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甫：試論韓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

張濤甫：試論韓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時間:2010-01-20 19:42 作者:張濤甫點擊:62次 摘要：韓國的傳媒生態十分獨特。與英、美等成熟的傳媒生態進行比較，韓國傳媒業帶有顯著的過渡性特徵。經過幾十年演進發展，韓國媒體的民主理念和基本制度框架得到初步建立，但還沒形成穩定的結構。韓國傳媒與政治權力關係既不是簡單的附屬關係，也不是直接的對手關係，而是既合作又批評的關係。要理解韓國傳媒的發展邏輯，考察政治權力與媒體的關係是一個關鍵的分析變數。　　關鍵詞：權威政治；民主政治；權力；媒體　　韓國的傳媒生態十分獨特、複雜。與英、美等成熟的傳媒生態相比，韓國傳媒業帶有過渡性特徵。經過幾十年的風雲變幻，韓國媒體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來，但並沒有形成穩定的結構。究其原因，既是歷史傳統的慣性作用使然，也是現實語境下的政治、資本、媒體關係的錯綜複雜所致。多種因素的加減乘除，造成韓國媒體事業發展的諸多變數。這些變數增加了我們把握韓國傳媒的難度。要理解韓國傳媒的發展邏輯，考察政治權力與媒體的關係是一個關鍵變數。有學者曾經這樣評價韓國傳媒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既不是過去傳統的附屬關係，也不是西方那樣的對手關係，而是既合作又批評、以合作為主的一種特殊關係。」[1]這種觀點總體而言是恰當的。韓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不能用一維的思路來分析，不能簡單地說他們是合作關係或者對立關係。在不同歷史時期，媒體與政府的關係表現不一樣。姑且不論威權時期的政治與媒體關係與民主時期不同，即便在民主時期，不同總統的任期內，政府與媒體的關係也存在很大差異。再者，考察韓國政府與媒體的關係，不能籠統地說政治跟媒體關係是合作或者對立的。針對不同的媒體，政府與媒體的關係往往是不同的。　　一、韓國獨特的政治發展軌跡　　為準確把握韓國媒體運作的內在機理，必須從韓國獨特的政治發展邏輯中去尋找答案。韓國政治體制從發展階段上來劃分，基本上可分為權威政治時期和民主政治時期兩個階段。每個階段時間跨度並不大，但其複雜性超出一般想像。　　（一）權威政治階段權威政治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不盡相同。　　比如，李承晚時期，軍人專權的專制色彩非常濃。李承晚政權繼承了朝鮮王朝的專制主義傳統，對媒體實行打壓，媒體不得不屈從於政府威權。[2李承晚政權的背後是美國力量的扶持，但李承晚只顧個人抓權，沒有現代化目標，缺乏持續地動員起來的政治支持和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他沒有能力形成一個民主使命感和方向感，即沒有對民族建設必不可少的整合和動員意識，僅僅依靠強力專制，很難適應戰後韓國的形勢發展要求，從而走上了其統治的末路。　　其後的朴正熙時代，是韓國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朴正熙是一位順應韓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強烈的發展要求而產生的強權總統。他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權威政治模式，試圖建立適合韓國國情的「韓國式民主」。在借用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外殼的前提下，實行政治強權，巧妙地把權威政治包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糖衣。比如，他以民主的方式批准了大總統制和通過選舉產生總統，但同時賦予總統以絕對的權力。政府權力結構也以總統為中心，權力自上而下地單向流動，把准軍事的或類似企業的組織原則和運作方式引進政府。支撐這個政權的是軍隊精英、上層資產階級、政府官員和私人領域的專家，以及無所不在的美國戰略和經濟利益。[3]（P111-112）　　朴正熙獨特的「開發獨裁」體制所產生的正面和負面效應都十分明顯。其正面影響：一是凝聚了民族意志，把民心匯聚到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上來，使韓國能迅速擺脫髮展危機；朴正熙成功地發揮了政府和民間的雙向積極性，又稱「兩種積極性」。