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等原四方面軍領導人，要他們武力解決，捉拿毛澤東，但這個電報給葉劍英發現，向毛通風報信，毛才率領隊伍北上……文革期間葉劍英出任軍委副主席，抓軍事工作，這一點被作為他無限忠於毛主席的表現之一。但是徐向前卻另有說法。徐向前說：我們那時候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按指用武力解決捉拿毛澤東的電報──筆者），是指定人譯的。發給誰，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叫誰譯就是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

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譯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顯然，徐向前不相信葉劍英可以看到不是發給他的電報。後來廖蓋隆向徐向前說，關於張國燾電報的問題，宋侃夫曾經來黨史研究室談過，說四方面軍的電報都經過他的手。他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字樣的電報，只是有要四方面軍南下的電報。

廖蓋隆說，據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的會議記錄，毛澤東在發言中談到，葉劍英把電報交給他看，電報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話。廖蓋隆的結論是：張國燾要求四方面軍南下的電報是肯定有的，主要是對電報用什麼措詞現在有不同的說法，中央看到張國燾要四方面軍南下的電報，感到處境危險，所以立即離開四方面軍北上了。

搞分裂的是毛澤東而非張國燾。就是說，張國燾僅僅是要四方面軍南下，毛澤東聞訊就帶領中央紅軍北上。也就是說，張國燾的命令還未成為分裂的行動，毛澤東就率先以行動來搞分裂，然後再反誣張國燾要"武力解決"。

廖蓋隆還透露，宋侃夫建議他們寫信給葉劍英，請他回憶這段歷史。而他們也給葉劍英寫了信。看來葉劍英並無迴音，似乎是有難言之隱了，否則為何不明確說，給後人留下明確的歷史呢？

第三個問題是紅軍長徵到陝北以後的西路軍過黃河的問題。由於西路軍後來差不多被國民黨的馬家軍消滅，在中共黨史中也把一切責任推給張國燾。徐向前指出：一九七七年那篇文章說是張國燾擅自命令四方面軍過河的，西路軍失敗是執行張國燾路線的結果。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西路軍打敗仗是毛之過

其實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是沿用毛澤東的說法。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破產。在「注釋」中更明確地說：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徐向前承認是他率領四方面軍過河的，但那是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來電決定的，是中央的命令。徐向前還說：到陝北後，我們同張國燾沒有直接關係了。我們主要是與中央軍委聯繫，我們直接隸屬中央軍委領導，是受中央指揮的，受毛主席指揮的。也就是說，西路軍後來打敗仗，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揮錯誤。早幾年，為西路軍平反的工作已在進行。徐向前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做這樣的工作（徐向前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主席是陳昌浩）。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大將）在一些文章中，還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等等，也做這個工作，但是比較有系統的平反，是見諸軍內作家黎汝清的長篇記實文學《碧血黃沙》（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這本書敢於明確指出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遙控指揮的錯誤，例如在那些不毛之地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的錯誤主張，而且作戰命令朝令夕改，使他們無所適從，甚至坐以待斃。

書中也指出當時身為西路軍第一把手的陳昌浩，因為曾經在長征中緊跟張國燾而受批評，因此患得患失，在具體指揮西路軍作戰的過程中，不敢對中央的錯誤決定提出不同的主張，怕再犯政治錯誤。在這情況下，西路軍終於走向覆滅。而那些後來因為四散而流浪或定居在河西走廊的戰士，在中共建政後，還受到歧視，甚至受到迫害。

西路軍覆亡後，張國燾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本錢，而且被毛澤東扣上各種大帽子，成了罪魁禍首，以後被迫逃出根據地，投向國民黨。

毛澤東在清除了張國燾這個有軍事實力的政治對手以後，再清除王明一夥無軍事實力的政治對手，一統了黨和軍隊。但是歷史是否到此就清楚了呢？我們不禁要問，英明偉大的毛主席，為什麼要將四方面軍調去河西走廊這個兇悍的伊斯蘭騎兵所在的地區？本來是打通"國際路線"，後來為何又要他們在當地建立根據地？為什麼作戰上又指揮錯誤？他是不是借刀殺人，以清除紅軍中的異己勢力？這些問題，還有待黨史工作者進一步努力挖掘和探討。

張國燾簡介

張國燾（1897－1979）字愷蔭，又名特立，筆名和化名有： 張特立、特立、張彪、凱音、張特、天師、國燾、燾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張國燾生於1897年11月14日（農曆十月二十日），江西省萍鄉市（舊時稱縣）上栗縣金山鄉山明村。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年被開除黨籍。 　　童年時代在他父親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辦的私塾里與十幾個孩子讀詩書,1908年，張國燾來到萍鄉縣縣立小學讀書。1912年，張國燾來到由萍鄉縣縣立小學改成的縣立中學繼續學習。1914年，張國燾因為替「違紀」的同學辯護，受到舍監要開除他學籍的威脅，便離開萍鄉中學，到南昌心遠中學就讀。心遠中學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錫創辦的一座學校。學校主張崇尚科學，反對守舊；注重西學，反對八股。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張國燾「越過了攻讀經書的範圍，開始來敲近代知識的大門」。並於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為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的學生。 　　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人之一，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並經常深入工人群體進行演說。此後一段時間積極籌備並進行長辛店補習學校的講演（對象為工人），為以後的工人運動打好了基礎。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並主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兼《勞動周刊》主編，領導工人運動。在1921年年底參加莫斯科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見到列寧。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併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年12月中旬，張國燾率領了一個數約十人的鐵路工會的代表團到天津去探望報病的孫中山，並與李大釗二人代表中共與北京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組織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以汪精衛為首），商討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的相關決策。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並任中央工農部主任。1926年後，面對國民黨右派排斥、打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他執行妥協退讓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1927年7月陳獨秀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鮑羅廷根據共產國際」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後補入瞿秋白為成員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同年7月，他受臨時中共中央委託赴南昌貫徹中央決議，但張國燾不願意去，仍對張發奎抱有幻想。1928年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1931年初回國，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會議在米夫的操縱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後來到鄂豫皖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後，帶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為了統一指揮兩大方面軍作戰，中共中央召開了著名的「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並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隨後與紅二、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10月到達陝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曾經寫作《我的回憶》。1979年因病去世。

陳昌浩簡介

陳昌浩（1906-196707.30），湖北武漢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中國工農紅軍時期的我軍最高將帥之一。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黨政軍「三駕馬車」（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之一；作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政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是長征時期最大一支紅軍主力部隊的主帥；從擔任紅四軍政委開始，與徐向前共同征戰6年，參加過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獲「衛國戰爭獎章」。

陳昌浩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政治委員、第四方面軍政治委員。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參與指揮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方面軍（兼西北軍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與創建川陝蘇區，同徐向前等指揮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１９３５年５月參加長征。第一方面軍與第四方面軍會師後，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曾獲金質紅星獎章。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１２月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軍失敗後，轉赴延安。１９３９年８月去蘇聯。１９５２年回國後，任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等職。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卒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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