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命運及其成因

【作者】卜海艷

【內容提要】

張愛玲憑藉著她個性化的體悟和獨到的筆調，創作出一個個滿目瘡痍、格調蒼涼的故事，故事中活躍著一個又一個女性。這些女性無論怎麼掙扎、怎麼拼搏、怎麼奮鬥，最終命運都是一樣——蒼涼凄美，沒有出路。張愛玲的家庭和愛情婚姻帶來的人生悲涼感是其作品中女性蒼涼命運的表層原因；張愛玲意識到「她的時代」「倉促」，感到「惘惘的威脅」是其作品中女性蒼涼命運的深層原因。

【關鍵詞】 張愛玲 女性 命運

張愛玲的小說以悲劇故事見長，而「蒼涼」是其悲劇敘事風格的內核。她筆下的人物雖然經歷各異，但無不演出著一幕幕生存悲劇。她最注重的是女性人物，她筆下的女人們因襲了女性生理、心理的歷史陳跡，一代又一代地掙扎、墮落，無論怎麼樣都沒有出路。她的作品中寫愛情，但不是那種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結局是花好月圓、洞房花燭的戀愛故事，而是一種哀情，一種不健全、不完滿、不正常、不幸的愛情。本文試圖對這種現象進行論述，並探討這種現象的成因。

一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少女形象，如葛薇龍、許小寒、鄭川嫦等。這些女性天真純情，不了解人世的黑暗和無奈，但就於不了解中，已被人生的黑暗和無奈吞噬。

《沉香屑 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為了完成學業而投靠姑母梁太太。梁太太是一個「關起門來的小型慈禧太后」，葛薇龍就在梁家「綠幽幽的冷酷而淫蕩的世界中墮落下去」,「不是為喬琪弄錢，就是為梁太太弄人」。儘管葛薇龍知道自己越陷越深，未來是無邊的荒涼，無邊的恐懼，但卻無力自拔，擋不住「黑暗」的腐蝕和誘惑，終於靈魂墮入了深淵，由一個天真無邪的學生變成了一個交際花。

《花凋》全篇故事以鄭川嫦被粉飾的墓園和墓志銘為始，帶出她那「美麗而悲哀」的人生真相。正如敘述者所說的那樣，川嫦的一生「全然不是那回事」，川嫦的墓志銘及其被美化了的墓園，成為鄭先生為女兒所造的諷刺模型，一種違背真相的修正手法。

川嫦生前卧病房中，正猶同被人軟禁於「鐵閨閣」里，全家以保護的名義使她動彈不得，自由被剝奪卻又不提供她應有的醫療照顧。作者細膩而深刻地寫出了川嫦臨死之前的絕望感：

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這可愛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觸的，立即死去……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她受不了這痛苦，她想早一點結束了她自己。

讀這樣的文字，不禁讓人脊背上產生陣陣涼意，一種痛徹心骨的寒冷。諸如此類的少女還有許小寒、愫細等。這一群美麗而多情的少女，生活於沒有出路的人間，只能用自己的美麗去祭奠人生的寂寞荒涼，看著自己的純情被一點點腐蝕，無論是呼天搶地，還是冷漠笑對，一切都是虛空。

第二類為中青年女性形象。如曹七巧（《金鎖記》）、白流蘇（《傾城之戀》）、霓喜（《連環套》）等。這類女人的共同特徵是缺少了少女的純情天真，而多了成熟女性的圓滑世故。她們在人生中費盡心機，耍盡聰明去爭得一席之地，而最終卻歸於沒落或因偶然的機緣成全了自己而更顯人生必然的荒涼。因此她們的命運就更有震撼人心的悲劇性。