兩種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現代化動力，一種特有的競爭力。二是保持政府的獨立性和領導權威。三是有效地控制了腐敗。[4]但是朴正熙政權留下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朴正熙政權大力發展經濟，抑制政治民主化，致使以政治、文化為代價，換得經濟發展。在朴正熙政權後期，其原先看來很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漸漸暴露出巨大問題。比如，出口依賴型經濟暴露出依附性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由於政府高度介入經濟發展，致使政治權力對經濟規律的強力干預，形成了扭曲的韓國經濟結構。　　在日益突出的勞資矛盾和不斷升級的民主化運動兩股力量的夾擊下，朴正熙政權被趕出了歷史舞台。朴正熙的開發獨裁體制在創造經濟繁榮的同時，也造成了政治凹地。　　朴正熙之後的全斗煥，面對緊張的政治、經濟危機，全採取了不少緩和的措施。這個時期，權威政治開始鬆動，政治強權有所減弱。　　（二）民主政治階段　　1987年6月29日，執政黨代表、新一屆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發表了著名的「六·二九」宣言。這個宣言幾乎全面接受了反對黨的政治要求，標誌著建國後數十年的民主與獨裁鬥爭最終以民主的勝利而告一段落。盧泰愚執政期間，韓國的民主政治步入了相對成熟、制度化的軌道。特別是三黨合併為金泳三競選總統鋪平了道路。1992年，文人出身的民主運動領袖金泳三成為總統，從而結束了韓國歷史上長達32年的軍人執政的歷史，開啟了韓國民主政治的新時代。在金泳三執政期間，韓國民主制度基本確立。他的有力作為表現在嚴厲懲治腐敗和建立廉潔政府等方面。韓國經濟因此走出經濟低谷，進入了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金泳三執政時期，是韓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民主政治漸趨成熟。　　1997年，金大中當選韓國總統，這是反對黨第一次在總統選舉中獲勝，使韓國政治權力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權力從保守派手中轉移到改革派手中。金大中政府代表韓國社會中、低階層，由於韓國政治長期被保守派所控制，金大中在其執政期間，試圖改變積重難返的權力和利益結構，難度甚大。但是，改革黨登上韓國政治舞台，對於改變韓國政治結構和社會生態而言，具有深遠意義。後來的盧武鉉政府，也是代表改革黨的利益和社會中、低階層。改革派上台，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對韓國民主政治的健康發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韓國的民主政治雖然命運多舛，歷經坎坷，但畢竟度過了歷史的「三峽」，進入了相對平穩的軌道。韓國式民主是東方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的奇異結合。它一方面繼承了朝鮮歷史上和日本統治留下的非民主遺產，另一方面又結合了主要由美國引進的民主理想和制度。由於韓國受到前者的影響甚深，造成後者在韓國發生變異和扭曲。「新共和國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更多地受傳統遺產的影響，而不是受新引進的西方理念的影響。也就是說，儘管在制度形式上採取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其根深蒂固的非民主文化仍占統治地位。」[3]（P123-124）傳統權威主義政治文化的強大制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從西方舶來的民主制度在韓國的命運。在韓國建國後數十年歷史上，共和國建立了6個，憲法卻被修改了9次。有三次建立民主制度的機會，但是結果權威主義的強大力量將民主的機遇一次次擱淺。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奇怪的現象：同一個政黨或者政治家，以重建民主始，而以埋葬民主終，以反獨裁起家，又走上獨裁之路。這種怪現象只能說明，民主制度在韓國這片土地上命運多舛。　　民主與獨裁的不斷較量演繹了韓國艱難的民主化進程。雖然經歷了很多難產之痛，但韓國的民主政治畢竟在民主力量的強大推動之下姍姍起步。在傳統與現代、專制與民主的夾縫中，韓國式的民主誕生了。與美國式民主比較，韓國式民主帶有不少過渡性特點，還具有顯著的不穩定性，但畢竟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框架開始建立起來。