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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與私德

  什麼是公德與私德?

  公德,我們可以很簡單地把它理解為在公共領域中的道德;私德,就是在私人生活領域中的道德。這個定義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可以讓我們了解公私德兩個概念的基本使用範圍。

  公德和私德作為道德行為,人們往往注意的是作為道德主體的精神狀態,即他是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與信念。但是道德行為同時要求相應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可以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來概括。公德與私德不僅僅是倫理觀念問題,還包含著公共輿論、包括著社會的公私域狀態,以及相應的制度。這樣一些作為社會存在的條件是剛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忽略這樣一些條件,把道德僅僅看作個人應該堅持的道德操守,或者道德責任義務時,就有可能滑向道德說教:因為它沒有考慮到道德社會結構。因此,一種道德行為實際上和它的社會條件是聯繫在一起的,道德建設要把道德環境建設和自身的倫理信仰建設兩個方面結合起來。

  關於「私德」

  大約一個世紀前,梁啟超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擾著人們的判斷:「中國,……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

  中國素稱禮儀之邦,人們一向引以為榮,為什麼要被說成是沒有公德?實事是,在國人的倫理行為和生活中,時常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就是在血緣親情生活圈子當中,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進退出處當中,都很在意精心。這樣的做人態度實際上有一個發端,就是他的家庭。在直接有血緣關聯紐帶的家庭中,他就會產生這種親情,因此孝順父母、尊老愛幼是中國傳統美德。這種美德,我們今天也仍能看到它非常感人的一面。但這種對親人捨身的道德品質,一旦脫離血親的家庭結構、家族結構,進入一個陌生人的天地,它往往會產生不易察覺的另一方面。與前面恰恰相反,表現為對他人的冷漠和自保這樣一種心態。可以觀察一下,與陌生人交往的人,往往有這樣自發的傾向,當發生事件和自己沒關係時,往往表現出冷漠旁觀的傾向,這一傾向在魯迅那裡叫「看客」。

  所以,中國傳統社會的公共倫理,主要就是以血親為輻射中心放大擴展開來的親族關係倫理。漢末九品中正的制度,就是對個人血親道德品行的考察,成為提拔、選拔官吏最主要的參照。而其中的著重點就是你在家裡是否孝順:如果你很孝順,那麼在朝廷,犯上做亂,鮮矣。這樣的孝順,與三綱五常的忠君有對應關係:朝廷不過是放大的家族。中國傳統社會的公共生活,實際上也是放大的私人關係網;中國的傳統倫理實際上是把中國的關係學、私人關係學混為一體。而超出私人關係的公共關係,一方面作為私人關係的延伸放大,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涵攝,也要把它放在其次的地位。

  關於「公德」

  關於公德有必要強調三點:現代公德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無私。公德的前提是現代個體人格。有人的自由的信仰,自主選擇。一個現代個人,他遵守公德,體現了一種情操,一種職業的操守,體現了一個人的自律,恰恰體現了個體的人格的尊嚴。他不把自己看作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人,表現出高尚的職業的操守。這裡的公德是以單數第一人稱做出選擇的,是我、個體我、單數第一人稱的我的選擇。因此這也成為現代私德的起源。這樣一種私德,是以現代人格的自我意識即民主、自由、自主為內涵的。因此私德的起源被看作現代的開端。

  以往國人說的公德往往是遵紀守法、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綠燈、上車要買票等等。這樣一種消極的具有底線意義的公德,當然屬於公德的一種。但是公德的本意,實際上是一種公共關懷,是一種公共精神,是超出個人的界限,關懷超出個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領域的事情。這是公德最初的意義。這個意義集中的體現是政治。公德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現代文明的體制。比如說對於腐敗,對於社會的進步,包括對於國家一些重大事件的處理,你是否有足夠的關懷。這種關懷不是被迫的、不是別人給你灌輸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做出決定的。有這種公共精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德。

  公德與私德在現代條件下還有一個特點,它們之間是分化的:在公共領域建立一種規則、制度,然後你要遵守,但是要保持公民權。這樣一種公德與私德的分化,相應地它也要求在社會生活空間中給私人留有私人領域,一個人在私人的領域,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都是受到保護的,同時社會生活有真正民主和法制的公共空間。如果這兩者不具備的話,那麼公德與私德就沒有了依託。可見,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利益是受到保護的;他和公共生活發生關係,最重要的,看他是否危害公眾的利益。這在現代社會中是明確區分開的。

  當代的公民道德建設

  我國改革進程歷經30年,歷史進程要求我們把公德建設與社會的現代化更加緊密聯繫起來。因此今天提出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我們可以看到,這恰恰是對一個世紀前梁啟超判斷的回應。但是公民道德建設決不能走入唯心主義的說教,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含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明確什麼是公民道德。現代的「公民」觀念將人的一切關係:主僕關係、黨派關係、血緣關係,包括其他前現代切身的關係置於「公民」身份之下。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能不能做到拋開一切關係,明確地意識到我首先是一個「公民」?實際上不容易。今天有很多關係制約著「公民」不能成為第一身份。

  由此引伸出來的一個重大結論是:今天我們進行公民道德建設,意味著在觀念上不僅要進行道德修養,還是一個政治性的要求,即要求建立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以保障「公民」的權利 。因此,公民道德建設涵義重大,並不是過去那種簡單說教或意識形態灌輸,它包含對社會存在改革的要求。我們今天能否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在觀念上提升自己,使自己獲得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德觀念;另一方面,我們又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中致力於公共的、民主的、法制的社會結構的建構。如果確實如此,就可以真正使自己從家族的、宗法的、全能主義的單位所有制和形形色色的人身附件中解放出來,成為現在的、獨立的人格。這種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改革前進的中國已經為這一公德的誕生提供了初步的基礎。2003年春夏之交抗擊「非典」中第一個以身殉職的廣州中醫醫院醫務人員葉欣,她在同事搶救自己的時候說:「傳染性很強,不要靠近。」這句話好像可以歸入中國傳統的私德,或親情友誼的利他主義。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新思想的萌芽:作為一名護士長,她說的是行話,一個職業術語:傳染性很強,因此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一句非常理性的話。但如果意識到在這一理性語言背後支撐的是生命的代價犧牲的是個體的生命,是以生命為代價來支撐這個理性原則的,那麼這種觀念即使是在支撐抽象形式的公共交往原則,也是何等崇高的精神。抗擊「非典」時期流行開來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一個象徵性標誌:一批醫護人員、警察、司機開始以一種不同於傳統革命豪言壯語的職業責任倫理表白定位自己的行為——這是我的職業責任。人們從中可以清晰地聽到中國現代公德來臨的腳步聲。(編輯:林湄)2008-05-05 11:40:44 來源: 浙江日報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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