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道教寫經

發布時間:2015年7月3日【字體：】作者：劉志內容提示：道教寫經是中國古代寫經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肇始於先秦簡帛，興起於六朝符書，集藏於唐初寫卷，自成「三洞四輔」經藏體系。道教教內寫經在寫本製作、寫經功用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道教文化、仙道文化內涵；作為普通書籍製作的道教寫經，則與中國古籍寫本的一般發展規律和社會文化功能相符合。關鍵詞： 道教寫經寫經歷史寫經規格寫經人物寫經功用道教寫經與儒家寫經、佛教寫經共同構成中國古代寫經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首先，道教寫經的產生和發展可謂淵源流長，肇始於先秦簡帛，興起於六朝符書，集藏於唐初寫卷，自成「三洞四輔」經藏體系。再者，道教寫經與儒家寫經同是中國本土產生的經書寫本，自漢代至清代在以儒家經書為主的歷代官方寫本叢書編撰中，道家道教經書作為子部道家類列入國家典籍之中，與儒家寫經共同經歷了中國古籍寫本各階段的發展變化。道教寫經與中國佛教寫經，一為本土宗教寫經，一為中國化的宗教寫經，二者各有特色。佛教於東漢傳入中國，之後陸續開始譯寫、抄寫經書。道教則於東晉時期掀起了大規模的造經、寫經活動。相對於佛教寫經的數量龐大、講究規範而言，道教寫經以其崇尚古法的字體和獨特的寫本製作，別具一格。因此對於中國古代道教寫經的研究，無論是在掌握中國本土宗教經書寫本的特質方面，還是在理清道教寫經以及中國古代寫經的歷史發展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關於中國古代道教經書的寫本，國內外尚無系統研究。本文嘗試對中國古代道教經書的寫本進行簡要介紹和分析。關於道教寫經研究的目錄範圍，以明《正統道藏》所收「三洞四輔」經書目錄體系為基礎，並作一定的補充。主要研究內容：道教寫經的歷史分期、寫本特徵、寫經人物、寫經功用等。其中，研究的歷史階段起於先秦止於清末，即把東漢道教建立之前，先秦、兩漢道家經書的寫本也包括在內。因為道教把道家經書也奉為重要經書，並收集入藏，因此這裡的道教寫經是指能為道教所尊奉的經書，或者說是道家、道教經書的寫本。一、道教寫經的歷史分期中國古代道教寫經是中國古籍寫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古籍寫本的產生和發展一脈相承。我們根據道教寫經的寫本特徵，並參照中國古籍寫本的歷史發展，把道教寫經大致分為三個歷史階段：1、先秦兩漢——道家、道教寫經的早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道家、道教經書的寫本主要是竹簡、帛書，先秦兩漢《老子》、《莊子》等道家經書寫本產生並初具規模。作為道教經書前身的養生、神仙類書籍也已大量出現。至漢末，道教寫經伴隨道教的建立而出現。先秦是道家學派的創立時期，也是道家經書祖本的成書時期。道家主要經書《老子》成書於春秋末年，《莊子》成書於戰國，然年代久遠，祖本樣貌難以詳考。先秦這一時期傳世道家寫經稀少，現存最早的道家經書寫本是郭店楚簡的《老子》[1]，這在中國寫本歷史中也是最早的寫本之一。漢代官方藏書目錄《七略別錄》中著錄的文獻主要是竹簡寫本、帛書寫本，據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記載：「劉向為孝成皇帝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竹書，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2]竹素即竹簡和帛書。漢代崇尚黃老之學，道家寫經在官方書籍中佔有重要地位。其中，道家類有《伊尹》、《太公》等寫本，「凡三十七家，八百一篇」[3]，是對國家收藏道家經書寫本較為全面的記載。這些經書是經過劉向等人校定後抄寫在竹簡上的，如《筦子》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4]，《列子》八卷，「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5]，「殺青」即指竹簡。傳世漢代道家寫經多有考古發現，近年公布出版的《北大藏西漢竹簡老子》[6]（圖1），是已知最完整的漢代《老子》竹簡寫本。長沙馬王堆西漢帛書《老子》[7]是已知最早的帛書《老子》寫本。再如，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竹簡《莊子·盜跖》[8]和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竹簡《文子》[9]，也是現存著名的道家經書寫本。在漢末道教建立之前，作為道經前驅的房中類、神仙類等書籍也已在流傳。《七略別錄》中記載房中類書籍有《容成陰道》、《務成子陰道》等寫本，凡「房中八家，一百九十一卷」[10]；神仙類書籍有《宓戲雜子道》、《上聖雜子道》等寫本，凡「神仙十家，二百一卷」[11]。其它陰陽家類、方技類等道經前驅的寫本書籍也多有著錄。