曹七巧，以一個從麻油店走出來的女人去高攀簪纓望族，門戶的錯配已經種下了悲劇的第一個原因。原來當殘廢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於老太太一念之仁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成了她悲劇的第二個原因。在姜家的環境里，當姨奶奶固然未必有好下場，但黃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麼高漲，戀愛欲也不致被壓抑得那麼厲害。對於一個女人，最寶貴的莫過於愛情和兒女。但她為了黃金，只能低聲對小叔嚷道：「我有什麼地方不如人？我有什麼地方不好？」為了黃金，她十年後心甘情願地把最後一個滿足愛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情慾的壓抑使她妒忌並破壞兒子女兒的愛情和幸福。「兒子女兒恨毒了她」。她不是一個弱者，她千方百計要比人強，要防著別人奪她的黃金，要整治兒子媳婦女兒，她精明強幹，這精明強幹卻更殘酷地害了她，使她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作為一個女人的資格。

《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出身於破落舊家庭，離婚後回娘家，在娘家卻難以立足。為了出口氣，她尋找新的歸宿，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譽做賭注，把尋找經濟靠山作為擇愛的標準和目的。她與華僑富商子弟、假洋鬼子范柳原邂逅而墜入情網。范柳原是一個飽經世故、精明狡猾的老留學生。他的目的是在不損失自己「自由」的前提下得到一個情婦，並不是想要一個妻子和承擔起丈夫的責任。白流蘇則希望憑藉這個華僑富商的財源確保富足的物質生活，組成可靠的小家庭。在他們的交往中，白流蘇步步設防，一點也不肯失陷了自己，最終卻不得不甘認失敗，犧牲了淑女的身份和三十歲青春，不惜當情婦而由滬入港投入范的懷抱。但白流蘇是幸運的，香港陷落成全了她，使她成了范柳原「合法的妻」。但這只是偶然，張愛玲筆下女人的必然出路卻是像《連環套》中的霓喜那樣。霓喜先後和多個男人同居，「她要男人的愛，同時也要安全」，她千方百計想成為對方合法的妻子，為此她一次次算計、掙扎，最終卻每每人財兩空。

這一群女人執著於生活，生命慾望強烈，小心謹慎、費盡心機地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卻大都歸於失敗，不能不讓人感覺到人生的悲涼。

第三類為老年婦女形象。如婁太太（《鴻鸞禧》）、紫薇（《創世紀》）、奚太太（《等》）等。這些女人沒有了少女的純情，也沒有了青年女性對生命的看重和執著，有的是經過歲月折磨的疲沓和回首往事的感傷。精彩的年華已經過去，剩下的只是自怨自艾以及年老珠黃時對生命不甘心而又不得不忍受的痛。

《等》中的奚太太、童太太她們一生都在等，等「給了她們許多磨難的公婆長輩過世」，等出門的丈夫回來，在「等」中，一年年消耗了自己，等到的結果卻是丈夫又娶了一個或兩個太太，而自己「仍舊每天黑早起身，在黯紅漆桶似的房間摸索摸索，息息率率，手觸到的都是熟悉的物件，所不同的只是手指骨上一節節奇酸的凍疼」。

這群女人的沒有出路，除了社會原因外，又多了一個誰也無法抗拒的生命流逝、年華已去的因素，因此更具有普遍性的悲劇意義。

二

在20世紀中國女作家中，張愛玲的思想背景複雜而富傳奇色彩，她曾經煊赫的家庭門第輝映著一個王朝的背影，而她只能在那個晚清貴族徹底衰敗的年代，親自感受父母兩大家族的沒落與瓦解，並且經受了真切的戰爭的威脅。這一切構成了她早期創傷性的生存體驗，並過早地在她的思想背景里打上了亂世的記憶。

張愛玲的祖母是清代末年著名官僚李鴻章的女兒，祖父張佩綸也曾擔任清末官僚。1921年，張愛玲出生時，這個封建大家族也像《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一樣，由「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勢而家道中落，儘管如此，大戶人家的作風派頭卻依然風韻猶存。

