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真正的香港危機

06-07

什麼是真正的香港危機

李鐵 2012-03-19

（向春/圖）

說起香港人的特質，很多人都會用到「務實」這個詞。確實，長期以來，香港人在政治方面都不愛搞宏大敘事，務實和理性的風格甚至使他們對政治和群體表達相對冷漠。這一點，從香港的報攤就可以看出來：這座城市幾乎沒有一本像樣的時政雜誌，娛樂八卦周刊毫無疑問才是雜誌的中堅。香港人幾十年來習慣了專註於自己的工作與家庭，激烈的群體表達似乎與香港人無緣。大學教授們，也都傾向於做一個知識分子而不是意見領袖。

但情況在這些年顯然已經發生變化，香港似乎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這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我們只有了解香港今天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困境，才能明白為何「This city is dying（這城市快死掉了）」，會在過去一年成為城中熱話。

香港經濟模式的困境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更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最懸殊的城市。

香港是一個稅基狹窄的外向型經濟體，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利得稅、薪俸稅、地價收入和投資收益。現今的香港政府，與物業相關的稅收亦接近兩成，其比例遠遠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間，政府賣地和投資收益共占政府總收入的39.6%；在過去兩年，政府的賣地收入更是分別超過了600億和800億港元，以政府年度總收入為兩千多億計算，約佔三成。

學者們普遍認為，這種土地和房地產財政既缺乏穩定性，更存在結構性問題。但與此同時，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於教育、衛生和社會福利，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主要是新移民的湧入）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只會進一步增大。更加弔詭的是，高地價政策給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負擔，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賴賣地收入來「派糖」平息民眾的怨氣，這變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儘管目前香港仍能以賣地保證庫房盈餘，其公共財政卻隱藏著極大的危機。

香港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華時期以來，政府不再安於「積極不干預」的角色，不斷嘗試主導經濟轉型，發展新產業，但「八萬五」的房屋政策導致樓價暴跌，代表高科技經濟的「數碼港」最終淪為地產項目。在經歷了連續的赤字預算案和SARS的打擊之後，政府終於決定接受「背靠祖國」的定位，開始大力發展與內地的經貿融合。這便是2004年開始實行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內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學者盧兆興曾以「大陸化」（mainlandization）來描述香港回歸後所經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大陸化」這個詞本身已經揭示了，「一國兩制」實行十五年以來，兩地間的融合多於疏離，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內地的靠攏為主。作為中央對香港的一種經濟策略的「大陸化」，恰恰始於CEPA和自由行。

CEPA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有多大？根據香港政府工業貿易署的統計，僅僅在2007年到2009年，香港的服務企業因CEPA獲得的累積業務收益超過500億港元；而香港根據CEPA設於內地的企業在此期間獲得約1985億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專業人士估計，以一個百分點失業率代表3.5萬人失業計算，自由行和CEPA大約將香港的失業率拉低近兩個百分點。

當初開通CEPA和自由行時，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種期望，那就是用這種刺激措施使香港經濟喘一口氣，用以帶動金融、專業服務、教育和醫療等產業的服務需求，畢竟這些行業才應該是香港競爭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過去，有評論認為，零售業的急劇增長「其溢出效應無法到達其他產業」，反而使其他新興產業難有發展的空間。即使增加了就業，自由行吸納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術勞動力，年輕人投身其中亦難有好的發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處除了商鋪業主，普通市民幾乎享受不到。反而是連鎖零售商店的急劇擴張，破壞了香港社會原本的社區結構和消費習慣，其中的損害逐漸浮現，演變成今天港人與內地遊客的對立。

更嚴重的是，在這十年之中，自由行帶來的眼前利益和繁華景象甚為符合港人實用主義的心態，而「背靠祖國」的神話也已經深深植入香港社會的群體意識之中。由於庫房連年盈餘，政府不僅不再討論稅基狹窄的問題，還以爭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為政績，遑論顧及經濟轉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曾蔭權政府才終於大夢初覺，委任了一個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倡發展知識經濟和「六大優勢產業」，時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無論創意、環保、醫療或是科技等多麼先進的現代產業，在香港首先便要克服高地租帶來的成本問題，這恰恰又是香港經濟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價和生活成本，極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舊問題仍未解決，而且可能更加惡化了。因為就在這十幾年間，無論香港經濟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變化，有高地價護航的大地產商卻始終旱澇保收，以回歸前就已積累下的雄厚土地儲備和資產為基礎，在回歸後幾乎不受節制的環境里迅速發展成為超級寡頭，不僅鞏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阻礙了自由競爭，更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根據香港社聯的統計，2010年香港錄得十年以來最多的貧窮人口數量以及最高的貧窮率，而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更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最懸殊的城市。

地產財閥的合圍

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氣、電力以及超級市場等，無一不由大地產商所控制。高度壟斷之下，各個領域的公平競爭漸漸不復存在。