有了民主的基本硬體約束，其他部件的建設經過一段時間的跋涉，會慢慢發育起來。從韓國近年的民主政治運作情況看，韓國式民主的發育是良性的，可預期的。　　媒體內嵌於韓國政治與社會結構之中，只有深入了解韓國的政治邏輯，才有可能真實把握韓國媒體運作機制。在強大的政治力量面前，韓國媒體自身的獨立性相對有限，其自主空間比較小，特別是在權威政治時代，媒體的軟弱性更加明顯。雖然它在韓國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一個不可忽視的角色，但不是核心角色。由於其利益被政治權力劫持，媒體的自主性是十分有限的，特別當韓國媒體本身也成為利益集團的一部分，它在與政治權力博弈過程中缺乏持久、堅定的立場，成為風中的蘆葦。　　二、權威政治體制下的政治與媒體關係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韓國政府與傳媒的關係存在很大差異。在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韓國漸漸從權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從原先的強行控制、直接控制漸漸轉向平衡、博弈和間接控制。在權威政治時期，主要表現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執政時期，政府對媒體實行強力控制，實行新聞檢查制度，甚至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對媒體進行鎮壓。比如在1961年5月，朴正熙通過軍事政變奪取了政權，頒布《新聞、通訊社設施基準令》，對新聞機構進行大面積的整頓、查封，廢除了千餘種報刊，實行嚴厲的審查制度。在政治強權面前，媒體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媒體的權利空間非常有限。　　韓國社會的迅速現代化和經濟發展與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只有權威主義的軍事統治才能為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提供基礎，這一保守觀點成為韓國政治的指導思想，並使所謂「為了發展而獨裁」的做法正當化。在權威主義政治體制下，發展經濟被列為國家政策的首要目標，在「經濟發展第一」的意識形態下，合理的民主主義被當作阻礙國家發展的潛在要素，遭到大力、系統鎮壓。因此，新聞業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結合輿論對政治過程進行批判監督的民主制度功能大大萎縮。新聞業從屬於國家的性質日益深化。[5]（P251）這在朴正熙時代表現得尤其明顯。朴正熙當權18年，對韓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深遠。　　在朴正熙上台之前，韓國新聞業一度受到親近美國自由主義新聞理論的影響，出現批判政府的傾向。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對新聞業實行控制。　　朴正熙政權初期的新聞業政策是建立在威權主義新聞業理論基礎上的。朴正熙時代使「為了發展而獨裁」成為韓國特有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新聞業作為國家的主要資源，應被積極運用於國家政策目標的達成，肩負協助作用，而把新聞業對國家政策的激烈批評視為助長國家分裂、不負責任的行為。[5]（P252）朴正熙的媒介政策側重兩個方面：一是加強新聞事業的經營管理；二是強調大眾媒介的「社會責任」。朴正熙政府開放了私營廣播電視，允許親政府的集團開辦。軍事政變結束，政府就給私營文化放送公司（MBC）開辦廣播電視的執照。允許報業跨行業經營，同時擁有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和出版社。1963年它批准《東亞日報》開辦私營放送公司，1964年又批准三星等企業集團開辦私營的漢城電視台。　　在政府的控制和扶植下，媒介進行了重組。反對派報紙有的破產，有的變節，力量對比有利於朴正熙政府的控制。政府還通過政策和指令直接指揮媒介，形成了「政治勢力和媒介聯合體」，成為政治機器和統治集團的一部分。大眾媒介可以佔有寡頭壟斷利潤，享受長期低息貸款、減免稅和延期付息的各項政策優惠。同時，朴正熙濫用「社會責任」的名義迫害新聞工作者。在政變後幾個月，有1000多名新聞工作者被解僱。政府還隨意關押、監禁和折磨新聞工作者，情報機構隨時對新聞媒體進行監控。強迫報紙接受「採訪證制度」，得不到採訪證就無法上崗。