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緬甸排華事件始未記 ?（王敬忠 1979年）
06-07
1967年6月緬甸排華事件始未記 王敬忠 一、前言二、軍人政權的上台及其排外政策 1、經濟方面的國有化措施 2、文教方面的國有化措施三、排華事件的背景 1、軍人政府的困境 2、華僑愛國情緒的高漲與十九個學生的補習班 3、林彪極左思潮與領使館的錯誤領導四、排華事件前鬥爭的幾個回合五、排華事件的經過 1、前夕（1967年6月26日晚） 2、高潮一（1967年6月27日） 3、高潮二（1967年6月28日）六、排華事件的餘波 1、恐怖的三十三日 2、全國大搜捕七、排華事件的後果 八、結束語 一 前言1967年6月27日──6月28日緬甸排華殺掠事件，對於緬甸華僑來說是一場大浩劫。多少人傾家蕩產，多少人遷徙流離，而死難者家庭痛苦，就更不消說了。事件的導火線，是學生佩掛毛主席像章問題，而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軍人政府實行排外政策，迫使外僑出境，而當時我領使館受林彪極左思潮影響，執行過左政策，實亦有以致之。事件發生後，各地暴徒蠢蠢欲動，欲乘機洗劫一番。當時緬甸共產黨，亦散發傳單，指出緬政府陷於困境，特製造排華事端，轉移視線，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政府。軍人政府看到局勢危險，有可能引起一場大風暴，故立即頒布國防治安緊急條例，置仰光於嚴密封鎖之下，並在全國戒嚴。故幸能扭轉局勢，漸趨安定。然而事件影響很大，中緬邦交，因此處於低潮，大批華僑撤離緬境，文化人零落星散，而年輕一代，感到憤慨，要尋找途徑，挽救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可愛的地方，後果深遠。筆者數代華僑，居留仰光二三十年，對於事件的前因後果，略有所悉，而當日經過觸目驚心，事隔十餘年，猶覺歷歷在目，因就記憶所及，將其事記述成篇。但限於水平與資料，錯誤掛漏之處，必定很多，希有關人士，補充改正，謹此提供有心研究華僑史者參考，並以此獻給英雄的優秀的華僑兒女們！ 二軍人政權的上台及其排外政策:一系列的國有化措施緬甸1948年1月4日獨立之後，由吳努領導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執政。同盟系一個由多黨派組成的鬆散陣線，內中以社會黨勢力較大，內部一向不甚團結，總理一職一向由吳努擔任，至1956年6月，讓位給社會黨人吳巴瑞。1957年3月吳努復任總理，吳巴瑞退居付總理兼國防部長。雙方互相傾軋。1958年同盟徹底分裂。吳努另行成立聯邦黨，同盟則保持原名，由社會黨人吳覺迎、吳巴瑞領導，兩者爭權奪利，相持不下。1958年10月29日陸軍參謀長奈溫將軍出掌臨時政府，監督議會選舉，讓兩方在同一基礎上競選。1960年2月選舉結果，聯邦黨獲勝。4月吳努重新執政，任政府總理。但聯邦黨獲勝後，亦鬧不團結。不久又內鬨分化，由吳努的得力支持者德欽丁領導一派，與其抗衡，互相攻擊，以致政府軟弱無力，社會不寧。1962年3月2日軍隊發動一次不流血政變，推翻了吳努的文人政府，宣布解散議會，成立革命委員會，接掌所有立法司法行政權力。三軍參謀長奈溫將軍出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兼國防部長，集大權於一身。除外交部長由一名非革委會成員的文人擔任外，其他部長全系軍人（外交部長以後亦換成軍人）。從此緬甸一改舊觀，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緬甸獨立後，經濟仍十分落後，一切工商業大都操在英國人、印度人手中，巴僑、華僑亦有一部分力量，其後英人勢力逐漸退出，至1964年緬甸商業60%為印度人所控制，緬甸人才開始抬頭，所佔比例不大。外僑以印度人為多，在100萬以上。華僑約30萬，半數以上為僑生或入籍的華人。外僑經營工商業，多居城鎮，其生活遠比緬人為高。對比之下，緬人自然有所不平。軍人政府多年青軍官，民族情緒很高，又急功近利，故排外思想十分濃厚，他們採取了一系列暴風驟雨手段，掃蕩一切經濟領域及文化領域的外僑勢力，迫使外僑離境。他們中據說亦有人主張採取溫和政策，把外僑資本限定在工業範圍內，並促外僑入籍效忠緬甸，溶外僑於一爐。但其主張未為採納，反而遭到猜忌，為集團所排擠。軍人政府的排外措施，系以社會主義國有化的名義執行。因為緬甸的金融經濟絕大部分操在外僑手中，故以社會主義國有化名義，恰好能收到排外的效果。他們上台之初（1962年4月30日）即宣布了一個《緬甸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宣布他們的社會主義是緬甸式的，不與其他任何社會主義相同。1963年初又宣布了一個國有化法案，他們的國有化是「擇肥而噬」的，有油水的國有，沒有油水的就不國有，故至今最富有剝削性的典當行業，不獨存在，且不容許外僑私營。其國有化方式是閃電式掠奪式的，不給出路的。故他們社會主義即系排外主義，以社會主義之名，行排外之實。茲將軍人政府上台後，所採取的國有化措施，略述於後。 （1）經濟方面的國有化措施1963年2月23日政府宣布銀行國有化，所有外資銀行，僑資銀行一律由政府的聯邦銀行（成立於1948年2月3日獨立後一個月）接管。受影響的我國人民銀行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商辦的華僑銀行三家。1964年1月，宣布出入口貿易國有化，將以前已發出的所有出入口貨的執照一律取消，私人一律不準經營出入口業務。緬甸兩大出口商品大米與木材的生產收購出口等事宜分別由農業局、林業局掌管，私人不得插手。1964年3月2日宣布全國工商業國有化，先在仰光實行，3月19日普及全緬。