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缺乏「經典」 當代長篇小說缺失精神性

文字 〖〗 ）當代長篇小說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讓我們感到不滿足的是，文學缺乏挺拔的高峰，缺乏令人「高山仰止」的經典。究其原因，關鍵在於長篇小說精神性的明顯缺失。當代長篇小說是建立在中國現代漢語文學百年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現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賦予了當代長篇小說強烈的現實性和批判性。小說家從來就沒有冷卻過關注現實的熱情，現實生活始終是長篇小說的最主要的寫作資源。但是，長篇小說僅僅有現實性是不夠的，僅僅滿足於「記錄」也不是真正的文學。小說所以不同於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就在於它要為讀者提供精神性的東西。文學從根本上說也是慰藉人的精神的，所以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就是一座精神家園。人們的很多願望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滿足，人們在現實世界中還會遭遇到很多挫折、受到傷害，帶來心靈的痛苦。那麼有沒有一個地方來滿足人們未曾實現的願望，來撫慰人們受到傷害的心靈呢？有，這就是作家們通過想像而提供的一個文學世界。作為精神慰藉之所，精神性就應該是第一位的因素。批判性是現實主義的靈魂。法國學者在總結19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學時認為，理性的批判，是「法國文學中最富活力、最有影響、衝擊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強的部分」。我以為，也可以這樣來評價批判性在當代長篇小說中的作用。我們的作家對社會有著一份責任心，對社會中的醜惡和弊端有著一種嫉惡如仇的情感。但有時候我讀到一些充滿批判性的小說時又總覺得欠缺點什麼。作家在小說中對醜惡的東西毫不留情，不惜用最渲染的方式將醜惡放大了揭露出來，瀰漫著苦難，充斥著邪惡，傳達著絕望和悲觀。閱讀這樣的作品時，就覺得是身陷漫無天日的荒漠之中，四周都是乾燥的，這時候哪怕有一口清水潤濕一下乾渴的嘴唇都會感到滿足。這就是這些作品所欠缺的東西，它是一種溫潤的人文情懷。溫潤的人文情懷是沙漠中的綠洲。而這一切也就構成了長篇小說的精神性。精神性涉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但在文學作品中這一切不是直接裸露著的，它滲透在文學形象之中，在長篇小說中就會凝聚成一種詩性精神。紅學家周汝昌在談到《紅樓夢》為什麼會成為稀世的文學瑰寶時就認為，關鍵在於《紅樓夢》有「詩的素質」。因此，儘管從內容、樣式上看，《紅樓夢》與過去的才子佳人小說有相似之處，可是詩的素質使它超越了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說，曹雪芹以詩性精神在作品中建構起一個宏大的精神宇宙，小說完全寫的日常生活，也有世俗的慾望，但我們從這些內容里能得到一種詩性的感染，比方說，賈寶玉的「意淫」與西門慶的縱慾相比，帶給我們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樣。所以，詩性精神是文學的靈魂。長篇小說要在現實性、批判性與精神性的結合上下功夫，這種結合併不容易，不是說作家把一些偉大的思想、崇高的觀念貼到作品中就有了精神性。這種結合應該是像糖溶到水中的結合。有時我也看到作家力圖豐富作品的精神性，但他沒有找到將現實性、批判性與精神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最好的結合方式其實就是最好的文學方式。有時閱讀一些長篇小說，能夠感覺到作家在精神性上力圖有所追求，但精神性的東西並沒有灌注到整個敘述之中，這樣的小說可以說是差那麼一點火候。有時閱讀一些長篇小說，也能夠感覺到作家對於現實弊端的義憤。但同時又感到作家除了表達義憤之外，沒有給我們一種力量和勇氣，傳達的是一種絕望之情。我曾讀到一位年輕作家的小說初稿，我感到作者就是以這樣一種絕望的心態去敘述現實生活的，我對他說，如果在你的敘述中加進去一點溫暖的因素會不會好一些呢。他同意我的觀點，同時也反省為什麼在小說中表現得那麼絕望，他最終說：「溫暖才能照亮世界，我會鄭重採納您的意見的，至少這部小說不會那麼消沉，依然會有溫暖的力量存在。」精神性使作家能夠超越個人情感，具有更博大的胸襟。文學應該是個人化的創造活動，否則就沒有獨特性，但作家的個人化應該有一個博大的胸襟所承載，否則你的創造就難以引起共鳴。