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力之：千年儒教與中國專制思想的生產動力

　　原載《東方早報》2013年3月10日

　　（一）有些書偶然遇到的，但是一旦遇到就可能手不釋卷，國內著名美國史專家劉緒貽先生的《中國的儒教統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即是，而且，本書是劉先生1940年代在美國所作的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才譯成中文出版。本書算是儒學思想史之一種，讀起來別有一番趣味，特別是其關於中國專制思想的生產動力問題。

　　儒教這個概念，脫胎於儒學，即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流派，主要的文本是所謂四書五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公元前136年董仲舒上書漢武帝，主張「諸不在六藝（說明：六藝即六經，原包含《樂》，但後來落到實處只有五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中國進入思想統一於儒家之學或者經學的時代，儒學上升為國家宗教，所以稱為儒教。在兩千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大多數著書立說之人，無論其學說宗旨實際如何，總要到經學中去尋求根據，否則便是社會的異類，受到種種排斥，如明代李贄反孔，就被指控「惑世誣民」。

　　以國家宗教形式的思想長時期地控制大多數人的現象，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來說，這本質上是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控制問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當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時，那裡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恆的規律」。

　　（二）專制思想之橫貫中國歷史，首先要追溯董仲舒的提議為什麼會被接受，乃是出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孔子的思想在先秦時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先秦時期的終結是以秦滅六國為標誌的，而秦王朝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法家的有效治理，法家思想隨著秦朝而一度支配了整個中國，奉行儒家思想的儒生由於與新政府對抗，遭到迫害。當然，秦朝以強暴而成功，但未能以強暴而長期統治，二世而亡。此中蘊含了剛柔相濟的統治之奧秘，但後來者並未馬上認識到。

　　鑒於秦的強大路徑，漢朝的開國之君劉邦蔑視儒生，儘管儒生想要追隨他，但劉邦毫不客氣，甚至用小便侮辱儒生的帽子，劉邦的牛人口氣是：「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史記》卷九十七）。劉邦成為高祖皇帝後，陸賈不時在他面前說到《詩》、《書》這些儒家經典，皇帝不高興地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應了一句後世廣為流傳的話，「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卷九十七）

　　隨後陸賈以秦朝為例，解釋了為什麼不能單靠武力和刑法統治天下的道理。他還寫了包含十二篇文章在內的《新語》，向皇帝宣傳了儒家的教義，這樣便提供了統治階級重新思考政治合法性問題的契機，也開啟了儒家思想走向大一統的國家意識形態之路。

　　漢武帝時，地方諸侯強大已經構成對中央政府的威脅，那些控制地方、擁兵自重而且德高望重的諸侯是不會畢恭畢敬地效忠於皇帝的，因此，對漢武帝來說，「只有被儒生們著力鼓吹的，在思想上講『忠』、在實踐上講『禮』的儒學可以逐步地把那些諸侯置於他的控制之下。這就使得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皇帝之一對儒學非常讚賞。」（第17頁）

　　武帝在仍然不能肯定儒學是否就是能幫助他統治的最理想的學說時，有一次提了一個考驗性的問題：「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前漢書》卷五十六）

　　董仲舒在回奏中說：「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前漢書》卷五十六）

　　至此，儒教在理論上便得以確立，它藉助極權政治排斥並壓制一切其他思想，強行讓人民去接受並服從，以話語形式論證統治的合法性，滿足統治階級的願望，具備了一切專制思想的特徵。

　　（三）劉緒貽《中國的儒教統治》之意義當然不在於僅僅揭示了統治階級對儒教的需求，而是深入揭示了依附於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怎樣去積極進行專制思想的生產，以至於違背精神生產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

　　任何思想都必須在生產中存在，漢代確立了」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國家宗教地位，但是，對於既定的經典來說，」說話者「已經不在了，經典自己不能發出聲音，必須由後來者去對經典進行選擇，對字句進行解讀，這就是專制思想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

　　國家意識形態的生產涉及兩部分人，即統治者及專業的精神生產者，馬克思認為在統治階級中間存在著」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主要的謀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對於這些思想和幻想則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並且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因為在實際中他們是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於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頁。

　　為什麼那麼多的知識分子不願意像莊子、魏晉的」竹林七賢「那樣去在精神世界中逍遙自在，卻要以畢生之精力去苦啃四書五經，去昧著良知論證那些與生活常識相悖的所謂」經典理論「，去降自己之人格而違心地充當帝王的傳聲筒呢？馬克思講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話，這些」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主要的謀生之道「，即為物質利益而從事專制思想的生產，所以，劉緒貽先生在這部著作中將儒教知識分子稱為」既得利益群體「，為利益而放棄自由思想的權利，這就是千年儒教史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選擇。