圖1北大藏西漢竹簡《老子》關於道教寫經，按東漢吳康《越絕書》記載，在傳說故事中最早的道經寫本可上溯到大禹治水得「靈寶五符」，至春秋末年在吳國又重新發現[12]。然而既屬傳說故事，且年代久遠，難以確切考證。學界一般認為道教最初是建立於東漢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有確切文獻記載最早的道教教內寫經是產生於東漢後期的太平道經書《太平清領書》，即今本《太平經》的初期寫本。《太平清領書》170卷，在東漢由琅琊（今山東臨沂）干吉傳出，《後漢書·襄楷傳》記載：「初，順帝時，琅琊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13]按記載，《太平清領書》為素書，即帛書寫本。2、魏晉至唐末五代——道教寫經逐步發展以至高峰階段這一歷史時期道經寫本以紙本寫卷為代表。自東漢畢升發明造紙術，紙本書籍逐步取代竹簡、帛書，至唐代紙本寫卷經書發展到高峰。早期道經的產生到集結成藏，基本上是在這一歷史階段。魏晉南北朝，伴隨著早期道派的建立，道教內部出現了造經、抄經活動。特別是在東晉南朝時期，《三皇經》、《靈寶經》、《上清經》等早期道教經書傳世，據有關文獻記載，《三皇經》為符書絹本[14]、《靈寶經》為紫文金簡[15]、《上清經》為隸書[16]紙本[17]。道經寫本材料絹、簡、紙的多樣性，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簡帛類寫經向唐代紙卷寫經過渡的情況。上述寫經即道教《三洞真經》的早期寫本，甚至是祖本，至南北朝時期發展為三洞（洞真部、洞神部、洞玄部）四輔（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七大部類[18]，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道教經書共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十六卷。[19]至唐初，道教經書已經集結成藏，稱《一切道經》，這在寫本發展史上也是捲軸寫本的高峰時期。唐上元二年（675），武后作《一切道經序》，並敕令書寫道經[20]，即由國家組織《一切道經》抄寫。其寫本形式即為黃麻紙、小楷書，從存世敦煌寫卷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1513《一切道經序》（圖2）中可見一斑。又唐天寶八年（749），唐玄宗詔令崇玄館繕寫、諸郡轉寫《一切道經》[21]，約有經書二千一百三十卷[22]。唐代朝廷尊崇道教，是道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加之寫卷本圖書的大發展，而雕版印刷術又尚未廣泛使用，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為道經寫本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成為道經寫本發展的高峰時期。我們從存世800餘件敦煌道經寫卷（以唐代寫本為主）中，發現官方機構中的楷書手、教內的道士、民間的經生抄寫了大量的各類道經，種類大致涵蓋了三洞四輔的經藏體系。[23]

