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眼看世界——亨廷頓訪談錄（下）

薩繆爾.亨廷頓（1927～2008)

五

直到1960年代中期，塞繆爾.亨廷頓一直在哈佛大學過著平靜的教授生活，默默地在波士頓地區負起家庭責任。1967年，這種短暫的平靜被約翰遜政府的一項任務所中斷。作為國務院顧問，亨廷頓準備了一份長達100頁的關於越南戰爭的報告，這份報告解密後，他又以那為基礎寫了一篇論文發表在1968年的《外交季刊》上。這篇論文引起了極大震動：它贊成政府打敗北越人的目標，同時又分析了政府實現目標的做法何以全盤皆錯。

亨廷頓對約翰遜政府聲稱的政府（非指越共）控制的南越人口從40%上升到60%不以為然。他寫道：「這種變化是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結果，而不是政府控制向農村的擴展，」越共在農村地區依然強大。約翰遜政府承認自己有「盲目樂觀主義」的過錯，亨廷頓卻批評它有「錯置道德主義」的過錯。他指出，「誰受到大多數人真正支持」的問題，只適用美國這樣穩定的憲政民主國家，而非越南這樣混亂而充滿暴力的國家。進一步說，即使贏得了正在增加的農村人口的支持，那也不會得到什麼。促使人民投向越共懷抱的，不是農村的貧困，而是「缺乏一種有效的權力結構。」在越共控制區，倒是存在這種權力，「儘管等級制度和不民主還很嚴重，越共還是取得了小小的進步。」三分之一的人口接受了越共的滲透,是因為一些堅韌的民族和宗教平民組織往往和越共一樣,對西方價值觀心存敵意。

亨廷頓告訴我：「假如回到美國的建國初期,我們也會不贊成的。我們拒絕把對宗教和種族的忠誠作為對付越共的砝碼，因為我們要的是一個現代的,擁有國家軍隊的、民主的獨立國家。我們在越南的問題之一是理想化。」

他說,這種理想化現在被另一些捲入海外衝突的美國人繼承了:「媒體認為我們的價值觀和政治結構也是別國所需要的,並且訴諸於我們的自高自大;如果別人不需要,我們就要捲入。」亨廷頓認為，我們應該讓自己用對手的方法來宣傳我們的價值觀,而不是強迫自己到人家內部去重建社會。因此,當1970年代後期，在協助茲別格紐?布熱津斯基和吉米?卡特執行為遏制蘇聯而設計的人權政策時,他對為了在沒有西方式民主傳統的地區建立西方式民主而布置軍隊表示懷疑。

亨廷頓對越南的分析，來自他對世界的新看法。1950至1960年代,社會科學的一個大問題是政治現代化。一般的學術智慧都用在非洲和別處那些想培育與我們相似的民主與法律體系的新興國家。亨廷頓對那類題目一個也不感興趣。他把注意力集中於越南——一個權力的運作完全不同於我們的地方，從中提練出一個重大的主題,然後在他的政治書籍《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1968)中作了精闢闡述。這本書研究了國家是如何構成的,它也許是亨廷頓最重要的著作。

14世紀的阿拉伯歷史學家艾伯?卡爾登（IbnKhaldun），在他的《Muqaddimah》中描述了沙漠游牧民族對舒適的定居生活的渴望，如何為城市化提供了動力,而城市化又是如何被強大的王朝擄獲的。亨廷頓把這個故事接著講下去，他描述了導致新的不穩定模式的因素，也分析了以建立更複雜的社會機構為結果的動亂和革命是如何發展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雖然寫於30多年前,它對於今天在全球化時代試圖建立穩定和相應的政府的發展中國家，仍然是一本最清晰的路線圖。該書開頭有一個大膽的推論：國家間最大的政治區別，與它們的政府形式無關，但與它們統治的程度有關。民主和專制之間的差別，並沒有國家在政治上有無一些品質重要。那些品質是：政治上體現出一致、共有、合法、有組織、有效率和穩定。

在那些經歷過社會動亂的國家看來，有關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區別相對來說並不重要的論斷並不奇怪。例如奈及利亞和迦納，它們舉行選舉，也實現了與更專制的國家如約旦、突尼西亞和新加坡一樣的相對開放與國內穩定。