計緬被接收的工商機構12,212家，其中95%為外僑所有。稍有點資金的均在接收之列。3月2日中午電台廣播政府命令，聲音剛停，各廠店門口即有一名兵士到來，把鐵門一拉，宣布里內所有東西都屬於政府，任何人不得私有。命令並規定所有存在倉庫住宅等地的資財設備須自動上報，否則一經查出，坐牢十年。法令雖宣布將來要給予適當的賠償，但實系一紙空文，卒無分文結還，如有人詢問其事，該經管機構會說:「政府管理你們的東西許多年，管理費用早已超過其價值了，政府還要向你們追補管理費用」，完全是無賴口吻。當緬甸政府宣布國有化時，若干東南亞報紙曾直接了當的稱「緬甸政府劫取外僑財產」。1964年5月17日緬甸政府再施殺手鐧，宣布流通的100元、50元大鈔作廢（當時發行的鈔票分100、50、10、5等幾種）這是繼工商業國有化後，對外僑的一次毀滅性打擊。命令規定所有大鈔必須上繳，違者重罰。自從1963年外資銀行被收後，外僑在銀行的存款大都提出鈔票藏在家裡以防萬一。收藏的鈔票自然是大票，因此一夜之間，便都變成了窮光蛋。事後政府宣布收回的大鈔100元的900百萬元，50元的300百萬元。當時發行的大鈔共有21.7億緬元，故尚有970百萬未曾繳回，佔全部大鈔的40%。大部分因外僑怕事，收大鈔沉落河底，足見外僑對於緬政府的嚴峻手段的恐慌程度。另據1964年3月政府統計，在大鈔作廢前二個月，全緬流通貨幣共為2,230百萬元，是則大鈔占流通貨幣的97%，10元、5元的小鈔只佔3%。可見這個殺手鐧對持有大部分大鈔的外僑打擊之大。 （2）關於文教方面1964年9月1日，政府宣布接管私營報紙。當時除政府出版的英緬版工人及勞動人民日報各一份外，有十餘家私營。英、緬、印、華各報紙十一家，其中英緬文報紙由政府宣傳部接管繼續出版或合併，中文報紙則勒令停刊，員工由報館當局負責發出三個月工資遣散，政府不負任何責任。停刊的中文報紙共四家，即人民報、新仰光報、中國日報、中華商報。至此，華僑就沒有中文報紙可看了。又因政府控制了入口，中文書報也不準進口，故華僑看中文書刊再無可能。1965年5月，政府宣布接管私立中學校（緬甸學校每年五月為新學年開始）。所有外僑辦的中學，校舍、校具全歸政府所有，行政由各地教育局派人主持，學校名稱也改了。課程全部用緬甸語文，外文只有英文一科。即是說不能再有中文課程了。各校教師除個別外全部不再錄用。被接收的華僑中學校，仰光有十間，各地有十九間共二十九間。仰光十間中左派的七間：即華僑中學、南洋中學、（以上二間辦有高中），中華中學、福建女子師範學校、華夏中學、業餘公學，右派的中正中學（高、初中），教會的華英中學、挽華中學等三間。其他城市的中學，左派有十八間（均只辦初中）計為曼德勒、臘戍、密支那、八莫、東枝、景棟、大其力、勃固、東吁、卑謬、興實塔、勃生、渺名、壁榜、瓦溪碼、毛禮、毛淡棉、丹老等地的華僑中學。右派的只有一間德邁勵志中學。1966年5月，政府再宣布接管全緬私立小學。受影響的華僑小學，仰光（包括郊區）有27間，左派的24間，右派的3間。計仰光市內有：中國、育僑、新僑、華僑、集美、育新、僑尼等小學以及佛學、歸女、穎川三個夜校。郊區的為阿弄新華、九文台華小、新聞乃華小、甘馬育華小、群英、眉尼貢華小、包杜華小、勃生堂華小、達基打華小、開方道華小及南奧、北奧、打汶、丁眼遵等華小共14間上均屬左派學校。右派為力行、醒民、新民等3間。至於緬屬各地華僑小學為數很多，有華僑的地方就有學校，即使一二十個學生也要辦一間學校，無確實記錄。其中與仰光教師聯合會有聯繫的進步派小學計有147間，右派學校及其他未有聯繫的，因缺乏材料故未詳。到1966年5月，全緬的華校均被接收，中文課程全部沒有了。數百年來，我們華僑祖先每到一處必群策群力辦起學校，目的是為了要我們的子弟識中文，保持民族文化，不要忘本。現在華校被收，大家都感到很痛心。華校被接收後，中小學教師大約有二千人左右，絕大部分離開了學校。學生人數大、約有26,000人，其中有一部分束裝歸國繼續學業。 三排華事件的背景上文敘述了軍人政府上台後一系列的排外措施，說明排外是軍人政府統治政策的重心，至低限度也是他們企圖達到目的的主要手段。這是所以會發生排華的根本原因。但何以事件會爆發在1967年，又何以只排華而不排印（印僑比華僑更多，更具有實力）亦有其背景，試述如下。1、軍人政府的困境軍人政府採取暴風驟雨的粗暴手段消滅外僑力量，實是殺雞取卵痛快一時，並未考慮到保持國家長遠利益。外僑工商業消滅以後，緬甸人並未能負起經濟運轉的任務，而負責工商業的軍官們不單缺乏經驗，而且利之所在，不久就腐化了。結果不上兩年，接收來的大批商品物資即消耗殆盡，市場上空空如也。政府進口的物資，成批轉入黑市，百貨昂貴，原料缺乏，工廠無法開工。農民以生活困難，任由田地荒蕪，即使有剩餘的大米也不願在政府壓低的統購價格下賣給政府。政府收購政策無法實現，結果大米輸出銳減。緬甸本是一個大米輸出國，外匯來源主要靠大米及木材，特別是大米。1940-1941年（即日本佔領前）年出口大米315萬噸，1954-1955年仍保持150萬噸左右，到1966年（排華前一年）只能輸出30萬噸，市場上的米價由獨立後的每擔30元漲至200元左右，致民生困難，外匯奇缺。一小點外匯，賣軍火打內戰尚嫌不足，自然難以輸入足夠的工業原料，消費品更無法輸入了。軍人政府只好靠借債過日，債主有中國、美國、西德、蘇聯及世界銀行等。政治上，軍人政府野心很大，一上台就想把地下地上各黨派置於其指揮之下，妄想獲得統一局面。1963年初，政府邀請緬共、紅旗共黨托派，撣邦獨立軍、撣邦解放陣線、克欽獨立軍及吉仁自衛隊等地下組織到仰光協商和平，至該年11月談判破裂，各方反政府軍繼續在各地活動反對軍人政府。（只有一個「吉仁革命協會」的叛軍放下武裝與政府談和，另派吉仁族反政府繼續對抗）。次年3年，軍人政府在掃蕩外僑工商業的同時，邀請地上黨派如反法西斯自由同盟、聯幫黨、聯合工人黨商談合作亦未達成協議。軍人政府便解散所有政黨，並制定國家安全保護法，不準政黨活動。