圖2唐代敦煌寫卷《一切道經序》3、宋元明清——道教寫經的延續階段這一時期寫本（抄本）的主要形式是以冊頁本為代表，傳世道教寫經以內丹類和科儀類為特色。冊頁本即將許多頁紙按順序裝成的書籍。冊頁本既有刻本，也有寫本，雖然刻本經書在宋代及以後成為書籍的基本形式，但是作為寫本經書的冊頁本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內丹類寫經，如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道書十八種二十卷》[24]，系內丹類寫本小叢書,收有《丹房奧論》、《指歸集》、《還金述》等經書。官方道教寫經如清代《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收有《道德寶章》、《悟真篇註疏》、《古文龍虎經註疏》[25]等內丹經書寫本。科儀類寫經，如清代台灣地區的道教科儀叢書《庄林續道藏》，共一百四十卷，多為寫本，收有《百神登科》、《開光科儀》、《祝聖科儀》[26]等經書。再如清代雲南、廣西等地瑤族道經寫本《正一初真授戒科》、《解冤科》、《無上玉京盟真救苦大小齋秘語一本》[27]等，也屬於科儀類寫經。從現存寫經來看，清代道教內部的寫經中多是科儀類經書，寫經以為科儀活動所需，繼續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簡言之，道教寫經產生於簡帛寫經，集結成藏於捲軸寫經、延續發展於冊頁寫經，經歷了中國古籍寫本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一從形式至內容都具有鮮明的中國本土特色的自成一體的寫本文獻群。二、道教寫經的寫本種類（一）道經所述十二種寫經在道教教內，真經不同於一般的書籍，是用特殊的方法製作的。至晚出於唐初的道經《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寫經品》講：「凡有十二相，以造真經：一者金簡刻文，二者銀版篆字，三者平石鐫書，四者木上作字，五者素書，六者漆書，七者金字，八者銀字，九者竹簡，十者壁書，十一者紙書，十二者葉書。或古或今，或篆或隸，或取天書玉字，或象雲氣金章，八體六書，從心所欲」。[28]所述道經的十二相，即道教寫經形象意義上的十二個種類，主要是從寫本和字形的組成材料上說的。其中書籍材料有金、銀、石、木、素（帛）、竹、壁、紙、葉，計9種，字形材料有漆、金、銀，計3種，合計12種。經文所述道教寫經的字體，主要是兩大類。一類是通用字體，即篆書、隸書。更寬泛地講是「八體六書」，這是對秦代通用字體八體和新莽時期通用字體六書的總稱[29]，又《雲笈七箋》記載：「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受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定文字，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二曰奇字，古文異書；三曰篆書；四曰佐書，即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六曰鳥篆，翻言也」。[30]此外，道教寫經的通用字體還應包括經文未提到的魏晉時期出現的楷書。篆書、隸書、楷書不僅是道教也是儒家寫經以及中國古籍寫本的常規字體。另一類是道教寫經特有的字體，如經文中講到的「天書玉字」，「雲氣金章」，這些特殊字體屬於道符。道符系篆書、隸書的變體，有的還配星圖、地形圖、神象等。就「天書玉字」，「雲氣金章」言，道教認為原始經書由天地之氣演化而成，道士寫經是取象於原始經書字體的形象。在傳世的科儀、道法類寫經中保存有這些特殊的字體道符，如敦煌寫經，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2559《陶弘景五法傳授儀》的道符（圖3）[31]。即為現存道教寫經中較早的道符之一，是由隸書及變體文字寫成。

圖3唐代敦煌寫經《陶弘景五法傳授儀》此外，道教寫經還非常重視使用色彩。關於寫經字體的顏色，如「《五老寶經》青綠為字，以書其章」，字體為青綠色；「《八素真經》，太上之隱書也。八色彩筆，金闕帝君自書之，為致真之法」[32]，字體有八種顏色。關於寫經文本的顏色，如上述《太平清領書》「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具體是：「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幖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33]即寫本材料縑（雙線織成的細絹）是青白色，書寫界格紅色，書首標誌青色，經目紅色，經目以下文字是青色。文本的主要色調是青、赤，用以合乎「道」，合乎人道之「仁」和天道之「正色」，即所謂「丹青之信」。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道教教內寫經獨特的字體和色彩，是道士效法天道的體現，並被賦予了仙道的內涵。道教寫經的意義已不僅僅是抄寫經文內容，寫經的文本製作也融入了豐富的仙道文化。（二）傳世道教寫經的主要寫本規格上述道經所記載的道經寫本種類許多已經失傳，現在傳世的道教寫經主要是以下幾種類型：1、竹簡道經寫本竹簡寫經是上述道教寫經十二相的第九種，即在竹簡上書寫道經，為先秦兩漢時期的主要寫本。著名的竹簡寫經如郭店楚墓竹簡《老子》（圖4），為戰國時期道家類寫經。「現存71枚，分三組：甲組存39枚，簡長32.3cm，存1000餘字；乙組存18枚，簡長30.6cm，存260字左右；丙組存14枚，簡長26.5cm，存380字」[34]，每行28-32字，篆書。