與別的學者不同，亨廷頓對一般層面的現實給予了更多關注。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表現了一種與典型學院派相反的偏好，別的學者所熱衷的現場觀察，他只在註腳里引用。他告訴我：「對最新的事件，沒有學術根源，只有學術意見。」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的中心論點是，美國的歷史經驗並不適於理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除非我們本能地要相信如此。亨廷頓寫道：「美國人相信美好是一個統一體」，他們「認為所有的好事都會湊在一起」--社會發展，經濟增長，政治穩定等等。他建議考慮一下印度的情況。1950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的十分之一，但它在政治上相當穩定。這是為什麼?部分答案卻在於某種「壞」東西:那就是印度的文盲。文盲在印度滋養了民主制的穩定，因為農村的文盲對政府提出的要求，要少於有文化的城市無產者。當有文化的人組織起來挑戰現存制度時，文盲和半文盲僅僅是投投票。亨廷頓認為，儘管印度的貧窮與一些因素，如選民所受的教育很少、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足以管理現代化的政府機構的奇怪結合有關，它的穩定和民主仍然維持了幾十年。而現在，當新的有文化的中下階層開始在印度出現時，國家政治卻變得十分骯髒了。

亨廷頓接著說,美國人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歷史告訴了我們如何限制政府，而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從頭開始創建政府。正如我們靠地理遺產獲得的安全，基本上是一種非勞動所得，我們的統治機構及其原則也是17世紀英國的遺產。我們的憲法是著眼於如何限制權威的，而在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前共產主義世界，難題是如何建立權威。「問題不在於舉行選舉，而在於建立機制。」

在政治先進的國家,忠誠是針對機制而非集團的。我們這樣的國家，是經過長期城市化和啟蒙運動的結果,然而，這種過程會因為國家的先天條件而不確定。他寫道:「人口的啟蒙越快,政府被打倒的機會就越多。」法國和墨西哥先前的革命，都不是因為貧窮、而是由於持續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引起的。現在,全球化的精英們正在全世界倡導經濟增長，在引導出政治先進的社會之前，將會導致不穩定和動亂。

在一些國際會議上，專家們頻繁研究腐敗問題。而《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證明，正是他們倡導的現代化首先造成了腐敗。18世紀的英國，腐敗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應該歸罪於工業革命的開始，這種判斷同樣也適用於19世紀的美國。但是，亨廷頓寫道：腐敗在這個發展階段可能是有用的,不應以過於高尚的情操加以貶抑。腐敗的提供意味著將新的組織吸收到機制裡面。例如，出賣議會席位是使民主制露頭的一種類型，它比以武力攻打來反對議會要好一些。亨廷頓指出，與暴力相比,腐敗是一種不那麼極端的異化形式:「賄賂一個體制的警察與賄賂這個體制本身差不多，但比轟炸這個體制的警察局要好得多。」19世紀末，美國的立法機構和市議會就經常被公用事業、鐵路公司和新的工業企業賄賂——正是同樣的力量促進了經濟增長，並幫助美國成為世界強國。在印度，很多經濟活動如果沒有小費就會癱瘓。腐敗下藥不猛,卻能醫治官僚機構的遲鈍，它是發展的一種工具。

亨廷頓還提出,現代化躁動和腐敗都會引起清教徒的反應。有貓膩的交易對發展和穩定也許是必要的,在政治程序上也是合法的,但會遭到道德熱情高漲者的譴責。《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發表十年之後,伊朗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亨廷頓說,美國難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為何而強烈，是因為它從來沒有經歷真正的革命。它經歷的只是一場移居者反抗宗主國的獨立戰爭，而不是一場像阿爾及利亞人反抗法國人那樣的「本土人反抗外來征服者」的戰爭。亨廷頓清楚地指出，真正的革命是不同的，有些是「很壞」的，幸運的是，很壞的革命很少。在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當無產階級變得越來越激進時，中產階級會變得越來越保守並且更願意為現存秩序而戰。在1960年代後期的文章里，亨廷頓21世紀初的世界進行了描述，他指出，當革命真正發生時,持續的經濟剝奪「可能對它的成功極為重要。」在亨廷頓看來，經濟制裁造成的食品不足和其它困難將導致推翻薩達姆?候賽因或菲德爾?卡斯德羅的革命政權的想法，完全是一派胡說。物質犧牲雖然在正常情況下是無法容忍的,但它能證明一個革命者在思想上作出的抵押,「革命的政府可以被富裕所破壞，但決不會被貧窮所顛覆。」現在，西班牙和加拿大的開發者在哈瓦那修建賓館,明顯要比美國政府對革命政權的暗中破壞有作用。