那些被剝奪了採訪機會的失業者大多是當局認為「不合作」、「不聽話」的人。此後，採訪證數量以及採訪範圍一再壓縮。[5]（P205）高壓統治對媒體造成了極大傷害，這威脅著朴正熙政權的政治統治。　　朴正熙政府改變了李承晚時期對媒體的赤裸裸控制，對媒體的政策是恩威並用，軟硬兼施。一方面直接管制傳媒業，推行「採訪證制度」，使那些不聽話、不合作的新聞記者失業，從而監控新聞業，縮減其採訪範圍；另一方面加強了對新聞傳播業的經濟管理，通過經濟手段間接地控制了傳媒。政治上的拉攏和經濟上的傾斜，加上一些高壓的制裁政策，使韓國的新聞傳播媒介具有了一定的政治依附性。[2]（P31）朴正熙對媒體的大棒+胡蘿蔔政策，雖然比其前任要溫和一些，但總體而言還是維持著政治對媒體的強權。朴正熙的權威政治遭遇到國內日益高漲的民主化力量的反對。　　朴正熙被刺殺後，其後的全斗煥政府基本上延續了朴正熙的媒體思路。對新聞業的控制更加徹底、全面、系統。首先，通過維新憲法，軍事政權強化國家對新聞業的控制，從制度上限制了新聞自由，不認可新聞業許可制的前憲法的有關規定被廢除，在法律條文中明文規定，法律有權裁定限制國民自由與權利。這使國家介入新聞業、限制新聞業自由的行為正當化。經過幾次總統緊急措施法的實施，極度限制新聞自由的法律效應得到發揮。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相比，這一時期，國家更為頻繁地制訂、修改有關新聞業的法令。國家對新聞業的介入及控制從制度上得到強化。軍事政府採用「報道證」（一種塑料卡）制度，試圖把新聞業者的身份扭曲為一種「准國家公務員」的身份。如此強硬的新聞政策一直持續到全斗煥統治後期，1980年制定的「新聞業基本法」將媒體對國家的服從合法化、制度化、極端化。同時，通過解僱新聞從業者，廢除、合併新聞機構等高壓手段使新聞業變得軟弱無力。情報機關監視、操縱新聞業，向報社每日下達「報導方針」等，對新聞業的控制急劇升溫。一面是威脅的、強硬的「炮彈」政策，一面是以懷柔為目的的「糖彈」政策，雙管齊下、並行不悖。國家對新聞業的控制得以貫徹，其目的是將新聞業附屬化、工具化。軍事政權不滿足於單純解除新聞業獨立性，更積極地策劃將新聞業演變為國家的一種統治手段或者工具。[5]（P255-256）　　全斗煥對新聞媒體嚴加控制：一是大規模解僱新聞工作者甚至監禁；二是合併、關閉新聞機構；三是通過並實施壓制性的《報業基本法》。1980年通過實施《基本法》，表面上是保持新聞工作者的忠誠和正直，實際上是對敏感政治問題進行控制。1980年，以反腐敗名義對新聞界進行大清洗。40家報紙的700多名新聞工作者被解僱或者停職。在全時期，報紙從28家減到11家，通訊社從6個減到1個，廣播電視從29個減少到27個。全斗煥政權還成立了「公共信息協調辦公室」，每日對媒體發布報道指南，詳細規定對報道的種種要求。對廣播電視，乾脆將其國有化（公營化），在總統直接監督下運行：對娛樂節目、新聞節目和宗教節目加以嚴格限制。政府曾經規定，晚上12點到早晨6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30分等時段不允許播出，因為這個時候應該是睡覺或者工作，不應該看電視。政府對進口節目嚴加限制，規定進口節目20%的限額。日本節目不允許播出。[5]（P209-211）對媒體的干預可謂是巨細兼顧，給予媒體的空間十分狹小。　　從維新體制到全斗煥政權這一時期，國家對新聞業的支配達到白熱化。第一，法規方面，為保障新聞業對國家的從屬性，有關法律極其完備。大規模地、全方位地、長期地對新聞業實行強烈的實際壓制和報道控制。其結果是，新聞業徹底隸屬於層級控制的官僚體制，被收編為一種「准國家機構」，成為積極支持、協助、宣傳國家政策的「體制新聞業」或者「官辦新聞業」；第二，補償回報方面，新聞業對國家的服從、協助、忠誠換來了國家政治、經濟上的扶植。國家促進新聞業的商業化、卡特爾化，保障、支援其資本的積累，加強對新聞從業人員經濟上的補償，擴大新聞從業人員進入政界的機會。當時，國家對新聞業的支配依靠強硬規定和大力補償的兩面控制政策得以實現，其結果表現為國家將新聞業工具化二者相互結合。[5]（P256）對媒體的最高獎賞是讓他們成為政客或者官員。文化信息部部長和副部長職位通常是由新聞從業人員擔任的。很多新聞從業者還當上了其他部門官員。如海外辦事處的情報官、總統秘書、助手以及發言人，立法者中也有不少。在11屆議會有35人，12屆時27人，13屆時26人，14屆時40人。新聞從業者為官，打通了政府與媒介之間的對話渠道。媒介公司也希望它的僱員在政府部門或者政治圈子內得到晉陞，這將幫助他們得到高層內部信息，得到更多機會，報道獨家新聞。這種機制還有更深涵義：賦予媒介以政治權力。經過這些新聞業出身的政客和官員，一個權力網路形成了。在權力轉換比如總統選舉時，它發揮重要作用。媒體經常在「製造總統」中擔任重要角色。[5]（P233）鎮壓性政策與安撫性政策雙管齊下，軟硬兼施的雙面政策，將媒體控制在政治權力的掌股之間。　　