圖4郭店楚墓戰國竹簡《老子》2、帛書道經寫本帛書寫經是上述道教寫經十二相的第五種，即在素、帛一類的絲織物上寫經，系先秦兩漢時期的主要寫本。著名的帛書寫經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乙本，為西漢道家類寫經。《老子》甲本高約24cm，朱絲欄7-8毫米[35]，每行35字左右，墨書，字在篆隸間，接近秦篆，共464行。抄寫年代可能在漢高帝時期，即公元前206-195年。[36]《老子》乙本（圖5）抄在一幅大帛上，帛書原高約48cm，朱絲欄7-8毫米，墨書，隸體，共252行，抄寫年代可能在漢文帝時期，即公元前179-169年。[37]

圖5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3、紙卷道經寫本紙本寫經，屬於上述道經十二相的第十一種，是現存最為常見的寫經。紙本寫經主要有寫卷和冊頁兩大類。寫卷是由紙張粘連而成的，有的還纏繞在短棒上稱為捲軸寫經。寫卷盛行於唐代，代表性的寫經，如敦煌寫經P.3725《唐玄宗御注道德經》（圖6）[38]，以其是禮部、國子監所出，代表的是唐代國家寫經製作的規格。紙張規格：縱25.8cm，橫118.7cm；存三紙，前兩紙每紙縱25.8cm，橫50.5cm；第三紙縱25.8cm，橫17.7cm，尾部被裁去上下兩角；第一紙雖然首部殘損，但仍基本具足28行，優質黃麻紙。烏絲欄規格：共有烏絲欄66行，單行1.8cm×19.5cm；天頭、地角各約3cm。字體規格：墨書，小楷，經文每字占約1.5cm×1.8cm，注文每字占約1.1cm×1.8cm，字間距較大；每行經注連書，注文單行小字；行字數13-18字，其中經文13、14字，注文17、18字，經注連書則13-18之間字數不等。

圖6唐代敦煌寫經《唐玄宗御注道德經》4、冊頁本道教寫經冊頁本包括蝴蝶裝、包背裝、線裝本等，這裡僅介紹包背裝道教寫經。例如《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寫經即為包背裝，寫本規格：「封面藍絹，開化榜紙[39]，書高31.5cm，寬20cm，子部藍色，書板心高22.3cm，寬15.3cm，朱磦紅格，半葉8行，行21字，墨書，小楷，魚尾下標註書名、卷次及頁數，紅框白口」（圖7）。[40]

