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亨廷頓警告美國可能因拉美移民不斷流入而趨於分裂

文章提交者：紅旗渡海 加帖在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亨廷頓撰文警告美國可能因拉美移民不斷流入而趨於分裂-------------------------------------------------------------------------------不斷流入的以墨西哥移民為主體的拉美裔移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語言飛地，這使得美國有分裂成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和語言的危險。以往的美國國家特徵是英國新教文化的產物，美國人的身份是從文化和信仰角度來界定的。鑒於拉美移民的諸多新特點，其越來越難以被同化。繼續忽略這一問題，現在的美國將不復存在。墨西哥及其他拉美移民有六大特點：國土毗鄰性、移民規模、非法性、地區集中性、持續性和歷史的影響力。毗鄰性使墨西哥移民得以同其母國保持密切聯繫，這是任何其他移民一直都沒有做到的。美國12％的人口講西班牙語，已經超過黑人。其中，非法移民的數量到了一個相當嚴重的程度，這種移民浪潮將不斷地延續下去。而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具有地區性集中的傾向，移民越是聚居在一起，其同化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徹底。由於美國歷史上侵佔了墨西哥廣闊的領土，而目前大多數的墨西哥移民居住在美國西南部，本地區爆發衝突的潛在可能性很大。另外，墨西哥及拉美移民對西班牙語的堅持也可能造成美國社會的族群隔閡，若西班牙語和英語取得相同的地位，這將是300多年以來為世界所公認的美國的末日。【本刊訊】美國《外交政策》網路雜誌3月和4月號刊登哈佛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學院院長兼該刊創刊人之一塞繆爾·P·亨廷頓的一篇文章，題為《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的挑戰》，摘要如下：講西班牙語的拉美移民持續不斷的流入有使美國分裂成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和語言的危險。與從前的移民族群不同，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並沒有與美國主流文化同化，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語言飛地———從洛杉磯到邁阿密———拋棄了曾經締造美國夢的英國新教徒的價值觀念。美國無視這一挑戰要自擔風險。美國是17世紀和18世紀定居者創建的。他們當中佔壓倒多數的是白種的英國新教徒。他們的價值觀念、制度和文化奠定了以後幾個世紀中美國發展的基礎，並且深深地影響了這一發展。他們最初是從種族、民族、文化和宗教方面界定美國的。在以後的18世紀，他們還不得不從意識形態角度來定義美國，以證明自己擺脫祖國而獨立是有正當理由的，因為他們的祖國也是白種的、信奉新教的不列顛人的國家。正如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綱納·繆達爾所說，托馬斯·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闡明了這一「信條」，從那時以來，它的原則得到了政治家們的重申，也獲得了公眾的支持，成為美國特徵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到19世紀末期，民族的構成得到了擴展，把德意志人、愛爾蘭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包括在內，美國的宗教特徵得到了範圍更加廣泛的重新界定，從新教修改為基督教。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量南歐和東歐移民及其後代融入美國社會，民族特性作為民族身份的一個定義性成分幾乎消失了。在1965年民權運動和《移民與規劃法案》取得碩果之後，種族身份也是如此。美國人現在把自己的國家看作多民族和多種族的國家，並且持贊成態度。其結果是，美國人的身份現在是從文化和信仰角度來界定的。大多數美國人把這一信仰看作自己國家特徵的關鍵要素。然而這一信仰卻是創建國家的定居者們具有鮮明特色的英國新教文化的產物。這一文化的關鍵要素包括英語、基督教、宗教獻身精神、英國的法治觀念（包括統治者的責任和個人的權利）、持不同意見的新教徒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勤勞倫理和一種信念，即人類能夠並且有責任努力創建一個人世間的天堂，一座「山嶺上的城市」。在歷史上，千百萬移民之所以被吸引到美國，是由於這一文化和由此成為可能的經濟機遇與政治自由。各種移民文化所做出的貢獻修改和豐富了立國的定居者們的英國新教文化。然而，起碼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以前，這一立國文化的基本要素一直是美國特徵的基石。假如美國在17世紀和18世紀不是由英國新教徒，而是由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所開拓，那麼它本來會不會一直是，而且至今基本上仍然是這個樣子呢？回答顯然是否定的。