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事實就是事實」的鄧穎超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貫堅持和傳承的優良作風與傳統。鄧穎超的一生始終自覺實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嚴格恪守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做人處事原則，從不隨意妄加誇大和粉飾，總是堅持「事實就是事實」，充分表現了胸懷坦蕩、謙虛謹慎、不圖名求利的精神品質。她這種一絲不苟、事事對歷史負責的實事求是精神，無不令人們欽佩。

　　「對於歷史事實，最重要的是要確切，要完整，要弄清楚」

　　鄧穎超一貫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言行舉止及其模範精神，首先具體地體現在對於宣傳周恩來的諸多事情的處理意見和果斷態度中，旗幟鮮明、身體力行地倡導了客觀、唯真、求實地尊重和反映歷史的正確文風。

　　1976年底，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前夕，為慎重起見，《人民日報》將三篇悼念周恩來的文章呈送給鄧穎超審閱。

　　1976年12月30日晚8時40分，鄧穎超給報社機要秘書室打去電話。時任《人民日報》總編室機要秘書室工作人員的溫憲那時正在總值班室值班。鄧穎超在電話中首先問道：「你是值班同志嗎?」她在得到了肯定答覆後，說：「我對送來的悼念恩來同志的三篇稿子有點看法，向你談一下。」她請值班人員向總編輯轉告對這三篇稿子的意見，要求對稿子中某些不實之處加以修正。對此，溫憲當即作了認真詳細的記錄。

　　鄧穎超在電話中娓娓而談。她說：「在談看法之前，我先把一個認識談一下，我們回憶歷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實事求是的教導，要有嚴肅的態度，科學的態度。對於歷史事實，最重要的是要確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後半截，不能自己編造。不能為了吸引人，就嘩眾取寵，弄得那麼神秘似的，什麼神奇呀，傳奇呀，這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要悼念恩來同志，但不能從中捏造。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不能胡說。」

　　略作停頓，鄧穎超說：「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說。第一篇是大寨大隊黨支部的，講到周總理三次去大寨，我沒有細看。總理三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後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兩個地方的出入用筆划了一下。其它那兩次我沒去，我沒有權力發表意見。」

　　「另有一篇文章，講西安事變後，恩來和蔣介石、張學良談判時，說蔣介石抱頭大哭，就根本沒有那麼回事!當時恩來同志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還有張學良那一方面和蔣介石那一方面，恩來同志是和兩方面談妥以後，見了蔣介石一下，當時蔣介石根本沒有抱頭大哭!」

　　「另外就是關於李少石被特務打死的說法。1945年主席到重慶去談判。一天，突然聽到李少石被槍殺。當時以為是特務要謀殺恩來。恩來同志知道後，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並不是特務暗殺的。那一天，由於我們那個車要趕時間，有什麼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傷病兵，車在超過的時候，碰了傷病兵，結果我們的車沒停，一直跑。傷病兵手裡有槍呀，他們就開槍。碰巧，那一天車上就坐著李少石一個人，子彈正中要害，死了。後來那個司機一看闖禍了，就跑了。以後，我們再也沒看到過那個司機。所以這個事，開始我們以為是謀殺。後來一查不是。我今天還又問了童小鵬，他也說不是那麼回事。原來有一個寫恩來同志的單行冊子也那麼講，總理曾當面進行過批評。我的意見，在這篇文章里，這事就不要提了。不說實話怎麼行?!」

　　「還有一處，就是關於長沙大火。1938年，那時候國民黨對日本採取的是焦土政策。長沙著火時，正巧恩來從武漢撤到長沙。因為國民黨當時就是焦土抗戰，不能說是國民黨搞鬼謀害恩來同志。那時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誇大!其它的時間，個別地點上的出入，我就不說了。」

　　「關於第三篇文章。長征那一段，因我沒有和恩來同志在一起，這一段我作不了證。但乍一看就覺得文章裡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總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經常在一起』。『總理』這個職務不妥嘛!總理是解放後當的，當時是什麼職務，就寫什麼職務。」

　　「新華社也有一個稿子。那個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紅岩村時，說我和恩來同志經常和戰士們澆水、種菜、澆糞，不是事實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麼能說是經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噓，不要誇張。還有說恩來在重慶和主席『寸步不離』，怎麼寸步不離呢?當時恩來非常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全，這是事實。但恩來同志要進城找民主黨派談話，主席也要出去，說『寸步不離』起碼是不科學。」