圖7清《文淵閣四庫全書》三、道教寫經人物道教寫經是由寫經者手工書寫完成的。道教寫經以其性質、規格、功用等的不同，寫經者則會出自於不同的社會階層或寫經群體。具體來說，古代道教寫經人物大致有：1、道教人物在道教內部，特別是在祖本道經的製作上，以其對經書的重視，對寫經者的書寫能力，乃至對經書、教義、道法的掌握往往都有很高的要求。道教教內寫經的著名人物如晉代楊羲，既是書法家，也是上清經早期經書的製作者。《真誥·敘錄》記載：「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許謐），並弟三息上計掾某某（許謐第三子許翙）。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真口受四十餘卷，多楊書」。[41]楊羲所寫隸書體《上清真經》，實際上就是上清經的祖本。這一祖本經書的產生，是源於道教所特有的一種造經、寫經形式——扶乩降筆，楊羲假託神仙上真魏夫人下降，將傳授的真經寫出。道教教內也有通常抄寫意義上的寫經，這是用來做功德或傳承經書，例如唐代敦煌郡的道士索洞玄，傳世寫經有《道德經》、《本際經》等。2、經生就民間流傳的道教寫經來說，最為普遍的寫經者是以寫經為職業的經生。這種職業的產生來自於古代社會對道教經書、儒家經書、佛教經書以及各類書籍的需求。特別是宋代以前，經書的製作主要是抄寫，那麼就需要有一大批以寫經為職業的人員。例如唐代經生鄔忠，現存道教寫經有如意元年（692）寫《金真玉光八景飛景》[42]。經生以其人數多，紮根於民間，其抄寫經書的數量應當是最多的。3、楷書手就官方道家類經書寫本而言，其繕寫出自供職於官方文職機構的寫書人員。在漢代為秘府藏書設置有「寫書之官」，《宋書·百官志》記載：「昔漢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秘府之室，謂之秘書」[43]。至唐代寫書人員稱為「楷書手」，在秘書省、集賢院、弘文館、崇玄館、國子監等機構設有專職的楷書手，並且根據抄寫的質量建立選拔和考核制度[44]。官方楷書手所抄寫的包括道經在內的經書數量巨大，但更為突出的特點是，他們的寫經代表的是官方以至國家的寫經規格。如敦煌寫經P.3725《唐玄宗御注道德經》，代表的是唐代禮部監製的寫經規格。4、書法家作為收藏品的道教寫經，多出於歷代書法家之手。書法家雖未必是專門從事道教寫經的，但卻在其藝術創作中有不少道教寫經作品，因而也是道教寫經的重要人物。如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傳世寫經作品有《黃庭經》[45]（圖8），元代書法家趙孟頫傳世寫經作品有《老子》[46]、《高上大洞玉經》[47]（圖9）等。書法家的道教寫經從藝術創作的角度，提高了道教寫經作品的書法藝術水平，並成為傳世法貼的一個組成部分。

圖8東晉王羲之寫《黃庭經》（宋拓本）

圖9元趙孟頫寫《高上大洞玉經》5、帝王古代帝王也有道教寫經作品傳世，他們出於對道教經書的重視或者對書法的愛好而有寫經活動。如宋高宗寫《黃庭經》[48]，清聖祖寫《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49]（圖10）等，古代帝王以其特殊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了道教寫經的社會影響力。