那就不是美國了，而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然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里，由於持多種文化主義和文化多樣性理論的知識界和政界受到民眾擁護，基於種族、民族和性別的群體特徵壓倒了國家特徵，跨國的文化大流散的影響，具有雙重國籍、其所忠誠的國家也是雙重的移民不斷增多，以及具有世界性和跨國性特徵的美國知識界、工商界和政界精英的表現越來越突出，所以美國的英國新教文化及其所培養的信仰遭受了攻擊。美國的國家特徵像其它民族國家的特徵一樣，其所受到的挑戰來自全球化力量和全球化在人們當中培養起來的、對規模較小和比較有內涵的「血緣與信仰」特徵的需要。在這一新時代中，美國的傳統特徵所面臨的最直接和最嚴峻的挑戰來源於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大量和持續不斷的移民，以及這些移民與土生土長的黑人和白種美國人相比而言較高的生育率。美國人喜歡吹噓自己以往在使千百萬移民融入自己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之中方面的成功。但是，美國人往往對移民一概而論，而不加區別，一味地注重移民所帶來的經濟代價和收益，忽略了其社會與文化後果。其結果是，他們無視了當代講西班牙語的拉美移民的獨特性及其所造成的問題。這種移民的程度和性質與從前的移民具有根本性區別，以往在同化方面的成功在來自拉丁美洲的當代移民浪潮之中是不大可能被複制的。這一現實情況構成了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美國將仍然是一個具有單一國民語言和一種核心性的英國新教文化的國家嗎？美國人忽略這一問題，就是默認自己最終會轉變成擁有兩種文化（英國和拉美西班牙後裔文化）和兩種語言（英語及西班牙語）的兩種國民。人們只要想像一下，如果墨西哥移民的流入突然停止會發生什麼事情，其對美國的影響就變得明顯了。合法的移民每年的流動會減少大約17．5萬人，比較接近於前美國國會女議員芭芭拉·喬丹所領導的90年代的移民改革委員會所建議的水平。非法入境的人數會顯著減少。低收入的美國公民的工資會有所提高。圍繞著使用西班牙語以及英語是否應當被規定為州和全國政府的官方語言問題的辯論就會平息下去。雙語教育及其所產生的爭議就會幾乎消失，有關福利和移民所獲得的其它好處的爭端也會如此。圍繞著移民是否給州和聯邦政府造成經濟負擔問題的辯論就會以否定的形式得到斷然的解決。繼續入境的移民的平均受教育和技能水平就會達到美國歷史上最高的層次。移民的流入就會再次呈現高度的多樣性，從而為所有移民帶來學習英語和吸收美國文化的更大的激勵因素。最重要的是，主要講西班牙語的美國和講英語的美國之間出現事實上的分裂的可能性就會消失，美國的文化和政治完整性所遭受的一種嚴重的潛在威脅也會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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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好友信息博客搜索回複本主題下所有發言 東方縱橫深度評論報導集萃 第 2 樓文章提交者：紅旗渡海 加帖在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天壤之別當代的墨西哥移民，更加寬泛地講是拉美移民，在美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以往移民的經驗與教訓對於認識這種移民的動態和後果來說是不相干的。墨西哥移民之所以不同於過去的移民和當代的大多數其他移民，是由於6個因素的結合：國土毗鄰性、移民規模、其非法性、地區集中性、持續性和歷史的影響力。毗鄰性：美國人對移民的認識的象徵往往是自由女神像、艾利斯島，最近也許還有紐約的約翰·犉·肯尼迪機場。換言之，移民是在越過大洋萬水千山的跋涉之後才到達美國的。美國對移民的態度和美國的移民政策受到這種形象的深刻影響。然而，這些假設和政策對墨西哥移民來說則是不相干的。美國現在面對的是來自一個人口相當於美國的1／3以上的毗鄰窮國的人員的大量湧入。他們跨越一條2000英里的邊界。這條邊界在歷史上僅用地面上的一條線和一條很淺的河流標明。這一情況對美國和世界來說是獨特的。沒有任何別的第一世界國家與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有這樣一條漫長的陸地邊界。漫長的墨美邊界的意義由於兩國間的經濟差別而得到加強。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戴維·肯尼迪指出：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收入差距是世界上任何兩個毗鄰國家之間最大的。毗鄰性使墨西哥移民得以同其在墨西哥的家人、朋友和家鄉保持密切聯繫，而這是任何其他移民所一直都沒有做到的。規模：造成墨西哥以及其它地方移民的原因，可以在遣送國的人口統計、經濟與政治動態和美國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吸引力之中找到。然而，國土的毗鄰顯然促進了移民。1965年以後，墨西哥移民穩步增加。70年代合法移居美國的墨西哥人為64萬左右；80年代為165．6萬人；90年代是224．9萬人。在這30年里，墨西哥人分別占合法移民總數的14％、23％和25％。雖然這些百分比與1820年到1860年來自愛爾蘭的移民比率或1850年及1860年德國移民的比率是不可比擬的，但是它們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十分分散的移民來源或當代的其他移民相比，卻是很高的。在他們之外，還必須加上每年非法進入美國的大量墨西哥人。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在外國出生的人口大量增加，亞洲人和拉美人取代了歐洲人和加拿大人，來源的多樣性明顯地讓位於單一來源，即墨西哥的主導地位。