張愛玲之父便是一個具有遺少作風的典型。他素有弄風捧月之舊習，更發展其性格暴戾、乖張的一面。而張愛玲的母親，是清末南京黃軍門的女兒，一個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清麗孤傲的女子。舊習氣與西洋化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張愛玲父母感情不和終致離異。她便和父親、繼母生活在一起，受盡了他們的欺凌和侮辱。這些經歷使本來性格就內向的張愛玲更趨於孤獨哀傷，加上她的聰慧多思，更使張愛玲對人生持一種深不可測的態度，且永遠抹不掉心底深處的悲哀。

對於此，張愛玲是如此論述的：「我們從小就活在遺老遺少的家庭陰影中，見到、聽到都是那些病態的人、病態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籠罩著黑色的雲霧，讓人覺得苦悶，有時幾乎要窒息。」①被譽為「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聖經》」——法國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中有這麼一番話：「今日，女人雖然不是男人的奴隸，卻永遠是男人的依賴者，這兩種不同性別的人類從來沒有平等共享過這個世界。」②女性只能依賴男性，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而這種希望完全落空時，情形又當如何呢？

青年時期，張愛玲曾傾心胡蘭成。他們也確實度過了一段美麗的時光。但在敵偽時期，胡蘭成的文品和人品卻表現出恩仇顛倒、是非混淆，結果還拋棄了張愛玲。惟其有過幸福，結局才更顯凄清與悲涼，正如張愛玲嘆曰：「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③

以一種萎謝的心情去看世間百態，去看芸芸眾生。於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其筆下的女性總是千般掙扎，卻沒有出路。

三

張愛玲在《〈傳奇〉再版序》中說道：「個人即使來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④

開頭一句話的意思是「時代」比個人倉促。人們一般常說「人生苦短」「讓時間來證明」，即「個人」總要比「時代」、「時間」、歷史來得倉促。張愛玲又何出此語呢？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的沉沒下去。」⑤在《我看蘇青》中又有這樣的論述：「如果感到時間逼迫，那麼真的要說逼迫，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比「個人」還要倉促的時代是指某一段具體的時間，所謂「她的時代」是指最適合她，而她也最如魚得水，活得來勁的一段時間。

那麼，張愛玲的時代是什麼時候呢？

對此，柯靈先生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愾，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⑦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張愛玲清楚地認識到屬於她的時代，也清楚地認識到「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的時代正在流逝，並且一去不復返，因此便感到思想背景里「惘惘的威脅」，「在張愛玲這裡，時間被認為極不穩定的因素，意味著文明的頹敗，意味著美好事物的逝去，成為流離動蕩的亂世的根源。」⑧這種意識潛在地影響著她的創作，使她的作品浸透了那樣一種不欲言明的深刻的沒落感。

張愛玲是在最高層次的意義上，認為惟荒涼是人性的、人生的實有，但高處不勝寒，張愛玲還要從高而降，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裡，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在滿目荒涼里尋找一些慰藉，哪怕這慰藉終不免落花流水去。因此其筆下的女性也是充滿了追逐，充滿了尋覓，懷著這樣那樣的慾望，想在這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可以立身，但結果卻是惟追逐才更失望，惟尋覓才更荒涼，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無論你怎樣都逃脫不了命運的網，擺脫不了命運的捉弄。一切都是虛空，一切都沒有出路。

結 語

自五四以來，陳衡哲、廬隱、馮沅君、丁玲、冰心、蕭紅等女作家都先後以不同的形式和語言書寫女性經驗，並藉此將女性特質納入文學史。在此方面，張愛玲有其獨特之處。她因在家庭和時代中找不到個人的坐標而產生強烈的孤獨感，以一顆憂傷孤寂的心面對「時代沉落」和「倉促」「破壞」的趨勢，而感到「惘惘的威脅」，形成了悲劇氣質、蒼涼心態和感傷情調。用這種眼光去看紛紜人生，無怪乎其筆下的女性人物情感體驗會千瘡百孔，無論怎樣掙扎都沒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