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轉載自新浪博客】

滿是隔閡與距離感的中世紀社會　　

讀過或涉獵過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或尼科洛·馬基亞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佛羅倫薩史》（李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的人，想必都會對歐洲中世界貴族之間和宮廷之內的刀光劍影、陰謀詭計和野蠻凶暴的情景感到怵目驚心，那裡不是父子相殘，就是兄弟滅門，抑或是在教堂屠殺尋求宗教庇護的暴力失敗者。政治的規則還遠不是馬基亞維利在其《君主論》中所寫的以權術與陰謀為主要手段的君王駕馭術，而是赤裸裸的殺戮與血洗，支配人們行動的只是野心、衝動和慾望。更令人驚奇的是當時城市共和國里的市民似乎對此也是司空見慣，沒有人對此感到不安。現代人讀來也許會萬分訝異和不解，仿若當時的人兇殘、野蠻，毫無理性與廉恥。

　　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筆下的17-18世紀初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宮廷盛世，法國國王的集權所能達到的程度、國王所享有的無上榮耀和英明與智慧，巴黎與凡爾賽宮所引領的歐洲風尚和紙醉金迷的奢侈潮流，這又會讓人有另外一種不解：仿若專制時代的君主只知窮凶極奢，只知攀比與消費封建社會有限的生產力，除了不斷地進行兼并戰爭掠奪財富，便是沒有止境的奢侈攀比。（《路易十四時代》，吳模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於是便有了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WernerSombart,1863-1941）的《戰爭與資本主義》、《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桑巴特著書的本意，是反對韋伯（MaxWeber,1864-1920）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對西方現代社會的精神性起源探究的路徑，試圖為西方社會的起源找到物質性（但非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決定論）的起源。桑巴特認為是戰爭塑造了權力集中，是專制主義時期宮廷的奢侈風尚決定了長途貿易的鏈條和貨品、決定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物品種類、商品生產流程和市場價格，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產生。

　　與桑巴特相比，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對西方社會的起源探討，則顯得極為與眾不同。在《文明的進程》的第二章，埃利亞斯以「餐桌上的行為」、「擤鼻涕」、「吐痰」、隨地大小便、睡覺、洗澡、赤身裸體、男女關係和情慾、攻擊欲方面人的行為的變化，來驗證文藝復興時期行為方式的變化。餐巾、手帕、痰盂、睡衣等物品的發明和出現，使得社交生活的雅緻化程度提高，便是西方社會文明的表現。而另一類禁忌，則從社交生活移至幕後，成為私人生活，這一類禁忌大多與身體相關，逐漸成為緘默的禁忌。他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一問題，試圖回答文明的社會與心理起源，用物質史、社會生活史的方面證明，專制宮廷及其奢侈風尚更多的是在社會交往中馴化和約束了西方社會人們的本性。所謂文明，是人類心靈結構的演變，它與人所面臨的外來和內在恐懼密不可分，恐懼引發羞恥感，引發人被動的社會強制，社會強制逐漸轉變為自我約束和自我強制，人便成了文明人。但人的心靈結構的變化和對自身行為的馴化，是來自於社會關係網路的變化，行為強制的驅動機制不是個人，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網路，是商業化與貨幣化所造成的暴力獨佔與稅務獨佔的情形下，不同階層對獨佔者的依附性生存的網路。

埃利亞斯是誰？

　　肯定會有很多人問道，埃利亞斯是誰？我們對這位20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這位21世紀的社會學家的陌生與疏離感，不亞於我們對西方中世紀或中國傳統社會的隔閡。這位德國猶太社會學家生於1897年，於1990年過世，20世紀上半葉的經歷如同大多數德國猶太科學家與思想家一樣顛沛流離。他一戰當過兵，戰後在大學學醫學和哲學，解剖學和心理學的訓練體現在他思考的所有問題中。他師從過新康德主義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爾德（RichardHonigswald, 1875-1947）、貢道爾夫（Friedrich Gungdolf,1880-1931）、艾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 1868-1958）、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1929年前往法蘭克福的歌德大學為曼海姆作助教，此時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1895-1973）、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W. Adoron,1903-1969）等後來我們稱之為辯證批評派的法蘭克福學派也彙集於此，法蘭克福大學成為全德的學術中心。緊接著法西斯主義對猶太人的殘害和對大學的管制使得猶太人和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十分兇險，埃利亞斯於1933年逃往倫敦，自此開始長達31年的流亡生活。《文明的進程》的寫就利用的便是大英博物館的豐富資料，試印本於1937年印刷，二戰旋即爆發，書的傳播受限。當德軍佔領法國時，英國政府下令所有流亡者一律統一關進拘留營，尚不知名的埃利亞斯也未能例外。1941年埃利亞斯離開拘留營時他的《文明的進程》幾乎已被人忘卻。此後埃利亞斯輾轉各地在成人教育機構里授課，一直到1962年，他在迦納的阿克拉大學出任社會學教授。1969年，《文明的進程》再版，使其名聲鵲起，這本書終於得到了它應有的重視和尊重。（諾貝特·埃利亞斯，2009，袁志英：<附記埃利亞斯和他的《文明的進程》>）埃利亞斯的《文明的進程》對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的影響極為深遠，筆者想通過對埃利亞斯的歷史觀，作為心理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的文明的進程，和西方國家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民族性的發生學原因三個問題來介紹埃利亞斯的思想和《文明的進程》所關注的問題。

