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何滿子先生《讀魯迅書》

　　1 　　滿子先生是我一位至親的摯友,也是1955年那場文字獄中的「同案犯」。我初見滿子先生,是在1953年,還在那場文字獄之前。那時我只是個少年,從不參與長輩們的談話。對滿子先生有所認識,是從讀他的書開始的。1954年,他的《論儒林外史》《論金聖嘆批改的水滸傳》《論蒲松齡和聊齋志異》出版了,我一口氣讀完了這三本書。書中說的我不全懂,但對《論儒林外史》風格的論述,《論金聖嘆批改的水滸傳》的文化批判精神,《論蒲松齡和聊齋志異》對作者的民族意識的看重,至今還印象深刻。這三本論古典小說的學術著作在思想、風格上的某些共同的東西,也是他以後所有論著――無論是學術著作、文學批評,還是雜文――的共同特徵,如看重文學的人民性的因素,注重風格及人格的評騭,注重文化批判,還有文學上的潔癖,以及由一種錚錚傲骨作支撐的有稜有角、精警潑辣的文字,等等。這些特徵表明,他不是一個寧靜的學者。他在援古論今,衡文論人時,總不能忘情於現實,不能忘記不久前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他對這些人、文、事的評騭,總會使一些人難堪、尷尬、窘迫、不快,而另一些人則感到痛快淋漓,說出了自己不敢說、心底有筆底無道不出說不好的話。這樣的文字,我印象深刻的可舉出《中古文人風采》《文學對話》(與耿庸合著)、《論文學的代溝》《讀魯迅的書》。讀這些書和文,我強烈地感覺到魯迅的人格文格的影響。在滿子先生的書中這種影響幾乎無處不在,並且是融入到他的血液中的。古人詠梅雲:「香不在花,香不在蕊,其香徹骨。」可以用來比喻深受魯迅影響的滿子先生其人其文的人格與文格。作為學者、批評家,更重要的是作為人,他是從魯迅的思想乳汁得到滋養的。以晚年寫的《中古文人風采》為例,它與早年寫的《論儒林外史》風格上的一致,在於都重人格品評,從這裡,便可以明顯地看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的影響,這影響在《中古文人風采》一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深刻,它既是文格的影響,又是人格的影響。風格即人,什麼樣的人寫什麼風格的書,這在滿子先生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2 　　《讀魯迅書》中,滿子先生自敘了他吸取魯迅思想乳汁的具體情形:上世紀三十年代開頭,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就開始接觸魯迅的書,從中汲取智慧與力量。三十年代,從讀《野草》《吶喊》《彷徨》起,繼而陸續讀完了他的全部雜文和譯文;1944年春,通讀《魯迅三十年集》,1946年得到一部布面二十卷本《魯迅全集》為「鎮宅之寶」,隨時翻閱,隨時請教;1955年因言獲罪之後,《魯迅全集》仍不離左右,待到流放寧夏,在沒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忍痛割讓給流放地的文化館;1978年被召回重執舊業,得了工資第一件事就是請回魯迅,直到晚年陪伴他的就是人文社十六卷本的《魯迅全集》。凡遇事,滿子先生輒以虔誠謹敬之心「請教」,平時則「課責」自己,「定時一卷一卷地溫習,不敢懈怠」。 　　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在這連綿不斷的多重災難中分出清濁,其優秀者經苦難的歷練,而愈以強韌。1955年那場文字獄中胡風及其文學上的友人就是這樣一批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從魯迅那裡吸取的思想初乳。作為一個知識群體,他們最可寶貴之處就是繼承了魯迅精神。魯迅逝世之後,為新文學發展,胡風代他背起了十字架;《讀魯迅書》中滿子先生兩次提到他的友人也是難友的綠原和耿庸的話,他們都把魯迅看作中國人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綠原說:「英國人每年要讀莎士比亞,中國人每年要讀魯迅。」耿庸說:「魯迅是大海,我們只能舀取大海中的一瓢水。」滿子先生「定時一卷一卷地溫習」《魯迅全集》,就像從大海舀水那樣,不斷地使自己得到充實。魯迅精神就這樣被這個知識群體繼承下來,並且得到了在我看來是正確的解釋。