另外軍人政府又命令所有宗教團體必須向政府登記，因此又激起在人民當中極有影響力的和尚們的反對。緬甸政府在內外交困，人民怨聲載道的時候，急需尋找一個藉口，以轉移人民視線。恰巧這個時候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上台，極左思潮泛濫，使領館執行一個過左政策，配合上僑校師生因學校被接管，愛國情緒高漲，因此上了當，促發了這次排華的大洗劫。 2、華僑愛國情緒的高漲與十九個學生的補習班華僑及僑校師生對於華校的被接管，再學不到中國文化到非常沉痛，華僑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總是念念不忘家鄉風土人情，念念不忘民族的文化傳統，極不願意子弟淪為異化，所以華僑每到一處總要節衣縮食群策群力辦起一間學校，教育子女，學習祖國文字，通曉祖國文化傳統，即使加入當地國籍也要保持民族特性。這種觀念在戰後新獨立各國中不能相容。緬甸華僑在緬政府一系列經濟打擊下，仍能忍耐支持，甚至還願意接受，因為據稱這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華僑大部分所響往的東西。但是到1965-1966年華僑中小學校次第被接管，學校再沒有中文課程的時候，華僑都感到十分難過，終日憂愁，為子弟們能再多學點中文而籌謀。華校的師生們更是這種心理。當1965年華校被收後，原來的各校老師就辦起一些十九人的回國升學班，晚上上課，教授語文史地，頗多學生參加。到1966年小學校被收後，這種十九人的補習班就紛紛成立，為數極多。家長們大力支持，只要稍為寬大一點的住家都騰出地方來辦補習班。何為十九人補習班？按緬甸政府教育條例，凡有二十人以上的學校就必須登記，而登記了的學校根據國有化條例，就要被接管，華僑鑽法律空子，故只辦十九人的補習班，政府也奈何不得。補習班的學生比原先華校學生還多，因為這個時候，有許多在英緬文學校的華僑學生知道學中文的機會再沒有了，也很多要求接納。以原仰光育僑學校為例，接管前有學生九百餘人，而十九人補習班卻多至六十多班次，學生有千二百人，每位老師要負責三個班。上課時間只好排在清早或深夜，後來緬甸政府發現這種情況，便派出偵探威脅華僑，不得借出地方辦補習班，所以學生們更加憤慨，更加勤奮讀書，更加熱愛祖國。在排華導火線的像章事件中老師們就是通過這些學生，在被接管的學校中與學校當局（即緬甸當局）鬥爭的。如果沒有這些補習班要鬥爭也斗不起來。 3、林彪極左思潮與領使館的錯誤領導1966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思潮也是促成這次事件的重要原因。文革開始後，極左思潮泛濫海外，造反精神瀰漫各地。不單造中國人的反，也造外國人的反，宣傳毛澤東思想成為海外華僑的愛好與責任。不單要向中國人宣傳，也要向外國人宣傳。當時緬甸的華僑團體的負責人，補習班的師生們每日學習語錄，唱語錄歌，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已成為生活的必需。補習班的學生把這種風氣帶到被接管的學校，緬甸當局認為這是宣傳共產主義而引起他們的注意，漸漸感到不滿並進行干涉，使領館通過教師們領導學生與學校當局鬥爭，最後就釀成了一場排華的大慘劇。緬甸華僑不單辦了很多學校，也組織起很多團體，以便互相照顧互相幫助，有同鄉團體，有商業團體，有職業團體，姓氏團體等，大都是熱愛社會主義的進步團體。這些團體平時籌集款項，訪貧問苦，救濟難僑，很為廣大華僑所歡迎。到這個時候也變成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場地了。自從華僑學生因掛毛主席像章與緬人學校當局鬥爭以來，使領館通過團體負責人領導華僑支持學生鬥爭。有兩個團體起了很大作用。一個是緬華救濟總會，一個是緬華教師聯合會。前者集會各屬各姓的華僑領導人於一處,辦理全緬華僑救濟事業或資助愛國事業，實力雄厚，影響很大。後者為全緬進步華校一千多位教師的組織，實際上是領導各地華校及師生的機構。華校辦學方針，教學內容均由此決定，是華校師生的神經中樞。1967年正是林彪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我使領館受其影響執行了一個過左政策，通過華僑組織網領導華僑師生與緬甸教育當局對抗。華僑方面認為宣傳毛澤東思想，佩戴毛主席像章系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的領袖的表現，是理所當然的，不能受人干涉。緬甸軍人政府則認為在緬甸國境內宣傳共產主義，學生們不遵守法令是干涉內政，是反對他們國家的行為，必須鎮壓。於是一場軒然大波就是以掛像章為一個導火線爆發出來了。環顧當時國內外，由於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政策，與外國人鬥爭的事例極多。如北京搗毀英使領館事件，澳門仔事件，香港反英抗暴事件，印尼四十一顆紅星事件，義大利港口中國貨輪懸掛標語進港事件等等。各方面大力宣傳，風起雲湧,鼓勵著緬甸華僑及學生要與緬甸政府壓制華僑學生不準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反動行為作堅決鬥爭。當時僑團及師生集會，提出這樣的口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一時聲勢浩大，有氣吞山河之勢，華僑師生的情緒被鼓舞到沸點。註：文革開始後不久，林彪四人幫就宣傳「全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新時代」。他們搞形式主義，沙文主義，竟然相信靠語錄及像章就可以完成世界革命。極左思潮泛濫海外，不可避免的會引起與一些國家的衝突，特別是華僑多的地方更是如此。