20世紀初社會學的重大轉向

　　《文明的進程》成書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文明」是對現代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個總結性概念，也是當時西方人面對同時代其他各國「開化」程度較低的社會，也就是他們有待開發的殖民地的一種優越的「自我意識」。「文明」意指較高水準的科學技術，社會組織，以及某種生活方式。（諾貝特·埃利亞斯，2009，袁志英：<附記埃利亞斯和他的《文明的進程》>：561。下文對其正文的引用只表明頁碼）文明，簡言之就是個人心靈結構的變化，埃利亞斯試圖證明，文明是一個過程，不是靜止、先定的狀態，而是一種進程，西方人所標榜的社會進步和優勢，也是在其長久的社會結構演變中才形成的，是先由一小群人實施的行為調節和自我強制逐漸擴展到其他人群和階層，進而擴展到其開發的殖民地國家社會上層的進程。我們所稱之為歷史的那種進程變化著的，「是人的相互關係，是單個人在其中所經歷的塑造」。（頁485）

　　在20世紀20、30年代討論西方社會的「文明」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潮流，或者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面對「文明」人發動的野蠻戰爭及戰爭創傷感到啟蒙運動與進步理想幻滅的表現。這種普遍的心理態勢，在斯賓格勒（OswaldSpenglar,1880-1936）於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吳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中充分體現出來。但埃利亞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各國人民帶來的強烈的精神和心理衝擊，也許還有20世紀的社會學家發現的、19世紀的社會長期發展的理論模式的相當部分假設並不成立，這兩個原因遠遠不足以解釋20世紀社會學突然從19世紀社會學家（孔德、斯賓塞、馬克思）所開創的長期社會進程研究，轉向「體系」、「功能」這樣靜止不變的狀態研究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於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歐洲社會內部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相互間面臨的情境已完全發生了變化。

　　埃利亞斯提出，19世紀的社會學家與正在上升的工業階層（兩大受益階層為市民階層和工人階級）結盟，試圖說明人類確實是朝著他們所嚮往、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的；他們試圖通過對迄今為止的社會發展方向及其動力進行深入研究來證實他們的想往和希望。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與工業工人階級等同起來；孔德和霍布豪斯代表市民階層。處於上升階段的這兩個工業階層的代言人都對未來充滿了信心。他們都相信，人類未來的處境將不斷得以改善，社會在朝著越來越完善的方向前進。

　　到了20世紀，老牌工業國家在科學技術、健康狀況、生活水平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狀態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速度上都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幾百年。這時進步已經不再是一種理想，對所取得的實際進步持懷疑態度（戰爭和新式科學武器對人的威脅）的人反而增加了。此時市民階層與工人階層在工業國家內最終替代了王朝時代的貴族和軍事實權派而成為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這兩個工業階層經常以一種尷尬而又不穩定的狀況來保持彼此之間的平衡。他們的代表人物組成了各級機構中的統治集團或參與統治的集團。在第一批進入工業化行列的國家裡，市民階層的代表和老資格的工人階層的代表時而以合作的形式，時而以對立的形式組成了這些國家的主要的實權派。與之相應的是除了階層意識之外，民族意識的作用越來越大；除了階層的理想外，被視為最高價值的民族理想也顯得越來越重要。這種現象首先在市民階層中出現，然後在工人階層中也越來越普遍。

　　歐洲國家所處的一種絕對的領先地位和民族優越的自我意識，是其用以證明本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統治要求的合法性。但這在20世紀的世界政治變化中被撼動，如果是從一種作為民族理想和價值觀的自我確認出發的話，那麼民族的現狀和民族永恆不變的遺產在感情上總是比未來的希望和理想更有價值。「民族理想」把人們的眼光從變化的東西引向了現存的、不變的東西。兩個強大的、人多勢眾的工業階層，已經進入了國家的權力機構，因此對於他們來說無論是在感情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把組織成國家的民族的現狀視為最高價值。除此之外，無論是從感情還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他們都認為民族是永恆的，民族的基本特性是不變的。歷史的變化只涉及到表面的東西，人民和民族是不變的。組成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義大利和所有其他民族的人的意識是不朽的。他們的「本質」總是相同的，不管是在10世紀還是在20世紀。（諾貝特·埃利亞斯，2009，<序言>：14-18）

《文明的進程》恰是要告訴人們，文明不是靜止的、始終先進的狀態，西方人所自豪的文明，也並非與生俱來的，文明只是西方社會發展到相當晚近才出現的成果，或者說是階段性的成果。文明是人與人的相互依存、人際關係網路的細密化所帶給處於其中的階層以和平相處的外在強制，這種強制促進了人的行為控制和禮儀舉止的雅緻化。後來隨著社會依存網路的擴大，這一階層的自我控制擴展到比其地位低下的階層中，並隨著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擴展到殖民地國家的統治上層中。

整體觀中的個人與社會

　　伯克認為埃利亞斯的著作接續的是斯賓塞的進化社會學脈絡，斯賓塞的模式強調社會變革是逐步的、累積的進化，是內生的，其過程是從簡單的、低度分化的和非正式的結構轉變為複雜的、專業化的和正式的結構。（彼得·伯克，2010：152）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埃利亞斯對文明的進程的研究與進化論有何不同，它的方法論的獨特之處何在。