2000年，墨西哥移民佔了美國人口當中在外國出生總人數的27．6％。其次的兩個最大的群體華人和菲律賓人則僅佔在外國出生的人口的4．9％和4．3％。90年代，墨西哥人佔了美國新的拉美移民當中的一半以上。到2000年，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總數達到進入美國大陸地區的所有移民當中的一半左右。2000年，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佔了美國總人口的12％。這一群體從2000年到2002年增加了將近10％，現已超過黑人。據估計，到2050年，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將佔美國人口的25％之多。推動這些變化的不僅是移民，而且還有生育率。2002年美國的出生率據估計，除了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之外的白人為1．8、黑人為2．1，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為3．0。《經濟學家》雜誌於2002年評論說：「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狀況。在一、二十年里，隨著大量增加的拉美人進入生育高峰年齡段，美國人口中拉美人所佔的份額將會激增。」19世紀中葉，來自英倫三島的講英語的人在進入美國的移民當中佔大多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移民在語言方面高度多樣化，包括了許多講義大利語、波蘭語、俄語、意第緒語、英語、德語、瑞典語等語種的人。但是現在，在美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進入美國的人有一半講單獨一種非英語的語言。非法性：非法進入美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一種1965年以後的和墨西哥人的現象。在美國憲法實施以後將近一個世紀里，沒有任何全國性的法律限制或者禁止移民，只有少數幾個州實行了有限的限制。在以後的90年期間，非法移民微乎其微，而且很容易控制。1965年的移民法、運輸的更加便利和提倡墨西哥人移居國外的勢力的加強，使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美國邊境巡邏隊所抓獲的人數從60年代的160萬人增加到70年代的830萬人、80年代的1190萬人和90年代的1470萬人。有關每年非法越境得逞的墨西哥人的估計90年代從10．5萬（根據一個墨美兩國聯合委員會的統計）到35萬（據美國移民和規劃局統計）不等。1986年的移民改革與控制法案包含了關於使現有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和通過對僱主的懲罰等手段減少未來的非法移民的條款。前一項目標實現了：大約310萬非法移民———其中90％左右來自墨西哥———成為了美國持有「綠卡」的合法居民。但是後一項目標卻仍然難以實現。對美國的非法移民總人數的估計從1995年的400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600萬人、2000年的700萬人和2003年的800萬到1000萬人。1990年，墨西哥人佔美國非法的總人口當中的58％；到2000年，大約480萬非法的墨西哥人佔了這種人口當中的69％。2000年，美國具有非法身份的墨西哥人是僅次於他們的第二大群體薩爾瓦多人人數的25倍。地區性的集中：美國的國父們認為，移民的分散對於他們的同化至關重要。這是歷來的格局，對於大多數除了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之外的當代移民來說，也仍然是今天的格局。然而，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具有地區性集中的傾向：墨西哥人聚居在加利福尼亞南部，古巴人在邁阿密，多米尼加人和波多黎各人（其中最後一個族群從法律上講並非移民）聚居在紐約。移民越是聚居在一起，其同化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徹底。90年代，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在其聚居程度最高的這些地區人口當中所佔的比例繼續增大。與此同時，墨西哥人和其他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灘頭堡。雖然絕對人數常常很少，但是1990年到2000年，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人口增幅最大的州按照由多到少的次序如下：北卡羅來納（增幅為449％）、阿肯色、喬治亞、田納西、南卡羅來納、內華達和阿拉巴馬（222％）。在全美的個別城鎮，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也建立了聚居區。例如2003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40％以上的人口都是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主要是波多黎各人），超過了該市佔人口38％的黑人。該市的第一位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市長宣稱：「哈特福德，打個比喻來說，已經變成一座拉丁族的城市。這是顯示出未來發展的一個跡象。」因為西班牙語正越來越多地被用作商務和政府所使用的語言。