如：1967年4月中國駐印尼臨時代辦姚登山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北京十萬人集會火燒印尼武官處。5月香港工人罷工演變成「反英抗暴鬥爭」北京十萬人集會遊行抗英。6月中國驅逐印度使領館人員魯冠南，印度群眾衝擊中國使館，北京集會示威抗印。8月中，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在林彪四人幫支持下奪了外交部的權二天半。8月21日，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四排華事件前後鬥爭的幾個回合1966-1967年，緬甸軍人政府完成了全部原華僑創辦的華文學校的接管。華僑組織了幾百個十九人的小小補習班，繼續學習中國文字。學生人數眾多，超過了原華校的學生人數。學生們一律佩戴毛主席像章，一個至三四個高唱語錄歌，揮舞小紅書蔚然成風。我國使領館決意要在緬甸也來一個「反緬抗暴鬥爭」。而當時緬甸軍人政府內外交困,急於要找一個籍口轉移國民視線，挽救危機。於是1967年排華屠殺事件的發生就不可避免了。1966年底，被接管的華校當局口頭宣布在學校內學生不得佩戴毛主席像章。學生們沒有理會，而且越戴越多，每人不只一個，可能多至三四個，不只佩戴小像章，而且有些很大的像章。學校當局很不滿意，認為這是在緬甸境內宣傳共產主義。1967年3月，緬甸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在緬甸境內，規定四種徽章可以佩戴，其他一律不準。四種系：昂山將軍像章、學校校章、童子軍徽章及聯合國徽章，含意很明顯，即不準中國人佩戴毛主席像章，這就揭開了鬥爭的序幕。緬甸的學制，學年由5月半開始，3月中至5月中放暑假。故自宣布四種徽章的規定後，學校放假了。有二個月的醞釀階段。五月中旬學校開學，被接管的華校校長換成了緬甸人，重要的教師也是緬甸人，至低程度也是加入了「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的原華人教師。一開校門，發現學生們一樣佩戴毛主席像章回校，對教育部命令置之不理。學校當局紛紛向教育部彙報，官員們暴跳如雷，決定採取強硬措施加以鎮壓。緬北八莫鎮，原華夏中學的學生打響了鬥爭的第一炮。6月初，八莫縣教育局、移民局、偵探部、安全委員會四個單位聯合派員到學校沒收學生的像章，學生抗交，學校便開除了為首的二十餘名學生。被開除的學生在舊老師的協助下與學校鬥爭，要求學校要有正式通知說明開除理由。學校照辦了，說明學生不遵從當局規定，佩戴毛主席像章故予開除。通知發出後，學校便發覺措辭不妥，急予追回，但一些通知書已送到仰光我駐緬使領館了。我大使館即據此向緬甸外交部交涉，指責緬政府對中國不友好。緬華教師聯合會隨即派洪士連、蘇群才二人到八莫進行了解交涉。但剛抵八莫，即為政府扣留。因此我大使館又向緬政府交涉，並在仰光店員聯合會禮堂召開華僑抗議大會，指責緬甸政府無理開除學生扣留華僑。僑情激昂慷慨，洪蘇二人於拘留十多天後，被釋放回仰光。第一回合，華僑鬥爭勝利了。1967年6月22日星期四，原仰光中國小學又發生了像章事件。該校位於華區中心五十尺路，學生人數眾多。是日，該校某班緬籍教師命令學生把毛主席像章取下，學生不聽，該教師大怒，強行摘下學生所戴像章投入廁所內。學生大嘩，指責該教師污辱我們偉大領袖。緬人校長聞聲趕到，見事情鬧大，即打電話向緬教育局報告，並即命令停止上課，叫學生回家。學生堅持要教師賠禮道歉，並靜坐學校不走。華僑聞訊趕到學校聲援，並有不少人在校門外圍觀。時有緬甸記者前來採訪，乘機拍攝華僑群情憤激的鏡頭。為華僑所制止，互相爭執搶奪。次日，緬甸報紙報導華僑打碎記者相機，毆打記者，以激起緬甸人民仇視情緒，殊非事實。該校23、24日（星期五、六）未有上課。自6月22日，原中國小學發生事情以後，緬甸政府即決定對華僑採取斷然措施。一方面由緬甸唯一的政黨──軍人政黨「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密集策劃組織一次排華示威，由該黨各地支部糾集暴徒隨時準備行動，一面由緬甸報紙詆毀華僑，並造謠說有緬人女老師為華僑學生強姦，推波助瀾，呼風喚雨的激起緬甸人的民族情緒。排華行動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6月26日星期一，當所有原華校的學生背著書包到學校上課的時候，卻發現學校大門緊閉，門前張貼有布告說奉教育部通知，所有原來的華僑學校一律無限期停課，要學生回家。但學生都不願離去，要求學校繼續上課，不要荒廢學業。學校蓄意製造事端，隨即召軍警前來驅趕學生離校。於是，學生群起搞議，堅決不離開學校。從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學生忍飢挨餓，進行與學校當局說理鬥爭，華僑紛紛送麵包飯包給學生。到下午時分，仰光市郊的原華僑中學，原南洋中學聚集了數千名緬甸暴徒包圍示威。大使館參贊為此驅車到緬外交部提出抗議，緬外交部以內政不容干涉為理由，不予理會。使領館派人到各校了解情況，其汽車亦為緬甸暴徒投擲石塊，形勢越來越緊張，大風暴就要到來了。 五排華事件的經過 （1）前夕（1967年6月26日晚）1967年6月26日下午，華僑學生抗議學校當局停課的鬥爭達到高潮。原華僑中學及原南洋中學二間最高學府最為緊張，特別是前者。華中坐落仰光西郊九文台，距市區三四英里，佔地面積頗大，一向系華人社會大型集會及春節舉辦遊樂場所的地方。當日，學生拒不離校靜坐鬥爭，外面為「社會主義綱領黨」率領的暴徒數千人所包圍，外層為聲援學生的華僑，再外層為緬甸政府軍警。華僑團體送來大批飯包支援學生被阻擋無法入校內。華僑團體領導人前來說理均被拒絕。校園內外，群情涌涌氣氛極度緊張。下午五時左右，緬政府軍警當場逮捕華僑領導人十二人。