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1789年7月14日之後的法國公共生活

1789年法國大革命其間，巴黎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巴黎之外的凡爾賽，那裡正在召開決定法國命運的三級會議。另一個是巴黎市中心的羅亞爾王宮，那一段時間，它是測量巴黎民眾政治狂熱的溫度計。這是兩個政治權威所在，如果加以比較，1789年7月14日之後，不是凡爾賽而是羅亞爾在引領著法蘭西。因為凡爾賽影響不了羅亞爾；反過來，羅亞爾卻能支配凡爾賽。

羅亞爾宮最初是為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所建，曾稱紅衣大主教宮（黎塞留是法蘭西樞機主教）。後轉為奧爾良公爵的宅邸，並於1780年向公眾開放。自此，這座私人花園宮殿逐漸變成巴黎民眾的公共廣場，更於1789年成為法國革命的政治輿論中心。奧爾良公爵開放私家花園，應該是有所用心的。他祖上是路易十四的弟弟，自己是路易十六的遠堂。其家族是波旁王室的一支，有王位繼承權。1789年7月2日，羅亞爾宮就有這樣的輿論，「鼓動家提議推翻路易十六而代之以公爵。」[1]（公爵本人後來在議會判處路易死刑時，也投下了贊成票）。

羅亞爾宮

這個能容納萬人聚集的羅亞爾宮是盛產各種各樣政治小冊子和演說家的地方，當然這裡更不缺各種各樣的觀眾和聽眾。三級會議以來，人們在這裡交換各種信息，包括來自凡爾賽的；同時又把它變成各種流言散布出去。

由於當時演講盛行，廣場和咖啡館裡每天都爆發出各種歡呼聲。年輕的卡米爾·德穆蘭，這位從羅亞爾宮誕生的革命家，動不動就要把人吊上路燈桿並自詡為「路燈檢察長」（那時還沒有斷頭台），他的革命生涯就是從羅亞爾宮的演說起步。和後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不同：蘇俄是先有革命家才有革命，是列寧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家發動了俄羅斯革命；法國革命不是由革命家策動，而是革命發生了從中誕生出一批革命家，如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包括德穆蘭等。

7月14日之前，深受民眾擁戴的財務大臣內克爾被路易十六放逐。消息傳到羅亞爾宮，德穆蘭率先跳上桌子，揮舞著手槍，宣布朝廷大屠殺即將開始，鼓勵民眾拿起武器戰鬥。這是攻佔巴士底獄的前奏，是德穆蘭和羅亞爾宮為1789年7月14日的法國大革命揭幕。

德穆蘭

隨著巴士底獄陷落而陷落的，是王權。當國家權力落地之後，撿起它來的，不是凡爾賽宮的國民議會，而是那些麇集在羅亞爾宮的巴黎民眾。因為是他們攻陷了巴士底，挽救了法蘭西，因而作為勝利者，他們主導了7月14日之後的法國公共生活。

19世紀法國革命史家泰納徵引了當時一位人士對羅亞爾宮的描述：無論是巴黎還是外省來的愛國者，他們都有自己社區的選舉權，但他們很願意來羅亞爾宮，而且「來羅亞爾宮更方便。這裡無須向主席申請發言，無須等待兩個小時才輪到自己。人們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能找到應和的人，發言者就會被抬到椅子上。如果他受到聽眾歡呼，他就會起草提案。如果被人喝倒彩，他就得開溜了。就像羅馬人那樣。」[2]

如果羅亞爾宮是一個廣場，這裡儼然就是一幅廣場民主的圖景。泰納以時人的觀念作了這樣的評論：這裡才是真正的國民會議，它比凡爾賽宮那個半封建的會議更有資格，因為那裡還有幾百個第一和第二等級的代表（只有第三等級才能代表真正的國民和法蘭西）。至於那些教士和貴族是僭越者，應該送去服勞役。所以，羅亞爾宮的國民會議才是純粹的，它應該管控甚至取代凡爾賽（引同上）。

法國大革命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規模最大的民主革命。1789年三級會議的代表俱由選舉產生。尤其第三等級代表，地地道道來自民眾。當時年方25歲有固定住所且納稅本上有名字的人都有選舉權。這等於是一次普選，當然限於男性公民。當時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包括海峽對岸的英倫和大西洋對岸的美聯邦都從來沒有做到過。