　　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創造歷史，這是社會理論長久爭論的一個問題，圍繞這種爭論形成了兩個相互衝突的流派，將社會最終歸結為個人的方法論個人主義者，和將個人置於社會實踐體系中來看待和分析的整體論者。方法論個人主義在英語世界特彆強盛，而最著名的整體論者都是法國人或德國人，如塗爾乾和列維-斯特勞斯，韋伯和齊梅爾等。（彼得·伯克，2010：136-140）埃利亞斯所持的，也是整體論的個人觀，他認為罔顧個人的個體性與社會性都來自於個人居於其中的社會，而憑空假設個人與社會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與不可調和，是反歷史的空洞的理論研究。

　　埃利亞斯認為，個人和社會是同一個人不同的但卻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的屬性，並且這兩種屬性處於一種不斷變化的結構之中。「如果人們將這兩者視為首先是割裂的，然後才相互接觸的，在正常的狀態下總是處於靜止的東西，就無法理解在觀念上被看作"個人"與"社會"這兩種存在之間的關係。」（諾貝特·埃利亞斯，2009，<序言>：8）他認為，必須把人的行為理解為個體的人的社會性。人際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禁忌，人的難堪與羞恥感和自我剋制。這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古人所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埃利亞斯要通過一本厚達六百來頁的書來論述。

埃利亞斯認為，將個人與社會對立，仿若個人可以是脫離社會的個人，社會可以是沒有個體的社會的對立假設，正是帕森斯的靜止的「社會體系」社會學的前提。他認為，帕森斯憑空提出個人與社會、「自我」與「體系」這樣一些相互區別且無法調和的對立概念，以「結構」、「狀態」這樣一些靜止的概念消弭社會變化和變化的過程。帕森斯把變化的過程簡化為狀態，認為任何一個社會在通常的情況下都處於一種穩定不變的平衡狀態，社會變化只是處於平衡狀態的社會制度在外界干擾下所出現的一種偶然現象，社會必將重新力求達到一種新的平衡，形成新的均勢和體系，變化只是兩個正常狀態之間的過渡狀態。社會與社會制度被視為一種靜止狀態的體系，社會變化、進程和發展，對於社會體系及其結構、功能來說毫無意義。（諾貝特·埃利亞斯，2009，<序言>：7-9；24-39）

　　18、19世紀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 是指超然於國家之外的人類共同生活。而20世紀的「社會」是民族主義色彩較淡的「民族國家」這樣一種理想。新掌權了的統治階層的希望和理想不在將來，而在於維持現狀和目前的社會，這兩個工業階層逐漸把自己與民族等同起來，這更堅定了他們把自己的民族視為人類生活中具有最高價值的民族。帕森斯的「社會體系」所表達出來的社會圖像實際上就是一種民族的理想：所有屬於一個民族的人都在同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中遵循著同樣的標準並追求著同樣的價值觀念，所以在共同的生活中他們一般總是能夠協調一致的。它是從對民主的民族國家的想像中抽象出來的。19世紀的發展模式把未來理想化，而社會體系模式則把此時此地所存在的國家體系理想化。（諾貝特·埃利亞斯，2009，<序言>：19-22）他認為，20世紀的社會學家直接對發展模式，對有關社會長期發展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本身提出了質疑，並將其徹底否定掉。

　　在歷史人物與政治情勢、經濟與政治、理智與情感這樣一些我們所熟悉的二元假設問題上，埃利亞斯所呈現的德國思想家特有的整體觀色彩也很強烈，但卻更讓人信服。他指出：「任何時候，推動文明的進程的原動力，都不是"經濟目的"和強制自身，也不僅只是政治動機和發動力。對體力暴力實施和對經濟的消費與生產資料進行有序和無序的獨佔都是相互聯繫的，並非一為本來的基礎，另一個僅僅是什麼"上層建築"。在社會的組織中，按其水平，兩者共同生產特殊的緊張狀態，推動社會組織發生變化的緊張狀態。兩者共同構成了將人相互聯結了起來的鏈條的大廈。在永久的相互依存中，都是有相同的相互交織關係的強制在運作。」（頁520-521）他指出，在社會尚未形成緊密聯繫，各個階層與群體單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時，暴力獨佔尚未形成，大小領主的領地的命運常常受到較大的偶然性的限制，如領主是否長壽，有無子嗣繼承產業，家族親戚關係等等。但到了暴力獨佔的形勢出現，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加強，所有階層都仰仗獨佔者的機遇分配，且獨佔者對暴力與經濟機遇的分配已超出他個人的掌管範圍，而成為專司其業的某一階層的職能，政治的命運與個人的命運某種程度上已經分離，職能分工和相互依存網路使得專制君主/國家的軍事、中央機構與財政經濟的管理呈現非人格化的傾向。（頁238）他提出，對於歐洲封建化的社會進程的研究，只想到個別發起者的傾向，社會變動只問及單個首創者的思維定式，或者在社會變動中只看到司法體制，只尋找由這個人物或那個人物所首創的例證，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這些進程和體制對於深思之人變得無法理解。（頁257-258）

　　人們往往認為，那些用以調節人的行為與其內心恐懼的戒律，是外在於人的東西。但埃利亞斯指出，使人不安的恐懼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人性，並且是人性的一部分。「潛伏於或熾燃於個人身上的恐懼的強度、性質和結構，從來就不僅僅取決於他個人的品性，它歸根結底是由歷史、他和他人關係的建構、其所在社會的結構決定的；並隨著這一切的變化而變化。」（頁527）他說，無論是對研究社會歷史者，還是對研究思想史者來說，一邊是「社會」，另一邊是人的思想世界，是人的「觀念」，這是兩個不同的形體，都要使其分家。我們也常常這樣來理解理性化的過程，認為心理，人的整體心靈，是由不同區域組成的，它們互不相干地運作著，可以分別加以觀察。它一邊是人的「理智」或「觀念」（自控），一邊是本能的情緒與激情（控我或潛意識），文明人可以單獨啟動理智而不觸及感情，野蠻人才為本能衝動所驅使。他認為，這樣一種研究固守於自控和控我的結構之中，對本能和情感結構相應的變化不加註意。「只有隨著人際關係的變化同時把行為和心理結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那才能真正理解觀念和思維形式的歷史。」（頁489-491）