計：緬華救濟會總會：陳伯甫、楊老清、陳天煌、林威隆、黃忠泉；工聯會：劉應超；書記公會：王蓮發；店員聯合會：曾亞如；中華商報：王思華；人民報：溫平新仰光報：阮泳棠；仰光首都電影院：陳甸育（後被判入獄九年）。又逮捕華中學生六人（後被判入獄五年）。計有：譚廷偉、楊德榮、李詳華、李少松、江啟建、江露蓮等。另在市區又逮捕華僑十二人，後查明系緬甸籍，陸續釋放。計有：施永泉、林士楊、王維中、董任漢、趙劍玲、張樹同、伍尚斌、陳啟家、江紅星、黃祥銘、楊文錦、陳清發等。軍警隨後即派來大型軍車多輛，將在華中南中校內靜坐鬥爭的學生共五百多人拘捕，送入軍營看管。下午七時左右，在華中校外聚集的緬甸暴徒約二三千人，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安排下，一聲呼嘯分成二隊，向華區進發。高呼「打倒狗中國人」的口號，浩浩蕩蕩，殺氣騰騰。沿途又有人參加進去，人數越聚越多。一路沿北線而行到仰光市北郊的中國大使館、新華社、領事館、武官處、援緬辦事處等建築物前，高呼口號，投擲石頭。其中援緬辦事處（即舊領事館地址在北郊大道卑謬路上）則被暴徒闖入，傢具被搗毀。另一路沿南線而行進入市區唐人街，在華僑高尚住宅前特別是在僑團學校前面高呼反華口號，並未進屋。當日下午六時，領事館召集華僑領導人開會討論對策。會議還沒有開始，就有些暴徒到達了門口，沒有進去的人，幸而尚能離去，進去的人即再出不了。因為從這個時候開始，使領館幾處地方已為軍警監視之中，普通人進出被查詢拘捕，官員汽車進出均有吉普車跟蹤監視。當時，使領館指示各僑團負責人應該為自己的團體不受侵犯而鬥爭到底。「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以為緬甸政府不外抓人坐牢而已。其實我們尚蒙在鼓中，「綱領黨」已組織好暴徒，在磨刀霍霍準備大幹了。政府抓人只是合法手段的一面而已。所謂暴徒，主要就是穿上「沙籠」的軍人罷了。這一晚華僑團體的負責人都到自己的會所守衛，準備鬥爭。幸而暴徒只在街上漫罵卻未動手，一夜安然渡過。 （2）高潮一（1967年6月27日）1967年6月27日，上午十時左右，各路暴徒幾萬人，一批批的進入仰光市區華僑集中的地方。東區以Fraser街為主要目標，西區以Bandula街（即華僑稱為廣東大街的「唐人區」中心）為主要目標，進行搗毀，搶掠燒殺，使排華事件達到高潮。緬甸政府耍兩面手法：一面由「綱領黨」指揮的脫去軍裝的兵士為骨幹的暴徒，以群眾面貌出面搗毀燒殺，推卸責任。一面又以政府軍警出面，作維持治安狀，對華僑區進行監視。當日一清早，華區各團體附近便有便衣偵探窺伺，警察站崗巡邏。各華僑團體大都按使領館的指示召集開會，保衛會所。直到十時左右，暴徒大批湧進市區之後，才發現事勢不妙，才臨時通知不要再集會了。可是有些團體已來不及通知，撤退不出來了。這一天，暴徒的行動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其目標有二：一是搗毀華僑團體，如遇抵抗則格殺無赦，一是搗毀華人高尚住宅，分別進行。各隊暴徒均手持鐵棍短刀，蓄意破壞打殺。暴徒後面有軍警車輛隨行。似乎是維持秩序，實則保護暴徒以防華人反抗。下午，暴徒破壞打殺過後，政府出動救火水龍車，撲滅余火，沖洗血跡，消滅罪證。最後又出動垃圾車，裝運死屍、碎磚瓦、灰燼、垃圾等，掃清現場，有分工有配合，完全證明是有預謀的。有的華僑團體及時撤退，故暴徒搗毀以後即揚長而去，未發生事端。如唐人街的緬華救濟總會，東區的工友聯合會，工商協會等。但有些團體，激烈對抗，為暴徒燒殺，死傷慘重。茲舉幾例以見暴徒之殘暴以及華僑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英勇壯烈的事迹。緬華教師聯合會系暴徒攻擊之首要目標，該會地點在華區河浜街與南勃陶街角的一間三層樓房間。當日中午，約有一千左右暴徒聚集在兩街夾角地方，高呼：「紅中國人滾回去！」等口號，教聯會所內，五六十個師生，緊鎖鐵門，嚴防暴徒進攻。他們高唱語錄歌：「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與暴徒互相對峙。下午二時，暴徒上樓攻擊，但鐵門甚固不易破壞，而師生們以木棍還擊。暴徒在樓下向上投擲石塊，師生則把花缽推下，擊中幾個。暴徒甚為憤怒，乃找來巨斧想劈開鐵門，師生煮開水淋潑，暴徒受傷，暴跳如雷。鬥爭堅持了一個多小時，暴徒始終無法從河浜街正面樓梯上攻入。他們聲勢洶洶勢欲拿下這個會所，乃從側面南勃陶街其他住宅樓梯爬上屋頂，揭開瓦面，用火水倒進會所，點火燃燒。師生到此再也不能堅守會所了，乃決定衝下去與暴徒拼一死活。於是戴好毛主席像章，隨手找一點木板木棍作為武器，打開鐵門魚貫而下。為首一人系中國小學校長緬華婦聯主席老教師周穎如，雙手捧著掛在會所的毛主席大像，儀容整肅，緩步而下。周老師是準備犧牲的，她要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為執行使領館的指示而獻身。她從從容容一步一步走下樓梯，暴徒們見師生們下來，都退到街上擺開陣勢準備搏殺。周老師剛剛邁到街上的第一步，一個大鐵棍迎頭劈來，瘦弱的身軀便倒下了，其他幾棒只是顯示暴徒的殘暴而已。於是展開了一場餓虎擒羊的戰鬥。師生隊伍中大多數是女學生，人數是一千對五十。武器是鐵棒、斧頭對赤手空拳或桌椅木板。結果自不待言，只幾十分鐘便結束了。計當場被擊斃的老師學生二十八人，另華僑診所職員兩人共三十人。其名單如下：老師：周穎如、吳子帆、林福將、蕭顯達、管廣華、徐慶強、葉素英、陳淑崖、簡長瑞。學生：林青替、陳寶秀、庄錦秀、譚春福、陳秀英、葉秀鳳、溫振福、洪美鑾、伍佩珊、王素芳、戴金花、余秀娥、龔霞冰、寸鎮文、王愛惠、陳一兵、葉淑燕、江宗元、郭×宏。緬華診所職員：吳萬昌、林海塘。當時受重傷送入醫院醫療的師生有十人，名單如下：黎錦標、曹炳慶、柯淑萍、郭惠蘭、蘇金安、簡倩冰、蔣章漢、劉漢中、傅月娥、程依珠。另突圍生還有十七人。