然而，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聚居程度最高的是美國西南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亞。2000年，將近2／3的墨西哥移民居住在西部，將近一半在加利福尼亞。可以肯定，洛杉磯地區有來自許多國家的，包括韓國和越南的移民。然而，加利福尼亞外國出生的人口的來源與美國其餘地區人口的來源有很大差異，因為來自單獨一個國家，即墨西哥的人口超過了歐洲和亞洲移民的總數。在洛杉磯，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其中佔壓倒多數的是墨西哥人———遠遠超過其它族群。2000年，洛杉磯的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當中的64％為墨西哥後裔，46．5％的洛杉磯居民是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而其他的白種人則僅佔29．7％。到2010年，估計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將佔洛杉磯人口的一半以上。大多數移民族群的生育率都超過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因此在學校里可以深切地感覺到移民的影響。例如，進入紐約的高度多元化的移民所造成的問題是，教師們必須與包含在家裡可能講20種不同語言的學生的班級打交道。與此形成對照，在西南部許多城市中的學校里，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兒童占學生當中的絕大多數。洛杉磯的政治學家伯吉斯和洛文特爾在其1993年的有關墨西哥與加利福尼亞之間關係的研究報告中說：「沒有一座美國大城市裡的任何學校系統曾經經受過來自單獨一個外國的如此大量的學生湧入。洛杉磯的學校正在變成墨西哥後裔的學校。」到2002年，洛杉磯聯合校區的學生有70％以上都是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主要是墨西哥後裔，這一比例正在穩步上升；中小學生當中其他族群的白種人僅佔10％。2003年，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第一次，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佔了加利福尼亞新生兒當中的多數。持續不斷性：從前的各個移民浪潮最終都衰落下去，來自單個國家的移民所佔比例浮動很大。1924年以後，移民減少為涓涓細流。與此形成對照，目前的浪潮沒有顯示出退潮的任何跡象，造成這股浪潮當中的大量墨西哥移民的條件很可能會持續存在，除非爆發一場大戰或者嚴重的經濟衰退。在長期里，當墨西哥的經濟健康狀況接近美國的時候，墨西哥移民可能會減少。然而到2002年為止，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墨西哥的4倍左右（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如果這一差距減少一半，移民的經濟激勵因素也許會大大下降。然而，今後要想達到任何有意義的比率，都要求墨西哥實現極快的經濟增長，其比率必須大大超過美國。但是，即使是如此引人注目的經濟發展，也不一定會減緩墨西哥人移居美國的動機。19世紀，當歐洲正在迅速實現工業化，人均收入不斷上升的時候，5000萬歐洲人移居到美洲、亞洲和非洲。歷史的影響力：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其它移民族群曾經根據歷史提出自己有權獲得美國領土，也無法提出這種要求。墨西哥人和墨西哥後裔的美國人則能夠而且的確提出這種要求。在墨西哥由於1835年到1836年的得克薩斯獨立戰爭和1846年—1848年的墨美戰爭而失去得克薩斯的幾乎全部領土、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內華達和猶他以前，這些地方都屬於墨西哥。墨西哥是唯一一個這樣的國家：美國入侵了它，佔領了它的首都，然後吞併了它的一半領土。墨西哥人沒有忘記這些事件。他們感到自己對這些領土擁有特殊的權利，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波士頓學院政治學家彼得·斯克里說：「與其他移民所不同的是，墨西哥人從一個曾經在美國手中遭受軍事失敗的鄰國來到美國，他們主要定居在曾經是本國領土的一個地區……。墨西哥後裔的美國人所享有的一種身處自己地盤之上的感覺是其他移民所沒有分享到的。」學者們有時提出，美國西南部可能會成為美國的魁北克。這兩個地區都包括天主教教徒，都是被英國新教徒所征服，但是在其它方面，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共同之處。而魁北克距離法國有3000英里，每年也並沒有幾十萬法國人企圖合法或者非法地進入魁北克。歷史表明，當一國人民開始談論一個鄰國的領土歸自己所有，並且對這片領土提出特殊的權利和要求的時候，存在著爆發衝突的嚴重可能性。