社會的文明化：國家從何而來？

　　文明的進程既是心理現象，也是社會現象。前文已述，文明簡言之就是人的心靈結構的變化，再確切一點說，便是人的行為的自我強制機制的形成。《文明的進程》的論述方式是先探討個體的人的文明化，再討論社會的文明化，即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是如何發生和出現的。但正是社會的文明化，正是暴力壟斷與專制宮廷的出現，才出現了人的行為的強制與調節，出現了個體的人的文明化。埃利亞斯認為，在歐洲出現的個人的「文明」行為的結構，與「國家」的組織形式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歐洲中世紀早期甚為鬆散的社會，之所以會變成一個內部和平、一致對外的「國家」，便與個人的文明化直接相關。

　　埃利亞斯的研究時段是在11/12世紀-18世紀，但研究重點是在15、16世紀這一中世紀行將結束、以文藝復興為標識的西方近代社會的開端這一時段。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的大廈傾覆之後，歐洲便陷入了戰亂紛爭之中，在這長達一千年左右的中世紀里，歐洲普遍形成了領主-封臣的效忠關係與采邑制。領主為了取得自由騎士的效忠與軍事義務而分封土地給騎士，但自然經濟條件下土地便是最大的財富，騎士一旦獲取封地成為領主，他在自己的領地上擁有政治、經濟收益和司法裁判的所有權力，對領主的保護需求微弱，便容易離心（除非有勢力強大的外來戰爭或暴力的侵奪）。由於大小領主的領地之間自成封閉的系統單位，所以相互間的依賴關係很小，倒是領主對封臣的效忠需求一直大於封臣對領主的保護需求，因此整個中世紀大領主始終面臨的問題便是僕從獨立化。大領主攻城略地，分封土地給自己的家族與親信，希望降低離心力，但一旦和平的時間過長，相互間的親緣關係淡漠，封臣（騎士貴族）便出現離心傾向。在這樣一個封建的、主要是自然經濟的國家裡，一旦中央領主沒有完成其抵禦外族侵略這一最重要的任務，一旦顯示出「軟弱」，各個領地的離心傾向便會加強。即使有幸不斷取得戰爭勝利，但中央領主行使支配權的統治區的大部分逐漸會轉入地方領主的手中。（頁242-247、249-254）使國王戰勝離心勢力的最根本的因素為保家衛國和攻城略地，但軍事、地理和國王個人才能與機遇的限制總會使得他能擴張和重新獲取土地與土地分配權的機會極為不穩固。後人知道，用培養現代官員和官僚體系的辦法可以克服國王對封臣的依附關係，但當時缺乏制度設立的經濟前提。特定的統治形式和特定的統治機器和某種經濟形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自然經濟下難以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形成穩定的、主要以和平手段進行工作的、並一直受到中央監控的統治機器。

　　上述情形的轉變的關鍵在於商業化與貨幣化。在自然經濟佔主導的社會，人們自給自足，生產者也是其產品的消費者。後來慢慢有變化，在生產者與最後的消費者之間增加了加工者和分配者。隨著經濟獨立的手工業者的形成，產品交換經過更多的人手交換環節的延長，交換運作的網路也隨之複雜起來，貨幣產生。分工和交換日趨複雜和活躍，於是對更多貨幣的需求產生。貨幣事實上如同社會組織的化身，只有在一個交換社會的內部形成了較長的鏈條，亦即有著一定的人口密度，亦即在較大的社會聯繫和較細的社會分工的情況下，人們才需要貨幣。（頁253-255、272-284）

　　在11世紀前後，歐洲經濟緩慢復甦與成長，貨幣經濟逐步發展並取代自然經濟。這對騎士貴族和國王國君產生了極為不同的後果。地區內貨幣流通量越大，物價上漲也越急劇，這對於擁有大量不動產如土地的人最為不利。於是所有收入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階層，有著固定收入的人，都處於不利地位，那些從其田產中取得固定收益的騎士貴族與領主受到的損害與打擊最大。物價上漲與貨幣貶值是商業發展與貨幣經濟發展的表徵，但11、12世紀開始的緩慢的物價上漲，到了16世紀則以特別快的速度發展。於是貴族與領主收入銳減，有些生活水準下降，底層的更是入不敷出，陷入困頓。有人受損就有人受益，市民集團和國王便是貨幣經濟的得益者。市民集團（更確切地說是居於城市的商人階層）本身便是商業化催生出的集團，是其中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國王通過向城市提供保護有權徵收賦稅，因而收入隨著貨幣流通量的增加而增加。

　　在國王或者說中央政權財政機會增長的同時，其軍事機會也相應增長。「支配全國稅收者較之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可能僱傭到更多的武士；同時這種人不那麼受到兵役的制約，封建扈從基於土地分封而有義務服兵役。」僱傭軍後來成為固定的體制，再後來便是常備軍的建立，但常備軍建立的前提是稅收日益增加，人力供應過剩，在軍隊給養和人員補充上能做到充裕。另一個前提是統治區的中央政權有著「專制」的性質。（頁237-238）

