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後半生（2）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學註冊處入學通知三個月後，張愛玲離開上海，經廣州搭火車抵深圳，從羅湖橋出境香港。這年她32歲。

海外寫作的境遇

《秧歌》是張愛玲離開上海到香港後用英文寫的第一部小說。1953年出版後，她主動寄了給胡適。1955年胡適回信，對《秧歌》評價甚高：「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今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對於《秧歌》以及一年後發表的同為長篇的《赤地之戀》，張愛玲寫的序和跋里都隱約看得到寫作者期待被外界了解和接納的那一點急切，這和上海時期的張愛玲似已有了差別。1944年她在上海參加一個女作家聚談會時，曾回答取材範圍的問題，自信「女人在活動範圍上較受限制，幸而直接經驗並不是創作題材的唯一源泉」。但在香港寫這兩本小說時，張愛玲顯得不像從前那樣「無所謂應當」。

此時張愛玲已放棄在港大復學的打算，因為想到日本找工作，又錯辭了尚在爭取中的獎學金。她得到為美國新聞處翻譯《老人與海》等文學作品的差事，並因此認識了對她後半生影響頗大的美新處的宋淇和麥卡錫。但翻譯只是臨時生計，張愛玲想用英文寫作來進入美國文壇。《秧歌》中文單行本先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了，一年後英文版才經麥卡錫促成在美出版。《秧歌》的後跋里，張愛玲開頭即寫道：「我想借這個機會告訴讀者們我這篇故事的來源。這也許是不智的，認為一件作品自身有它的生命。解剖它，就等於把一個活人拆成一堆臟腑、筋肉、骨骼，這些東西拼湊在一起也並不能變成一個活人。」但接下來，她仍舊還是為小說里的重要人物和情節一一說明來處。1954年10月，用中文寫的《赤地之戀》由香港天風出版社出版，張愛玲寫了篇三五百字的《自序》，仍在強調作品和真實之間的關係。「我有時候告訴別人一個故事的輪廓，人家聽不出好處來，我總是辯護似的加上一句：『這是真事。』彷彿就立刻使它身價十倍。其實一個故事的真假當然與它的好壞毫無關係。不過我確是愛好真實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實的經驗永遠是意味深長的，而且永遠是新鮮的，永不會成為濫調。」大約她也是想要說明此書並非如外界傳言，是美新處給她下單的定製作品。

1955年11月，張愛玲由麥卡錫作保，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赴美。在談到為什麼張愛玲沒有去倫敦投奔此時還在世的母親時，宋以朗說：去英國的簽證很難拿到，況且她也沒有生存來源。而《秧歌》出版後，麥卡錫為她在美國找好了出版經紀人，《紐約時報》等報刊也發過對她的書評。在這個時候，張愛玲對於英文寫作仍是有自信和期待的。

1956年3月，張愛玲獲得新罕布希爾州彼得堡的麥克道威文藝營寫作補助，在那裡寫成《粉淚》英文版。更大的人生變化是她在這裡認識了和布萊希特關係密切的德裔左翼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不到半年兩人即在紐約結婚。

到美國後的40年，尤其在丈夫賴雅去世之後，張愛玲基本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比上海時期更甚——那時候她還去參加女作家座談會之類的活動。庄信正說，張愛玲怕與人來往，怕接電話，也怕收到信，因收了便要回，對於「一封信要寫好幾天」的張愛玲是一大心理負擔。日常與她保持通信的，其實也只有幾個較為親近的友人：宋淇、鄺文美夫婦、夏志清、庄信正。即便如此，她仍有幾年才拆看一次信件的「荒唐行徑」（張愛玲語），甚而在去世後，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還發現有些信件一直沒有拆封，或者寫好的回信並沒有寄出。

前面提到的這幾個名字，幾乎是張愛玲晚年的全部私人交往——並非見兩面的訪問關係或工作、出版事務上的通信關係，而是真正和她生活保持長期交集的人。但這幾個朋友如果來訪，也會被張愛玲一再叮囑先寫簡訊寄來，說好大約哪天到，那幾天她才接聽電話，否則也是一概不聽的。

