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夫：中國和俄羅斯為何有很多共同命運？

那小兵：我曾把您的《現代蒙古帝國》和文安立的《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做了一些對比，發現其中有這麼一個基本區別：文安立作為一個英國人，他看中國歷史是從一個純粹西方人思維分析角度出發的，而你作為一個西方人卻把自己當成一個東方人來看中國，這其中有何道理？

莫洛夫：我依然在修改《現代蒙古帝國》這本書，與英國人文安立一樣，我對冷戰歷史非常感興趣，只是我傾向於從俄羅斯人和中國人的角度解讀這段歷史，而不是從美國人和歐洲人角度看這個問題。我想從中達到一個目標，那就是解釋為何俄羅斯和中國在過去三百年中所經歷的命運竟然如此相似。西方學者不同，他們喜歡把中國和日本，韓國，乃至印度比較，這種分析思路太注重人種和地理的表面形態，但缺乏對中國內心世界的剖析，看上去「客觀」，其實非常主觀。也正因為我這種觀點在西方國家不受歡迎，我只能寄望於私媒體中做某種分享了。我也希望藉助鳳凰這個平台，讓中國讀者了解這個世界上，除了美英對中國有獨立解讀，俄羅斯人也對此做出了努力。

蒙古帝國給俄羅斯帶來了集權政治文化，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同樣的集權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僅是一種臨時體制，而是經過了人格內化的潛意識，因此，蒙古帝國早已逝去，這種潛意識依然存留在中國人和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裡。在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裡，從一開始便充滿著自我悲情，其次是不安全感，你不難從俄羅斯文學作品中讀出這種感情。為了彌補這種心理悲情，俄羅斯人很容易把西方人當成補償來源，樹立與西方為敵的意識，另方面被無窮盡的擴張精神驅動著。同時，俄羅斯人具有西方人一樣的宗教信仰，在科學文化方面能夠積極融入西方，這也顯示出俄羅斯人的理性思維層面和西方人非常接近。中國人在蒙古人統治之前已經有了非常成型的文化，蒙古人對中國文化表層影響非常微弱，更多的是對中國人的心理影響，這種影響非常深遠。

從蒙古人統治開始，中國人逐步失去了對國家政治的興趣，更貼切的說，中國漢人失去了主人翁精神，失去了和國家統治者溝通的興趣和渠道，剩下的僅僅是「升官發財」的功利主義。明朝的農民統治模式是這種情況的遺產，中國文化已經無法回到唐朝和宋朝那種個人主義古典文明時代。這種文明退化在清朝尤其加快，表面上康熙和乾隆把中國版圖擴大到了最大極限，可是這與漢人沒有關係，一切都來自於滿清人的政治統治慾望。俄羅斯那個時代出了彼得大帝，他雖然是俄羅斯人，但其實他和後來的德國血統卡捷琳娜都是「蒙古帝國精神」的偶像，雖然積極改進技術，但集權統治的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有著天壤之別，平民只是統治對象，卻被排斥這個權力體制之外，後果顯然是悲劇性的，按照當時人的笑話說：「一百個俄羅斯人也抵不過一個猶太人識的字多」。猶太人卻往往成為這種悲劇的替罪羊。

在中國這類例子也很多，就如我曾舉的譚翤同例子，他竟然要把中國所有長城以北的領土都賣給英國和俄羅斯換取改革經費，可怕的是他和其他康梁改革派並沒有覺得這有何不對之處。那個時代的中國忽然失去了「奴才」的帽子，卻無法找到國民的國家觀念共識，中國面臨著如何產生「國民利益共同體」的嚴峻考驗。這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依然經受嚴峻考驗，就如那個山東賣假疫苗的案例，這種難以思議的事情為何沒有發生在比中國貧窮多的多的古巴？卻發生在一個中國比較經濟發達的地區呢？我想至少古巴人再窮也依然保持著作為人類的一種基本良心，知道自己也是人類，所以不應當對其他人類加害。可是，那個賣假疫苗的人並沒有覺得這是件那麼嚴重的事情，在她看來僅僅是「被抓到」和「不被抓到」的區別。

我個人認為，文安立先生忽略了對中國人的這種內心世界的認識，茫茫然把西方人的「理性思維」衡量標準用於中國外交博弈領域分析中，無疑是「擀麵杠吹火」。西方民主制度是依賴一種理性和基督教文化基礎所產生的生活模式，西方人太習慣於把自己的文明感知當成研究對象的感知。就如王毅外長所指出的「中國人沒有你們西方人的救世主基因」，你西方人卻硬說「你中國也必須有」，這種博弈從一開始便是非對稱的，但這種分歧幾乎完全被忽略。

你不要以為譚翤同僅僅代表他自己，他要賣國也僅僅是孤立個案，如果真是這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漢奸」了。譚翤同他自己根本沒有意識到那是漢奸行為，而中國的歷史書也把他當成了改革英雄，恰恰這樣才讓這種「賣國意識」被不斷保存了下來。追溯下來，賣國是賣，賣人也是賣，賣假疫苗也是賣，最後賣自己靈魂也是賣，這個民族失去了一個根本的底線，卻毫無察覺。當年列寧就認為俄羅斯人都是「等待自我出賣的奴隸」，必須打造出一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用這群人（聖徒）來帶領俄羅斯人覺醒，否則永遠停留在奴隸心理狀態。當時的俄羅斯社會，奴隸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就如高爾基小說中所描寫的「罷工結束了，每個人都覺得老闆要報復自己，於是更加奴顏屈膝」。

我認同金哲朗先生所強調的「中國要樹立『主體博弈』外交思維方式」，中國外交應當把自己當成出發點，謀取自己最大的生存空間，這樣才不會出現「朝鮮有權發展核武自我保護」這種「為他人著想」的謬論，說白了，這就是一種出賣自我的思路。同時，我也大力推介外交學中的「邊際博弈」模式，中國人比較缺少這個數量關係概念，往往一個念頭會漫無邊際地發酵起來，你作為重要國際角色，不但要明白自己要做什麼，還要讓其他國家也明白你要做什麼，這才能最大限度達成雙贏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