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不經心的傳奇：法國電影與電影的法國

【主題書】漫不經心的傳奇:法國電影與電影的法國

【著者】謝強 嚴倩虹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3月

【點評】讓所有人怦然心動的法國與電影的傳奇，去法國最應該帶上的一本書。

奧古斯特·雷諾阿和妻子

讓·雷諾阿《衣冠禽獸》

（左為讓·雷諾阿）

印象派繪畫直接地見證生活。初生的電影，與之有著神秘的相似性。兩個雷諾阿之間的關係，先是父與子，其次是繪畫與電影，最後是印象派與法國電影。

被忽略的風景：電影之外的解讀

被遺忘的拉西奧塔初生的電影把火車攝入鏡頭，似乎順理成章，其實這跟拍攝地拉西奧塔有關，因為盧米埃爾兄弟的鄉間別墅就在那裡。拉西奧塔是法國普羅旺斯地區南部藍色海岸的一處度假勝地，距離馬賽不到一小時車程。美麗的海灣桅杆林立、帆影點點，海岸線長達二十公里，沙灘綿延伸展。這裡沒有尼斯和戛納的衣香鬢影，來曬日光浴的大都是本地人及周邊居民，氣氛放鬆慵懶。儘管是盛夏，也不會看到有人下海游泳，因為地中海里的水是從雪山流下來的，清澈而冷洌。沙灘的盡頭是老港，老港的盡頭是歐洲第一高的懸崖鷹咀岩，傾斜四十五度插入海中，既像鷹嘴，也像魚翅。這座地中海小城有著自己的節奏和傳統，如每年11月份在老港舉行的「重回1720」節慶活動。街區會瞬間改裝成18世紀的模樣，穿著傳統服裝的居民，有兜售鮮魚的、織染紡布的，貴族們身穿華服招搖過市，海盜們把酒歡歌，流浪藝人表演著雜耍，連路邊咖啡館的侍者們都成了舊時的酒保。小城尊重祖先的習俗，懷念舊日的好時光。1890年，盧米埃爾兄弟的父親安托尼·盧米埃爾在拉西奧塔建造了鄉間別墅，共有四十間房，有三間畫室。兩兄弟和一大家子在這裡度過了許多快樂時光。正是在這裡，他們研製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電影攝影機。 於是，這棟鄉間別墅成為盧米埃爾最早一批電影短片的誕生地，如《水澆園丁》《嬰兒的午餐》《玩紙牌》等。《嬰兒的午餐》中第一次運用了特寫鏡頭。《水澆園丁》可以說是最早的喜劇片，是路易·盧米埃爾受弟弟愛德華一次惡作劇的啟發，找了工廠里一個學徒和家裡的園丁來出演的。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為飛行員的愛德華犧牲了。

里昂：一個低頭前行的城市打撈一個城市，甚至事無巨細地鋪陳開來，不僅僅出於對其歷史的興趣，更是出於一種異乎尋常的尊重。位於法國東南方的里昂，沒有北部巴黎的喧囂，也沒有南部馬賽的熱鬧，低調恬靜，既古典又現代，既是工業基地又是文化藝術之都。身處羅納河與索恩河的交匯之地，里昂成長的獨特性，是我們解讀其作為電影故鄉的一把鑰匙。貝特朗·塔維尼埃的漫步開始於富爾維耶爾山腳下的聖保羅街區。這裡是里昂老城區的北部。在這片引人入勝的老城區里，15—17世紀哥特式古舊宅居彼此相連，橙黃和粉紅色調鮮艷奪目，滿目皆是豎格窗、空中花園、瞭望塔、螺旋樓梯，還有隨性的塗鴉、精美的壁畫，以及聖保羅大教堂、聖讓首席大教堂、聖喬治大教堂等建築，處處流露出文藝復興風格的迷人氣質。這片約五百公頃的里昂老城，199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文化遺址，其名氣與歷史價值僅次於威尼斯。電影《聖保羅的鐘錶匠》（1974）描述了索恩河、河上橋樑以及咖啡館。這是塔維尼埃的首部劇情長片，改編自著名作家喬治·西默農的同名小說，由於預算微薄而把電影場景移到他出生的城市裡昂。影片揭示的對立角色之間的獨特關係和社會障礙的不可逾越性，恰如一幅社會肖像。影片獲得路易·德呂克大獎和柏林電影節銀熊獎，塔維尼埃由此嶄露頭角，成為一代老練的電影人，被稱為「電影先生」，人稱「里昂的塔維尼埃」。影片主演諾瓦雷也由此成為塔維尼埃的御用男演員，兩人共合作了八部影片。諾瓦雷於次年主演的《老槍》（1975）獲得首屆法國愷撒獎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員獎，影片在中國也受到熱烈歡迎。