據當時在河浜兩旁住戶透露，這些暴徒擊斃這麼多華僑師生以後，又解開女教師、女學生上衣侮辱一番，有些則脫去婦女下衣用鐵棒往陰戶插，其卑鄙殘暴無以復加。伊江合唱團的鬥爭亦極壯烈。該團地址在大金塔路下段的一間四樓上。是日，該團守衛者三人：楊榮照、陳承世、謝宗育。當暴徒上樓破壞鐵門時，他們將電流接入鐵門，暴徒有幾人觸電受傷。結果，暴徒爬上屋頂放火，這三位英勇的青年，身裹紅旗，從四樓跳下，向暴徒群中衝去，當場犧牲。另外，緬華書記公會，守會所的三位因抵抗暴徒的進攻被擊殺至死，他們是：陳祖蔭、蕭師宗、施學冰。（3）高潮二（1967年6月28日）27日暴徒搗毀華區時，在不少高尚住宅中，順手牽羊發了橫財。暴徒們早就希望在華僑身上大撈一把。因此第二日，風聲所播，四面八方的流氓地痞、無業游民以及想發財的所有壞分子，一大清早就聚會十幾萬人，不待「綱領黨」的指揮，都向仰光華人區進發。一批一批的挨家挨戶，逐屋逐樓進入華僑住家搗毀搶劫，有緬甸人也有印度人，有郊區，有附近市鎮的人，也有市區的人，熟悉各街華僑情況的。所以這一天華僑受害更大。幾乎每家每戶，都有暴徒光臨，都沒有遭到抵抗。暴徒叫開門後，把華僑趕到一個角落，他們先搗毀毛主席的像框，以及私人的像，搜查紅書，然後把家私床具丟到街上燒毀，連廚房的瓶瓶罐罐，米缸里的米都不能倖免。他們目的是要徹底破壞，連生活也使發生困難。以發泄他們的仇恨。他們憎恨紅色的東西，紅色衣服、紅色用具更非搗毀不可。然後爬到水箱上面，廁所水櫃等處搜查，看看有無細軟金器等，如發現有，都飽入私囊。自從軍人政府上台，突擊檢查銀行，沒收工商業，廢除大鈔，連續打擊外僑以來，華僑對剩下一點積蓄或買賣運轉的現款都是憂心忡忡，戰戰兢兢的，不知藏在什麼地方才好。放在銀行怕查，放在箱櫃怕搶，隨身攜帶怕扒。深怕有朝一日，連生活都要成問題。然而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這一天，弗拉沙街有一家華僑，家裡什麼東西都給暴徒打碎了，衣服被丟在街上，米缸的米倒散滿地。暴徒心尤不是，拿著棍子在地板上敲敲，爬上廁所水箱內撈撈，沒有發現什麼。忽然看見那畏畏縮縮的老婦人手裡拿著一個小小掛包（緬甸習慣用的一種掛袋，可袋些零星什物）躲躲閃閃，似頗沉重，立刻搶過去，勵聲說：「這個也應該燒掉」，便帶著那小掛袋，率領同來的人走了。廣東大街有一家人家，住在樓上密藏東西不易。平日，買賣剩餘都換成十元鈔票（那時最大額的鈔票）整整齊齊地疊在老夫婦準備百年歸天用的大像片裡層，以為萬無一失，即使搶劫也不會注意這壽皿的。殊不知這一次來的暴徒，首先要搗毀泄恨再搶收銀錢的。當大鏡框打碎後，鈔票滿間飛，暴徒也顧不得裝門面了，大家落手搶奪，主人們也乘機撿起不少，算是不幸中之萬幸，不然明天就連吃飯都成問題了。且說東區路易土街有一緬籍華人某，平日與一位緬甸人友善。27日排華事起，朋友連夜前來看望以示慰問，並謂明天恐怕還要更厲害，希望某先生到他郊區的家裡避一避。某十分感激，隨即約定明日一清早緬友開輛小貨車接全家出去。某全家一夜未眠，收拾細軟準備。緬友28日一清早，估計暴徒未到，如約來接。某先生十分高興，全家儘速上車向北郊駛去。不料，剛駛出市區，迎面即來了一批暴徒，喝令停車檢查華人。該緬友及司機挺身而出說明這是緬甸人的車，車上沒有華人。暴徒不聽，堅持要車上人下車，一看果然都是華人。某先生辯說他們一家都是緬甸國籍，不是中國人。但暴徒不肯罷休，說華人就是華人，不管什麼國籍，強把車上東西搬下搗毀。其實搗毀是假，搶劫是真。某先生的大女兒極不服氣，與暴徒爭執，暴徒乃出鐵棍毆打，競把女孩子打死，東西也被搶劫一空。舉這一例就可知道當日暴徒無法無天公然殺人的情況。華區的情況更是如此，不管緬籍、中國籍，不管紅中國人、白中國人，只要是華人就系搶掠的對象。這一日，暴徒絡繹不絕，每個門牌，每層樓房，都有暴徒光臨。有的一批剛剛走，另外一批又來了。躲得一次不能躲避兩次，真是一場浩劫。28日這一天，暴徒還製造了一件破壞中緬邦交的高潮事件。當日下午，一隊暴徒攻打我國駐緬大使館。有幾個暴徒越過高大的圍牆，進入使館破壞。使館工作人員及當時在使館的援緬建設的專家上前擒捉，發生毆鬥。援緬專家劉毅當場被暴徒擊斃，另有二人受傷。有一名暴徒被擒獲，經問明系現役軍人，並把其口供錄下，於次日由使館送還緬外交部具領。這一天，暴徒流氓的暴亂行為，「綱領黨」根本無法控制，特別是仰光郊區，木屋、茅屋很多，暴徒們進進出出，鬧得天翻地覆。可能是出於保護措施，緬甸軍警把郊區華僑大部送到軍營，7日以後才放回來。可是人走了以後，房屋一樣被搶掠。有些華僑匆促間來不及登上軍車的，留在屋內也一樣被搶。有些人還在暴徒搶掠時被殺。甘馬育郊區還有一謝姓華僑，這天留在家裡，暴徒來搶劫的時候，其子謝玉芳為了保護財產與暴徒理論，結果被驅打致死。他媽媽上前勸解，亦被暴徒打成重傷。（謝玉芳後來列上死難者名單上，71年緬甸政府辦理賠償時，他家屬獲得了五千元的恤金。）6月27、28兩日的排華屠殺搶掠事件，華人是攻擊目標。但印度僑尼也極害怕，因為許多地方，華印雜處，城門失火必然殃及池魚。而且印僑比華僑更富有，人更多。誰曉得暴徒會不會搶得火起，越搶越大膽，下一步就是印僑了。所以28日這一日，有不少印巴僑民出來維護華人。或在街上攔阻暴徒，或讓華人進他們家躲避，寄存東西等，頗值得讚揚。即使緬甸人也還有不少與華人相處得很好的，他們也覺得政府做得過火，暗中也在幫助華人，人民之間是友好的。這兩天的排華殺掠，把仰光市鬧得天愁地慘恐怖萬分。財產損失根本無從估計，死傷人數也不知多少。我們只對於愛國團體死難人士較有所聞，一般華僑則不易知道，有些是個別被暴徒打死的，如謝玉芳及上述某先生的女兒之例，也有被軍警開槍打死的，不知多少。因為恐怖事件以後，一個多月時間，仰光市為軍隊嚴密封鎖，幾成死市。而緬政府則在全國範圍內拘捕華僑團體領導人及其他愛國華僑，幾乎達一年之久。鬧得人心不安，今日不知明日。而且，很多華僑紛紛束裝歸國，故關於事態的詳細情況了解得不多。