亨廷頓用世界各地的大量實例說明革命、君主政體、民選政權和封建國家的問題。他通過高度的提練與歸納，為我們時代的凌亂紛擾、難以駕馭和錯綜複雜繪製了一幅全景圖。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里，他用一句話說明了軍人在整個20世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寡頭政治世界裡，士兵是激進分子;在中產階級世界裡,他是參與者和仲裁人;當大眾社會隱約出現時……他又成了保守的現存秩序的監護人。」他讚揚土耳其軍隊和埃及軍隊過去幾十年對社會的變化和演變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實際上，越是倒退的社會，軍人越可能扮演進步的角色,因此,當西方想以文職政治家取而代之時，就越是要小心。

亨廷頓還認為，美國出於自己的目的，把它關於「民主」改革的信念用錯了地方。他寫道，「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劑而不是替代品……大的革命會隨著改革時代而非停滯和壓制的時代到來。」不管怎樣,不發達社會的改革不會受到透明的、有大規模公眾參與的影響，就像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德（MustafaKemalAtatrk）在土耳其進行的改革所顯示，但是，它會受到「迅速和出其不意」這兩個古老的作戰原則影響。如果改革的步驟是逐步顯現的，自由的媒體就會剖析它並給它製造對立面。由於社會的某一部門會支持一種改革而不支持另一種改革，一個改革者必須悄悄地干,必須把下一個議題與這一個議題拉開，並且要經常利用社會上的傳播空檔而不是依靠媒體來公布。

然而,正如亨廷頓在《第三波》中承認的,大眾傳播的工作卻有自己的魔法。1991年出版的這本書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未盡之意的延續，該書的副題是「20世紀末的民主化」。它受到了法國學者皮埃爾?哈斯勒（PierreHassner）的嚴厲批評者,稱它是「普世論者與好戰的前民主人」論調。亨廷頓一直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為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來的聲譽，他拒絕縮回腳步去發出一些簡單的陳詞濫調。他的一些著作說明，學術職位可以是終身的，但是，職業的穩定常常不能保證自由：即能(哪怕是在學院里)表達不流行的、不合慣例的、不受歡迎的和勇敢的觀點。

六

1960年代，亨廷頓經歷了一些令他頭疼的時刻。那些曾在《深紅哈佛》雜誌里讀懂了他與約翰遜政府的關係的示威者，唱著歌曲在哈佛校園內尾隨他。他工作的國際事務中心先是被佔領，後來又發生了爆炸。一天早晨，他年輕的兒子醒來後，發現一條標語刷在他家的大門上：「戰爭罪犯就住在這裡！」

亨廷頓並未因此而中斷替政府工作。如上所述,他加入了卡特的政府，幫助卡特總統構思表達我們人權觀點的對外政策。這並非一樁貌似虔誠的舒服差事，而是一項就嚴重的政治問題向蘇聯攤牌的艱巨工作。作為安全計劃的編製協調人——這個位置是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為他設立的,亨廷頓撰寫的《總統第18號咨文》，對美蘇關係進行了全面的論述，那鼓舞了反對向莫斯科妥協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蘇聯進入安哥拉和衣索比亞、並依靠左翼的第三世界多數對聯合國進行支配後，悲觀主義曾廣泛蔓延。亨廷頓建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班子，就蘇美對抗所涉及的武器生產、情報收集、經濟、外交等領域進行評估。他和他的班子斷定：蘇聯的優勢是暫時的，西方最終將走在前面。他們強烈建議美國開始進行軍事集結，並建立一支波斯灣快速反應部隊。在卡特總統任期的後2年和羅納德?里根總統的8年任期里，這些建議變成了現實。