*.*.*.* 2009-9-4 10:30:06悄悄話好友信息博客搜索回複本主題下所有發言 第 3 樓文章提交者：紅旗渡海 加帖在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西班牙式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過去，移民起源於海外，常常是克服了艱難險阻才到達美國。他們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講不同的語言，而且是合法地入境。他們的流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浮動，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4年的限制性立法造成了他們的大幅度減少。他們分散進入整個東北部和中西部的農村地區和大城市的許多聚居區。他們對任何美國領土都沒有歷來的要求。在所有這些方面，墨西哥移民都具有根本的不同。這些差別結合起來，使得墨西哥後裔融入美國文化與社會的難度大大超過從前的移民的難度。與從前的移民相對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墨西哥後裔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也未能哪怕是接近美國在教育、經濟地位和族群相互通婚的比率方面的標準。講西班牙語的拉美移民的規模、持續性和集中性使西班牙語的使用世代相傳。有關移民當中學習英語和保持西班牙語的證據是有限的和模糊的。然而2000年，2800萬以上的美國人在家裡講西班牙語（占所有5歲以上人口的10．5％），其中將近1830萬人講英語的水平沒有達到「優良」，比1990年增加了66％。據美國國情普查局的一份報告說，1990年大約95％的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在家裡講西班牙語；這些人當中的73．6％講英語的水平沒有達到優良；在外國出生的墨西哥後裔當中43％的人「在語言方面陷於孤立狀態」。早些時候在洛杉磯進行的一項調研的結果表明，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拉美移民的情況有所不同。只有11．6％僅僅講西班牙語或者西班牙語講得比英語要多，25．6％兩種語言同樣講，32．7％英語講得比西班牙語要多，30．1％僅僅講英語。在同一項調研中，在美國出生的墨西哥後裔當中有90％以上的人英語講得很流利。儘管如此，1999年，加利福尼亞南部學校里大約753505名可能是在家裡講西班牙語的第二代移民學生不精通英語。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墨西哥移民英語的使用和流利程度所遵循的格局看來是在過去的移民身上司空見慣的。然而仍然有兩個問題。第一，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二代墨西哥移民在學習英語和保留西班牙語方面有什麼變化嗎？人們也許會猜測，隨著西班牙移民社會的迅速擴展，西班牙後裔將不再有那麼強烈的動機，要在2000年比1970年更加流利地講英語和更多地使用英語。第二，第三代是將會遵循傳統的格局，即流利地講英語而對西班牙語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懂呢，還是將保持第二代流利地講兩種語言的能力？第二代移民往往看不起和拋棄自己祖先的語言，對於父母不能用英語溝通感到難堪。可能的情況是，第二代墨西哥移民是否保持這種態度將會影響第三代仍然懂西班牙語的程度。如果第二代不幹脆拋棄西班牙語，則第三代也很有可能會具有雙語能力，流利地講兩種語言的能力在墨西哥後裔美國人社會中很可能會制度化。雙語課程是超越雙語教育而向前邁出的又一步，已經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在這些課程中，授課在交替的基礎上採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語言，目的是使講英語的人也能流利地講西班牙語，使講西班牙語的人英語也流利，從而使西班牙語獲得與英語平等的地位，把美國改造成一個使用兩種語言的國家。在2000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美國教育部長理查德·萊利對這種課程表示了明確的贊成。民權組織、教會領導人（尤其是天主教領袖）和許多政治家（共和黨和民主黨人都有）支持了朝著雙語主義發展的趨勢。也許同樣重要的是，尋求迎合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市場的商業集團也支持雙語主義。實際上，美國工商企業對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顧客的注重意味著，它們越來越需要具有雙語能力的僱員。因此，雙語主義正在影響著企業的盈利。美國西南部的鳳凰城和拉斯韋加斯等城市中的能夠講這兩種語言的警官和消防隊員工資高於只能講英語的人。一項調研發現，在邁阿密，只講西班牙語的家庭平均收入是1．8萬美元；只講英語的家庭平均收入為3．2萬美元；而講雙語的家庭平均收入超過5萬美元。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尤其是美國黑人）將無法獲得種種工作崗位或高收入，因為他們只能用英語同其他美國公民談話。在圍繞著語言政策的辯論中，已故的加利福尼亞州共和党參議員早川曾經強調了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在反對英語方面的獨特作用。「為什麼沒有任何菲律賓人或者韓國人反對把英語確定為官方語言？也沒有任何日本人這樣做。當然也沒有越南人，因為他們到這裡來就已經樂不思蜀。他們正在儘可能迅速地學習英語，並且頻頻在全國各地的單詞拼讀比賽上獲獎。而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則獨樹一幟，堅持認為存在問題。（一直）有一場浩大的運動要求把西班牙語確定為第二官方語言。」1917年，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說：「我們必須只擁有一面國旗。我們還必須只擁有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必須是獨立宣言、華盛頓的告別講話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與連任就職演說所使用的語言。」