路易十六政府對三個等級的選舉，從未施以干預。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召開。開始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不願與第三等級合併議事，傳統上的三級會議就是三個等級各自議事。6月17日西耶斯提議單獨將第三等級會議更名為「國民議會」。因為即使第一和第二等級不參加，從人數上第三等級也完全可以代表整個國家和國民。6月27日路易十六讓步，下令第一第二等級與第三等級合併議事。7月上旬，國民議會為制定憲法成立憲法委員會，因此它同時又稱為「制憲議會」。正當國民議會和宮廷在凡爾賽一波一波博弈時，7月14日，從巴黎傳來了攻佔巴士底的槍聲。

攻佔巴士底監獄

這槍聲改變了整個法蘭西的政治格局。此前，民眾只是參與選舉，但並沒有顯示出自己的力量。當國民議會與宮廷的博弈呈現出膠著狀態時，民眾以自己的槍聲站隊，幫了國民議會一把，路易十六低下了高貴的頭。這就讓國家權力本來應該從路易十六那裡轉移到國民議會那裡，即國家體制從君主獨裁到議會民主的轉型；但現在突然殺出一匹黑馬，它的名字叫「人民」；它從羅亞爾宮傾勢而出，於是，本該屬於國民議會的權力就這樣移步換形到了人民那裡。

國民議會中的代表只是人民的代表，現在人民本身直接出場了。「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是來自啟蒙運動的教誨。民主，即刻裂為兩種形態。一個是來自凡爾賽宮的「議會民主」，一個是勃然而起的羅亞爾宮「廣場民主」。當君主的權力跌落時，這兩種民主的權力（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又會上演什麼樣的劇目呢。

此刻的巴黎，一片亂象。民眾像城市憤怒的主人，在各個街區橫空出世。誰如果敢唐突人民，最好的去處就是把他吊上路燈桿。這樣的廣場民主，民眾既是立法者，又是審判人，還是執行官。伴隨蓬勃生長的民主，卻是一地碎片的法律。整個巴黎乃至整個法蘭西，原本有著自己古老的法律體系，但此刻全部停擺和打碎，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

並非不想收拾局面，比如巴伊，這位天文學家出身的國民議會會長，7月14日之後又被選為巴黎市長；但他說：「我們不敢違背八天前攻佔巴士底的人民」。[3]根據泰納：7月30日，外省魯昂發生騷亂，一個頭目被逮捕，但羅亞爾宮有人號召一起去把這個人討出來。8月1日，新當選的國民議會主席圖賴被迫辭職，因為他是個溫和派；羅亞爾宮威脅說要派人去凡爾賽殺死他和給他投票的人。8月11日，當有人要當街車裂一個弒父者，民眾卻高喊饒恕。其中一個婦女抗議這種無恥的寬容，她立即被抓起來，差點送上路燈桿。

在法律不復的情況下，人民是任性的也是喜怒無常的；但它的權威不容觸犯。如此事象而層出不窮，泰納將人民這位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權者稱為「新君主」。

「新君主」不僅君主街區，還要君主議會。三級會議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尚蒂埃大街一座新建的大廳開幕。當時路易十六的對面坐著的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右手是第一等級，左手是第二等級。5月6日，三級會議分開議事。宮廷特地為第一和第二等級安排了地方，「人數眾多的第三等級被遺棄在國王大廳里站著。公眾擁聚進來，由於講壇或發言台直到後來才搭建起來的，公眾與代表自由地混雜在一起並給代表提供建議。公眾由此形成了用掌聲和噓聲歡迎代表的習慣，且此後從來沒有丟失過。」[4]

公眾與會，本是一個偶然，但這個偶然卻成了慣例，而且是致命的慣例。法蘭西本是一個有著君主傳統的國家，路易十六雖然推行開明專制；但人民始終沒有參與國家公共生活的權利和機會。三級會議開始，人們不斷擁往凡爾賽去旁聽。開始只是對自己喜歡的提案鼓掌，給不喜歡的議員噓聲。但這種情況很快升級，尤其7月14日之後，人民成了主權者。在國民議會的聖殿上，開始嘗到了權力的滋味。

凡爾賽宮

這是來自國民議會的走廊團伙。她們是一群街頭婦女，指揮她們的是羅亞爾宮一個風月場所的女子。她東指西揮，發號施令。根據她的手勢，走廊上的她們一會兒鼓掌，一會兒嘲罵，針對的都是議員的發言。不僅如此，那些保守派的議員，發言不合旁聽席，當即遭到責罵外，他們的名字立即就會被傳到議會外，送到羅亞爾宮列印，通過公報公布出來。