2010年，一位前地產商私人助理潘慧嫻女士撰寫的《地產霸權》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地產霸權》所依據的，除了公開的經濟數據，便是十幾年來港人無比熟悉的大小事件，但串聯在一起，便組成了一幅觸目驚心的超級寡頭壟斷經濟與民生命脈的景象。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的四家地產商就已經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產市場，如今新的地產商已經極難進入這個市場。而大地產商憑藉地產事業獲取的暴利，進而收購擁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業和公共服務機構，享受這些廉價地皮的同時也因公共服務的專營權和壟斷地位獲取穩定可觀的利潤。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氣、電力以及超級市場等，無一不由大地產商所控制。

受此書啟發，一位名叫龐一鳴的香港青年開始身體力行一個「一年不幫襯地產商」的計劃，然而，這項計劃殊為艱難。縱使他不搭乘公共巴士，不去連鎖超市，不去連鎖快餐店，不去大商場里的電影院，不裝上網寬頻，他也無法不用電，不坐渡海小輪或是地鐵。電力公司和小輪也都屬於大地產商所有，而港鐵本身就是一個地產商。今天，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已被全部納入地產商強大的網路之內，民眾在無法負擔房價的同時，更發現當公共服務加價時，他們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高度壟斷之下，各個領域的公平競爭漸漸不復存在。政府的放任無疑助長了跨行業壟斷的加劇。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時代，立法局已經開始討論公平競爭政策，但在回歸之後的頭十幾年裡，特區政府一直反對訂立適用於所有行業的公平競爭法，而只願意對電訊和廣播業進行反壟斷監管；直至2008年，政府才終於發表競爭立法建議的諮詢文件。這條法例原計劃應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內通過，但至今仍在討論之中。

在這十幾年香港大學所作的歷次民調中，香港社會「公平」指標得到的評分，長期在各項指標評分中包尾，遠遠落後於自由、文明、治安、廉潔、繁榮以及法治等指標；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調顯示，若要在「繁榮、廉潔、公平、自由或福利社會」中做出選擇，最多港人選擇的是「公平社會」，其次才是廉潔和繁榮的社會。反抗各種不公平，拿回自己應得的那份，儼然成了港人的頭等目標。

官員遭遇信任危機

除了在面對地產財閥時表現軟弱與放任之外，政府為擺脫財赤而進行的公產私有化過程也助長了壟斷企業的擴張，使基層市民生活更加艱難。

不少香港人認為，當香港社會逐漸為大地產商的跨行業壟斷付出沉重代價時，港府卻躲在「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舊信條後面，以一時的盈餘或赤字來判斷市況，逃避作為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責任，放任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情況惡化。

持這種看法的港人並非沒有依據，比如長期以來，政府不願主動監管一手樓銷售。直至今日，香港地產商在賣樓過程中仍只需進行「自我規管」，故而民間有「街市賣菜呃秤會被海關檢控，地產商賣發水樓卻不必負責」的憤懣。2011年，政府終於開始就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進行公眾諮詢，提上日程，但此時政府早已在民眾中落下了受制於「地產霸權」的軟弱形象，社會不滿也自然隨之而來。

除了在面對地產財閥時表現軟弱與放任之外，政府為擺脫財赤而進行的公產私有化過程也助長了壟斷企業的擴張，使基層市民生活更加艱難。2005年，房屋委員會將旗下遍布各個公共屋邨的180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給「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然而接下來的幾年，由於領匯以成倍的租金加幅逐漸使小商戶絕跡，原本作為公共屋邨配套設施的商場也逐步蛻變為低收入階層負擔不起的連鎖商店聚集地。小商戶因大幅加租而發起多次抗議，民怨累積之下，這一公營服務私有化的案例可說是相當失敗。

這些做法，包括「公平競爭」法的難產，不但加劇了市場環境的不公平，還損害了政府自身的管治威信，令民眾懷疑政府無意改變甚至是助長各種社會不公的現象，從而逐漸不再信任政府。在「不信任」的社會氛圍之下，政府官員稍有不慎，便可能瓜田李下，墮入「官商勾結」或是「利益輸送」的疑雲。

例如，前地政署署長梁展文曾參與政府和某大地產商補地價的談判，退休後又加入該地產集團接受高薪厚職，因此數次被立法會傳喚解釋此事。儘管梁氏並未違反法律，此事卻觸發了公眾對政府官員可能收取「延後利益」的疑慮。

此次特首曾蔭權就因為參加私人宴會、低價乘坐富豪的私人遊艇等並未違法的「小事」而引發了軒然大波，就連他本人也連稱感到意外：「我承認45年公務經驗是我的資產，但也是包袱，有時會令自己有盲點，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視時代轉變後，公眾期望也跟著改變，對公職人員有更高的要求。」言下之意便是，他本人沒想到，民眾對官員的信任度已經今非昔比。

今天港人對貪腐問題如此敏感，固然是因為香港人對公務員的廉潔度是「零容忍」，卻也不排除港人對政府官員疑慮漸深。香港公務員一向以清廉高效著稱，這種不信任不僅對整個公務員體系產生了相當負面的影響，也增加了未來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更加劇了社會分裂。