三、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與媒體關係　　從權威政治轉向民主政治，韓國所用的時間比較短。經歷了盧泰愚、金泳三政權之後，韓國才算步入民主化的正軌。有研究者把盧泰愚、金泳三執政的10年，稱為「過渡時期」。[2]（P35）在這個時期，政府與媒體關係逐漸鬆綁，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限制開始解禁，取消了臭名昭著的新聞檢查制度。比如金泳三上台後，明確指出告別權威政治。強調政府不能對新聞進行強制性的控制。「政府必須拋棄過去那種威權時代的軟硬兼施的新聞政策，需要放棄過去那種企圖掩蓋事實的姿態，把一切公之於眾，接受公正評價」。①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深入，以強調媒體公共性與社會責任為目標的媒體法律成為政府規範媒體行為的重要方式，政府管理媒體開始走向規範化和制度化。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政府放棄了過去那種赤裸裸的控制，轉向以文明方式進行間接控制，採取立法、市場以及更加靈活的政策調節等形式對媒體進行控制。　　韓國民主政治的到來並不是政治權力施捨的產物，而是在內外各種力量的交相作用下產生的。特別是韓國內部的民主化訴求的不斷升級，促使當權者不得不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雖然，韓國威權政治的力量十分強大，但韓國社會反抗威權政治的力量也在不斷壯大。在威權政治統治時期，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發生了100多起，其中有三次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直接造成了三位當政總統的下台。當權者不得不作出讓步，順應民主潮流。　　韓國民眾對軍事威權主義體制的反抗產生了1987年盧泰愚「六·二九」宣言。以「六·二九」宣言為起點的新的政治結構帶來了國家對新聞業的控制方式和國家—新聞業關係的全面、本質轉換———強化了新聞業的自治性。「六·二九」宣言第5項尊重新聞自由的宣言，即「政府不能控制新聞業，也不能試圖控制新聞業」。為弘揚新聞自由，要對相關的制度和慣例做劃時代的改善，國家—新聞業間的力量對比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其結果是，從盧泰愚政權到金泳三政權，國家對新聞業的控制逐漸弱化，新聞自由相對強化。「報業基本法」和「報道證制度」等控制新聞業的法律工具被廢除，情報員常駐報社或以「報導指南」的形式實現國家對報道內容直接干預的現象減少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工會也呈現一定的活力。通過允許報紙創刊或復刊、恢復駐站記者制度、許可增設版面等做法，使得新聞媒體數量增加，新聞業界煥發了生機。　　另一方面，在民主化的鬥爭過程中，直到「六·二九」宣言公布國家—新聞業關係變化的基本意義，即新聞業自治的基本意義，都是與新聞業負有何種職責、新聞業與國家維繫何種關係等問題密切相關的。首先，從政治角度上說，在產生「六·二九」宣言的政治民主化鬥爭過程中，新聞業在威權主義國家與民主改革聯合陣線的對立中採取了支持國家或中立的立場。至少在「六·二九」宣言之前，新聞業還沒有倒向民主改革聯合陣線一邊。[5]（P265）在韓國政治民主化過程中，與民主改革聯合陣線相比，新聞業曾經更傾向於威權主義，同時隨著情況的變化而採取了機會主義的立場。這樣的新聞路線，是作為一種國家工具，作為被國家收編的韓國新聞業所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政治結構方面，在80年代後期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韓國新聞業自治地位的形成不過是順水推舟而已。政治民主化以後曾被遏制又得到發展的新聞自由，並不是通過與國家的鬥爭而主動求得的，而是依賴於客觀環境，隨著威權主義國家高壓控制的減弱被動獲得的。從經濟角度看，曾被壓制的較具獨立性的韓國新聞業在政治民主化以後所具有的根本特性，與之前韓國新聞業的資本積累過程密切相關。新聞業被收編為威權主義國家工具，在受到嚴厲束縛和壓制的同時，又從國家獲得非常系統、安定、大規模的特惠與支援。韓國新聞業把這種國家支援當作實現其經濟自立、成為大企業所需要的物質基礎。[5]（P266）　　1987年「六·二九」宣言以後，新聞自由的發展是隨著國家對新聞業控制方式的變化而來的。威權主義國家實施的「國家吸納式」新聞業控制方式作用有所弱化，盧泰愚政權主張通過「低度控制」和「高度誘導」，採取「包容式控制」方式來操控新聞業，而放棄依靠強制手段的「高度壓制」。