與此形成對照，2000年6月，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說：「我十分希望，我是美國歷史上最後一位不能講西班牙語的總統。」2001年5月，布希總統在慶祝墨西哥的國慶節「抗法勝利紀念日」時宣布實行每周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語言向美國人民發表總統廣播講話。2003年9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間的頭幾次辯論之一也使用了這兩種語言。儘管絕大多數美國人表示反對，但是西班牙語正在加入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大小羅斯福和肯尼迪家族的語言的行列，成為美國所使用的語言。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則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和英國後裔之間的文化分歧可能會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分歧，成為美國社會中最嚴重的裂痕。

*.*.*.* 2009-9-4 10:31:26悄悄話好友信息博客搜索回複本主題下所有發言 第 4 樓文章提交者：紅旗渡海 加帖在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不可調和的分歧如果這種大規模的移民（在同化過程得不到改善情況下）繼續下去，可能會使美國分裂成一個具有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的國家。少數穩定和繁榮的民主國家———譬如加拿大和比利時———符合這一情況。然而，這些國家內部的文化差別與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差距相差甚遠。甚至在這些國家裡，語言的差別也持續存在。並沒有許多英國後裔的加拿大人同樣流利地講英語和法語，加拿大政府一直不得不實行懲罰措施，以使其高級公務員獲得流利地講這兩種語言的能力。缺乏雙語能力的情況也存在於比利時的瓦龍人和佛蘭芒人當中。如果將美國改造成這樣一個國家，並不一定會是世界末日；然而，這卻會是我們300多年以來所了解的美國的末日。除非美國人確信，這樣一個新的國家將會更加出色，否則他們就不應當任憑這種變化發生。這種轉變不僅會給美國帶來巨大變化，而且還會給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造成嚴重後果，因為他們就會身在美國，但卻不屬於美國。薩米·索薩在其講述墨西哥移民潮的《美國夢》一書末尾對抱負遠大的講西班牙語的拉美後裔企業家給予鼓勵。他問道：「美國夢？它存在著，它是合乎實際的，是我們大家都可以共享的。」索薩說錯了。根本沒有什麼美國夢，只有一個英國後裔的新教徒社會所創造的美國夢。墨西哥後裔美國人只有用英語做夢，才能共享這個夢想和這個社會。（尹宏毅譯）

*.*.*.* 2009-9-4 10:31:42悄悄話好友信息博客搜索回複本主題下所有發言 第 5 樓文章提交者：紅旗渡海 加帖在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亨廷頓[編輯本段]1.美國政治學家[編輯本段]簡介薩繆爾·亨廷頓（Huntington·Samuel·P，1927-8-18～2008-12-24）美國政治學家。早年就讀於耶魯大學，後在芝加哥大學與哈佛大學獲碩士與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政府學講座教授、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政府學系主任，曾參與創辦《外交政策》雜誌，擔任過美國國防部等部門的顧問，1977～1978年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計劃小組的負責人。1987年因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中的貢獻當選為美國政治學會主席。亨廷頓運用比較歷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與政治發展的過程，從而奠定了他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基礎。他認為：國與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異，不在於政府統治形式的不同，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政治發展是「現代化的政治性後果」，這種後果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它既可能有助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也可能導致政治的衰敗。政治現代化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的制度化。強有力的政黨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緩解現代化中國家在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大眾政治參與壓力，從而確保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最終實現社會的現代化。