直到1981年，亨廷頓才出版了一本關於1960年代的書：《美國政治：不協調的允諾》。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世代，一代人就是一個整體，並且願意按前人指引的生活軌跡前進。亨廷頓問：為什麼有些世代卻不同呢?他的答案是：1960年代是由「信仰狂熱期」構成的，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化里，這種狂熱每隔幾代人就會噴涌一次，其根源卻在17世紀的英國內戰；新大陸所經歷的某些事件與1740年代新教的「偉大的覺醒」相似。亨廷頓認為，除了毒品與性，1960年代的示威者基本上都屬於清教徒，他們是對我們的機制不能提升我們的理想而感到不安。正是對那些理想——它們在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實現——的許諾，應該對美國政治中的「核心痛苦」負責。

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國一樣，17世紀初的英格蘭也曾經歷過高速經濟發展與社會變動的劇痛——--甚至貴族和紳士也因為政權越來越不為個人所有而有挫折感。結果就發生了清教徒反抗王權的暴動，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以道德為基礎的社會。保守主義的復興因而達到了高潮。「偉大的覺醒」一個世紀之後，受到先驅者樂觀主義和滿足現狀情緒的感染，美國的福音派掀起了另一場清教復興，在新英格蘭大地上爭奪靈魂。

亨廷頓寫道：「偉大的覺醒」「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一個信念，即他們要通過正直的努力來確保完全戰勝邪惡。」-——那種邪惡損害了亨廷頓和其他人所說的「美國信仰」。由於在我們國家立國的頭幾十年里，我們與我們的英國表兄弟區別很小，這個信仰成了我們的國家認同的試金石。忠誠於這個信仰，就能使移民一代在保留他們種族文化要素的同時，一個接一個地迅速美國化。與別的國家的信仰不同，我們的信仰是普世、民主、人人平等和強調個人獨立性的。1820年代至1830年代的傑克遜時代是「信仰狂熱期」,20世紀初的「平民主義進步年代」也是「信仰狂熱期」。亨廷頓寫道：「作為對權力的最危險體現，反對強權和懷疑政府，是美國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題。」只要注意我們的那些極端主義組織，就知道這是事實。在歐洲，無論右翼還是左翼都有要求建立強大國家的傳統；而在美國，右翼和左翼激進分子卻一直要求更多的「大眾控制」。事實上，在1960年代，與敵人在外交上所作的必要交易，也曾受到激進分子的嚴厲批評，「權力傲慢已被道德傲慢取而代之。」老左派以工人階級和工會為特徵，新左派則「避開工人階級強調道德而非意識形態。」亨廷頓還引用了一個學生領袖的話——一個民主社會是「源於並絕對貫徹道德價值觀的」——來說明新左派是一種最純粹的清教徒。

隨著保守主義的回歸，信仰狂熱的後果是出現了犬儒式的漠然。信仰狂熱還將政府和社會推向了不能輕易達到的標準。儘管如此,亨廷頓仍然相信，信仰狂熱是美國之所以為偉大的核心。通過將官員和機構推向從某種別的國家不能達到的標準，美國周期性地以改良而非革命來重塑自己。對於下一個信仰狂熱期將會如何?亨廷頓表示，「現在的強權看來是公司。所以，下一次信仰狂熱的爆發，可能是反對壟斷公司的資本主義。」

七、

在西方，1990年代初是樂觀主義乃至勝券在握的時代。由於剛剛打贏了冷戰，新保守主義者認為，民主選舉和市場力量的釋放，將會改善所有地方的生活；而自由主義者認為，強權政治和巨大的國防預算將成為過時的遺物；新聞報道則聲稱，聯合國的影響力和效率都在增長；由傑出的學術和工商界領袖組成的新的跨國精英正在湧現，他們相信，世界已經到了創造一種真正的全球文明的邊緣。