從尊重魯迅,繼承魯迅文化批判傳統這個角度看,滿子先生《讀魯迅書》對魯迅的理解及評論,是他個人讀魯心得,也反映了涉案1955年的那個知識分子群體構成的學派的觀點。 　　此言並無虛飾。滿子先生《讀魯迅書》可以為證。 　　《新青年》團體解散後,昔日的戰友,有的「身升」,有的「身穩」,「前進者」也轉移了陣地,從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與宣傳,皆棄五四思想革命而去。在思想革命陣地上,魯迅落入了「獨戰」。在1925年3月12日與徐炳昶的通信中,魯迅就說: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嘆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華蓋集·通訊(一)》) 　　 　　為堅持五四思想革命,主張保存「國粹」者視他為「過激」黨;主張「革命文學」的又把他劃歸「不革命」的一類,尤為激進的甚至說他是「雙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加盟「左聯」後,實際上他也僅被視為革命的「同路人」,在「半政黨」的「左聯」的宗派主義干擾下,往往不得不「側著身子」獨力作戰。在去世後六七十年,「弘揚民族傳統」和對「五四進行反思」兩股思潮聯手,對五四提出種種非議時,魯迅又一次受到來自變換了衣裝的「新」、舊兩個方面的夾攻。 　　圍繞五四思想革命的評價發出的對魯迅的非難,關涉兩個相互之間有著密切關聯的現實問題: 　　一是要不要發揚五四精神,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破除思想上定於一尊、言論上輿論一律?二是在對待民族傳統問題上,是要發揚封建時代代表官方「治人」之術的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流的傳統,還是發揚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科學、民主、以人為本的現代傳統? 　　滿子先生《自從「五四」到如今》對上述問題作了旗幟鮮明、有理有據的回答。他將五四定位為「與舊文化劃一界線、具有總清算意義的文化大批判」「是一種覺醒的反思」「是中國新文化的起點」。因而在滿子先生,五四是一個坐標: 　　 　　 此後的文化批判,凡是起積極作用的,都是五四精神的深化和高揚;凡是起負面作用的(閔按,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文化批判」),大抵是五四的逆流。 　　 　　作為「中國新文化的起點」,五四文化批判提出的任務(反封建和反殖民主義,德先生和賽先生)至今也還未完成,「國民的精神意識」離五四提出的目標還「大有距離」。於是「焦點不得不常常集中到五四文化批判和民族傳統文化的關係上」。滿子先生說: 　　 　　以儒學為主流的傳統文化,在……中國統治了幾千年正是挨打挨夠了才有馬克思所說的「中國和桌子開始了跳舞」,才有五四的文化批判,才有卸脫沉重的歷史包袱的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才能曲曲折折地走上改革開放實現「四化」的道路。……怎麼對待傳統文化,擺正現實和傳統的關係,抉擇之道不是很清楚的么?該走的難道不是繼承、發揚、深化五四文化批判的道路,該發揚的難道不是五四首席代表魯迅的戰鬥精神么? 　　 　　滿子先生說的「繼承、發揚、深化五四文化批判的道路」,正是「獨戰」時期魯迅堅持用「文化批判」來實現的「思想革命」。「獨戰」時期的魯迅堅持「思想革命」,是因為《新青年》的解散五四文化批判提出的任務尚未完成,「國民的精神意識離目標還大有距離」。如今五四文化批判提出的任務有的「硬體」已經完成,但「軟體上尚未完成」, 「國民的精神意識」離目標仍然「還大有距離」,否則一次又一次的以整人為目的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就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也發動不起來。今天對祖先、神靈、「聖賢」、領袖,乃至僧道、俠客、「中國功夫」之類的「國粹」的崇拜、迷信,是群體性的文化返祖。無論政治上的「運動群眾」,還是文化上的「做戲虛無黨」「維新白相人」(《鏑貫四章》之第二章)愚弄、戲耍、欺騙群眾,所以能得逞,能發生相應的效應,是因為長期向「國民的精神意識」灌輸的,就是諸如此類的反科學、反民主的東西。因為國民民主科學意識薄弱,「文化批判」要解決的仍是五四尚未完成的任務。如今對舊文化(無論它穿著什麼時髦的新衣衫)進行批判,便是繼承魯迅傳統,完成魯迅未竟之業,以國民精神的改造為立人、立國之本。魯迅的「改造國民性」、胡風對國民「精神奴役創傷」的關注都灌注著文化批判的精神,滿子先生《讀魯迅書》所繼承的正是這一傳統。