圖10清聖祖寫《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四、道教寫經功用道教寫經既有其在教內的特殊功用，也有重要的社會文化價值。作為道教教內的經書寫本，它對於道教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作為中國古籍寫本的組成部分，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形式和主要載體，對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道教教派建立和傳承的基本條件經書是道教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而早期道教的經書形式即為寫經，如上述《太平經》寫本之於太平道，《上清經》寫本之於上清派。在道教的傳承和發展中，寫經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敦煌道教寫經中的《老子五千文》，即為唐代道士受度的寫經文本之一。2、道教誦習經書、宣揚道法的重要文本寫經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讀經，為道士和道眾讀經提供文本。《要修科儀戒律鈔·寫經鈔》講：「若復有人，紙墨縑素，刻玉鐫金，抄寫素治，裝褫絛軸，流通讀誦，宣布未聞，當知其人，已入道分，名書金格，列字玉篇」[50]。寫經不僅是在道教教派建立和傳承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還有「宣布未聞」的重要功能，即通過誦讀所抄寫的道經向教內道士及教外民眾宣揚道法，使更多的信眾聞知道法。3、祈福度亡道教以得道長生為宗旨，以仙道文化為特色。這體現在道經寫經中所特有的祈福文化心態即為健康長壽、得道升仙。無論是為生者積功求福、治病消災，還是為死者度亡祈福，大多是這一文化心態。如敦煌道教寫經S.3135《本際經》，即為唐代女道士郭金基為亡師寫經祈福，以資益亡師「道契九仙、神遊八境」。4、藏書在古代，特別是印刷術普及以前，要想在原有經書的基礎上再收藏一部，只能靠抄寫來完成。即使到了宋代印刷術已開始普及，寫經用以收藏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抄寫經書方便且成本低，而且抄本作為人工寫書，有其獨特的收藏價值和文化價值。道教寫經的收藏，著名的如南朝陸修靜的天印山崇虛館，收藏有道經一千二百多卷[51]，並編成《三洞經書目錄》，這在當時條件下應該基本上都是寫本。5、國家文化治理書籍的製作是國家文化治理的重要內容，作為古代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寫經也一直被納入到國家重大書籍製作工程之中。道教寫經作為專門的叢書製作，曾由國家組織抄寫集結成藏，如唐代國家組織抄寫的道經總集《一切道經》，這實質是國家專門組織人員抄寫道藏的文化事業。道教寫經作為四部書的組成部分，也被列入子部道家類，參與到國家大規模書籍的製作之中。如清代編撰《四庫全書》時將道家、道教經書列入子部道家類，因而道教寫經在這部中國最大的寫本叢書中佔有一席之地。總之，中國古代道教寫經的製作主要分為教內寫經與教外寫經兩種，前者在寫本製作、寫經功用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道教文化、仙道文化內涵，後者作為普通書籍的製作，則與中國古籍寫本的一般發展規律和社會文化功能相符合。中國古代道教寫經主要有兩個相對集中的寫本體系，即道教經書自身的「三洞四輔」經藏體系和官修叢書的子部道家類體系。在道教經書版本的發展中，唐代就已形成的這兩個寫本體系是刻本道教經書的前身和基礎。注釋：[1]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2][漢]劉向、劉歆撰，[清]姚振宗輯錄，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以下版本相同。[3][4][5][10][11]《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第139、50、54、186、187頁。[6]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大藏西漢竹簡老子（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7][36][37]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冊，第1頁。[8][9]啟功主編：《中國法書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卷，圖版五六、圖版七五。[12]孫谷編：《古微書》卷32引《越絕書》，見《叢書集成初編》第690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626頁。[13][33][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84頁。[14]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卷19，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08頁。[15]《抱朴子內篇校釋》卷12，第208頁。[16][41][南朝梁]陶弘景撰：《真誥》卷19，《道藏》第20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603-604頁。[17]《茅山志》卷15，述引[唐]杜光庭撰《仙洞拾遺》，《道藏》第5冊，第619頁。[18][唐]孟安排著：《道教義樞》卷2，「三洞義」引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見《道藏》第24冊，第812頁下。[19][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5，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091頁。[20]湯用彤：《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21]李希泌主編：《唐大詔令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4頁。[22]《南竺觀記碑》，見龍顯昭、黃海德主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23]參見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2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5頁。[25]《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61冊。[26]蘇海涵編輯：《庄林續道藏》，台灣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出版，第1冊。[27]郭武：《關於牛津大學圖書館藏瑤族文獻的調查報告》，見《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4期，2012年版，第309、310頁。[28]《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2，《道藏》第24冊，第749頁中。[29]參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註：《說文解字注》，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61頁。[30]《雲笈七箋》卷7，《道藏》第22冊，第40頁下。[31]圖版來源：http：//idp.nlc.gov.cn/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7351027898；recnum=59689；index=6[3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道部·簡章》卷676，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013頁。[34]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編號00013。[35]《中國美術全集》第54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圖版三八。[38]圖版來源：http：//idp.nlc.gov.cn/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7323774838；recnum=61129；index=5[39]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頁。[40]《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第1頁。[42]《金真玉光八景飛景》，見《英藏敦煌文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編號：S.0238。[43]《七略別錄佚文》，第54頁。[44]貞元三年，秘書省建立了「楷書八年試優」的制度。參見《唐會要》，卷65，第1125頁。[45]《中國美術全集》，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圖版五八。[46]啟功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圖版五八。[47]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9冊，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編號：津7-0036。[48]《中國法帖全集》第14冊，《秋碧堂法書》，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頁。[49]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4頁。[50]《要修科儀戒律鈔》卷2，《道藏》第6冊，第924頁。[51]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第1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頁。（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黨校屯墾研究所副所長）載於《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轉自中國宗教學術網，2014年12月10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