這時投票對議員真是一個沉重的壓力，來自巴黎的議員如果是以自己的生命作擔保，來自外省的議員則是以自己家人做賭注。在討論國王是否保有立法否決權時，贊成的議員受到了各種威脅。新當選的國民議會主席郎格爾主教接到的警告是：「一點五萬人正準備點燃議員的城堡，尤其是您的，大人。」其他贊成的議員則是由會議秘書代為接受的書面文字：「你們的房子就是你們的意見的擔保。想想吧，好自為之。」議員終於屈服了。主張君主立憲的議員穆尼埃說：「三百多個議員一度決定支持國王享有絕對否決權」，十天之後，只有幾個議員出於個人感情還支持國王，大部分都轉向了。[5]

理論上，國民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只是它必須聽命由它所代表的人民。此刻因為旁聽成了慣例，議會開會，人民在場。這其實就是代表在場，主人也在場。儘管這些主人是一些羅亞爾宮的鼓動家、好事者、遊民、小冊子作者、記者、士兵、律師、包括妓女，但在旁聽席上他（她）們的身份隱去了，統一的名字叫人民；正如同無數安分守己呆在自己家裡或小店裡或作坊里工作的人們也叫人民。

議員馬魯埃曾經在一次會議上提議禁止旁聽，因為妨礙議事，但馬上引來旁聽席上噓聲一片。一位叫做布希的議員正色道：「要知道，先生，我們是在我們的主人面前辯論，我們的意見要對他們負責。」[6]這不僅是一個議員的看法，後來「有兩三位未來的吉倫特派政客主張，人民比代表更值得信任，……在他們眼裡，代議制和代表團背叛了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不可能直接治理自己，那麼原則上就要求通過永遠控制代表的手段，儘可能地接近於直接治理。通過報刊新聞，議會旁聽席和群眾，代表在議會的投票應當始終與選區選民保持一致。」[7]

議員布希的聲音不會讓人陌生。這個聲音來自大革命前的法蘭西啟蒙運動。不是啟蒙運動發動了法國革命，但革命發生後，人們照準行動的思想資源卻來自它。它事實上全程指導了法國大革命。

這場革命的特點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不是來自政治家的指導，而是來自一批文人性質的哲人。法國革命史家馬德林如此表述啟蒙運動與法國革命：「孟德斯鳩更多地賦予了人們憲法權利的靈感，讓·雅克·（盧梭）的學說在整個左派當中流傳，然後是伏爾泰，他讓『最為臭名昭著之物』的敵人裝備了自己的武器——所有這些啟蒙思想家用他們的思想在精神層面上賦予了這場偉大運動以生命。」[8]

嚴格地說，孟德斯鳩的思想主要吸引的是穆尼埃等少數君主立憲派，它對整個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無足輕重。倒是「牆內開花牆外香」，1787年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製憲會議以孟德斯鳩的權力制衡思想為圭臬，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三權分立性質的憲法。除了反對教會，即上述的「最為臭名昭著之物」，伏爾泰給大革命貢獻的是信仰塌陷之後的理性崇拜。盧梭，法國大革命的靈魂，他的《社會契約論》有效地左右了這場大革命。換言之，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場「社會契約論」的運動。

盧梭

布希的聲音體現的正是《社會契約論》的精神。「人民主權」論者盧梭認為：「在被代表的人已經出現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什麼代表了。」「只要立法權力一發言，人人就都回到平等狀態，一切權威都要在它面前沉默下來，它的聲音就是上帝在大地上的聲音。」[9]

盧梭的意思是，議會代表是代表人民的，但人民一旦出場發聲，他們本身就成了立法權力。於是，代表和代表的權威都不復存在了。這裡的問題在於，代表如果由全體人民選出，此刻在場的人民又並非人民全體，它憑什麼以人民的名義自居呢。再者，人民的在場者未必能代表不在場的人民，代表憑什麼僅因這部分人民就被消解法定的權威呢。更何況人民是一個集合概念，它可以分割嗎。如不能，在場者可以是人，可以是公民，但不可以是人民。人民不會出場也無法出場，因為人民沒有形狀，也沒有統一利益。自法國革命始，人民這個概念一直被濫用和盜用，帶來無窮盡的後患。