　　戰爭技術的變化也有利於中央集權的深化，15、16世紀最有革命性意義的軍事變化便是火器的出現及緩慢推廣，火器使得步戰的平民群眾在戰爭價值方面優於人數有限、進行騎戰的貴族。戰爭技術的發展對騎士貴族階層最為不利。步兵在戰鬥中的重要性勝過了騎兵。騎士的優越性及其對武器的壟斷都隨之被打破。那種只有高貴之人、只有貴族方可成為武士的狀況發生變化，貴族逐漸成為賤民隊伍中一名「吃餉的軍官」。騎士階層對武器或軍事的壟斷隨之轉移至該等級中的個別人，也就是提供得起軍隊和戰爭裝備的國王或國君手中。國王「依靠整個地區的稅收有能力為最大的軍隊發出薪餉。於是相對自由的武士貴族，變成了領取中央薪餉的軍官」。（頁238-240）騎士貴族在軍事上的衰落並未使得這一階層馬上消失，很大一部分貴族迫於或惑於新的機遇而服務於國王或國君，後者能出價養活前者，為他們提供經濟機遇。於是騎士階層轉化為宮廷貴族，國王收編騎士對暴力的占有權。

　　到騎士轉化為宮廷貴族，是否國王所面臨的離心威脅便完全消失？15世紀之前，國王所面臨的分離勢力是其統治區域內大大小小的封臣，僕從獨立化是整個自然經濟佔主導的中世紀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到了15、16世紀，騎士貴族轉變為宮廷貴族，依附於國王提供的金錢與經濟機遇而生存，但國王家族內部親緣成員--親王、大君、大公等所據守的各個領地也同樣出現了離心和權力爭奪的威脅。即使到了15世紀以後，國王家族的成員也往往擁有一省的行政長官、軍事司令的職務，並且有其領地，他們不斷加入到反對中央政權的行列。待到騎士貴族和王族成員的領主權都被收編，暴力獨佔或暴力壟斷才基本實現。到中央政權取得勝利，完全取得暴力獨佔時，宮廷便起著監督站的作用。專制統治與集權的特徵，是必須「對中央領主統治區所發生的一切進行儘可能精細監控」，否則無以實現中央領主的協調職能。（頁415）

　　對貨幣地租或稅務的集中化支配，亦即稅收獨佔，同暴力獨佔一起構成「國家」的後盾。稅收開始只是偶爾為之，卻常常激起反抗，連年戰爭往往使得助稅成為經久的現象，法國在百年戰爭的過程中最終常規化。原因在於，在戰時，全國所有的財力與人力都集中於中央政權的手中，軍事領導的集中化，使對稅款的獨佔性的支配前進一大步。於是，「佔有土地和分封土地的國王慢慢變成了支配貨幣和分發貨幣的國王」，他以此打破了中世紀權力不斷離心的惡性循環，社會的貨幣化使得中央政權得以穩定，貨幣的支付使有關之人持久地依附於中央，才最終擊潰了離心的傾向。（頁424-438）暴力獨佔與稅收獨佔的實現，即標誌著我們所說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形成。隨著國王統治的穩固，便會從王室家族中逐漸發展出一個分工明晰的管理機構，也就是「壟斷社會化」，國王的軍事、稅務和財政先是社會階層獨佔，進而變成公共獨佔，後來變成國家的一個中央機關。

國王機制：宮廷貴族與市民階級間的平衡

　　從15、16世紀開始社會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才使得中央政權戰勝了所有的離心力而成為統治區域穩定的國家？埃利亞斯認為，這些問題牽涉到社會進程的機制問題，答案在於人們相互關係和相互依賴形式的改變。隨著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繫和相互依賴形式的改變，人的行為和本能情勢也會在「文明」的意義上發生改變。戰爭、掠奪、襲擊、打劫，這是自然經濟的武士調整其收益的形式。11、12世紀，分工、社會的商業區域日漸擴大與發展。大多數的騎士地主從這種發展中所得利益甚少，只有少數大騎士地主參與了這種發展，並從中獲利甚豐。法國在此時從自然經濟區中凸顯出兩種新的社會形式，兩種新的聚居和整合形式，這標誌著分工的發展和人際關係的密切：大封建主的宮廷，城市聚居區。「從事勞作的城市下層逐步崛起為政治上的獨立的力量--先是以職業市民階級的形象出現，最終成了政治領導，這是理解西方社會結構性特點的鑰匙。」（頁272）隨著貴族幾乎完全從政權機構中被排擠出來，市民階層取得了對於社會內部均衡關係至關重要的權力地位。但這一趨勢在英法最為明顯，在德國發展最為緩慢。