　　「今年恩來同志去世後，我聽說有單位將一些文章朗讀錄音，放了，其實裡面和事實有很多不符，當時也沒辦法。新華社的稿子你們也看一下，你們提法要一致，不能一個這樣說，一個那樣說。」

　　文革後，一些報刊上發表的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中，大都講到周恩來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

　　1978年8月，鄧穎超接見紅岩紀念館的同志，提及周恩來是不是「叫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時說：「搞清楚這件事，是你們紅岩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

　　為此，紅岩紀念館遵照鄧穎超的指示精神，認真作了一些調查，並於1979年11月在《報紙動態》簡報第209期，刊出了他們的調查報告。

　　當事人和知情人之一的劉昂看到後，感到還是與事實有些出入。劉昂是蔡和森、蔡暢的姐姐蔡慶熙的女兒，1910年出生於湖南衡山。不到兩歲時，她父親劉文炳病故，孤兒寡母倍受劉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外婆葛健豪心疼她們母女，便叫兒子蔡和森到衡山把她們接回雙峰，從此便與劉家徹底脫離了關係，一直在蔡家這個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長，從小就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1937年10月，蔡暢從延安帶信來，要劉昂去長沙與八路軍通訊處聯繫。年底，劉昂經徐特立介紹赴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馬列主義學院學習和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5月，劉昂被派赴重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身邊任秘書。此後，她一直在國統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歷任中共南方局秘書處三科科長、統戰委員會秘書、宣傳部秘書等職。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來、鄧穎超和劉昂從紅岩村回到曾家岩50號，鄧穎超先回房間去了。劉昂等隨周恩來來到了值班室。等候在那裡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來進來了，立即上前彙報說：「附近國民黨的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聽後非常氣憤，什麼話也沒說，立即走出大門，向附近憲兵連走去，抗議他們扣留《新華日報》。當時，隨周恩來同去的，有彭海貴、祝華，劉昂和徐冰、張曉梅隨後也很快趕到了。站崗的憲兵看到來勢不對，不讓周恩來一行人進門。周恩來只得站在巷子里同他們理論，堅持要憲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華日報》，憲兵不肯退。後來，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聞訊趕來，他勸周恩來先回曾家岩50號休息，由他來交涉。周恩來態度堅決地說：「報紙不退回，我決不走。」2月初的重慶，天氣寒冷，周恩來只穿了一件大衣，帽子都沒有戴，站在憲兵連部外的那條小巷子里，一直堅持了好幾個鐘頭。經過周恩來面對面的鬥爭，國民黨憲兵才被迫退回他們扣留的《新華日報》。周恩來拿到報紙後，分給報童一部分，他自己還拿了一些。隨行的同志們簇擁著周恩來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這時附近的群眾爭著要看《新華日報》。周恩來一邊走，一邊把報紙散發給他們。這時，報童們情緒激昂，「賣《新華日報》」的聲音震響山城。鄧穎超當時不在場，所以她沒有印象。

　　有一次劉昂見到鄧穎超時，特意同她談了關於周恩來有沒有「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劉昂把她見到的真實情況向鄧穎超作了詳細的報告。劉昂還說：「總理叫賣過報，不僅不影響他的形象，反而會使人感到周總理在複雜的環境中，領導鬥爭藝術的高超。」鄧穎超當即點頭表示認可，並說那天她不在場。

　　至此，周恩來是否上街「叫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終於按照鄧穎超的意願搞清楚了。

　　在這前後，鄧穎超發現有的同志所寫的跟隨周恩來戰鬥在重慶的回憶文章中，有些情節與史實有一定的出入，提出應該更正。

　　比如，有的文章寫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應邀出席了一個集會。

　　實際上，董必武當時還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會議。

　　又如，文章中對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實，說二樓住的都是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安插的「內勤」。

　　事實是，二樓住的是傅作義將軍的部下劉瑤章(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和全國政協委員);三樓住的是侍從室主任賀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為團長的戰地服務團。

　　1985年10月，鄧穎超重訪重慶曾家岩時，澄清了這些史實。

　　「實事求是就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寫東西，寫文章，講話。不要言過其實」

　　1977年，著名黨史學家胡華帶領中國人民大學黨史教研室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幾位同志研究周恩來的青少年時期，並很快寫出了書稿。他很想聽聽鄧穎超對書稿的意見。經和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聯繫，鄧穎超表示願意看看書稿。11月15日晨，她將撰稿人之一程振聲叫去，講她對書稿的意見，整整講了一個上午。