　　因此,要說《讀魯迅書》的最顯著的特色,那便是「文化批判」。《魯迅的書帳》說魯迅的編年書帳「具有了解中國文化尤其是現代文化『知津』的作用」,它「提供了一個探究中國文化的輪廓或示意圖」。由它指點而得「知津」,是滿子先生讀魯迅的收穫,也是他文化批判所循的路徑。《讀魯迅書》對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評騭及是非的判斷,都灌注了文化批判的精神,也揭示出魯迅當年與這些人和事的糾葛時所寫的文章的文化批判的意義。《自從「五四」到如今》和《打魯迅牌和從魯迅觀照今天》是兩相輝映的姊妹篇。這兩篇文章從文化批判的視角審視和辨正的歷史是非,其意義不僅在澄清歷史,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設。此所以滿子先生《讀魯迅書》重文化批判的原因,也是它的意義所在。 　　 　　3 　　我從滿子先生的《讀魯迅書》中得益最多的是他的魯迅觀。 　　並非所有魯迅的愛好者、研究者都能有自己的觀點的。有自己的魯迅觀,敢於公開地說出,而且堅持,絕不是容易的事,它需要有足夠的思考和批判的能力與勇氣。這隻有第一義的學者才能做到;也唯有這樣方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滿子先生的魯迅觀充滿挑戰性,他的批判能力也足夠勝任這種挑戰。在《讀魯迅書》的「前言」中,他鳥瞰式地考察和評論了自蔡元培至今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思潮對魯迅的評論或描述,其辨正得失,批判謬誤多命中要害,針針見血。 　　對於蔡元培,「前言」指出:「他對魯迅在學術、文學的定位是相當切實的」,但「沒有彰示魯迅在中國歷史上無可比擬的人文貢獻和人格價值;亦即魯迅逝世時國民所公意定謚、覆蓋在他靈柩上的『民族魂』的風姿。」 　　對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的序言,他指出:「他說魯迅是傳統文化的叛逆,以及魯迅所抨擊的貌似私怨者也是人民的公仇,都說得十分中肯。」但「對魯迅的思想和價值觀提出了一個既悖逆邏輯也與事實不符的論斷:說魯迅前期是進化論,後期是階級論……這種『前期進化論,後期階級論』之說影響極壞,以後不斷有論客引述,將魯迅的一貫人格割裂。」 　　關於馮雪峰的《黨給魯迅以力量》,滿子先生對書中有關魯迅積極配合民族解放事業的事實的回憶雖然予以肯定,但指出:「……理性地根據事實,也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魯迅的作用來評估,書題的主語和賓語應該倒換一下位置才切合實際,魯迅當時在……艱苦環境下所起的無可代替的旗幟的作用被淡化了,魯迅在擁護抗日救亡政策的同時也從不放棄獨立見解的人格風采也未被強調。」 　　在批判「神化魯迅」說時,滿子先生針鋒相對地指出:在對待魯迅的問題上,不存在「神化」的問題,所謂的「神化」只不過是「將魯迅拉去為真正的造神運動陪綁」而已。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歷次運動凡涉及文學領域,魯迅都被文學掌權者用為打擊異己的「勝牌」,「文革」中這些權力人物被比他們更惡劣的「英雄好漢」擊敗,後者所出的仍是魯迅牌。他們打魯迅牌,是出於造另一尊神道的需要。 拉魯迅來陪綁,在造神運動中,「糟改」魯迅,這就是所謂「神化魯迅」的真相。 　　對於上世紀末到現在的貶抑詆毀魯迅的種種議論,滿子先生指出:「大抵是……脫離了具體語境的書齋空論,所執的空洞的倫理標準……和踏踏實實站在吾土吾民的現實基地上奮鬥的魯迅的人生標準了不相干」方枘圓鑿,完全不對尺寸。滿子先生在賜我寫的一本書的序言中說,「魯迅是全文化現象,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歷史的和現實的,全包容在魯迅的書里」,因此解讀和研究魯迅「都必須以中國現實和歷史的全景觀作為參照」,否則無異於痴人說夢,滿是妄言囈語。 　　