　　但當騎士轉化為宮廷貴族，市民階層受益於貨幣經濟而在政治上崛起時，國王的中央政權的集權能力強大了起來。埃利亞斯將之稱為「國王機制」。他指出，國王的權力或者說社會力量，一方面取決於各個集團之間的某種平衡，取決於各個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它們之間強烈而持久的緊張關係與利益對立。「在一個分工細密的社會裡，最重要的職能集團利益矛盾如果大到、它們之間力量分布如果均衡到既不能達成決定性的妥協，也無法進行決戰並使勝負見出分曉的地步，這邊是強大的中央政權勝利高歌向前邁進之時。」相互依存的社會職能集團或階層間的緊張格局，是中央政權「集權」的條件。（頁240、390-393、398-399）中央政權的權力增長，取決於貴族與市民之間的緊張狀態的持久存在。如果某個集團或階層過分強大，或者貴族與市民階層結盟，哪怕只是曇花一現，也會極大損害中央集權專制的權威，如英國革命。所以國王總是在貴族強勢時扶助市民階層打擊貴族，在市民階層過於強大時對貴族優禮有加以制衡市民階層。國王機制的載體便是專制宮廷和宮廷社會。宮廷的作用是將貴族養起來，完全將其掌控與馴服，並借它限制市民階層。騎士貴族變成宮廷貴族或者說廷臣，仿若寄生階層，但它是國王統治不可或缺的基礎，它使得國王有可能與市民階層保持一定距離，正如市民使得國王有可能與貴族保持距離一樣。貴族是社會中與市民相抗衡的力量。沒有貴族和市民間的緊張狀態，沒有所強調的各等級間的差別，國王就會失去其絕大部分的支配權。（頁438-439）

個人的文明化

　　政治結構上的這樣一種變化，反映在社會進程上，便表現為社會職能分工逐漸細密，越來越多的人的行為一定要互相配合；行動的組織愈益精確、愈益嚴格地加以通盤安排，以使單個人的行動在其中完成其社會職能。單個人被迫愈益細緻、愈益均衡、愈益穩定地調整其行為。（頁444）這種改變不是由個別人或個別團體通過目標明確的教育來「理智地」加以實現的。改變作為整體來說，沒有計劃性。源自各個方面的外來強制如何轉變成了自我強制？愈益多元化的形式中人類的日常事務如何一步步被排擠至社會生活的後台，又如何蒙上了一層羞恥感？對於整個本能-感情生活的調節如何通過經常性的自我監督愈益全面，愈益均衡，愈益穩定？這需要我們對宮廷社會進行細緻的考察，在文明的進程中，騎士貴族的宮廷化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過程中的一個，這一過程從12世紀後便逐漸進行，直到18世紀才逐步結束。宮廷結構是我們了解中央政權的形成及其結構的關鍵。

　　實現了暴力穩定獨佔的社會，職能分工得以發展，束縛個人的行動鏈條也不斷加長，個人對他人的職能性依賴也就越大。廷臣所受的戰爭與體力暴力強制逐漸為金錢與聲望的競爭強制所取代，個人的軀體與生命免受突然暴力的侵襲威脅逐漸減弱，但在和平空間內與他人相處相互依存時個人要自我強制，剋制自己的感情衝動，不對他人動粗，於是個人的行為和情緒表達開始慢慢規範。（頁446-450）可見心理自我強制機制的獨特的穩定性，與對體力暴力獨佔建制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心理自我強制是「文明」人的最重要的特徵。這種自我強制使得個人的行為與全部激情都得到更精確的調節，抑制情緒的表達的措施朝著削弱行為和情感表達上的極端波動的方向驅動。（頁450-455）這種自我強制，首先只是生活於專制宮廷的上層貴族所進行的行為調節，後來為崛起的市民階層所模仿，於是便如水波一樣慢慢漾及所有階層（即使總的來說下層行為受到的調節較之上層有些粗疏）。於是文明化行為的準則便歷經漫長的歲月而向整個生活普及：以長遠眼光觀察事物，對情緒的適度控制，對情緒進行更為精確的調節，形成自我強制的機制。（頁459-464）

　　但我們還需要考慮個體的人的心靈結構在這樣一種細密化的社會依存網路和君主、貴族、宮廷詩人與貴婦和平共處的宮廷社會中，是如何發生變化的。關鍵因素在於羞恥感與恐懼，在於外來強制轉化為自我強制。人的心靈結構中羞恥感與難堪感是其本能，羞恥感是一種特殊的衝動，是一種恐懼，在某種誘因之下會自動地、習慣性地再生產出來。表面看來，是一種對社會境況下降的恐懼，是對他人優越或自身優越喪失的恐懼；不過究其實，它也是不快或恐懼的形式。（頁496）羞恥感，對戰爭的恐懼，對上帝敬畏，負罪感，對懲罰和失去社會威望的畏懼，對自己的畏懼，對委身於自身本能的畏懼，所有這一切的恐懼都是由他人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只有人與人之間形成緊密的相互依存網路，這種恐懼與羞恥感才會生髮。（頁527）

　　以往人們常常認為，人的本能與理智常常衝突，抑制本能才能理智。但埃利亞斯提出，羞恥畏懼（本能功能）的強化與理性化（自我強制與監督功能）的加強恰是同一過程。在同一歷史時期，理性化推進的同時，人的羞恥與難堪的閾限也在向前推進，越來越多的行為成為禁忌。開始時外來強制通過強烈的社會結構轉化為自我強制，包羅著人的行為自我強制的環圈越是包羅得多，越是細密複雜，對於違犯社會禁律的懼怕就越是強烈而鮮明地具有羞恥感的性質。（頁497-498）16世紀以後市民階層的崛起，對喪失了領地、自由與體力暴力權力的宮廷貴族來說，有著莫大的威脅。一開始，宮廷貴族為了在排斥武力的宮廷社會生存下來，為了獲得恩寵，開始進行行為調節，剋制自己的行為，逐漸培養和訓練自己的行為舉止的雅緻化。後來，這種外在強制逐漸成為內化為自我強制，隨著貴族與市民階層間生活水平與行為標準的巨大反差的消失，行為舉止與情感塑造的強制化與精細化成為貴族表明自身優越性的標識，對於貴族而言，嚴格的行為調節與自我強制，既是一種威望手段，也是統治手段。（頁515、529）所以，「文明」首先是朝著情感控制越來越嚴格、越來越細膩的方向發展的個人的結構變化，由羞恥感和難堪界限前移所造成的人的感受的變化以及在就餐方面由餐具的多樣化而引起的人的舉止行為的變化。但這種變化的發生由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所決定。