　　首先，她從題目講到怎樣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寫出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她說：「根據我已經看過的內容，對書名提點意見。因為是講周恩來同志青少年活動，用『故事』二字不妥。」她親筆改為《青少年時期的周恩來同志》。她又說：「這本書是根據真人真事寫出來的，用『故事』二字就沖淡了它的真實性。書名請胡華同志再考慮一下。」後來她還拿出一本《西行漫記》給程振聲看，並說，「我過去看過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第四章講《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就是主席的生平，這是主席講的，斯諾寫的。後來又經過主席修改過。我推薦給他(指胡華同志)看看這一節。」「你看這本書一是寫的青年時代;二是長沙時代;三是革命前;四是革命時代;五是蘇維埃運動;六是紅軍長征。不是說一切都是按照主席這樣來寫。問題是，我們學習主席是怎樣看待一個人的成長，以便能夠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寫出恩來同志的經歷。」

　　其次，她說：「『五四』以前恩來同志的活動我不是很清楚。在書中把主席的活動和恩來同志的活動連在一起，這樣不合適。主席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領導人。希望把這部分(指把主席與總理連著寫的幾十段)刪掉。那樣寫，給人的印象是牽強附會。」她接著說，「不管是寫『故事』也好，不管是寫歷史也好，一定要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比如：第59頁中寫道：『大家都高興得互相擁抱。』這怎麼可能呢?這個『擁抱』，在解放前，咱們中國沒有這個習慣。解放後迎接外賓的時候，人家來擁抱了，咱們也擁抱，人家不擁抱，咱們也不擁抱。書中那樣寫，好像60年前就有這個習慣了，這樣就不實際了。」她還說：「關於他(指周恩來)在南開的情況，我不甚了解。只是在文字上提出些意見。但在事實上也沒多大問題。我是在五四運動以後認識他的。我看了十五段，可以肯定。」

　　最後，她強調指出：「首先是文風，其次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就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寫東西，寫文章，講話。不要言過其實，特別是現在更不要言過其實。延安整風的時候反對黨八股，現在我們反對黨八股言過其實。這個問題要考慮，比如第二個題目『從小立志救國』，這個題目好像古人講『少有壯志』。這樣不行，好像有點林彪的『天才論』了。過去有人講到主席青少年的事情時，主席講過，我那時是個小孩子嘛。所以，關於第二個題目，他(指恩來同志)那時才十二三歲，這樣寫就不符合事實了。這個題目要改，怎樣改?請胡華同志斟酌一下，是不是可以改成『開始關心國事』，好不好?」

　　她把親筆修改過的那一稿讓程振聲拿給胡華看，為什麼這樣改，讓程振聲解釋給胡華聽。

　　後來，程振聲逐字逐句向胡華彙報了鄧穎超的具體修改意見。胡華非常重視鄧穎超的意見，表示一定按鄧穎超的意見修改書稿。

　　「希望你們編文集要改變作風，不要搞突擊、趕節日……要踏實，要精細，要實事求是，要唯物主義」

　　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剛剛開始編輯《周恩來選集》時，鄧穎超就對研究人員說，你們選周恩來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確實依據證明它是恩來同志的東西時才能用，不要根據分析或猜測。在沒有證實之前，寧舍勿選」。她還這樣強調地提醒編輯人員：「希望你們編文集要改變作風，不要搞突擊，趕節日」。「出文集什麼時候都可以，不要採取突擊完成任務的方法」。「要踏實，要精細，要實事求是，要唯物主義」。在幾次談話中，她不止一次地教導編輯人員要實事求是。她說，對於領導人物，不要總想方設法把正確的東西放在他們身上，這不是實事求是。她指出，領導人物的思想也是有發展過程的。例如覺悟社是什麼性質的團體?有的認為是革命組織，鄧穎超就沒有贊成，後來寫為進步團體，她才點了頭。她說，在覺悟社時，就是周恩來，信仰也還沒有定，是後來到了歐洲後才確定的。

　　1982年4月，鄧穎超在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著作生平研究組的幾位同志時說：「你們不僅要研究恩來同志的生平和著作，還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黨史、中國歷史。你們文獻研究室要注意恢復歷史本來面貌的問題。」她在聽讀了《周恩來傳》的部分章節後，在寫給他的信中指出：「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應當實事求是。」