宋淇夫婦和張愛玲識於1952年的香港，其時宋淇任職美國新聞處（USIS）項目翻譯組長，因張愛玲去應聘海明威《老人與海》的翻譯工作而開始交往。夏志清教授著述《中國現代小說史》後，據他記憶，1961年3月將著作寄給張愛玲，從那以後兩人即該開始了通信，雖然都在美國，但不在同一城市，主要是通過信件往來，直到1994年5月。

庄信正和張愛玲認識得比較晚一點。1965年，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福倫茲（Horst Frenz）籌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請曾是自己學生的庄信正代為邀請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在夏志清的推薦下，庄信正請了張愛玲，並且因為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格外鄭重，特別請老師福倫茲出面親邀，而張也接受了，她在那次會上談論的是中國電影的話題。庄信正在1966年8月後曾任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中國研究中心，三年後又推薦張愛玲接任他的工作遺缺，兩人因此聯繫較多。1969那一年，張愛玲總共寫給庄信正9封信，於她平日行事風格是不多見的。雖然對張愛玲在美國的生活和寫作提供諸多幫助，包括找工作、租房、採購生活用品這類瑣事，但庄信正始終以後進身份自處，視張愛玲為導師。

另外一位和晚年張愛玲接觸多的華人，是後來被張愛玲指定為遺囑執行人的林式同，他是庄信正在美國大學時期的同學，因為住洛杉磯，庄信正就託付他照顧同城的張愛玲，比如幫忙她尋找新的住處之類。

1995年9月8日12點半，張愛玲在洛杉磯家中被發現死亡，死因為心血管疾病——宋以朗指出，這個時間是洛杉磯警署出具的死亡證書上所寫，並不是她死亡當天的日期，而是她遺體被人發現的日期。「其實去世了多少天，由法醫來判斷，但那份報告從來沒有公開過，所以那些說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沒有證據證明的。」張愛玲在去世前三年的1992年2月14日就依照當地法律立好了遺囑：將她擁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給宋淇夫婦；遺體立時焚化，不要舉行殯儀館儀式，骨灰撒在荒蕪的地方；委託林式同為遺囑執行人。她去世後，警察的通知電話就是打給林式同的。1995年11月，林發表回憶文章裡面提到，除了房東、警察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他是唯一到現場並看到張愛玲遺容的人。「張愛玲是躺在房裡唯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去世的，身下墊著一床藍灰色的毯子……她的遺容很安詳，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現時還亮著。」後來一些傳記作者描寫張愛玲死後「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穿一件赭紅色旗袍」、「桌面上攤開著一部尚未完稿的長篇小說：《小團圓》」，各種臆想性的文字至今還在網上流傳，正是他們以「張迷」的名義，將一個本性孤獨的作家附會到了獵奇和俗流之中。

夏正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張愛玲庄信正通信集》，以及林式同寫的《有緣得識張愛玲》，都成為後來張愛玲研究者最倚賴的信史資料。

張愛玲在美國的寫作，大多數仍是舊文翻寫或加寫。與美國40年生活有所對應的作品，大概就只有生前被她擱置而一直未交出版的2萬字手稿《同學少年都不賤》。女主人公趙珏有她自己的影子，折射了她多年在美國的現實生活和感受。比如，庄信正憶張愛玲晚年的閱讀大多是「時下流行的書，包括名人傳記和偵探小說」，信中向他推薦過兩本寫肯尼迪家族的書，一本《A Bridge at Chappaquiddick》，講總統之弟、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醉酒車禍而致女助手淹死在Chappaquiddick的一座橋下，她評價「像好偵探小說，又可靠」，專門買了一本寄給庄。另一本《泰迪熊》，庄信正聽她提到後去買了一本，卻「看不下去，丟掉了」。張愛玲對肯尼迪家族的這種興趣，在《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情節里就有了相應的情節，比如小說里寫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時，女主趙珏正在洗碗，「午後一時左右在無線電上聽到總統中彈，兩三點鐘才又報道總統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碗盤，腦子裡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甘乃迪（肯尼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這樣對照現實的小說情節，在張愛玲後幾十年里是比較少見的，多數時候，她都在改寫或擴寫舊作，或者如《紅樓夢魘》、《海上花列傳》國語、英文版，是在對自己一生最心愛的讀本做些研究和再譯。