一個政治體系的組織與程序的適應性、複雜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個主要變數。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強調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與政治秩序。他認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權威的確立先於對權威的限制」。這實際上賦予政治穩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價值地位。亨廷頓的理論對政治發展演進路線的闡述，對政治參與影響政治發展的分析，對政黨發展與政治制度化之間關係的探究，有助於人們認識現代化中國家的政治現象，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他忽視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也忽視了這些國家過去的殖民地歷史留下的深刻影響。著作有《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現代社會中的專制政治》、《民主的危機》等。亨廷頓因在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文明衝突」觀點而聞名。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說，他顯然是過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編輯本段]生平亨廷頓1927年4月18日生於紐約市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旅館業雜誌的出版商，母親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其外祖父是當時美國頗有名氣的「扒糞刊物」(專門揭發政界、商界醜聞內幕的雜誌)《麥克盧爾》的合作編輯。亨廷頓很早便顯示出了他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才華。16歲時他考入耶魯大學，18歲時便以優異成績提前畢業，加入美國軍隊。之後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並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論文並取得學位，這一年他23歲。此後他開始在哈佛執教，自1950年開始他便是哈佛大學政府學院的高級成員。亨廷頓在哈佛大學任教58年。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以此為由頭寫作出版了處女作——《士兵與國家：軍民關係的理論與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書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層浪，至今仍被視為最有影響力的關於美國國內軍事關係的著作。在這本書的第一篇書評當中，批評家就指責這本書有軍事主義色彩，讓人聯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從、戰鬥」的口號。上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一些激進的學生在得知亨廷頓曾經在約翰遜政府內任職的消息後，佔領並焚燒了他辦公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於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暫時逃出哈佛暫避風頭。在上世紀60年代，他憑《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譽。此書挑戰了當時最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中的教條：經濟和社會進步會給剛剛脫離殖民主義統治的獨立國家帶來政治穩定。越南戰爭打破了亨廷頓平靜的校園生活。作為美國國務院的謀士，他在1968年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於越南戰爭的報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並寨的「戰略村計劃」並抨擊了當時美國政府的戰略。這些主張自然是左右不討好，所以難怪他的辦公室會被人焚燒，他被人罵做「戰犯」了！1977年至1978年間，他參與了白宮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決策過程並協調各項相關政策。他於1993年發表文章，講述後冷戰時期的暴力衝突。亨廷頓之後將有關理論，輯錄成影響深遠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書籍被翻譯成39種語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響一浪高過一浪。然而，「9·11」事件卻使人們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頓那裡，儘管人們無法甘心接受他的觀點和結論，但是在心底里還是忍不住會暗自佩服這個老頭子目光的敏銳和思想的鮮活。「9·11」事件後他又撰寫出版了《我們是誰？》(Who are we?)