就在此時，塞繆爾?亨廷頓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論文，文章刊登在1993年的《外交季刊》上，其中的部分思想來自亨廷頓的研究班,那裡的課堂討論，對經濟全球化主導的世界一統模式提出了疑問:除了有一群規模很小的受過高度教育的精英，幾乎不存在任何一種普世文明的證據。以美國與中國的事實為例，他們彼此可以非常容易地相聯繫，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們可能有任何的彼此贊同。事實上,全球性媒體對諸如西岸和北愛爾蘭這類地方的聚焦，往往放大了分歧。考慮到亨廷頓先前的觀點就有「在冷門股票上押寶」的特點——例如他曾經說：腐敗有時是好事，民主與專政的差別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大，60年代的激進主義是清教徒式的——《文明的衝突？》沒有理由引起重大轟動。按照人們在後來一些事件中表達的觀點，亨廷頓的論文似乎並不值得注意。真正的預言，都有這種反諷意味的命運。

亨廷頓寫道:「在我來看，這個新世界衝突的基本來源，既不是主要來自意識形態，也不是主要來自經濟。人類巨大分歧與衝突的主導源頭將是文化。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將是力量最強的演員,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成為現代世界衝突演變的最新階段。」

然而，這個理論實際上煽動了激情，並立即引起了憤怒的反應。人們所在乎的純粹是亨廷頓的說法。《文明的衝突》被翻譯成26種語言，世界各地都組織了為這篇文章而爭論的學術討論會。布熱津斯基曾告訴我：「不像塞姆先前的著作，這個題目已經把一切都說透了。所以，人們還未讀懂文內有價值的細節，就對那個使人困惑的主題作出了反應。」

亨廷頓的說法震動了高等學府、豪華飯店和空氣清新的新型郊外住宅區,這是一個被新的社會與文化張力——它們也孕育著新的政治衝突——弄得亂鬨哄的世界。每一個與亨廷頓所描繪的現實相隔膜、正在按大同世界的方式生活的精英，都感到了巨大威脅。特別是那些第三世界的精英們，如果承認了亨廷頓指出的事實,就得承認他們自己在上流社會的脆弱地位。

亨廷頓的言論不僅涉及到世界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部分地區，也涉及到災變籠罩下的非洲和亞洲;很多分析家不得不承認他的觀點適合那些地方,但拒絕承認其普適性。亨廷頓還談到,共產主義的死亡，決不意味著隔代遺傳的因領土引起的戰鬥會消失,自遠古以來,那種爭鬥就是強權政治的主要內容。他認為：自由主義者通過普世價值使世界聯合起來的設想，註定是要流產的；有人覺得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將出現一個不那麼危險的世界,那完全是一種有害的想法。

對《文明的衝突》的許多批評，表現更多的是價值判斷,如說它有「道德危險；」是「自我滿足的預言，」但卻沒有實質性的辯論。

而實質意義的攻擊倒有不少。那些指責主要是認為亨廷頓的判斷過於簡單,例如，伊斯蘭世界並不是一致的；一個穆斯林國家常常進攻或譴責另一個穆斯林國家。亨廷頓在1993年最後一期《外交季刊》上發表的第二篇關於對外政策的文章，回答了對他的批評。他繼續直率地指出:「當人們嚴肅地思考時,他們的思考是抽象的;他們對現實進行簡單的圖解式推想，並將那稱之為概念,理論,模式和範例。若無這種智力構建,就會產生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實用主義哲學運動和功能主義心理運動的創建人——譯註-）所說的『一種鬧哄哄的混亂』。」亨廷頓指出，冷戰的例子，並不能解釋1945年至1989年無數衝突與爭鬥的形成,儘管如此,那總體上比其它例子解釋得好一點。在這個時代,如此之多的學者和知識份子都擔心受到別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攻擊，那倒不如取消相互間的算計來得最安全。亨廷頓還反駁道：學者的責任就是要用嚴謹、通俗的術語說出他的真實思想。

1996年,亨廷頓對那篇論文進行了擴充,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書中又提供大量新的觀察。他揭示了西方意識形態和東方宗教的產生，解釋了宗教何以成為當今國際舞台更具威脅性的力量。他指出，與直覺相反,由於共產主義是一種中央歐洲的意識形態,在哲學上，蘇聯比接替它的東正教俄國更接近西方。他提醒人們：與西方和伊斯蘭之間存在已久的鬥爭相比，冷戰不過是稍縱即逝的事件。在中世紀,穆斯林軍隊從古西班牙一直推進到法蘭西，從巴爾幹一直推進到維也納城下。現在，一個人口而非軍事上的類似進軍，正在歐洲進行。他寫道：「未來衝突的危險，很可能來自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偏狹、以及中國的自負的相互作用。」