不同「民族性」的社會發生機制

　　《文明的進程》第一章討論的便是英法德各國國家「氣質」的不同。雖然「文明」這一概念都表現了西方國家或民族的自我意識，但是「文明」與「文化」在英法和德國之間含義的差異讓人極為不解。「文明」在德國僅指那些有用的東西，比「文化」次一等的價值，如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現象。「文化」強調的是民族差異和群體特徵，是和英法所說的「文明」相當的概念，為何會有這種差異？（頁1-3）

　　各國的不同也要從10世紀講起。10世紀德法在解決僕從獨立化的問題時，各自推行了不同的政策。德意志統治區的鄂圖一世將受封者的活動範圍縮小，限制其職權；另一方面他賦予神職人員以某一地區的統治權，其繼任者比他本人還要堅決地貫徹了這一方針。鄂圖一世認為這將最終會遏制中央政權的大員向「世襲地產貴族」蛻變。結果神職統治權也轉變為諸侯國，高級神職領主與高級世俗領主都成為威脅德意志帝國境內中央政權的離心勢力，地方領主的支配權和獨立性得以加強，而中央政權持續軟弱無力。（頁248-249）法蘭西的高級教士幾乎無人成為較大的世俗領主，主教的大部分地產分布於地方領主所管轄的地區，處於騎士不斷的攻襲之中。為了保護自身，他們對於中央政權的強大深感興趣。這種教會和王室利益的一致性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這是最終導致法國的中央政權較早戰勝離心傾向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頁399）11、12世紀，騎士與教會間的矛盾是法國社會的中心張力，12世紀以後，騎士與城市及市民集團的對立又轉化成為中心張力。於是，法國國王或者說中央領主便有了新的重要性：最高協調器。（頁401）

　　到了暴力獨佔基本實現，英法的騎士貴族轉變為宮廷貴族。在法國，國王對貴族格外防備，除了狹義的宮廷機構的職位由貴族佔有以外，不允許貴族掌握任何政治職務的權力，市民階層很早就參與了統治與管理，他們甚至擔任了政府的高級職務。在法國的中央機關里，整個行政機構為市民階層所獨佔。在法國，市民階層知識分子和中等階層中出類拔萃者較早被宮廷社會的圈子所吸納。市民階層既得以同貴族階層接觸與融合，也很早就得到了政治訓練。18世紀時，至少是市民階層的上層人物，與宮廷貴族之間在習俗方面就沒有明顯區別了。17世紀，市民階層的上層要求享有和世襲貴族一樣的特權，而貴族抗議宮廷機構的職位和貴族頭銜可以買賣，這說明貴族市民化與市民貴族化的雙向運動一直持續地在進行。

　　從18世紀中葉起，行為和習俗隨著中等階層的迅速發展，或者換言之，隨著宮廷社會吸收了中等階層上層人物後的不斷擴大，而逐漸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並沒有阻礙17世紀宮廷貴族傳統的延續。宮廷市民和宮廷貴族說的是同一種語言，讀的是同樣的書，在某一層次上，遵從同樣的禮儀和規矩。當社會與經濟比例的失調打破了舊制度的結構時，當市民階層成為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群體時，原來為宮廷所特有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宮廷貴族和宮廷化了的市民階層與其他階層相區別的那些社會特徵，在一種愈演愈烈的擴展運動中以某種方式演變成了民族的特徵。諸如行為方式和習俗的形成；交際形式及情感方式的形成；重視禮儀、斟酌詞句、注重交談能力和發音的清晰等等。所有這一切最早都是在法國宮廷內部形成的，然後才通過連續不斷的擴展運動逐漸從社會特徵演變成了民族的特徵。（頁413、33-34）也就是說，法國的特性或民族性是專制宮廷賦予的。英國的市民階層和貴族階層發展較為均衡，且雙方很早便能形成聯盟進行一致行動（如逼迫國王簽署《大憲章》），市民和貴族階層最終形成共同的長遠眼光，形成按照共同模式進行的強有力的自我控制。

　　德國因為暴力獨佔與權力集中不足，貴族的許可權無法得到限制。在為數眾多的德意志領主國中，貴族尋找並能得到的除了軍事職務外，還有行政管理和法院、高等學府的職務。大多數的國家高級官員在德意志諸國為貴族所獨佔。德國的城市組織形態極為富有而獨立，等級間的界限又極為分明，於是市民和貴族間的滲透與融合無法實現，兩個階層相互間不存在什麼關聯。在很長的時期內，無論是稅務獨佔，還是警察和軍隊獨佔這樣關鍵性的位置差不多完全由貴族所獨佔，而市民也習慣於這種強大的、外部的國家權威，這種習慣為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德國貴族一直沒有受到大的衝擊，德國市民階層由於經濟上的不發達，其自身的力量一直到19世紀都還相當薄弱。由於德國市民階層經濟上的落後和長期被排斥在國家主要職務之外，德國中等階層與宮廷貴族的社交聯繫很大程度上被切斷，宮廷社會的行為方式無法向社會其他階層滲透，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無法實現。（頁413、33-35）

