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不「千古」

「千古罪人」不「千古」

彭定康是英國派駐香港的最後一位總督。他在這個總督任上，給香港製造了太多的不平靜，特別是在中英有關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上一再「攪局」，所以當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毫不客氣地指責他是「千古罪人」。「罪人」而「千古」，無異於永遠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不得翻身。1997年6月30日，米字旗降下來。五星紅旗升上去，彭定康也神情沮喪地離開了香港。

彭定康回到英國後，出任歐盟外交專員。按我們對他「千古罪人」的定位。他一定會處處和我們中國作對，繼續他「攪局」的勾當。可誰料到呢，在一些人視中國的發展會對世界構成威脅並大肆宣揚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時，這老彭競多次講，中國的發展不是對世界的威脅，而是給世界的機遇，從而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外交政策，主張歐盟同中國建立友好密切的關係，並多次代表歐盟訪華。2001年5月，彭定康來北京出席亞歐外交部長會議，受到時任國家主席的接見。2002年4月，他再次率領歐盟代表團訪華，再次受到歡迎，還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發表演說。「千古罪人」好像還不到5年，就已經不「罪人」了。

或者說，這彭定康的「罪人」「罪」在香港問題上，其他方面不算。好，那就看他在香港問題上的「表演」。10年前，這老彭對「一國兩制」並不認同，當然不僅是他不認同，包括撒切爾夫人在內的當時許多英國政要都不認同。他「攪局」也「攪」在這個地方。但是當「一國兩制」在香港大獲全勝的時候，這個「攪局者」不但不再「攪」了，還多次肯定和讚揚「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他雖然沒有對當初的「攪局」表示懺悔，但態度的改變已足以表明他內心的改變了。僅僅10年，準確地說，還不到lO年，「千古罪人」就已經不「罪」了。便是當年怒斥他是「千古罪人」的魯平，此時也感嘆：「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當然．誰要認為這是彭定康的洗面革新、回頭是岸，那就大錯特錯了。他並非洗面革新、回頭是岸，他還是原來的他。他當初「攪局」，是出於維護英國的利益；他主張歐盟同中國建立密切的經貿關係，則是出於維護歐盟的利益；他肯定「一國兩制」的成功。一則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二則這並不損害英國的利益。他絕不會出於維護咱們中國的利益才有了後來的表現，只不過是他維護的英國利益、歐盟利益同咱們中國的利益並不矛盾，而觸犯中國的利益也會危及他們自身的利益罷了。

咱們有一句古話「各為其主」，那是在君王時代，君王是臣下的主人，臣下不過是君王的奴僕。分屬其主的臣下互相談判時都「各為其主」，而且還要做到「不辱君命」。現在當然不再是「各為其主」了，乃是「各為其國」。魯平是這樣，彭定康也是這樣。彭定康無論是當初的「攪局」．還是後來的「和局」。都不過是為「其國」。

「千古罪人」是文學語言，科學意義上、歷史意義上的「千古罪人」很少。汪精衛算一個，他當了不齒於中國人的漢奸。袁世凱也算一個，他在每一個歷史關頭都站在歷史前進的對立面。但有些人罪孽深重，永遠也難以翻案，卻未必當得起「千古罪人」，就像有些人想「遺臭萬年」，可能一年、幾年後人們就記不得他了。他想「萬年」，恐怕連十年也不可得。而有些當得起「千古罪人」的．又未必就是「千古」。那個北洋軍閥吳佩孚，曾殘酷鎮壓武漢工人大罷工，殺害工人領袖，可謂「千古罪人」。可他晚年在北京，堅決拒絕日本人的邀請去當漢奸，又表現了中國人錚錚的民族氣節。李鴻章也曾被稱為「千古罪人」，他在「中堂」的任上，代表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但誰又能不承認，他是清朝末年朝廷里最有作為的一個大臣呢!他簽訂那些條約不是他的過錯，而是他的不幸。便是蔣介石．至少是反對台灣獨立的吧。那些「台獨」分子恨他，也主要恨在這個地方。

有句話說得好：世界有多複雜，我們人就有多複雜。世界在變化中，人也在變化中。一成不變的，有，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同英國、法國、美國的關係緊張，互相視為敵人；而蘇聯同德國的關係則相對友好密切得多。雙方不但簽訂友好條約，還有各獲其利的處置鄰國的秘密協定。這也正是德國突然襲擊蘇聯時，蘇聯疏於防範的原因。但後來，蘇聯卻同英、法、美結成了反德的聯盟，此前誰能想得到呢?

可見，「千古罪人」，當其還不能蓋棺論定的時候，就不能輕易地給他「千古」。即使當時出於義憤給他「千古」了，也不能把這「千古」的大門永遠緊緊地關上，至少應當留一個縫，說不定什麼時候或在什麼問題上，他就會從這「千古」的大門裡出來呢。這不是寬宏，而是明智，是對事理的洞察。

當我們大步走向世界時，當我們同世界的交往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切時，是不是應當更多的有這種明智和洞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