可惜這本《同學少年都不賤》連張愛玲自己也認為「毛病很大」，生前只寄宋淇看過。從1978年寫給宋淇的那封信看，她曾試著修改過幾頁，但沒有寄出，後來也沒再提起過，直到1997年10月南加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舉辦「張愛玲遺作手稿特展」，《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手稿才被公開披露。宋以朗在2004年授權皇冠出版了這部中篇。但論及對張愛玲離開大陸之後的寫作之文學價值的再評價，這部小說也價值有限。張愛玲在1978年8月寫給夏志清的一封信里自述：「《同學少年都不賤》這篇小說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發現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經擱開了。」於是在小說出版後，研究者們爭論的焦點都集中於「外界的阻力」到底指向什麼？有分析說它是指張愛玲擔心因這篇小說跟胡蘭成間接產生糾葛——當時外界還不了解有《小團圓》手稿存在，這部小說2009年才出版。而大陸學者陳子善認為，「外界的阻力」無非是廣義的泛指，即外界對張愛玲期待甚高。聯想到張愛玲在和宋淇、夏志清和庄信正等友人的通信中所表現出來的寫作的壓力感，陳子善這一解讀應較為合理，即外界的期待令張愛玲感受到很大壓力，也就成為寫作的阻力。

1955年張愛玲到達美國。也成為她後期寫作的一個時間界點：前期主要是三本英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和《怨女》。《秧歌》是英文版《The Rice-Sprout Song》先出，然後她自己翻譯成中文出版；《赤地之戀》則相反，英文《The naked Earth》在後。《怨女》是她改寫自己作品的一個開始。張愛玲把中篇《金鎖記》擴展成英文長篇《粉淚》（Pink Tears），交給為她出版過《秧歌》英文版的紐約出版者Charles Scribner"s Sons，卻遭了拒絕。據庄信正回憶，此事對張愛玲「打擊很大」。張愛玲後來將《粉淚》改寫成《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同樣未能被美國書商接受，直到1967年這本小說才由倫敦Cassell出版社刊行，「此後直到她去世近三十年當中沒有再以英文出書」。

但從她去世後被轉交到宋淇夫婦手中的遺稿來看，張愛玲在《北地胭脂》之後也沒有放棄用英文寫書。綜合宋以朗所述，他母親鄺文美作為遺產繼承人，在1997年將張愛玲遺物中的一批手稿捐給了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其餘留下一些在家裡，其中就有幾部重要的英文打字稿，包括：《海上花》譯本，後來由孔慧怡完成，2005年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少帥》，2014年中英對照版由台灣皇冠出版；《雷峰塔》和《易經》，2010年出版了經趙丕慧翻譯的中文版本。這說明晚年張愛玲還是沒有完全打消讓自己的寫作進入英文世界的努力。

《雷峰塔》和《易經》都在60年代完成，沒出版也是因為被美國出版社拒絕了。那麼，這兩部小說在她自己的寫作上是否具有很高文學價值呢？2010年授權將它們出版的宋以朗對此敘述得比較客觀：「《雷峰塔》寫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節背景類似《私語》、《童言無忌》、《小團圓》童年部分和《對照記》，但內容更豐富；《易經》主要寫港戰時的大學生涯，可視為《餘燼錄》與《小團圓》港戰部分的加長版。」「出這兩部小說，不僅為其文學價值，我也考慮到它們作為史料的意義。」