　　在德國，處於中等地位的知識分子階層主要是由國家公職人員和廣義上的國家公職人員所組成。他們不屬於宮廷、上流社會，也沒有廣大的市民階層作後盾。牧師和教授是中等階層出身的國家公職人員和知識分子的兩個最重要的代表，他們也標示出作為德國中等階層文化的社會支點是大學。大學對德國文化起著最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它連續不斷地向全國輸送一批批新的畢業生、教師、牧師和中等國家公職人員，隨之也給社會帶來了一個打上某種烙印的觀念世界和某些理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德國的大學是與宮廷對峙的中等階層的中心。宮廷社會的不發達使得知識分子與文化的集中不可能，最重要的交際手段是書本，德國知識分子所發展的更多的是一種統一的書面語言（行政公文），而不是統一的口語。（頁22-25）

　　德國這種暴力獨佔的建構方式不是強制個體學會與他人合作和相互依存，而是強使個人從小就習慣於服從他人，聽從外界的命令。德國的社會結構，起初會導致市民階層的一種特殊的自我意識，他們對行政和統治事務心有貶斥並敬而遠之，導致了市民階層對內在精神與文化價值的特別的推崇。（頁517-518）使18世紀中等階層知識分子地位合法化，並使他們建立起自我意識和引以為榮的，是在德語中被稱作「純粹精神」的那種東西。這些東西無一例外都在經濟和政治的圈子之外，它們是書籍、科學、宗教、藝術、哲學、個性、豐富的內心世界、人格以及個人的「教養」。這一「教養」主要來源於書本。與此相符的是，反映德國知識分子階層自我意識的口號，如「教養」和「文化」，正好與法國和英國市民階級上升時期所提出的口號相反。德國知識分子把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把純粹的精神的東西與政治、經濟和社會完全區分開來。（頁25）在德國，中等知識分子階層才是德國特性與文化之所在，是這一階層塑造了近代德國。「文化」是德國中等階層反對貴族的工具，後來成了民族精神和自我意識的傳達方式。但德國中等階層上下無所依的狀況使得他們反對上層社會的鬥爭極為膚淺，他們針對的主要是宮廷貴族的「教養」和行為方式，而很少抨擊其政治、社會特權。

　　英國在百年戰爭之前是作為法國的屬國和殖民地而存在，百年戰爭被法國趕出大陸，自此據守海島，海島上的社會結構又不同於德法。英國的市民階層與貴族之間穩定的聯繫與聯盟關係，為我們提供了最佳的觀察國王機制的例證。當兩個勢均力敵的階層相互爭鬥時，國王的權力強度最大；當雙方結盟，國王的決策範圍受到限制。

埃利亞斯告訴我們什麼？

　　埃利亞斯告訴我們，各個國家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民族性是各國利益格局與社會結構不同所致。西方人所自豪的文明，也是西方社會發展到18、19世紀才實現的階段性成果，是長達8、9個世紀的商業化與貨幣經濟所帶來的人際交往網路的複雜化與細密化的結果。當20世紀20年代前後，帕森斯的社會體系模式及其所暗含的西方民族國家的優越感大行其道時，不同於西歐國家的國家與社會便被貼上了「愚昧、骯髒、落後」的標籤，一個非常流行的隱喻便是疾病，比如中國人近代所被指稱的「東亞病夫」。

　　它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是，我們應當如何利用這樣並非有鮮明的歐洲中心主義的著作中的思想，來重新反觀和認識我們自己的社會與歷史。如果歐洲在實現暴力壟斷前，殺戮、殘暴等未曾馴服的攻擊欲是常態，如果專制宮廷幾個世紀規約的上等人的行為都包括餐桌禮儀、吐痰、大小便等行為舉止，如果西方國家今天到處推銷的文明與自我強制規範，也不過是18、19世紀才成型的文明成果，我們有什麼理由將傳統中國成功實施的人事控制與地方管理、皇權內部的權力配置形態不假思索地斥之為「愚昧」「落後」或「腐朽」？埃利亞斯所提出的「暴力獨佔」、「稅務獨佔」和「國王機制」，在傳統中國的權力配置中處處可見，比如科舉制對中國社會的作用可比之於西方的專制宮廷對騎士貴族的作用，清代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小相制」、「內外相維」的對權力的縱向節制和橫向縱橫協調機制，權力設置上的京官與外放大員間的互相掣肘與「離間」，是否可比於國王機制？它的利弊又在哪裡？

　　德國的社會發展不同於英法，但德國人並不為此感到底氣不足，各自的民族性來自各自社會的生存結構，又牽引各個國家走向不同的未來。這個世界不曾見到過有如中國人這般恨不得跟自己的過去完全切斷關聯、將兩千年傳統徹底否定與打倒的民族。我們傾心於西化多年，但始終不得要領，變不成西方人，卻習慣於數典忘祖，常常拿西方歷史做審判中國社會與歷史標準的人們，讀過《文明的進程》，有誰敢說西方一直文明，自始至終都該是我們的歸宿？埃利亞斯是否能讓中國人明白，須要好好潛心研究自己生存於其間的人際網路結構與經濟結構，對歷史有起碼的尊重與敬畏，而不是拿著西方靜止不變的社會體系模式下的「文明」標準，永遠把中國的歷史定格在靜止、落後、腐朽的畫面中？

　　參考文獻：

　　（英）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德）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