滿子先生對一些權威觀點和理論的挑戰,與正統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對當下作為五四的逆流的思潮的批判,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為他所挑戰的權威觀點和理論,在很長的時間內所反映的不是他們個人的觀點,而被認作對待魯迅問題上的黨性表現。從這種觀點出發,魯迅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只能是思想改造的先進典型,學習魯迅的意義在於為所有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樹立一個最好的榜樣,他所作的一切人文貢獻和人格價值都有賴於黨的思想和領袖的光輝的照耀才得以實現,作為國民公意定謚「民族魂」的魯迅的全民族意義就這樣實際上被消弭。當下的作為五四的逆流的「新」思潮代表著一股不小的勢力。在「弘揚民族傳統」的冠冕堂皇的名義下,整個思想文化界都被發動了起來,一些重大的祭祀、朝拜活動並且有相當高的級別的官員參與和支持,給人感覺是官方色彩勝於民間色彩、政治需要重於學術意義。在魯迅問題上,這又是一場新的牌局:用「民族傳統」打魯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新中國建立後幾十年,在思想軟體建設時,翻箱倒櫃抖弄出來的竟儘是封建家底,連戊戌啟蒙也不在「民族傳統」之中,更何況魯迅。這種思想文化上的排外性、排他性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並呈,展現出一幅奇異的景觀。如果說經濟上我們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麼,思想文化上我們又處於什麼階段?因此滿子先生魯迅觀的挑戰性反映的是一個正直的學者不畏權、不懼勢,唯真理是從、為真理而戰的可貴品質。這種品質由一種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特有的傲骨作支撐(這傲骨應該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能夠支撐起「中國」的「脊樑」),它貫穿於滿子先生的所有著作中,形成一種錚錚作響的可稱為「風骨」的東西。這種「風骨」在與和他志趣相投的知音兩相對話時,更顯風采,例如他和耿庸先生合著的《文學對話》,一兩代人之後,它也許會成為文壇佳話流傳。 　　滿子先生自述《讀魯迅書》說,書中「專門針對文本研究的只有解讀《阿Q正傳》的一篇,別的大體都是人格描敘」。為什麼作這樣的選擇?因為在滿子先生心中―― 　　 　　所有偉大作家都因他們的作品而偉大,但魯迅卻因他的人格而偉大。 　　 　　這是滿子先生獨有的魯迅觀,也是他的魯迅觀中最重要之點。它極為警策,發人深省。首先,它告訴我們做人比什麼都重要:無論你做什麼――例如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或別的什麼職業和頭銜――首先要把人做好。在被稱為「遺囑」的文章里,魯迅就是這樣期望於他的愛子海嬰的。其次,魯迅人格的「偉大」在於它的「容涵量」無人能及:「中國人,中國,中國的事情,整個中國……都收在魯迅的書里了」,「魯迅偉大的人格包含了整個中國」。滿子先生的魯迅觀另一獨具特色的重要內容是他對魯迅功業的推崇: 　　 　　魯迅如果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至少是近現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第一人。別的偉人建立功業要靠大批別人的參與,魯迅則如羅曼·羅蘭所說,是「以心而偉大的英雄」,他的功業是獨立完成的。別的偉人建立功業後要取得百千倍的報償,魯迅則一芥不取。別的偉人的事功常帶來負面作用乃至極糟糕的後果,魯迅的事功則是餵養民族的精神母乳,有百益而絕無一害。 　　 　　魯迅「以心而偉大」指三個方面:一、他是餵養民族的「精神母乳」;二、「獨立完成」偉業的巨大的精神能量;三、「一芥不取」的精神境界。