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大陸實現民主政治的實驗場

2010-01-30 12: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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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鳳凰電視評論員何亮亮介紹，2009年1月27日香港立法會的會議在建制派議員離場抗議之下，因為沒有達到法定人數而流會，5名已經遞交了辭職的議員，也沒有辦法按照原定的計劃在會上發表所謂的「辭職聲明」；此舉在香港市民中引起反響。

所謂建制派，建制派就是支持體制的叫做建制派，也有輿論將他們稱為「保皇派」。與之相對的，是香港的反對派，政治上被稱為是「泛民主派」。所謂建制派在香港立法會裡佔了超過半數的力量。這個多數派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直選產生的，還有一部分是經過功能組別產生的。而功能組別正是現在香港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即部分市民呼籲廢除功能組別。

此次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離場抗議，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上，是一種好現象。西方議會通常都有一種規則，一個議會通常有幾個不同黨派的代表，如果政府或執政黨提出一個議案，反對派它不想讓這個議案通過的時候，他們通常讓自己這一派的議員不停發言來拖延，少數派就是這樣千方百計地阻撓這個議案的表決。亞洲的日本、台灣也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現在香港也開始出現這個情況了，因為反對派在香港立法會裡面是少數。反對派就多次使用過這樣的戰術。另一種戰術就是流會；所謂流會，是因為立法會開會有一個法定的標準，出席會議的人數必須過半，如果出席人數不過半的話，那麼立法會的會議就是無效的，就形成流會。香港回歸以後有過4次立法會流會的情況，全部是由反對派來搞的，當要討論某一個話題的時候，反對派的議員就全部離場了，離場之後就造成在立法會開會的議員達不到法定人數，就流會了。而1月27日的流會，卻是香港的建制派的議員第一次使用這樣的戰術。使用這樣的戰術的目的，就是要阻止5個辭職議員在1月29號生效前的香港立法會在1月份的最後一次會議里發表政治聲明，阻止再一次的抗議功能組別，要抗議香港特區政府。建制派議員在會議中走了30人，使得5個已經辭職的反對派議員就沒有辦法把立法會再作為舞台來發表談話。

最近在香港，「泛民主派」推動「五區總辭」，並要把「五區總辭」變成「五區公投」；「五區總辭」之後要進行補選，「泛民主派」要把補選變成一個公投，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實行雙普選。

其實，「泛民主派」推動的雙普選，並不是什麼「禍國殃民」的舉動，而是既符合西方民主潮流又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正義之舉，得到了香港人民的廣泛支持；中央政府也是支持的，分歧僅僅在時間問題而已；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做出決定，同意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雙普選。而香港「泛民主派」則要求在2012年就實行雙普選。這種在時間上的分歧對立，造成香港社會民意的「起義」或者是政治力量的對立。

民意的對立，香港建制派和反對派之間的黨派鬥爭，使香港出現一種新的政治生態，也給香港政府出了一個難題。有評論說，香港政府對目前香港政治生態以及整個社會的變化反應是比較遲鈍的。香港社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是由英國殖民者建立起來的社會，它施行的法律一直是英式的法律，這個社會的精英特別是政界的精英，基本上以前都是英國人培養出來的。香港社會整體來看，基本上又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因此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在香港的影響它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香港又是一個華人的社會，在1949年以前它更多的表現為國共兩黨的鬥爭，民眾也基本上分成兩派，對此英國基本上不予干預。1949年以後左派的力量逐漸壯大，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香港的影響非常大，左派的力量非常強。所謂左派，就是支持體制「建制派」。右派，則希望香港馬上就有普選，骨幹大多是律師等熟研法律的人士。

其實說左派都是支持體制的，也不盡然；其實香港最反體制的社民聯，就是個激進的左派政黨。社民聯有三個代表人物，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比如梁國雄就在共產主義陣營里，他永遠穿著一個切·格瓦拉的恤衫作為他的一個標誌。這些人跟那些英國培養的律師又不一樣，更多的帶有民粹的色彩。社民聯被輿論稱為一個為民請命的政治團體，有人認為它等同丐幫，將堅持扶助弱勢社群作為其政治宗旨。