1967年9-10月，我駐緬大使館開追悼會，當時稱為烈士的受林彪左傾思潮影響無辜死難者，共徵集到三十五人，拍有像片紀念，這算是官方記錄之一。（1972年、緬甸政府為死難人員賠償，每人給緬幣伍千元，並為死者舉葬，緬甸政府派人參加葬禮，這時死難者稱為「殉難愛國華僑」。） 六排華事件的餘波：恐怖的三十三天與全緬大搜捕1967年6月的排華事件系緬甸軍人政府蓄意製造的，其目標原系針對守衛祖國的華僑團體、愛國華僑（及背後的我使領館）亦即系緬甸人所謂的「紅中國人」。他們耍兩面手法，一面由「綱領黨」領導暴徒進行搗亂破壞，一面由政府指揮軍警捉人並進行監視。也擺出「維持秩序」狀，做些表面工作，被打傷未死的還用警車送到醫院救治。27日的行動，緬政府還算能夠控制，28日暴徒流氓之多，似已出政府之意料，而其參加之目的，多已不是出於排華的民族情緒，而系搶劫華人的財產了。這種混亂局面，對緬甸政府本身也並不有利，到28日他們也已感到。更重要的一點則是緬共於28日下午在曼德禮、仰光鐵路線上各城鎮及仰光火車站附近散發傳單，說明這一次排華事件，實系因緬甸軍人政府遭遇到政治經濟上的困難，失去民心，蓄意製造事端以轉移人民視線。緬共號召全體人民不要上軍政府的當，要團結一致推翻軍人政府云云。當時緬共很活躍，四方勢力很大，政府深恐緬共乘機潛入仰光，推翻他們，故認為局勢嚴重，非加以控制不可。1967年6月28日晚飯時候，緬甸政府在電台宣布實施國防條例第144條，全國戒嚴。禁止三人以上同行，五人以上聚談，違者格殺勿論。軍隊布滿各地，制止了騷亂。這樣除防止緬共潛入仰光外，估計有一個目的是防止「紅中國人」與緬共聯繫或轉入地下，並且有利於在全國範圍內搜捕「紅中國人」。全國戒嚴維持了三十三天，搜捕「紅中國人」則幾達一年之久。 （1）恐怖的三十三天6月28日下午，緬甸政府下令全國戒嚴。入晚，仰光市布滿了軍隊，數十步就有一個警探到處巡邏。入仰光市的路口，有軍隊把守，暴徒不得進入市區。有些想沖入市區的，即遭到槍殺。市區內有些人不留意政府命令，在街上行走的，也有些被政府開槍打死。仰光市內成為死市。戒嚴期間，我國使領館等機關完全為軍警所監視。軍警在建築物周圍設立崗位，搭好崗亭，進出的人一律要經過盤問記錄。中國的外交官員外出，馬上便有軍用吉普，追隨在後監視，他們到過的地方，必有軍警光臨查詢記錄。華僑在事件過後，心有餘悸。而且經過政府的煽動，緬甸人特別是軍人、和尚、年青人等仇視華人的情緒，確已有不等程度的高漲。所以，華僑均小心謹慎遵守命令，躲在家裡很少出門。即使非出門不可，也都不在外面久留，單獨行走，遇到軍警繞道而行。華僑大都把毛主席像章掛在心中，不再掛在衣服外面了。原先喜歡穿西裝褲的人，也大都改穿緬服「沙籠」統裙了，以避免麻煩。即使如此，在仰光大街上，死難華僑的血跡尚未完全為雨水沖洗乾淨，仇視華僑的氣氛尚瀰漫空中，未有消散的時候，華僑的麻煩事情還是很多的。這裡且說兩件：有一天，有二位緬籍華人，在素麗金塔廣場旁邊經過，迎面來了幾個和尚，大概是他們沒有低頭而過以示尊敬吧，其中一個和尚罵一聲；「狗中國人」，一口濃痰激射而出，幸而退避得快沒吐在面上，二位華人也只得忍氣吞聲走開。仰光三號碼頭附近有一間華僑開設的茶鋪。一天，有個緬甸碼頭工人來喝茶，喝杯牛奶茶，二件點心，值一元二十五分，吃完起身便走。店員向他收錢，他睜大眼睛瞪那店員一眼，走出店門。店員又追出去討收，該緬人回過頭來說：「我剛才不是給了你十元嗎，你還沒找錢？」於是爭吵起來，就有些碼頭工人圍上前來助那緬人聲勢。緬人一口咬定店員沒有找錢要打那店員，店主看不是路，趕快出來賠禮道歉，罵自己店員糊塗，並奉上八元錢作為找續的錢，才算了事，否則又要惹起一場風波了。十九人的中文補習班自然停課了，而且永遠停下去了。因為所有原華校的老師們，其他文化人及僑團領導人都是政府監視注意的對象，隨時有拘捕的可能，自然只好深居簡出。上山的上山，回國的回國，都在設法離開這恐怖的地方。緬屬各中小城鎮的緬甸人，聽到仰光發生排華事件，不少人也蠢蠢欲動。所幸緬甸政府及時下達了戒嚴命令，沒有發生事端，華僑才幸免於難。然而，被挑動起來的仇華情緒，一時是難以平息的。街頭巷角，竊竊私議或指指點點的事，所在多有。使華僑們很不安心。特別是小城鎮，華僑人數比較少的地方，更感到可怕。而各地的教師及愛國僑領都在警探注意監視中，不知那一天會發生什麼事。因此，各地的華僑也很多準備返回祖國。一時，回國熱已蔚然成風氣。全國戒嚴於7月31日解除，歷時三十三天的恐怖時期乃告結束，市內持槍的兵士全部撤走。但仍然有大量警探，在暗中巡視警戒。華僑團體如需集會，必須邀請偵探部派員在場「保護」，才能開會。8月1日為我國建軍節，適值戒嚴解除。使領館邀請一批華僑到使館參加慶祝活動，大家見面互相問好，劫後重逢更有一番喜悅心情。 （2）大規模的逮捕緬甸政府內政部情報局，設有華人情報部（CID）僱用不少土生華人專門偵察華人情況，對華僑社會動態人事頗為了悉。凡親中國的華人，稱為「紅中國人」設有專案記錄其活動，緬甸政府對紅中國人一向存有戒心，而這次掛像章事件的鬥爭也就是這些人與他們對抗，故認為必須鎮壓，特別是其中的領導人物。所以當6月26日的排華事件之初，即逮捕了陳伯甫等十二名緬籍華人，施永泉等十二名學生領導人，這算開始。戒嚴期間，在各中小城市大量逮捕華僑團體的領導人，其行動一直延續至次年5月。仰光大批行動則亦遲至68年3月。67年7月份戒嚴之初，有一批前文化工作者，為了避免遭受拘捕，潛離仰光市，前往緬屬山區者頗不乏其人，為前僑運領導人葉振榮，謝永洲等。但有些人則在途中被偵探捕獲，被判入獄三年。計有：趙潤畦（人民報）、楊基南（人民報）、賴保羅（人民報）、戴炎鼎（新仰光報）、黃慶容（中國日報）、陳添福（中華商報）等六人。