金泳三當政時期，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向前跨了一大步，國家不得不謀求一種建立在「利益互換」模式上的新的國家—新聞業關係。這反映了國家再也不能把新聞業當作藉助高壓手段進行層級控制的對象，而開始承認新聞業是維持社會控制體系的一個重要協商夥伴，不得不承認新聞業是聯合控制體系中的一個獨立分支。隨著民主力量的加大，媒體在韓國政治、社會中的空間加大。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直接衝突漸漸少了，彼此之間更多是在世俗理性基礎上形成利益互換，形成某種默契，形成共謀。這反映了一種政治方向的變動。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國家和資本等傳統的主要支配勢力的主導力及正統性減弱，新聞業在對國家和對資本的關係中恢復了相對均衡的比重，在支配聯合體系中獲得了確保自己地位的機會。新聞業甚至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介入國家最高領導者的產生，因而擁有強大的影響力。這一事實充分體現，在支配聯合體系中新聞業的自治性及其地位的空前鞏固。今天，新聞業對國家顯示出很大的牽制力，具有積極提出獨立政策模式的高度發言權。在新的條件下，新聞業對國家、資本等支配陣營的其他主要分支的獨立協商能力逐漸增強。因此，國家—新聞業的關係也逐漸從過去的「國家主義」或者「國家主導式委託制」中跳出，向以相互結合、利益互換為基礎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關係轉變。國家—新聞業間的統合主義關係可以用「權言結合」的方式來表現。在這種統合主義聯合中，新聞業演化為一種自治的「准權力機構」。理想型的新聞業者被視為「權力精英」。[5]（P266-267）　　在民主政治語境下，政府對媒體放鬆管制，釋放了媒體的能量。媒體的產業功能迅速擴張，進一步加大了媒體與資本的合作，結果則是：媒體從政府的控制中還沒完全解脫出來，又陷入了資本控制之中，政府利用媒體的市場逐利偏好，對媒體進行間接控制，這樣，媒體陷入了政治與資本雙重控制的兩難境地。到了2000年以後，媒體被資本挾持的趨向更趨明顯。在盧武鉉執政的時候，這位「平民」總統看到媒體在資本之路上越走越遠，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試圖把媒體從資本寡頭的控制中拉回來。但由於多種原因，他所領導的政府跟媒體之間的戰爭，最終變成了他一個人與媒體的戰鬥，他與媒體的較量雖然不無悲壯，但他的改革效果不甚顯著。　　韓國新聞業得以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立的權力機構強化自身的地位，其契機是歷史上市民社會對威權主義體制進行的有組織的反抗所帶來的政治民主化。新聞業的權力是在韓國社會處於全面「權力危機」時獲得的，其「漁翁得利」的特徵十分明顯。同時，韓國新聞業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與其說屬於民主市民一派，不如說站在擁護威權主義體制的保守勢力一邊。這樣的歷史經歷對新聞業權力的基本特性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這種權力在政治民主化以後得到了高度的強化。韓國新聞業日漸強化的權力和地位不過是圍繞支配體制內部與其他勢力之間的權力分配和政治鬥爭，以個體勢力為中心，為自私的自身目標服務而已。只要新聞業不能擺脫這樣的特性，韓國就不會向強化市民社會的方向發展，而是遏制市民社會的成長和民主力量的積蓄，或者妨礙其發展。一方面，韓國新聞業是市民社會主導的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它還沒有想到將自己獲得的實惠反饋於市民社會。因此，今天韓國新聞業所具有的自由與權力不要說是韓國民主主義的「指標」（index），即便說它是發展/強化韓國民主主義的「原因」也顯得很牽強。因為，新聞業權力的強化既然是政治民主化的結果，就應該用來鞏固民主主義，用來強化市民社會的民主力量，而在韓國情況卻並非如此，與其原來的意義有所矛盾。[5]（P271-272）這對韓國媒體的評價是精當的。韓國媒體在韓國民主化運動中，不是施動的力量，而是受動的角色。在強大的外力推動之下，韓國媒體也漸漸走上民主化的軌道。因此，可以說，在韓國民主化過程中，媒體所扮演的是一個機會主義角色，它是一個投機者和受益者。　　四、政府與媒體關係複雜性的成因分析　　韓國的現代媒體發展歷史並不長，媒介市場也不大，但韓國的媒體生態很複雜。這種複雜關係集中體現在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方面。為什麼韓國政府與媒體關係會變得如此複雜？