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帝王867：雍正帝殺子辨疑（2）

中國歷代帝王867：雍正帝殺子辨疑（2）雍正七年（1729年）頒布的《大義覺迷錄》一書記載，曾靜曾指責雍正帝謀父、逼母、弒兄、屠弟。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雍正帝並未殺子，且無有關傳說。否則，但凡有稍許蛛絲馬跡，允禩等手下之人定會有所透露，曾靜必以此為一重要把柄，大肆渲染，以醜化雍正帝的形象，擴大反清影響，而絕無可能對此保持緘默。 雍正帝勒令親子做其政敵之子，是一空前絕後的帝王之家醜聞。因此，嘉慶帝繼位後纂修《清高宗實錄》時，為遮掩弘時因允禩獲罪株連，及雍正帝勒令他充當允禩之子這一事實，竟有意不載允祿等人奏摺，只留下乾隆帝的上諭，從而使這一曾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動之事，成為一樁無頭公案，同時也為後人留下可作推論的餘地。 並非偶然的是，1927年修訖的《清史稿》中，有關弘時獲罪之詳情，也一字未提。據該書《皇子世表》載：「弘時，世宗第三子，早死。無嗣。」該書《列傳》中，對弘時的記述只是一筆帶過：「弘時，雍正五年以放縱不謹，削宗籍，無封。」 與《清高宗實錄》一樣，《清史稿》以簡約筆法，堅持了為君者諱的原則。 需要指出，弘時因允禩獲罪牽連而受嚴懲，只是可為大臣們所道出的原因之一，而且並非最主要的原因。他與雍正帝的矛盾，之所以達到父子之情已絕的地步，換言之，他所以背叛其父而站到雍正帝的政敵允禩的一邊，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是臣工所無法啟齒的。 雍正帝第一子弘暉（胤禛嫡福晉烏拉納喇氏生）逝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年8歲。第二子弘昀（與弘時同母）逝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年11歲。自弘昀死後，弘時成為雍親王府邸的大阿哥。不僅如此，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弘曆（乾隆帝）出生前，年已八齡的弘時，還是雍親王的獨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宣布秘密建儲的決定時，卻以「諸子尚幼」為理由，認為不可舉行（公開）建儲。當時弘時已 20歲，絕非幼齡，況且其子，雍正帝的長孫永珅（生於康熙六十年七月，逝於雍正二年正月），也已3歲。雍正帝的上述話語，透露他在考慮皇嗣人選時，實際上已將弘時排除在外了。 按常理而言，弘時應是雍正帝擇嗣時的首要人選。因為他既在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時已是側福晉，其名份僅次於嫡福晉烏拉納喇氏。弘時的上述優勢，都是弘曆所不具備的。可是，雍正帝建儲時卻棄長而擇幼，選中比弘時小7歲，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鈕祜祿氏在雍邸時並無正式位號的弘曆。雍正帝為何不喜歡弘時呢？ 弘時20歲以前，先後經歷了康熙帝兩廢太子，諸皇子為謀取儲位拉黨結派，明爭暗鬥，皇十四子允禵率師西征，收復藏地，康熙帝猝死，胤禛獲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帝稱弘時「放縱」、「不謹」，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徵。儘管尚無史料予以證實，但根據雍正帝其後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這一情況，似可判斷早在雍正帝繼位前，弘時對於允禩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對康熙朝晚期儲位之爭的看法，具有與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帝秘密建儲時，當然要將這位懷有異志之子，排除在外。 儘管如此，雍正帝繼位前，他與弘時之間並無明顯的利益衝突。當父子兩人分別完成從皇子到皇帝，從皇孫到皇子的角色轉換後，由於具有居長、生母地位較高等優勢條件，弘時對儲位懷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帝秘密建儲後，這對父子的關係逐步惡化，雙方矛盾的性質，也隨之改變。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的秘密建儲雖然做得十分縝密，但僅3個月後，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周年忌辰，雍正帝並不親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僅13歲的弘曆代其前往。這是一個意味深長之舉：在位皇帝特遣未來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計已定，儲位已有所屬，並祈求先帝在天之靈的佑護。 對於雍正帝這一舉措最為敏感，且又因之最為沮喪者，莫過於弘時。一年後，他的疑慮再一次被證實。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帝「再期忌辰」，弘曆第二次 「祭景陵」。至此，弘時對儲位的幻想已完全破滅，在怨恨與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進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對派允禩一方，對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為然的態度。 雍正帝的繼位，使允禩等人所擁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夢成空，他們做為新帝的反對派，受到皇權的制約和打擊。雍正帝在秘密建儲中以弘曆為儲嗣，弘時繼承皇位的可能性永遠喪失。自身利益受到損害這一共同原因，使弘時與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並對雍正帝產生極大不滿。從實質上看，雍正帝與弘時的矛盾，具有維護或削弱皇權的性質，隨著弘時與其父關係的惡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權的對立面，為皇權所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繼位後與弘時之間矛盾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徵，從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儲之舉以及雍正帝對允禩等人的打擊逐步升級，對於他與弘時關係所產生的影響。 雍正帝繼位初始，對弘時尚懷有父子之情，為其擇師一事，頗費心思。