尼斯：無與倫比的光線「藍色海岸，這個你在夜晚終結時將到達的夢想之地。」巴黎—里昂—地中海線列車招貼畫上如是說。每年度假大軍都會從巴黎涌到美麗的南部普羅旺斯，最受歡迎的是藍色海岸一帶。在地中海陽光下，西起土倫，東到法意邊境，藍色海岸沿線著名的城鎮包括聖特羅佩、戛納、尼斯以及被法國包圍的摩納哥大公國的蒙特卡洛等。這些小城也都是影片的背景，其中較著名的有蒙特卡洛（圖爾岡斯基《馬諾萊斯庫》）、戛納（克勞德·勒魯什《新年快樂》）、格拉夫（讓·雷諾阿《瑪爾基塔》），當然，還有尼斯（馬塞爾·卡爾內《天堂的孩子們》），法國曾經的電影首都之一。作為誕生尼斯畫派的海濱城市，尼斯一度是法國當代藝術最重要的發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享有盛譽的藝術家安居於此，尤其是1938年即定居此地的野獸派大師亨利·馬蒂斯，1954年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另一繪畫大師馬克·夏加爾的夢幻主題和氣氛，有如電影蒙太奇。作為夢幻製造者，銀幕帶給普通觀眾的總是遠離日常生活的嚮往之物，比如奢侈的生活、假日和旅遊勝地。尼斯具備了這一切：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脈、溫暖如春的海岸線以及一個大都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百代公司首先派劇組南下地中海，在藍色海岸拍片。隨後而至的是高蒙公司、雷克斯公司，吸引它們的是這裡慷慨的陽光。因為在巴黎，冬季根本無法拍攝，白天很短，光線不足，還經常下雨，很耽誤周期，所以藍色海岸是最好的選擇。也正因為如此，在幾乎整個默片時代，冬天反而是影片產量最高的季節。選擇尼斯，不僅因為它少雨，還因為它獨有的光線，這種光線使得影片感光充分，對比強烈，可以任意塑造光影效果。有人說，尼斯的影片產量逐年遞增，皆因它那無與倫比的光線。尼斯可以說是為電影而存在的，工作時間長，影像清晰，宜展開劇情，這三大要素足夠吸引電影人南下了。在早期，尼斯還只是巴黎的附屬，後來就逐漸脫離巴黎，獲得了獨立性。

咖啡文化與電影：先苦後甘，餘味無窮

花神咖啡館稱得上是巴黎最著名的文藝咖啡館之一。20世紀初，花神咖啡館先是成為詩人、評論家阿波利奈爾的文學團體的大本營，出版《巴黎之夜》雜誌，後以布雷東為首的超現實主義團體也常常在此聚會。1917年，阿波利奈爾完成了劇本《蒂雷西亞的乳房》，其中創造了「超現實主義」這個詞。同時5月18日該劇上演，被視為超現實主義戲劇的開山之作。不幸的是，阿波利奈爾因患西班牙流感，於1918年11月9日去世，年僅三十八歲。20世紀初畢加索來到巴黎後不久便與阿波利奈爾相識。1911年8月因為牽涉盧浮宮名畫失竊案，阿波利奈爾蒙冤被捕，而當時接受詢問的畢加索宣稱不認識他，使得兩人的友誼降至冰點。在阿波利奈爾去世三年後，畢加索完成了情感真摯的畫作《讀信》，被認為是畫家悼念友人之作。20世紀30年代，花神咖啡館也是畢加索和夏加爾經常交流心得的地方，當時畢加索的畫室又遷回了左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這家建於1865年的花神咖啡館成為法國知識分子、學者和作家的重鎮。周恩來早年在法國從事革命活動期間，也常去這家咖啡館。而花神咖啡館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它一度是薩特和波伏娃的辦公場所。在1943年至1944年的冬天，咖啡館的二樓看起來像是間教室，薩特趴在一張小桌上寫他的《自由之路》，波伏娃在另一張小桌寫《人總是要死的》，其他人有的在寫書，有的在寫劇本。即使什麼吃喝都不點，侍者們照樣會把墨水瓶擺在薩特和波伏娃常坐的桌子上，薩特還被店老闆戲稱為「一個裹著毛皮的小墨水瓶」。時值納粹佔領期間，溫暖的咖啡館除了帶給他們舒適的家的感覺，還可以使他們與嚴酷的外界隔絕。

薩特的名著《存在與虛無》就是在這家咖啡館寫成的，1943年出版後，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奠基之作。這本書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使得存在主義成為20世紀50年代最具影響的哲學思潮，即認為存在先於本質，其核心是自由選擇，「人即自由」。戰後的法國，小說家的「王位」因此漸漸讓給了哲學家。1943年時波伏娃剛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客人》，她因此放棄教職，成為專業作家。但直到1949年出版了《第二性》，波伏娃才一舉成名。在被譽為女權運動「聖經」的《第二性》中，她最經典的名言就是「我們不是生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她的小說也有搬上銀幕的，如夏布羅爾的《雙面間諜》（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