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用小說反思中國近現代生育史

我希望讀者看了《蛙》這部小說後，認識到生命的可貴。認識到生育——人類最基本的問題、最基本的權利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也曾經是這麼樣的艱難曲折。這裡面可供追問、可供思索的東西非常多。

莫言在書房中。

八十年代的時候我是軍隊的一名軍官，在計劃生育問題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裡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碼應該有個兒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說里所描寫的，那我很可能要被開除黨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剝奪，最後趕回家繼續做農民。當時我們部隊的很多戰友，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只生一個孩子。

到了老年我們可能會想，當初為什麼要那麼聽話呢，我不要那個黨籍、不要當那個軍官又能怎麼樣呢？我為什麼不能讓孤單的孩子有一個伴？這個東西肯定是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的很多東西。我們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非常懦弱，像小說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懷孕懷到了六個月，這時候嚴格地說是不能再做引產，再過幾個月，孩子就要生出來了。蝌蚪這個人物為了個人的所謂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術床。結果讓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兒一起死掉了。他這樣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了國家、為了集體的榮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內心深處的私慾，這其實不僅僅是觸及了我一個人的內心的痛苦，也觸及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許許多多人的內心深處的痛苦。

我希望讀者看了《蛙》這部小說後，認識到生命的可貴。認識到生育——人類最基本的問題，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也曾經是這麼樣的艱難曲折。這裡面可供追問、可供思索的東西非常多。我僅僅給讀者提供了這麼一些思索的材料，每個讀者都應該沿著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關於人的生活、人的生命，關於這個世界的一些本質性的問題。

「誇張點說，從我出生的那天起，《蛙》這個小說就開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東省高密縣大欄鄉的一個農民家庭出生。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睜眼見到的第一個人，不是他母親，也不是父親，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兒管笑笑出生，她見到的第一個人，同樣是父親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東高密東北鄉，姑姑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是當地家喻戶曉的接生婆。經她手上來到這個世界的嬰兒，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這樣在60歲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兒更小在20歲左右的年輕人。

「姑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基層的婦科醫生，從18歲開始一直干到70歲，由她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一萬個。姑姑走到哪裡，人們都像迎接菩薩一樣。」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後的30年里，姑姑在東北鄉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

作為莫言少年時代最喜歡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記憶里。但莫言在過去的30年里遲遲沒有動筆，原因是寫姑姑的故事勢必會寫到計劃生育政策。2002年春天他寫過一個15萬字的初稿，後來放棄了，因為結構問題沒有解決，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重新撿起來寫。「這幾年學術界有很多人開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研究和反思，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寫了。」

姑姑和小說里的姑姑

記者：取名《蛙》有什麼含義？你為什麼放那麼長時間才寫？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媧」的「媧」的同音字，「蛙」在民間也是一種生殖崇拜的圖騰。很多的民間藝術上都有「蛙」這個圖案，因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徵。

要以寫姑姑為人物原型寫小說，必然要涉及到計劃生育這個敏感問題。這本書主要圍繞著「生育」，從五十年代一直寫到當下。生育滿足的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根本保證。計劃生育是我們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它影響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幾十年，作家要有勇氣去關注這個現實，既然它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作家就有權利把它表現出來。之所以拖了這麼長時間才寫，是因為很多問題，我一直想不清楚。

記者：姑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居然可以發育成一個長篇小說。

莫言：姑姑這個人物很豐富，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我還有我的女兒，包括我的女兒的下一代人，整個高密東北鄉十八處村莊里的三代人，上萬個孩子都是姑姑接生下來的，她是一個「聖母」級的人物。後來政府搞計劃生育，她沒有辦法，只能執行。基層最難乾的就是計劃生育工作，誰要是干你就等著倒霉吧，門窗的玻璃就等著換吧，你家的玉米等著人用鐮刀砍掉吧。姑姑給那麼多婦女做引產流產手術，她內心深處到底怎麼想？我沒有跟她直接交流過這個問題，不願意觸動她內心深處的痛楚，但是設身處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裡睡不著覺的時候就會反覆考慮這個問題，看到那些嬰兒一代代地長大是什麼感覺，又想到許多的胎兒被毀掉，心裡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麼樣安慰自己，用什麼理由解脫自己，我知道自己有罪，那要怎樣來贖罪？我猜想這些應該都是她反覆考慮的問題，我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來寫這個小說。

記者：姑姑千方百計去追捕、圍堵那些超生戶的那些章節，特別是「挖地道」、「潛水逃亡」的場面，特別有想像力。

莫言：這不完全是編造的。為了躲避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圍堵，確實有孕婦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儲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像小說里描寫的，挖了一條漫長的地道通到河裡去，這是誇張了些。像小說中的耿秀蓮那樣，跳水逃跑的孕婦真的有過。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記者：為什麼說這本書觸及你內心靈魂深處最真實的部分？

莫言：這本小說確實是觸及到了我靈魂深處很痛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時候我是軍隊的一名軍官，在計劃生育問題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裡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碼應該有個兒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說里所描寫的，那我很可能要被開除黨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剝奪，最後趕回家繼續做農民。當時我們部隊的很多戰友，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只生一個孩子。

到了老年我們可能會想，當初為什麼要那麼聽話呢，我不要那個黨籍、不要當那個軍官又能怎麼樣呢？我為什麼不能讓孤單的孩子有一個伴？這個東西肯定是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的很多東西。我們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非常懦弱，像小說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懷孕懷到了六個月，這時候嚴格地說是不能再做引產，再過幾個月，孩子就要生出來了。蝌蚪這個人物為了個人的所謂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術床。結果讓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兒一起死掉了。他這樣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了國家、為了集體的榮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內心深處的私慾，這其實不僅僅是觸及了我一個人的內心的痛苦，也觸及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許許多多人的內心深處的痛苦。

我希望讀者看了《蛙》這部小說後，認識到生命的可貴。認識到生育——人類最基本的問題、最基本的權利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也曾經是這麼樣的艱難曲折。這裡面可供追問、可供思索的東西非常多。我僅僅給讀者提供了這麼一些思索的材料，每個讀者都應該沿著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關於人的生活、人的生命，關於這個世界的一些本質性的問題。

記者：你並沒有寫計劃生育三十年史，在農村土地改革後，農民可以自由流動的時候就結束了。

莫言：其實也多少涉及到了一些現實，比如蝌蚪通過牛蛙公司找到陳眉代孕，這麼一個美貌的姑娘，因為在南方給資本家打工毀壞了面容，得不到善後處理，爸爸又身受重傷，為了給爸爸付醫藥費給人代孕。結果陳眉在給蝌蚪代孕的過程中，身上的母性力量迸發，因為懷孕她覺得自己還是個有價值、值得活下去的人，儘管面貌醜陋。當最後孩子也被人拿走了，她瘋了。她到處找尋自己的孩子，根本找不著，我在最後的話劇部分虛構了一個電視劇的場景，出現了高夢久這樣的「包青天」式的人物，用古老的戲劇斷案的方式把她的孩子斷給了別人。

記者：為什麼會採用書信體的結構和自述體的敘述方式？

莫言：如果我用編年史的方式把一個婦科醫生五十年的生活全寫出來，那小說篇幅會很長很長，而且事無巨細都不能漏掉，否則不完整。2002年春天寫過一個15萬字的初稿，後來放棄了，就是因為結構問題沒有解決，越寫越亂。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重新撿起來寫。用書信體，這是一種古老的方法，它的好處是非常自由，可以從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五十年從醫生涯中最具表現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給提煉出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