然而，盧梭的意思不僅止於此：「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能代表的。」既如此，那麼「人民的議員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罷了；他們並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決定。凡是不曾為人民所親自批准的法律，都是無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10]於是，我們進一步看到了大革命發生後的公共生活對盧梭思想的實踐。

主權者在行動。被稱為「第二次革命」的向凡爾賽進軍於10月5日開始了。這同樣是一場麵包革命，因為革命解決不了7月14日的麵包問題。巴黎又挨餓了，最先忍受不了的依然是婦女。有位女子在羅亞爾宮號召人們到凡爾賽去向國王討麵包，得到了廣場上眾人的響應。一支以婦女為主的隊伍出發了，一路上很多女人都被拉進隊伍以壯聲勢。如果她們不跟著去凡爾賽，就會被剪掉頭髮。就這樣，七百多個婦女和另外幾百個男子浩浩蕩蕩來到凡爾賽。她（他）們闖入了正在凡爾賽開會的國民議會。

盧梭理論，主人出場了，代表們的權威自動停止，因為主權無法讓度。一片混亂當中，民眾，不，人民，擠進了議員中間，跟他們一起投票，並向主席台發難。當主席受不了離席而去，一個女人民便當仁不讓坐了上去。另一個走廊上的女人民是個賣魚婦，她一邊指揮身邊的女人或鼓掌或沉默，一邊不時地質問和申斥議員：誰在那兒說個不停，閉嘴。讓那個男人婆米拉波講話，我們想聽他說。喧鬧中一份有關糧食供應的法令被起草出來。

這是人民直接立法。但，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更多的要求陸續被提出。議員不答應也不行。「我們已經舉起了胳膊，你們就要按要求去做」：人民義正詞嚴。關於國王否決權，人民嚴厲警告穆尼埃：「為啥您還為那無恥的否決權說話，當心被吊上路燈桿。」一陣哄亂之後，人民想起了自己的任務是向國王討麵包，便責令議會帶領她（他）們去見國王。議會無奈，因為在主權者面前自己只是辦事員。只好派出一個代表團和人民冒雨前往（此處內容史家泰納和馬德楞同時記錄，本節所述以泰納版本為主[11]）。

國民議會這一幕，最本真地體現了盧梭理論。盧梭告訴法國人民：「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12]

盧梭錯矣。《社會契約論》1762年出版，就在盧梭說話的那個時代，英國人民遠沒有獲得如同法國那樣廣泛的選舉自由。英倫三島的民主腳步是姍姍來遲的，它在它自己的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是法治優先，而非民主優先。英國民眾手上沒有選票，但他們的生命、人身安全、財產都能受到法律的保障。這些遠比一張選票重要得多。

法蘭西相反，它迷信的是作為政治平等的民主。三級會議的代表庶幾是普選，遠遠走在英倫之前。但，民主優先，法律缺席（革命必然排斥法律）。所以，大革命中，手上的選票卻無以保障人身、生命及財產。人人都沒有安全感，革命領袖也不例外。所謂直接民主，人民就是主權者，主權者的權力按照盧梭的邏輯即上帝的權力，它不受限制。因此，這樣的民主與法治直接抵牾。然而，就像法治必須制約君主一樣，法治也必須制約民主；因為兩者都是權力。如果民主沒有法治的制約，它必然走向托克維爾的「多數人的暴政」。

大革命過去半個世紀後，又經歷了1848年法國革命的風波，托克維爾對一以貫之的「法式民主」明確表態：「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13]托克維爾是法蘭西人，但他的表述很不法蘭西。

注釋

[1]楊人楩譯馬迪厄《法國革命史》52頁，商務印書館2011

[2]轉引黃艷紅譯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亂》（‖）91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3] 黃艷紅譯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亂》（‖）48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4] 洪慶明譯勒費弗爾《法國大革命的降臨》50頁，格致出版社2010

[5]黃艷紅譯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亂》（‖）93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6]黃艷紅譯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亂》（‖）35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7]高望譯阿克頓著《法國大革命講稿》122頁，中華書局2014

[8] 東初陽譯馬德林著《法國大革命人物傳》83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9] 何兆武譯盧梭《社會契約論》118頁，商務印書館2003

[10]何兆武譯盧梭《社會契約論》120頁，商務印書館2003

[11]黃艷紅譯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亂》（‖）98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12] 何兆武譯盧梭《社會契約論》121頁，商務印書館2003

[13] 桂裕芳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序言」Ⅳ頁，商務印書館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