除了上述傳統政團外，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化更在於湧現出來的一批年輕人，這批年輕人特點是他們沒有政黨背景，並「拒絕被任何政黨所利用」。這些人基本上對現存的香港的政治體制、政治制度是不喜歡的，他們想改變。他們沒有組織性，而是靠網路比如Twitter、FaceBook來號召，據說「很激進」、「很暴力」。

香港建制派是支持政府的，可以說是既得利益派。泛民主派和激進的左派比如社民聯等，則時常杯葛政府，在立法會制衡政府行為。香港政府長期跟他們打交道，也有經驗。但是，面對這些來無影去無蹤的所謂80後的年輕人以及以民粹口號為號召衝擊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香港政府顯得有些淬不及防，不知如何是好，因為過去他們不需要面對這些。香港政府現在面對這些人，顯得束手無策，比方說「全民起義」。「全民起義」這個詞，只要是懂中國人的都知道，不管政治立場是什麼，「起義」的意思它就是要推翻現在的政府，甚至是用暴力。這個詞的英文叫Uprising，Uprising在英文裡面就是用武裝要去推翻一個政府。

目前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化，目前來看主動權還是在反對派那邊，因為反對派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衝擊現行的秩序。建制派過去比較溫和，現在也開始學習議會的規則，比如「流會」，不讓對手的目標得逞。香港政府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應對，對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大考驗。但明顯的是，如果香港政府這些高官的策略、態度不改變的話，將會越來越困難。

有人把香港建制派還有反對派之間的政黨鬥爭，比成是台灣藍綠陣營在立法院的一種角力。香港和台灣的政治生態表現雖然不一樣。但確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即香港出現的這個趨勢，有點像這種藍綠陣營。台灣以外的人，不管是中國內地、香港或者是海外的華人當中，人們往往都很不理解為什麼台灣這個民進黨就有那麼一批鐵杆的支持者，甚至像陳水扁那樣誰都看得清楚他是在貪污、他在腐敗，可是那些人還支持他，包括「台獨」，都有它一些鐵杆的支持者。如今，這個情況香港也出現了，只不過場面沒有那麼大。而且香港「綠營」人數可能沒有台灣那麼多，但氣氛有點像。就在1月27日晚上，立法會流會後，5個辭職的議員和民主黨原主席李柱銘，就在立法會外面舉行了一個群眾大會，這個群眾大會從電視畫面來看，也是相當的亢奮，有人居然高呼「要解放香港」。「解放」跟「起義」，含義不謀而合。台上有人在「為什麼香港沒有民主？所以我們要公投」，下面的民眾就跟著高喊、亂叫「公投、公投、公投」，這個氣氛就有點像台灣了。

「五區總辭」和所謂「公投」，以及「解放香港」、「全民起義」，好像是非常大的政治事件，看上去很嚇人。其實，這背後是有相當大的水分，有必要澄清。「五區總辭」源於2009年7月港府提出2012年的香港政治改革方案後，引起了香港的激進反對派政治勢力的不滿。為了表達對這份政改方案的抵制和抗議，他們提出由反對派聯合起來，在香港的五個立法會選區內，各指派一名立法會議員辭職，以產生五個空缺席位。然後，他們再通過補選的方式，重新選回來。也就是說所謂「五區總辭」並不是指反對派全部辭掉他們的立法會議席，而是每個區各辭掉一名象徵性地意思一下。至於「公投」，這個詞對大陸民眾來說挺耳熟，前幾年陳水扁在台上的時候，民進黨就經常說要搞什麼「公投」；但香港「公投」與之有很大的區別。陳水扁玩的「公投」是「法理台獨」，有實質內涵，要發「公投選票」，由民眾一人一票進行投票。而香港的「公投」沒有「公投票」，也不用真投票。他們只是把這次辭職後所進行的立法會議席空缺補選，說成是「香港市民對2012年港府版政改方案的公民投票」，最多只能說是一種「想像中」的虛擬「公投」。而且這種「公投」，不管投票結果如何，都不會對香港的政改進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和約束。

