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擔心改革還沒完成，社會就已潰敗

摘自：《中國慈善家》

原標題：《慈善法》應規制公權力審慎地進入慈善

王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慈善家》：中國正在經歷新一輪的社會轉型。剛才我們是從立法、制度層面的建設去談，從台灣和西方的經驗看，文化和信仰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人間佛教、新教倫理。所以，中國的社會轉型僅建立一套制度體系是否還不夠？

　　王名：慈善事業的發展還需要有文化根基。慈善文化有一個本原性的特徵，它關乎人的精神層面的需求，我們視它為信仰性、靈性的需求。我們發現凡是真正做慈善的人，或有清晰的宗教信仰，或有類似於信仰的高尚追求。

　　文化底蘊比較深厚的地區和人群，慈善活動就比較活躍，比如海外華僑、港台地區。在中國內地，我們發現，不同地區的慈善活躍程度不一樣，一個重要背景是文化在各地的滲透性不太一樣。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文化在推動慈善事業發展中的作用和影響。

　　回過頭來，我們需要反思，推動社會轉型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信仰的作用在哪裡？我的理解是，具有一定宗教背景的社會力量是慈善事業不可忽視的力量。

　　我最近在做一個宗教養老項目的研究，很有意思。我發現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包括道教，都在做養老。為什麼？養老是社會問題，是慈善問題，宗教進入，有什麼樣的意義？因為養老涉及到生命終結的問題，所以宗教的作用非常大，它有天然的優勢。宗教力量積極地參與和推進慈善事業的發展，我覺得這是非常積極的一個方面。

《中國慈善家》：把公益慈善放到社會轉型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看，如果它改得好，中國會怎麼樣？反之又如何？

　　王名：前些年我們一直在關注社會體制的創新和改革，為什麼現在集中力量做慈善研究？我個人理解，慈善實際上是社會領域或者整個社會系統的公共部分，而且這個部分的影響可能至關重要，尤其在社會轉型期。弱勢群體最容易受到傷害和陷入苦難，而慈善是關注、保護弱勢群體的。第二，慈善可以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建立溝通、理解，把一部分人的關懷、資源和另外一部分人連接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慈善是社會轉型中的內在紐帶。當然，社會會不會分裂，不取決於慈善，但它可以使社會連接得更密切。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很多無產階級革命家預言美國會發生社會革命，後來預言並未實現。有歷史學家分析，慈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使得富人和窮人之間建立起相互理解、關懷的紐帶，不至於使窮人揭竿而起，不至於使富人的財產被剝奪，因為富人已經把財產拿出來了。在社會變革的時期，慈善起到了潤滑和連接的作用。

《中國慈善家》：你曾經說過，擔心改革還沒有完成，中國的社會就已經潰敗了。

　　王名：現在的社會問題還是非常嚴峻，尤其是這個階段。我覺得幾個方面的作用都很關鍵，一是頂層設計，二是及時、必要地推進一些重要改革的進程。在社會轉型期，體制的作用越來越弱化，慈善可以起到另一個跟體制相對應的作用，就是不同人群間的連接、融合。

　　我們希望通過深化改革，改變一些很重要的制度安排，甚至從深層次來推進社會轉型。但是這個過程需要付出很大代價，慈善可以化解一些社會衝突，減低一定的代價。從美國的經驗看，可以在社會變革、社會轉型時釋放一定的社會壓力。

《中國慈善家》：有觀點認為，社會組織基於興趣和利益的橫向連接，可以在垂直的國家管理體制坍塌時起到一定的緩衝作用，讓社會更穩定。

　　王名：沒錯，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慈善這種橫向連接的作用會非常強。

　　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探討社會體制改革，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命題

《中國慈善家》：包括公益慈善在內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帶動政治體制改革？

　　王名：應該是朝著這個方向走。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探討社會體制改革，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命題，比如社會組織的政社分離、依法自治，還有釋放社會力量，讓社會主體發育起來，能夠跟包括公共主體在內的其他主體相互合作和博弈。這種社會治理主體的再造過程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之一。

《中國慈善家》：你曾說過，通過新公益、新體制來構成一個新的社會系統，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

　　王名：我們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在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創新過程中，騰出了一定社會空間，乃至政治空間，讓社會主體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們把它叫做社會共治。

　　很多社會問題不是由政府獨自面對，而是通過合作、協商、對話和深度融合的方式來面對。在社會共治過程中，政府也在相當程度地融入社會。以前它認為自己的職能是管理，後來認為更多的是提供服務，再往後認為自己的職能是創造條件讓社會組織發揮作用。從管控、不信任、不合作，到主動提供服務、尋求合作，甚至到騰出空間讓社會組織發揮作用，這個改變的過程包含著深度的共治理念，新社會實際上是在政府和社會相互融合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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