他因「以心而偉大」,故是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第一人」。 　　滿子先生魯迅觀的第三個特點是鮮明的民眾的立場。 　　滿子先生說,魯迅「是權力的異己」,「始終不與權力合作」,是「超黨派的堅持獨立思考的鐵骨錚錚的知識分子的典型」。《「蕩蕩莫能名」》在說到「民族魂」時有這樣一段話: 　　 　　這不是當時政府給予的「宣付史館」式的褒寵,也不是後來大人物給予的崇高評價,而是群眾自發奉獻給他的莊嚴謚號。自古至今,中國人中足堪承擔這一謚號的只有他,魯迅是千古一人。 　　 　　這段話的前一句將民眾的「自發奉獻」和政府的「『宣付史館』式的褒寵」及「後來大人物給予的崇高的評價」區別,鮮明地表現了魯迅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是權力的異己。「『宣付史館』式的褒寵」是帝王對忠臣孝子的恩賜,作為「逆子貳臣」的魯迅不但不引它為榮耀,相反,他認為穿戴聖賢衣冠入殮是對他的侮辱;「大人物」由於形勢的變化和權力的需要,他們的評價能給你,也能作廢。「民族魂」的莊嚴稱號,是民眾的公謚,與任何權勢的功利無關,是最公允、正大,也是傳之永遠的。在「輿論一律」的環境中生活久了的人,往往以欽定為民意,分不清兩者的區別。滿子先生將兩者作了明確的區別之後,選擇民眾公意的定謚,鮮明地表現了他的魯迅觀的民眾的立場。

　　滿子先生的魯迅觀也是一種價值觀。「魯迅如果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至少是近現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第一人」 ,「魯迅是千古一人」是他根據魯迅的「蕩蕩莫能名」的人格和功業對魯迅作出的價值判斷。 　　需要指出的是,在滿子先生那裡,價值觀是一種具有人格審美意義的價值觀。本文開頭就已說過滿子先生衡文論人注重文格與人格的評騭,「風格即人」,尤以人格為先。《讀魯迅書》的魯迅觀就是一種人格的審美評價。這種審美評價通過與魯迅相關的人和事的比較,而格外的彰明昭著。因而通過魯迅,也燭照出中國世態人情的美醜。書中涉及周作人的幾篇就通過比較深入周作人靈魂的隱秘處,抉出一個熱衷忌忮、用心深曲、自私偽詐、?顏附逆、不知羞恥、不思追悔、諉過辯釋的卑鄙小人,將靈魂的醜惡、墮落,刻畫得鬚眉畢現。指出「要尋得周作人的文心,最好的方法是將他和魯迅的歷年作品對照著讀,便能如強光之於陰影,升沉分明」。周作人是一個典型,一個今日的猶大。今日的猶大不知追悔,照樣做他的名人、作家,活得挺滋潤。他們身上都有著周作人的影子。讀滿子先生通過與魯迅的比較作出的對周作人的燭照心肺靈魂的評論,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已逝的周作人。滿子先生的人格的審美評價用美醜之辨既啟示我們正確地知人論世,也啟示我們自己該怎樣地做人,俾使我們「立身處世少招尤悔」,把「人」做端正了。目下對魯迅的一些妄評,往往是因為美醜不辨而帶來的是非不分,尤為甚者是蓄意地以美為丑,顛倒是非。 　　滿子先生人格的審美評價,不是從抽象的倫理概念出發,而是將人格的美醜具體地落實到性格分析上,這就使這種評價成為對生活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活生生的人的整體的審美評價。上面對周作人的人格評價就是通過性格的審美評價實現的。對魯迅性格的審美評價可舉《編訖抒感》對魯迅「愛憎分明,對惡不假以顏色」的性格評價為例。這種性格,論者多貶之為「偏激」,滿子先生卻說,它「正是魯迅人格中的華彩部分。」褒貶之間,褒貶者的人格美醜立現。 　　 　　4 　　《讀魯迅書》諸文,可向所有讀者推薦的,是《「必讀書」》這篇。它是滿子先生為朋友的孫女開的書目。它僅只一部而已,那就是《魯迅全集》:它是「不管學什麼的讀書人都該讀的」。個中道理,也「卑之無甚高論」,只不過是教人做人而已。它是滿子先生畢生的讀魯心得:「為了使自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做人不至於做得太不像話。」(《編訖抒感》) 　　2009.7.31 南京 　　 (閔抗生,作家,現居南京) 　　[責任編輯 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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