當然。沒有實質性的作用，指的是法律上的，並不意味著政治上沒有效應。這次行動可以產生非常大的政治影響。首先，我們知道，對於香港的反對派來講，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爭取在2012年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雙普選」。而在這一方案已經被中央政府否決了的情況下，他們將這次立法會議席空缺補選包裝成「香港市民的公投」，實際上是在通過曲折的途徑變相地表達「雙普選」的訴求。其次，可以通過這場秀，充分調動起支持者的參與熱情，宣揚「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第三，以這種被調動起來的民意，給港府和中央政府施加政治壓力。所謂虛擬「公投」，不管結果最終如何，只要能夠調動起香港民眾的情緒，並且引起香港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所謂「解放香港」、「全民起義」，表面嚇人，其實更是一種訴求的表達方式而已，完全用不著神經兮兮地高度緊張。比如說香港它在2003年有近100萬人遊行的時候，它也沒有起義；要知道，那麼多人在街上，但是它沒有發生任何暴力的事件。如果這種狀況發生在大陸，恐怕難以想像。1月27日晚上4000人參加的抗議晚會雖然很熱鬧，要「解放香港」什麼的，卻沒有任何大陸群體事件中所謂的「打砸搶燒」事件。具有西方民主風氣洗禮的香港人民，絕大部分民眾是懂得民主政治並不能用極端的暴力來爭取的道理。而在民主社會，所有的和平集會抗議和遊行示威，其語言上的過激或偏頗，都不會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恰恰相反，適應這種民主政治生態，更有利與維護社會的穩定、維護法制和人權。

應該說，這場「五區總辭」和「公投」，最主要的是為了在香港的民間和基層，積聚成一股挑戰、制衡政府的政治能量。而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其演變成一場香港的「公民社會運動」。所以像現在這個局勢，它不僅是對香港政府是一個考驗，對香港的各派政治勢力是一個考驗，對香港的民眾，也是一種鍛煉。

憑心而論，這些年來，在中央政府惠港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在施政尤其是在改善香港的經濟民生上，做得還是非常不錯的。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有關方面在對香港進行有效管治方面，逐漸積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傳統智慧，那就是，搞好經濟，改善民生，爭取讓人人有工做，同時政府多多派糖，讓人人都有碗飯吃，消彌社會矛盾。但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並沒有因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生的進一步改善而得到有效化解，香港人民對民主政治的欲求越來越熾烈，說明所謂「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論的再一次破產。人民，不僅僅需要吃飽肚子的權利，而且還需要民主政治賦予的其他各種權利。

鳳凰電視評論員何亮亮說，香港這個社會跟台灣不一樣，台灣民進黨的支持者，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南部，而且是在農民當中，在那些收入比較多的同時，教育程度也比較低的農民，可以說你很容易去利用他們，去糊弄他們；而在香港社會這個情況跟台灣不一樣，香港社會總體的情況來看，中產階級是大多數，而中產階級最大的特點是比較溫和的，他們反對激烈的、暴力的行為。然而我們看到，香港民眾跟台灣民眾一樣，在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當年民主化浪潮席捲台灣，主力軍就是台灣的中產階級而並不是所謂「教育程度也比較低的農民」。

香港的「五區總辭」和所謂「公投」，以及「解放香港」、「全民起義」浪潮，告訴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那種過去賴以依靠的治港「傳統智慧」正在遭遇新的挑戰，治港需要新思維。與此同時，香港的民主化浪潮必將深刻地影響中國內地。儘管大陸媒體以及香港中資媒體如何醜化香港民主化訴求，但正如市場經濟當年如何被大陸醜化一樣，最後還是不得不恢復市場經濟的本來面目，並被逐步地徹底接受。

人們會逐漸認識到。香港的一些政治精英，這些人並不是「基本上是無理性的」，也不是「不管中國怎麼進步，他還是反對中國，或者他討厭中國」；而是真正推動中國進步、民族復興的優秀力量。香港的政治生態的變化，正在起到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政治的實驗場的效用。因此，中央政府在香港引領的民主化浪潮面前，其「傳統智慧」也正在遭遇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