　　董仲舒一開始便意識到了專制思想必須進行常態性生產的問題，即使」六經「已在，但還是要人來傳播，他提出：「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前漢書》卷五十六）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推行了四大措施：第一，儒家以外的其他諸子百家的學說均被禁止，解除通曉這些學說的人的職務；第二，設《詩》、《書》、《禮》、《易》和《春秋》五經博士；第三，吸收了幾百名儒生進入官僚階層，其中公孫弘是第一個被封為侯的儒生；第四，就在公孫弘的勸諫下，制訂了國家儒學教育計劃。

　　公孫弘並不滿足於此，他還提出了一個以儒家知識和行為作標準的文官升遷制度：誰越通曉經書，越遵循儒家道德標準，誰就越能得到更快更高的提拔。這項計劃也被武帝採納了。「從此以後，只要是想在仕途上進取的人，就必須熟諳孔子之學；而一批以研習六藝五經為業的博士弟子們，通過推薦和考試，在朝廷的支持和；允許下被免除賦稅、徭役和兵役，在中國社會裡躍居於普通人民之上，成為候選的官員。這是真正的儒生階層的濫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不斷擴大，從而逐漸壟斷了官僚階層，並且與皇室一起，構成此後統治中國2 000年間絕大部分時期的統治階級。」（第18頁）

　　關於知識分子受利益誘惑而熱中於讀經釋經的傾向，班固在東漢初年有所記載：「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公元1一6]，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前漢書》卷八十八）漢宣帝時期，《大夏侯書》一派的領袖夏侯勝曾教誨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青紫」意指高官）（《前漢書》卷七）

　　到宋真宗時期(998-1023)，利益繼續擴大。凡有資格參加禮部考試的士觸犯公法，還可以緩期執行，這種特權甚至被擴展至觸犯私法者。這樣，那些略通文墨而具有危險傾向的人，也不必去冒險對抗制度，他們可以走成為一名儒生的道路。據傳，宋真宗曾寫過下面這首詩以鼓勵經學研究：「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第110頁）

　　這樣，漢代以來，「利用儒化富有才幹和雄心勃勃的平民，使其效忠於皇室以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常成功的。在取得這種成功的過程中，儒生階層的既得利益也如此深深地植根於社會之中，甚至皇帝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將之根除或者哪怕只是減弱。」（第135頁）官學勾結、官學合一的狀態完整形成，顧炎武后來描述道：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慾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亭林文集》卷一）

　　（四）儒生知識分子集團依靠為統治者讀經注經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給他們自己的精神世界帶來了什麼、給民族的生存發展帶來了什麼呢？

　　但是，已經異化並扭曲的儒生並不希望受到拯救，他們寧可死於科舉也不願意放棄從科舉中得到的利益。當時的儒生階層在皇族的支持下，強烈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儘管他們也公開承認確實需要實施新政。哲學家程顥出來說：「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用賤凌貴，以邪干正者乎？」（《宋史》卷四二七）這無非是依據經學論證現行社會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一切不可更改。劉緒貽評價道：「宋代哲學家這樣為自然或現行社會秩序辯護，也許是下意識的，但卻很有效地捍衛了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扼殺了所有改革的企圖。」（第123頁）

　　劉緒貽先生在結論中對比了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感嘆道：「很少有人願意為某種不能給他們帶來安全、威望、財富、名聲等的事物而工作，更不用說為之戰鬥和犧牲。假如在美國，由於在某種意識形態中的既得利益的深文羅織，統治階級成功地導致了所有工商業家、各種專業人員以及科學家的沒落，至少是他們社會地位的下降，而且社會現實也轉而將所有的幸運、權力、名聲、威望等等全都賜予那些熟悉這種意識形態的人，那麼，誰還會再關心科學與技術呢？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具有足夠力量打退那些危及其既得利益的變革企圖的人，會不去這樣做。這就是產生使儒學在中國維持如此一個長時間統治的各種動機和事件的一些基本原因。」（第171頁）

　　（五）歷史終於前行到了近代，科學理性的西方文化開始撞擊固若金湯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專制思想的合理性開始脫落。美國《紐約時報》19世紀70年代發表的文章稱，中國的知識分子「反對電報、鐵路以及一切新鮮的東西。他們閱讀的經典著作是孔夫子時代創作的，世界歷史或人類思想、智慧的發展史，以及所有事物發展和學問的來源之一切最本質的東西，就在那個時刻停頓下來。從那以後，華人就一直在不斷地咀嚼著那幾塊干骨頭，並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識的小舟敢於向他們靠近的話，他們就會咆哮不止。」「在人類智力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是世界上最教條的人、最刻板的人。個人如此，整個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缺乏進取心、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91、101頁）專制思想給中國文化帶來的損害，暴露無遺。

　　一百年以後，強人毛澤東亦難得地反思到中國專制思想的危害，他感嘆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漢代只有僵化的經學，思想界死氣沉沉。武帝以後，漢代有幾個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東漢末年，儒家獨尊的統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國，出了多少軍事家、政治家啊！連蘇軾自己在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也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

　　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你可曾認真面對歷史？這是劉緒貽《中國的儒教統治》在近70年前所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