元年（1723）冬，56歲的安慶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見，授翰林院編修，「命在三阿哥書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蘇寶應，自幼師從叔父王式丹，「刻厲篤志，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雍正帝特從千里之外，找來一位惟謹惟慎，具有濃厚封建正統思想的宿儒，專門輔導弘時的學習，用心可謂良苦。這說明他對弘時尚抱有一定希望，認為後者或許能夠在師傅的言傳身教下，有所長進，改弦更張，使父子關係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遠被雍正帝選做弘曆與弘晝的師傅之一。史載，王懋竑上任後，與蔡世遠「同侍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看來，雍正帝繼位後，即闔家遷入紫禁城皇宮，弘時雖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宮內，並未分府另居。雍正帝所稱弘時「斷不可留於宮庭，」 即指此而言。 清宮每年歲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頒賜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帝「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書房，不得與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賜」，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請」，與張廷玉（時任戶部尚書）相商，張廷玉對他的態度深表讚賞。這件事中，弘時的率直性格與王懋竑的謹小慎微作風，都表露無遺。弘時的「奉差」則表明，此時雍正帝與弘時的關係尚未破裂。 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喪還鄉，雍正帝令其「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說明在他看來，王懋竑對弘時的規勸與教育，是無人能夠替代的。是年冬暮，有從京師至江南辦事的官員見到王懋竑，「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意。」 足見弘時對師傅王懋竑頗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時的情況還屬正常。 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間，王懋竑扶病返京，但「養痾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後休致歸里。[21]有關史籍記述他返京後的情況時，都隻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時這時已出事，雍正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當發生在三年（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養痾與休致，同他為避禍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許也有一定內在聯繫。 促使雍正帝與弘時關係急劇惡化的具體原因與過程，已無考，但看來與清除反對派的進程，息息相關。雍正帝清除反對派的鬥爭始於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後，因「三年服闕」，雍正帝不再有所顧忌，打擊力度隨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時因儲位落空而與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際，也恰是雍正帝清除反對派的鬥爭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正是在此期間，弘時的立場完全轉向允禩等人，同雍正帝的關係徹底破裂，按照他的稟性，甚至還可能公開表示對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對雍正帝的非議。這自然需要極大的勇氣，而允禩等人也會以各種方式，予以拉攏。弘時在受到被逐出宮、勒令為允禩之子的嚴懲後，並未退縮，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將允禩、允禟等人從玉牒除名僅僅一個月後，對弘時也予以同樣懲處。 三年（1725年）春夏之間，雍正帝公開表示與弘時父子之情已絕，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這不僅是為「教導」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為了警告仍「以允禩為屈抑」[22]的諸王大臣們，「使知儆戒」。弘時被除宗籍，交與允祹「養瞻」後，其心情與處境皆可想見。僅僅挨過一年半，24歲的弘時便鬱鬱而終，也是不難預料之事。 弘時事件，不僅是雍正帝個人家庭生活中的一幕悲劇，而且是那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滿族統治集團內部權力之爭的產物。雍正帝在清除反對派的鬥爭中株連甚眾，打擊面過寬，以致遭到眾多皇室、貴族成員及朝臣們的抵制與暗中指責。這一不滿情緒與輿論勢頭之大，甚至衝擊到雍正帝本人的家庭，連其親子也加入反對派營壘，站到了他的對立面。雍正帝對弘時的嚴懲，只是可以泄憤於一時，卻無法改變他在清朝最高統治集團中的孤立處境。乾隆帝繼位後，立即著手解決宗室成員所受懲處問題，釋放允禵等人，恢復弘時的宗籍，並輔以其它一系列糾偏措施。這固然是為了促進宗室內部團結，以鞏固統治，但也間接表明，即使是雍正帝所選定的嗣皇帝，對於他的有關做法，同樣懷有異議，只是隱而不露罷了。 弘時事件發生在清朝皇位繼承製度由嫡長子皇位繼承製向秘密建儲制嬗變的轉型時期，是兩種皇位繼承模式交叉碰撞下出現的一個歷史現象。弘時對儲位的希冀，表明嫡長子皇位繼承製中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觀念，對他已有較深影響，使之不自覺地以此做為要求雍正帝立己為嗣的根據。他在價值觀等方面，同清朝入關初期的皇子（如順治帝之子，實際為皇長子的福全以及康熙帝長子允禔）相比較，已有明顯不同，受到漢文化熏陶而留下的印記，在他身上更為突出。 秘密建儲的實施，並不能完全消除皇子對儲位的希冀，更無從根絕他們的權力慾望。弘時在雍正初年政治風雲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生動實例，清朝其後的歷史，也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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