究其原因，有多種力量參與了政府與媒體關係的博弈。其中主要力量包括：　　（一）歷史傳統歷史傳統是一個強大的隱形力量，它潛在而持久地影響著韓國的現實和未來。韓國媒體生態的複雜性、政府與媒體關係的複雜性與韓國其特殊的歷史傳統有一定的關係。韓國媒體受到傳統儒家文化、日本殖民地歷史以及美國文化的影響比較大。有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文化內在地支持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而儒家文化也成為韓國媒體的文化基因。日本對韓國媒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日據時期。戰後，美國對韓國的影響巨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扶植韓國軍人政權，對媒體進行強行控制，威權政治依靠美國軍事和政治的強力支撐。在這種強權政治下的媒體生存空間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美國的民主觀念、制度以及經濟扶持對韓國的影響甚大，同時對韓國媒體的影響深刻、深遠。美國式的新聞自由對韓國媒體的感召力巨大，促進了韓國民主化進程，也推動了韓國媒體的民主化步伐。　　（二）政治民主化　　伴隨著韓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深入推進，韓國媒體的表現空間獲得了很大釋放。政治民主就是要在政府權力上做減法，而在社會權利及媒體權利上做加法。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韓國的民主化進程提速，政府對媒體的限制開始鬆綁，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在法律上賦予媒體以更大的自由，言論空間顯著擴張。威權政治漸漸退出政治舞台，民主政治正式登場。在這種大背景下，政府對媒體的直接、強行控制失去了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文明、間接的媒體控制。作為民主政治的傳送帶，媒體在韓國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媒體自身在韓國的民主化進程中漸漸發育成熟起來。　　韓國政治民主化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是在野黨在民主政治舞台上的力量越來越舉足輕重。有多種政治力量在政治競技場上競爭，相互之間形成對峙或博弈的態勢，這種競爭的政治生態有利於媒體表達空間的生長，為政府與媒體關係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三）資本力量　　威權政治退場之後，媒體產業化功能得到迅速擴張。在市場規則的作用下，資本力量在媒體市場中漸漸壯大。在一定條件下，市場機制有利於媒體民主的成長發育，市場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有利於釋放媒體的民主功能。但在媒體市場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特別是在資本對媒體市場構成壟斷的時候，媒體被少數大財團控制，形成資本與媒體的「合謀」，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控制了媒體，構成對政治的綁架。政府在資本和媒體之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站在公共利益這邊，打破資本在媒體市場上的壟斷，還是與資本妥協？政府的媒體立場決定了它的媒體政策。在韓國，歷屆政府在媒體政策上都面臨著資本與公共利益的艱難選擇。　　（四）媒體專業化　　在政治與資本之間，媒體經常處於左右失據的尷尬境地。但值得關注的是：在韓國民主化進程中，媒體專業主義也在迅速發育。在強大的政治和資本之間，媒體努力尋找自身專業發展空間。這種努力在韓國不時表現為激烈的鬥爭。媒體經常圍繞著「編輯局長選拔」、「編輯權獨立」以及「新聞勞動組合活動許可」等媒體內部權利問題，與資本、政治力量進行較量。面對媒體日益高漲的新聞自由和專業權利要求，政府和資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　　1987年執政黨在社會壓力下宣布民主化改革（包括媒體改革），在這一背景下，MBC與KBS成立工會。這兩個工會試圖爭取外部與內部的新聞自由，以建立公共電視的獨立性。首先，工會爭取外部自由，即在人事上獨立於官方的控制，挑戰官方對公司總裁的提名權與任命權。