全緬各地陸續被拘捕的華僑團體負責人原華校教師極多，據我們所知道記錄下來的有六十餘人，現按城市分別為下：曼德禮：嚴孔昌、勃 生：林鴻珠、洪志和、江亮雄、江亮武、壁 榜： 庄和成、庄和裕、盧 輝、陳文德、曾仁燦；吉 叻： 黃漢波；毛 禮：張少春、魏炳坤、萬義斌、施振發、卓繼發、李啟宗、曾保奕、陳友濤、陳忠信、巫援平；密支那：張中台、曹灼培、楊子成；臘 戍：梅天華、盧毓慶、朱振紹；景 棟： 羅玉成、許 傑、巫廷汕、郭躬南、陳華平、黃蓮枝、許麗娟、顏鳳秀、趙鶯鶯、黃耀華、勞瑞序、馮榮享；東枝： 譚恩福、黃新生、何如灃、徐禮祥、高平國；敏甲光：謝獻河全家四人；八莫：陳國良、許元琮；到1968年5月被捕的還有繞彬九的曾和尚等四人，榜地的×××（未記到名）等四人，其餘我們不知道的一定還有很多人，這裡記下可能只是一部分。；仰光市大規模逮捕則在1968年3月19日。該日凌晨一時，警探分批到達各人住宅，從睡夢中叫醒帶走。計有：陳福順（緬華救濟總會）、陳蘭生（文化工作者協會）、李湛堯（洪門武帝廟）、楊雙溪、周惠珍、陳錫勇（三人伊江合唱團）、林光伏（海燕合唱團）、楊元欽（救濟總會）、陳啟彰（福利會）、何炳森（中華商報）、馬英華（中國日報）、林榮泉（新仰光報）、李華平（巨輪社）、周惠民（店員聯合會）、阮丹萍、周雅寶（教師聯合會）、林美乙、黃克銘、黃甚法（惠安會館）。另有原中國銀行工作人員柯賢璧一人，則系事前（3月10日）被捕，合計仰光市這一次共逮捕了二十人。以上被捕的許多華僑領導人文化人，均分別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訊。其中，仰光工聯會主席劉應超，文化工作者協會主席陳蘭生，勃生僑團負責人林鴻珠三人都受酷刑致死。所有被捕者均曾控告於法庭，他們以熱愛祖國無罪的理由在法庭中抗辯，很表現華僑的民族氣節，深得廣大華僑的讚揚。他們被關押在獄中一直到1971年緬甸奈溫總統到中國表示親善友好以後，才把他們釋放。 七排華事件的後果緬甸排華事件影響很大，中緬邦交因此更加惡化，關係降到最低點。事件以後，使館公務降由低級官員主持，援緬專家撤退，援緬計劃停止了。緬甸政府可能得到的好處就是激起了緬甸人民仇視華僑的情緒，在內外交因中，轉移了視線，比較團結，政策比較容易推行了。他們想驅趕華僑離境的目的也有不少的收穫，很多華僑離境了，華僑文化人星散了，政治文化的活動沒有了，華僑情緒低沉了，這些是軍人政府極力想取得的結果他們是得到了。但是，緬甸政府也有很大的損失，除開上述援緬計劃中止以外，由於排華，不但華僑大批離境，印僑、巴僑也感到岌岌可危，紛紛作歸。而緬甸城鄉很大部分體力勞動者、清潔衛生工人都是印、巴僑民，城鄉小商販也多是華、印僑民，他們的離去使緬甸城鄉人民的生活一時脫節，貨物交缺，物價更漲，人民生活更加困難，這都是他們的代價。但是這次排華事件，部分責任應該由我使領館執行林彪過左路線的錯誤政策來承擔。如果華僑學生不那樣大規模的與政府對抗，如果華僑社會中政治氣氛不搞得那樣濃厚，即使緬甸政府想鼓動人民排華，也無所借口。固然，軍人政府一向執行排外政策，都採取文化經濟辦法，尚未敢赤裸裸的使用暴力手段，所以，如果不是像章問題有可能不會有這一次大規模的暴力行動。這次事件，使華僑社會損失很大，「過左政策」負有很大責任。事件對華僑社會發生的後果，吸取教訓，也是很有必要的。事件中，華僑財產損失無法估計。但這種損失到底是有形的，有限的。華僑一向艱苦樸素，任何經濟困難都可以忍耐克服，總可以支持得住。但事件激起仇視華僑的情緒，加強了對華僑的迫害，影響極壞，好幾年都無法消除。首先，文化人幾乎散盡了。原華校的老師，原四間華文報館的員工及其他華僑知識分子都系華僑的瑰寶，系華僑社會傳播延續中華文化的種子，即使學校沒有了，報館沒有了，如果這些人還在，仍然可以起作用的。自華校被接管後，再沒有機會培養新的文化人，而進來又不可能的，所以原先一點有文化的人是極其寶貴的。但自事件後，使這些人突出，成為被鎮壓打擊的主要對象。他們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入山的入山，而大部分被迫回國了。而回國來的文化人在四害橫行時，不但沒有適當的安排，不少人還吃了不少苦頭，竟無作為，變有用為無用，真是太可惜了。第二，大批華僑離境。排華事件以後，華僑生活在恐怖之中，想支持下去，都有困難，特別在小城鎮，華僑少的地方，更加可怕，真是小心翼翼，忍氣吞聲。猶是今日不知明日，所以紛紛謀求歸計。估計自1967年8月以後，幾年間離開緬甸的華僑為數約三萬人，占華僑總數約十分之一。緬甸政策外僑可去不可來，少一個好一個，自然得計。於華僑來說，實在是大損失。估計其中回祖國的約一萬二千人，大部分乘中緬航線民航到昆明，小部分由滇緬邊界潛回。1970年以後，澳門放寬入境，緬甸華僑一窩蜂向澳門跑，幾年之間入境的大約一萬人。另外，到美國、加拿大的陸續有幾千人，去澳州、香港、台灣的亦有少數。另外，事件對於華僑學生的影響也應該一提。僑生在這次事件中站在第一線，得到鍛煉，他們大都是緬甸出生的，對於緬甸有份鄉土之情，但簽于軍人政府對華僑之壓迫，一股抗暴的心情生根茁壯，彌後經過學習提高，不少人參加到緬甸革命的行列，對於緬甸革命事業也有貢獻。 八 結束語這篇始未記，大致記述了1967年6月緬甸排華事件的經過情況及前因後果，其中觀點只系個人看法，可能也代表一部分緬甸華僑的意見。此記雖然記錄了一些事實，但因事件後恐怖環境與各方接觸不多，故無什麼的記錄，茲篇所記都系憑個人記憶，只時間與人名，儘可能核對了一下，但深感遺漏很多，特別是受難者及被捕的人數名字，對於這點不但感到不足，亦未盡責任而感到歉疚。他日，希望有人有文詳盡的記述，以補不足。最後本篇寫作，對得到緬甸歸僑王俊宏、白小民兩位的幫助，特此致謝！1979年4月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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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謎一樣的國度 緬甸社會主義 遷都彬馬那 10萬座佛塔之國 緬甸的富饒民眾的貧困對宗教虔誠 佛教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