對《北地胭脂》張愛玲自己沒有表示過什麼，她在1969年寫給庄信正的信中說：「這本小說倒是一個標點也沒經人改過，除了印錯，不像《秧歌》，英文本我始終看著不順眼。」但以中文重新擴寫《金鎖記》的《怨女》，1966年在香港《星島晚報》和台灣《皇冠》連載時，張愛玲本人很不滿意。她在1967年1月1日給庄信正的簡訊中說：「連載《怨女》是沒改過的，脫落字句又多，自己也看不下去。」關於這篇小說，她和宋淇在信中也談論幾次。

《半生緣》同樣也是改寫增補而成的作品。1950年，張愛玲還未離開上海時，在《亦報》副刊連載了新作《十八春》，第二年又出單行本。到美國後，她根據《十八春》改寫了《半生緣》，1967年也是交給台灣《皇冠》月刊連載，兩年後出版單行本。改動的主要是結尾部分，在《十八春》里，幾個男女主角在1949年後都轉變思想，報名去了東北投身建設。變成《半生緣》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結局。

張愛玲在香港那三年，英國女作家韓素音以半自傳體寫的東方主義味道的小說正在走紅。到美國後，她也不是不了解賽珍珠用中國為母題創作的那些小說如何受到出版商和讀者歡迎。但是，張愛玲沒有表達過想要效仿的願望。在韓素音最風光的時候，張愛玲說：她不如我。在比較符合美國出版商口味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後，因為《粉淚》遭到拒絕，張愛玲沒有再循這條看起來通順的寫作之路走下去，她重新回到自己在中國大宅里的傳奇，直至她自己的那些傳奇。然而美國出版商想要的浪漫東方故事，並非這樣複雜而絕望的真正的舊式中國。張愛玲晚期用英文寫的作品一再被拒，即便對她評價之高如夏志清，也認為張愛玲進入英文文壇的努力是失敗了。

張愛玲知道以她的履歷在美國找事很難，幾次寫信託請夏志清和庄信正幫忙，希望尋一個事少的工作，寧可工資也很少，這樣可以有時間寫作。她後來在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工作就不是全天，算是四分之三，她通常可以等到下午其他同事都下班了才去辦公室。但這份工作也只做到兩年就被解除了合同，至於原因，主要是她和研究中心主任、華人學者陳世襄相處不太好，遞交的研究報告也令對方不滿意。夏志清、庄信正都和陳世襄熟識，他們也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這兩人的個性差異太大：陳世襄夫婦喜歡招朋友聚談，而張愛玲素不喜社交，應付幾次後便視上門拜訪為畏途，導致生出誤會。

張愛玲自己說過，她七八十年代後不再找事情做，唯一固定收入是來自台灣皇冠出版社的版稅，每半年約2000美元，有時加倍，所以不會太寬裕，但如論如何也不會如有人傳言的要撿紙皮過活。庄信正提起一個細節：張愛玲將美國每年4月報所得稅視為大事，親自填寫，而且精打細算。她有次在信中告訴庄，付稅時將頭一年裡買戚本《紅樓夢》的錢算了進去並過了聯邦稅捐稽徵處的審核，這令久居美國的庄也頗意外。那兩年張愛玲在研究《紅樓夢》，即後來結集為《紅樓夢魘》的那些文章，所以托庄信正幫她從台灣、香港買書買資料，包括比較少見的影印本，從信中語氣來看，這筆購書開銷在她眼裡是個大數目。

1995年9月26日，張愛玲被人發現去世18天後，在香港的宋淇夫婦收到林式同從洛杉磯寄來的一張遺物清單。林在信首告知：「受張女士之託，喪事將依其遺願於九月卅日辦理完畢。」9月30日，是張愛玲的生日，依她「遺體立時焚化」的心愿，林式同恰好在這一天將其肉身的全部痕迹從這個世界乾淨抹去。張愛玲不可能預測到自己會在9月離世，生與死這番巧合，讓人感喟。她在文字里鋪敘過的人生蒼涼況味，都在此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