我曾讀到一部描寫女性的情感遭遇的小說，作者很真實地寫到了女性在情感挫折中的心靈上的疼痛感，但我也發現，這些女性的痛感神經特別敏感也特別脆弱，一點小小的苦難就讓她們承受不了。我感到，作者的胸襟太狹小，所以她就只能跟著筆下的人物為一點點小事就去詛咒整個世界，而看不到世界真正的希望在哪裡。即使在這裡作者想要對社會進行批判，這種囿於個人狹隘情感的批判也不會是有力的。高爾基在回答為什麼他在童年的苦難經歷中沒有墮落成一個壞人時是這樣說的：「因為天使一直伴隨著我成長」。我覺得我們的有些小說中缺少的正是這樣的「天使」。這個「天使」就是一種充滿人文情懷的精神性。文學的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到語言上來，文學的永恆魅力最終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因為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語言不僅決定了我們的敘述方式、審美方式，也決定了我們的思維方式。但由於長篇小說需要有一個龐大的故事結構，故事性往往遮蓋了語言的問題。即使長篇小說討論起了語言問題時，也只是局限在如何講好故事的層面，比如要口語化，要吸收生活中鮮活的語言。我把中國現當代文學定義為現代漢語文學，顯然這裡的現代漢語是特指一種書面語，是對應古代文學的書面語——文言文而言的。這兩種書面語言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否定性的革命關係，而不是漸進的改良關係，因此現當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種斷裂的狀態，二者之間缺乏美麗圓潤的過渡，中國古代文學積累起來的審美經驗要移植到現當代文學之中來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中國古代文學的審美經驗是中國當代文學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創性的精神資源。但現代漢語與文言文的斷裂，使我們難以深入地、有效地開發這一寶貴的精神資源。語言在詩歌中會表現得更加純粹，所以我覺得當代詩歌在解決語言的問題上比小說做得好。小說家完全可以借鑒詩歌成功的經驗，但小說家與詩人的交流太少。很多年以前，我看到一條新聞，一位移居海外的華人用英語寫的一部小說在加拿大獲得了最佳圖書提名獎，這個獎是加拿大主流文學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獎項。我當時對這條新聞特別感興趣，因為海外華人很難進入當地的主流文學，而這位華人是改革開放以後出去的中國人，她怎麼就能得到加拿大主流文學的認可呢。去年，這部小說由作者李彥本人譯寫的中文版《紅浮萍》在國內出版了，我特意拿來認真讀了。小說講述的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運悲歡，著重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從故事情節上看，類似於內地近十來年流行的家族小說，小說通過外婆、母親雯和自敘者「平」在革命風雲和政治鬥爭中遭際和坎坷，寫出了她們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樣經歷著精神的漂泊，從而叩問了中國人的信仰所在。就是這種中國革命的故事，加拿大人不僅愛讀，而且還要給它評獎。為什麼呢？我覺得語言是很重要的原因。李彥的英語寫作水平很不錯，她不僅僅掌握了英語的語法，而且也學會了英語的思維方式，當她用英語思維來處理她的生活記憶和中國經驗時，她就擺脫了國內作家難以擺脫的語言思維定勢，能夠從容地對待中國經驗中的蕪雜的現實糾葛，觸摸到精神層面，進入人物的內心深處。這一次，她用中文再一次來譯寫這部小說時，英語思維帶來的特點還保留了下來，因此我讀這部《紅浮萍》時，雖然感覺人物和故事很熟悉，但作者敘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對敘述中的語言的講究，卻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極其用心地選擇那些具有文學色彩的語言，從而使得小說充滿了書卷氣和典雅的氣質。語言的典雅氣質是由語言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內涵所鑄就的，它從根本上說不是一個形式問題，最終取決於作家的精神追求。賀紹俊編輯：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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