，針對美國的移民問題大發議論，同樣引起一片爭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代表了亨廷頓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問世便飽受爭議，與各種獎項無緣，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才會被廣泛但又是勉強地接受。儘管在亨廷頓的同學之中有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的政界名流，他的學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亞(《新聞周刊》編輯)這樣的當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卻不願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人們很難在電視訪談節目中看到亨廷頓的身影。他不是那種「媒體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曾經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創辦人之一的亨廷頓是學術界的圈內人。但是他在寫作的時候卻寧可把自己當成一個局外人，故意以一種刺激那些最終會評判自己著作的專家們的方式討論問題。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編輯本段]學術思想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亨廷頓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頓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的心是屬於自由主義的，而他的頭腦則屬於保守主義。這位被人稱為「美國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實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亨廷頓在1957年發表的文章《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解釋了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保守主義。他寫道，自由主義是一種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則並沒有一種明確的主張，它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於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這一思想在他的處女作《士兵與國家》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士兵與國家》靈感來自於當時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敏銳地感覺到這件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在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社會裡，國家究竟應該與代表著保守主義的軍隊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從軍事上看，一個民主國家可能比一個獨裁國家作戰更為出色，但是在面對一個技術精良的非自由主義對手的時候，一支真正自由主義的軍隊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頓認為，只有保守主義才能給職業軍隊帶來活力。與流行觀點不同，亨廷頓認為，軍事保守主義並不必然是反動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凝聚的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廣度和分析洞見是驚人的，並確立了亨氏作為他同時代人中最傑出政治學家之一的聲譽。首先，亨廷頓說，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發展一樣可能發生。新近獨立國家的實際經歷是一種愈演愈烈的社會和政治混亂。其次，他提出，現代性中的好東西常常向交錯的目標運動。特別是在社會動員超越政治機構發展時，新來者發現他們無法參與政治而產生挫折感。其結果便是反叛、軍事政變以及政府失效。該書的結論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不是同一事物的嚴絲合縫的組成部分，並不必然導致政治穩定。《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5年前，《外交事務》季刊發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去掉問號的同名單行本在政治學界掀起一場風暴。很多人都拒絕相信，在冷戰結束後，未來的衝突竟然會圍繞如此老式的東西。就影響力而言，只有喬治·凱南在二戰後用筆名「X」寫的關於如何遏制蘇聯的文章堪與此文匹敵。「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是該書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頓最著名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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