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一

06-07

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一

何焱林

閻文

第六十一言伊尹稱字於太甲為誤仿緇衣亦兼為序誤

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於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也，伊尹又屢自稱其字於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仿洛誥，臣之失則緣誤仿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一曰惟伊躬及湯咸有一德。一曰惟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康成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雲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讚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偽作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伊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自亳是也。稱予，予不狎於不順是也。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至於稱字，烏乎敢！

何按

一、夏、商、周，三代禮儀有差。

《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朱熹註：「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征，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征有驗證，證明等義。孔子此段話在說明，夏、殷時之禮，他知道一些，能言之，但夏之後杞國，殷之後宋國之文獻皆不足證明他之所知，實則說明，他對夏、殷之禮並不確知，因而無從談起。可見夏、殷兩代之禮，至春秋時代，人多不知，即如孔子，知也不多。

《八佾》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監於二代」，周借鑒二代，而有所損益，創為周禮，故鬱郁乎文哉，達於大全，故孔子從周。其時周為宗國，諸侯宗周，列國之禮，多從周禮，孔子能不從周？夏、商悠遠，其禮之遺存漸以式微，

三代之禮不同，不辯而然。例言之，西周封建，大封同姓諸侯，周初幾半天下，晉、燕等大邦，盡姬姓子弟所據。夏、商立國，其諸侯皆舊時部族，未曾大換血。夏傳二代，至太康即失國，未聞其同姓諸侯起而勤王，少康雖復國，亦非借同姓諸侯之力。周初武庚叛亂，徐夷、淮夷復叛，除武庚為殷商後裔，徐、淮等皆非子姓同宗。足見夏、殷不封建。即此已見夏、殷與周禮制大不相同。

二、周禮為歷代所宗

孔子稱「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昔人稱周公制禮作樂，周禮是否全為周公所作並不重要，但周公在周創建之初，設官委吏，釐定制度，擘劃文飾，多有建樹，則為不爭之史實。其製成條成貫，彙集成冊，如周之三禮，雖至西漢始定型，其肇自周初，人無歧議。其流傳後世，影響深遠，歷朝雖有損益，但皆奉為圭臬，不辯自明。

三、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後世，尤其入清後，指名道姓，稱其偽作者，曆數魏晉間人，魏王肅、魏晉間鄭沖、皇甫謐等皆入選。此三人皆高才碩學，著述流傳千古。除皇甫謐布衣終身，王肅為魏之大僚，晉之外祖；鄭沖雖出身寒微，但學術有成，魏為帝師，晉官太傅。王、鄭久在官場混跡，雖未必盡知「三禮」科條，官場禮儀應當熟悉。尤其魏、晉交替間，朝政變幻，波詭雲譎，動罹不測。君前臣名，君不稽首於臣，雖在魏晉交替之大變動中，亦保持常例，尋常士人，亦知儀軌，王、鄭焉能不知？尤其鄭沖，處權力上層，豈敢胡編亂造，授人以柄？

四、君前稱字，太甲稽首，鑒之後世禮儀，皆為出格，甚或犯大不敬之罪，周不能犯，魏晉間尤不能犯。王肅、鄭沖為時大僚，皇甫謐為古今通儒，其能犯如此低級錯誤？犯如此低級錯誤，不僅可能飛來橫禍，亦可能招來時人訕笑，後代譏嘲，閻若璩不就以此為據，而證《太甲》之偽？

夏、商初，人文初立，國家草創，禮儀簡略，不可能有所謂君前臣名那些章法。且古人之姓氏稱謂，傳於後世，多有歧議。如堯、舜、禹耶？放勛、重華、文命耶？聖君尚且如此，至於伊尹，稱謂更多，《史記·殷本紀》曰：「伊尹名阿衡」，尹為字也，阿衡名也。《史記·索引》引孫子兵書曰「伊尹名摯。」《呂氏春秋》曰：「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尹為其小名也。無論尹為名為字抑或官稱，在商早期，如何在君前自稱，皆不是問題。

至於君向臣稽首，余在前議中已說明，太甲初從放地桐返亳，未上位、稱王，尹與其祖共事，輩份遠較太甲高，三年勤理國政，三年殷勤訓誨，太甲始有今日之悟，殷商初期，等級不如後代森嚴，禮儀不如後代繁縟，以太甲當時之情，向尹稽首亦為尋常禮儀，談不上過分，更談不上僭越。閻若見得清華簡《傅兌之命》，必定暴跳。

前已說明，魏晉間尋常士人不會犯之錯，王、鄭、皇甫更不會犯，又「斷斷也」。《太甲》篇如此寫，正說明其非魏晉人偽作，亦非等級森嚴之周代人所敢偽造，周人已經習慣了君前臣名那些過場，與太甲相去已數百年，上千年，連想像也想像不出這些情節。只能有一個結論，《太甲》三篇，正是商初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