他的論文和著作出版幾年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雖然漏掉了幾個東正教國家，但包括了3個新教--天主教國家,因此，除了某些例外，北約的版圖已類似中世紀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版圖。同時,隨著伊斯蘭幽靈的壓力在黎巴嫩、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領土上增大，基督教徒繼續逃離中東。美國的教會團體、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也團結起來，支持基督教徒為人權與中國作對，或反抗屠殺基督教徒的蘇丹穆斯林。亨廷頓的基本理論能夠解釋這些以及更多類似現象，他的著作顯得越來越重要。與此同時，一些在冷戰時期被克里姆林宮學專家認為用蘇聯的制度維持了基本穩定的地區、一些非洲學學者1960和1970年代預言會出現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地區,已經被戰爭所分裂。

在問到如何看待當前因紐約和華盛頓遭受恐怖攻擊所產生的危機時，亨廷頓不願談美國應該具體採取什麼政策。他過去曾發出過警告:指望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會變得非常喜歡我們，是毫無意義的；這種意願良好的本能只會造成傷害。「在種族爭鬥和文明衝突顯現的世界，西方人對西方文化的普遍信仰是虛偽、不道德和危險的,他們正在承受這三個問題的痛苦。」對於剛剛開始的由美國領導的戰爭，他的警告是：對恐怖主義的殘暴事實要保持關注。他認為，以奧塞瑪?本?拉登的處境看，他非常希望引起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文明衝突。另一方面，美國必須抓住機會完成兩件事：首先，將西方國家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其次，努力更加現實地了解別人眼裡看到的世界究竟什麼樣的。這個時刻要求我們除了客觀,還要意志堅強、謙遜；手段要無情,但處理要慎重。

對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亨廷頓最後作了這樣的忠告：「這是個危險的地方,這裡有許多人對我們的財富,強權和文化不滿，並精力旺盛地反對我們說服或強迫他們接受我們的人權、民主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在這個世界，美國必須學會區別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誰會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又會與我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我們的盟友有些是機會主義的,並非所有利益都與我們一樣；我們有既是戰略夥伴、但又是競爭對手的混合關係的朋友；也有是競爭對手、但有可能進行談判的朋友；更有堅持不懈地想方設法要毀滅我們、除非我們先將他們毀滅的敵人。」

八

亨廷頓從來不會讓良好的意圖被精確的分析所搞亂。他知道，一個政治學家的工作不必是改造世界，但他必須講出不斷思考的是什麼，並且要為維護他的政府的利益，就行動方案開出藥方。他1997年在《外交季刊》發表過一篇文章，《美國國家利益的腐蝕》。他在文中寫道，「從將來的一些問題考慮，安全威脅和道德挑戰的結合，會再次要求美國人將主要資源用於捍衛國家利益。」這種資源重組在「低成本」時很容易實現，如果讓那些無益於安全的企業繼續損害我們的對外政策，就難以實現。因此，以克制的方式對待世界，可以使我們在危急情況下更迅速地重組資源；如果我們在太多地區捲入過深，太熱衷於「特殊神寵論」（particularistic）的遊說和關於人權的宏偉構想以及如何安排世界，就很難做到了。

真正的保守主義並不渴求崇高原則，因為它的任務是捍衛已有的原則。保守主義者的窘境在於，保守主義的正確，只能由結果的正確來證明。然而，依賴普遍原則的自由主義者，無論何時都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塞繆爾?亨廷頓一直堅持自由主義的理想，但他知道，沒有強權，這種理想便不能生存；而強權需要小心地維護。

美國的政治學如果能留下什麼永久的智力紀念碑,塞繆爾?亨廷頓的工作將是其支柱之一。在我看來，《美國政治：不協調的允諾》結尾處的一段話，體現了亨廷頓的持久判斷力和政治敏感的精髓：「批評者說美國是個謊言，因為它的現實已衰落得如此缺乏其理想。錯！美國沒有謊言,只有失望。但它能夠失望的唯一原因，是它還保有希望。」（完）

（原載《大西洋月刊》，副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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