　　鄧穎超不僅給以如此諄諄指導，而且處處給編輯(撰)工作以極大的幫助。當送去周恩來的有關文稿時，鄧穎超總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仔細核閱，反覆核實史實，及時退回。讀了她退回的文稿，編輯(撰)人員無不為她那種認真的精神、細緻的作風和驚人的記憶力而感動和嘆服。譬如，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中的《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的文稿，由於是1943年周恩來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幹部學習會上所做報告的記錄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別是一些人名和史實不太清楚，整理時困難不少。是鄧穎超幫助核定了不少史實，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議。編輯《周恩來書信選集》時，鄧穎超不但親自挑選出周恩來曾經寫給她的十多封書信，而且還提供了不少徵集書信的重要線索。又例如，1979年，鄧穎超在核閱周恩來關於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係的文稿時，兩次打電話給編撰人員說，文稿中講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共產黨員，在北方只提於樹德不夠，建議加上李大釗和李錫九兩個人的名字(鄧穎超和李錫九在大革命時期都擔負著中共天津地委和國民黨直隸省黨部的領導工作，在推動北方的革命運動中，共同的革命目標使他們經常接觸，彼此深為了解)。她說，那時我在北方，對北方黨的情況比較熟悉，李永聲(即李錫九)的工作很活躍，他是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迴避，應當尊重歷史史實」。

　　除了核閱周恩來的相關文稿外，鄧穎超還對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的紀念周恩來的有關文章也都認真閱讀，提出過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見。比如，她在閱讀《艱難而光輝的歲月》一文後，寫去的信中指出：「在這篇文章中你們只寫了恩來同志保護黨內幹部，卻忘記了寫他還大量地保護民主黨派人士、愛國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幾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們都向我談起如何受到總理保護才被解放」。「從統戰工作考慮，對大批黨外人士的保護，這也是個很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寫上較為妥當。」

　　「你們做記者的寫文章，一定要事實求是，每一個細節都不能馬虎，我們的新聞報道，一定要真實、確切」

　　鄧穎超曾經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聞記者》刊物題詞：「《新聞記者》和新聞工作者，要做好新聞工作，必須根據四項基本原則，結合用眼、用手、用腦、用筆，實事求是地反映新聞，要不斷改進文風。」她說：「字寫得不好，但所寫的幾句話確是我的肺腑之言。」

　　1979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正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處理公務，一位與她比較熟悉的報社記者，趁她休息之際將一篇採訪她之前會見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樣送給她審閱。

　　鄧穎超戴上老花眼鏡，非常認真地將這篇題為《中秋佳節話友情》的稿件清樣看完，然後和藹地把記者叫到身邊坐下，微笑著問他：「你說絹花能盛開嗎?」記者不明就裡，立即回答：「不可能!」

　　鄧穎超又問：「那你文章中怎麼說『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秋菊盛開』呢?」記者一時語塞，臉一下紅到了耳根。

　　「你看這裡擺放的秋菊都是絹制的。」鄧穎超邊說邊用手指著不遠處的秋菊讓記者看，「我說的沒錯吧!」記者連忙點頭稱是，並且心中暗自欽佩地想：她的頭腦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是一針見血啊。

　　接著，鄧穎超話鋒一轉，神情嚴肅地指著稿件中的一段文字對記者說：「今天這篇稿子總體上寫得不錯，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但寫會見結束前日本朋友唱歌這一段不符合實際嘛。你文章中寫日本朋友唱了《歌唱敬愛的周總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明明唱了《歌唱敬愛的周總理》和一首我們國家的民歌，兩首歌嘛。為什麼要這樣寫呢?」記者一聽有點緊張起來，低聲喃喃地說：「您是周總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來總理，所以我們想在報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鄧穎超聽後看了記者一眼，提高聲音循循善誘地說：「不能因為周恩來曾經是總理，我是他的夫人，就這樣寫報道，這樣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不好。要寫，兩首歌的歌名都寫上，要麼就只寫日本朋友唱了兩首中國歌曲。想突出我，就說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來的歌，這不對。我是人民的公僕，會見日本朋友是我的工作。再說中日人民友好關係的建立，是黨和國家工作的結果，不是哪個人的功勞，請你回去後立即改過來，然後再見報，而且以後不要再出現類似的問題。」最後，鄧穎超語重心長地對那位記者說：「你們做記者的寫文章，一定要事實求是，每一個細節都不能馬虎，我們的新聞報道，一定要真實、確切。」