其次，工會爭取內部新聞自由，即在編輯政策上獨立於管理階層的控制。因此，在媒體改革團體的壓力與期許下，韓國的公共電視不斷爭取到自主空間。在抗爭中，韓國的公共電視逐漸獨立於官方的控制，爭取到較大的專業自主權。[6]　　（五）媒介技術媒介技術的升級換代不斷改寫韓國媒體版圖，有時候甚至充當了一個關鍵性的力量。新媒體的問世，打破了原先的權力和利益格局。比如，在韓國有線電視、衛星電視以及手機電視的問世，對原先的媒體利益格局構成不同程度的衝擊。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互聯網。1998年和2000年韓國受眾每日平均使用互聯網/電腦的時間分別為30.4分鐘和42.2分鐘，2000年已經超過報紙，更是大大長於雜誌。由於韓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先進，收費較低，據尼爾森下屬某公司2001年1月在世界上21個國家的一次調查，韓國是世界上互聯網使用最發達的國家。網路媒體的迅速發展，對韓國媒體生態的影響甚大，特別對報紙雜誌的衝擊極大。政府、資本以及媒體都在搶奪新媒體資源。多種力量參與新媒體的爭奪，增加了韓國媒體生態的變數。　　（六）全球化韓國媒體的發展受益於對國際市場的開放，全球化浪潮對韓國媒體生態的影響巨大。韓國國內的媒體市場十分有限，國內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因此，需要開拓國外市場。韓國媒體對全球化的反應十分敏銳，而且富有成效。一方面韓國從美國、日本等國家那裡學到成熟的媒體製作技術；另一方面又能夠及時把握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把自己的媒介產品成功地推銷到國際市場。韓國媒體在政府的幫助之下，積極開拓國外市場，特別是亞洲市場，獲得了巨大成功。韓國政府在推動本國媒體走向世界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政府成為韓國媒體走出國際市場，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巨大推手。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內環境下政府與媒體的緊張關係。　　五、餘論　　韓國媒體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很難用單一的權威主義或者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解釋。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韓國政治與媒體關係是從權威主義向自由主義轉型。韓國獨特的政治和媒體生態，造成媒體—政治關係的複雜多變。在韓國的政治—媒體關係結構中，政治權力始終處於強勢地位。但政治權力在強大的民主壓力面前，被迫順應民意訴求，政治權力漸漸受到民主的馴服，受到約束的政治權力對媒體的控制往往採取了軟化、文明、隱蔽的方式。再者，市場機制的介入，成為制約政治和媒體的第三種力量。權力、資本之間既合謀，又制衡，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在韓國，政治、資本在不同時期、不同媒體上所施與的影響往往是不同的。比如，報紙媒體受到資本的影響會更加明顯。而電視媒體受到政府的影響更大一些。後來，新媒體的崛起，又成為市民社會政治表達的活躍地帶。這對韓國媒體生態及政治生態構成新的影響，對本來就不甚穩定的韓國媒體生態增加了更大的變數。　　參考文獻：　　[1]陳力丹.傳統與現代的漫長交戰———韓國新聞事業及政策的演變[J].國際新聞界，1996，（2）.　　[2]郎勁松.韓國傳媒體制創新[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29.　　[3]叢日雲.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4]王加豐.朴正熙「開發獨裁」體制研究[M].上海：學苑出版社，1999.236-258.　　[5]郭鎮之.跨文化交流與研究[Z].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6]林麗雲.威權主義國家與電視：台灣與南韓之比較[J].（台北）新聞學研究[J]，2005，（85）：1-30.來源:《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6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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