法治遭到民粹挑戰

批評和挑戰單獨看來似乎都有特定的社會背景，卻已逐漸升格為對整個司法體系的攻擊，並借著民粹和排外情緒的抬頭壯大聲勢。

香港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香港是個法治社會」。「法治」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基石，香港人一直也以他們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水平為榮。但這一基石，近年也有鬆動的跡象。有人開始挑戰法治，或許是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戰。

法治程度首先與民眾的信心有關。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法治狀況評分的幾次下跌，均由重大的事件誘發：1999年「胡仙案」；2000年警方引用公安法逮捕大學生；2008年民間電台案、富豪超速駕駛案以及藝人裸照案；以及2010年包致金侄女襲警案。這些事件均涉及律政司選擇性檢控或是警方選擇性執法。可見，在港人心中，司法獨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最重要的法治指標。

不過，雖然香港的司法機關從來都是民望最高的機構，以及香港的法治評分總體上仍處於高位，當社會對經濟目標和社會公平的渴求過於迫切，而資源又相對緊拙時，民粹情緒便極易被煽動起來，轉而威脅到法治所涵蓋的諸多價值。

例如，與如今的「雙非」嬰兒涌港直接相關的庄豐源案，早年雖在學界和社會上引起激烈爭論，終審法院的判決畢竟還是獲得了特區政府和輿論的普遍尊重。然而，在「雙非」嬰兒比十年前多了50倍的今天，已經有聲音將此案重新定性為大律師策動的、終審法院造成的「錯案」，而社會對此卻並無太多分析和批判的聲音。究其原因，雖然有如今香港社會不堪重負的因素，更多的恐怕還是近年來民粹情緒的抬頭，使得社會整體在法治立場上的某些退卻逐漸合理化了。在此過程中首當其衝的便是俗稱民告官的司法複核案件。

首先是針對司法複核申請人的所謂「濫用」法律援助和「濫用」司法複核的攻擊。如前所述的「領匯」管理公司，在2004年上市前曾被公屋居民提起司法複核，由於上市計劃一度被阻止，有許多投資者甚至主流媒體將矛頭指向領綜援的起訴人，並逐步擴大為對法律援助制度的質疑，以對該公屋居民提起司法複核的動機的揣測，得出濫用法援的結論。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要義是確保每個人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服務。而市民提起司法複核是一項法定權利，其申請是否獲得接納，則由法院遵循普通法原則和具體案情及理據做出裁決，亦可視為法院自有一套防止濫訴的機制，如果法院受理申請，自然就不存在「濫用」的問題。

最嚴重也是近期發生的，便是直接攻擊司法複核制度本身，提出所謂「司法暴政」論，將「法院是否有權廢除民選議會制定的法律」這一在成熟法治社會得到充分討論的「反多數難題」，一面倒地變成對司法之惡的聲討。2011年，在高等法院判決「入境條例」中限制外佣申請居港權的條文違背基本法之後，一篇刊登在主流報章上的評論宣稱發現了「香港憲制的盲點」，即，法院竟然可以推翻一項由立法和行政共同決定的、行之已久的政策。然而，香港的司法複核制度既包括對政府行為的複審，也包括對立法是否合乎基本法的審查。後者賦予了法院更多權力去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此「盲點說」若獲得香港社會接納並予以相應的「糾正」，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勢將嚴重削弱，而法治也就離覆亡不遠了。

這些批評和挑戰單獨看來似乎都有特定的社會背景，卻已逐漸升格為對整個司法體系的攻擊，並借著民粹和排外情緒的抬頭壯大聲勢，以動機去量度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合法性和法律專業人員的操守，以經濟效益的大小作為評判法官裁決是否正當的唯一標準，這些都是極度偏離法治原則的鼓吹，並將逐步侵蝕法治的各個層面。最後香港人可能會面對如此荒謬而可怕的不確定性：當損失達到多少億時，當多少萬內地孕婦或外佣湧入時，法官的裁決就應當被「糾正」呢？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香港的法律精英們不遺餘力地予以還擊，但由於他們多屬於與政府不友好的派別，其政治身份多於專業身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們的意見對普羅大眾的影響力；而在他們之外，香港社會也缺乏強大而穩定的知識分子階層，勇於承擔起溝通知識界與民眾的責任，不厭其煩地向民眾解釋：為何要用納稅人的金錢去援助那些可能「阻礙經濟發展」的人告政府；為何法院的裁決即使「不受歡迎」卻仍必須得到尊重。但這些精英的聲音，在各種不滿的情緒之中，能壓得住民粹的鼓噪嗎？

結語

幾個月以來，香港風波不斷，面對著一些港人升騰的戾氣，並非是一句「請勿動怒」或是「包容理性」就可以撫平的。許多港人看到了「背靠祖國」的出路不在於在物質和心理上定期領取惠港劵，而在於藉助國家的經濟增長和龐大的市場儘快實現經濟轉型。如何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突破地產財閥的合圍，靠金融等高端服務業和創意產業的崛起實現可持續的經濟轉型，是解決香港諸多問題的出路所在。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香港必須堅守的，便是這座東方之珠得以安身立命的——法治。

（作者為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