　　「現在我們是怎麼樣實事求是去辦的，希望大家實事求是地向人民群眾講」

　　出於對周恩來的愛戴和敬仰，更是出於對鄧穎超的敬重和信任，在1983年的全國政協換屆會上，2000多名政協委員以全票贊成鄧穎超出任六屆全國政協主席。儘管年事已高，多病纏身，但鄧穎超在其位、盡其責，以滿腔的熱情，對鞏固和發展新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線傾注了大量心血。

　　在六屆政協主席任上，鄧穎超十分關注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1984年6月， 她到天津視察工作，分別會見了全國政協在津委員和天津市政協委員。人一到齊，她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開會，我說說你們說說，你們說說我再說說，我不做獨角演員，大家都提意見。我到這裡來，就是來集思廣益的，把大家的意見反映到黨中央，反映到全國政協。」鄧穎超手中沒有事先寫好的講話稿，也沒有長篇大論照本宣科，她詳細地詢問了委員的生活工作情況，詢問他們有什麼困難。大家暢所欲言，爭著發言。

　　鄧穎超認真聽取了大家對政協工作的意見、建議和要求，然後，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協的同志一定要及時解決能夠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她意味深長地對與會者提出了建設性的工作指導意見，她說：「大家對一些問題很著急，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可以馬上辦，馬上解決，有些事還需要創造條件加以解決。我們面臨著一些什麼困難，現在我們是怎麼樣實事求是去辦的，希望大家實事求是地向人民群眾講，人民群眾是會諒解的。」

　　「我試提出「八互」作為參考……應將事實經過告訴你們」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開播不久，鄧穎超就成了這檔節目的熱情聽眾。只要沒有太忙的事情耽擱，她天天都會津津有味地收聽。不僅自己認真聽，而且還向身邊工作人員推薦，甚至經常把聽到的內容對大家敘說一番，讓大家與她共享收聽的樂趣。在她的帶動和感染下，大家逐漸也成為「午間半小時」節目的熱情聽眾。有時由於工作關係，往往不能堅持天天聽，但是，只要有時間，身邊工作人員就會很習慣地打開收音機，興味盎然地收聽「午間半小時」的精彩節目，確實受益匪淺。

　　鄧穎超不僅把收聽廣播作為了解社會、體察民情的一個窗口，而且還以認真、誠摯的態度視它為朋友間的交流。1987年5月29日，鄧穎超在收聽到「午間半小時」播出的一則意外的消息後，格外高興，便提筆給「午間半小時」節目組寫去一封信。信中她情真意切地談到了收聽節目的感受，好似在對一個摯友傾訴衷腸。

　　而最難能可貴的是，鄧穎超在這封信里還用了不小的篇幅，針對廣播里「周恩來同志提倡夫妻『八互』」的說法，將自己知道的真正由來情況做了如實的更正。

　　這封溫馨如一縷春風春雨般的信件是這樣寫的：

　　午間半小時廣播的同志們：

　　今天你們傳來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感謝你們報道了王華冰同志的近況，令我非常的興奮，也非常欣慰!

　　王華冰同志是一個好樣的女共產黨員，我時(常)想起她，但解放以來，我們之間，沒有通過信息。只從過去同她小組另外兩位同志間接知其一、二。今天聽時，開頭介紹她幾句未聽到，不知你們可否告訴我有關她的通訊處嗎?如果太麻煩的話，那就不必去問了。(5月29日寫到此)

　　順便告訴你們一件小事，在不久以前，我聽到你們播了周恩來同志提倡夫妻「八互」，我當時聽了說的不完善，想把事實告訴你們，我又覺得沒有必要，今天寫信，我認為應當將事實告訴你們，首先「八互」的互當然還有另外一方，「八互」提出是經過周恩來同志的生活實踐再加我看到許多夫妻關係中出現了矛盾與(相)處好壞的情況，我試提出「八互」作為參考，從未以正式用文字發表過，恩來同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是默認的，所以不應是由他提倡的，我並不是爭這點提出權，而應將事實經過告訴你們，你知道就可以了，更不需要更正了。

　　你們的節目很吸引人收聽，只要我可能時，也是你們的聽眾呢，年老手力差，字寫的了(即潦)草，請原諒，專此敬禮!

　　鄧穎超

　　1987年5月29日

　　鄧穎超在信中提及的她與周恩來提倡的夫妻「八互」是：互愛、互敬、互勉、互慰、互讓、互諒、互助、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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