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博物館——黃土下的那個時代

　　講到甘肅省博物館，好像關注度不高，起碼遠遠沒有陝博、上博那樣出名，但是要講到一個近乎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名字——彩陶，去怎樣也繞不過甘博，它收藏中國最重要的彩陶文物，而齊家、馬家窯這些在中國史前文明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也只能在這裡才能找到。我們的故事也將從這裡開始。　　讓我們進入那個曾經沒有文字記載卻無比輝煌的「彩陶時代」！

　　先做一個小小的知識普及——什麼是彩陶，彩陶時代是那個時代？　　首先彩陶是一種表面有紅、黑、白、諸種顏色圖案的陶器，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紅色陶坯上，用天然的礦物質顏料進行描繪，用赭石和氧化錳作呈色元素，然後入窯燒制最終得到的成品。　　彩陶文化代表了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從距今8000年到距今3000年左右之間5000多年的史前史。可以這樣說，如果青銅時代指點還能以什麼材料劃分歷史，那必然是彩陶時代。

　　由於彩陶時代過於漫長，而分布有過於廣泛，史前史將彩陶時代分成不同的文化類型，文化類型之間相互繼承又有著區別。讓我們就從彩陶時代的開始講起——大地灣文化。　　大地灣位於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城東北45公里處，是一處距今7800年—4800年的史前遺址。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遺址，比仰韶和半坡都要早。

　　因為大地灣是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那麼大地灣出土的陶器就是中國最早的陶器，大地灣所出土的陶器上所出現的紅色條紋就是中國最早的彩陶藝術，隨讓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簡單和粗糙，但是在那個瞬間，一個時代開始了！

　　可以這樣講——甘肅省天水市人是中國最早結束拿石頭碰石頭製造工具階段而轉入拿火燒土製造工具階段的一群人，這群人開始了一個光輝史前文明時代，而這群人曾經領先全世界幾個世紀之久。

　　大地灣人在初期所製造的彩陶是比較簡單的，但是這些「聰明人」並沒有讓我們等太久，一件傑出的作品出現在大地灣——國寶級文物「人頭形雕塑器口彩陶瓶」。　　如果將之前看到的彩陶定義為大地灣文化一期，那麼以人頭形雕塑器口彩陶瓶為代表大地灣文化二期就進入了彩陶時代的重要階段——仰韶文化。

　　仰韶這個名字各位看官一定很熟悉了，我就不再介紹了。回到這個「人頭形雕塑器口彩陶瓶」上來。　　此瓶口徑4.5厘米、高31.8厘米、底徑是6.8厘米，器口是圓雕頭像，短髮、五官比較端正、面龐也算秀麗，基本上可以確認是女性。如果將瓶身看做人的身體，彩繪看做服飾，那麼最大的可能這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孕婦。仰韶文化為母系氏族社會，這一點不需要解釋，那麼這位女士又是什麼人呢？是首領還是女神？我們已經沒有機會知道了。但是可以肯定，這件小小的瓶子是中國史前藝術史上的一件傑作。

　　講一個真實的故事：1975年4月，秦安縣大地灣24歲的農民張德祿在平田整地時，鐵鍬下突然出現了許多破碎的瓦片，再一鍬下去，竟然挖出了兩半截帶花紋的瓶子。這個斷為兩截的「花瓶」上奇特的花紋圖案，而其上面有一個頭像。張德祿要把破了的「花瓶」帶回家，可是在場的村名都認為這一尊神像，不能往家拿，但張德祿還是把它帶回家了。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令人驚異的事情在張德祿家發生了，他家喂的兩頭大肥豬，在一夜之間莫名其妙地死掉了。1976年的一天，甘肅省考古隊的人聽說張德祿家有一隻人頭形「花瓶」，問張德祿願不願意交給國家，張德祿豪不猶豫地答應了。過了幾天，考古隊把張德祿叫去，說瓶子收下了，獎勵給他一個搪瓷盆子，當時價格九毛。之後的故事就可以不講了，反正我感覺考古隊有點不厚道。你說呢？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2-03 02:59　　同半坡一樣，大地灣文化二期的彩陶缽內也有紅色的獨體符號，現已發現了並確認的是14種，大部分應該屬於指事符號，有的符號可能與數字有關。這種彩繪符號是不是文字或是文字的雛形，還沒有辦法判斷，結合半坡的出土彩陶，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符號是有意義的，是研究中國古文字的起源的珍貴實物資料。　　

　　我們不太可能確認這些符號的意義，但可以從中找到一些規律，最少我們可以確認大地灣和半坡這兩個距離幾百公里的兩個村子是有一定關係的——這讓我想到了現在正在搞得「關天一體化」，很有意思。

　　之後即將出現的這件文物可以對中國彩陶文化的源流關係源頭做一個小小註解——彩陶權杖頭。　　鄉1982年，位於隴南西和縣的寧家莊遺址中發掘出了一個彩陶權杖頭。高7.8厘米，腹徑12厘米，權杖頭中央有一個上大下小可以按插木杖的穿孔，上徑2.1厘米，下徑3厘米杖頭。赭紅色，體形略呈扁圓球形。腹上部繪弧線勾葉三角紋，下部繪四隻背向高飛的變體鳥紋。 　　作為大地灣文化三期的代表，寧家莊遺址為輝煌的大地灣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甘肅的史前史進入到一個最輝煌的頂點，而另一個輝煌的名字即將出現。

　　權杖文化是比較典型的外來文化特質。在華夏文明中，與權杖功能最為接近的能夠昭示權力的文化特質是鉞，而且其具有相當長的歷史發展脈絡，體系比較明確，外來文化很難對其構成影響。全世界發現最早的權杖頭存在於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和兩河流域，開始向外傳播輻射，向西沿地中海沿岸進入埃及，向西北傳入東南歐，向北傳入高加索地區，向東則經由中亞進入新疆，最終通過河西走廊進入甘肅東部，而寧家莊遺址所出土彩陶權杖頭代表了權杖作為一種標誌性文化形態從其發源地幼發拉底河向東傳播的最遠距離，也說明中國的彩陶文化受到了西亞中亞史前文化的影響。四羊獸青銅權杖（甘肅玉門出土）

　　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曾經最早進入這一歷史階段的隴東地區，經過不那麼有特色仰韶文化階段後，重新回到了歷史的中心，進入到了中國彩陶文化的最高點，甚至是世界彩陶藝術發展的頂峰——馬家窯文化。　　馬家窯文化有多重要，是我無法有語言來形容的，也是只有那種特殊的美才能說明什麼是世界彩陶藝術的頂峰，請欣賞我最喜愛的一件馬家窯文化彩陶精品——國寶級文物「彩陶漩渦紋尖底雙耳瓶」。

　　這是典型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彩陶，出土於隴西縣呂家坪，高26.8厘米，口徑7.1厘米施黑彩，頸部繪平行條紋，肩、腹部繪四方連續旋渦紋，那種特有的運動感是我們無法複製和想像的。　　馬家窯文化是新石器時期華夏文明晨曦中最絢麗的霞光，是中國史前史的最高文化成就，它不僅包含著史前時期眾多神秘的社會信息、文化信息、同時它創造了中國畫最早的形式。　　馬家窯文化彩陶的繪製中以毛筆作為繪畫工具、以線條作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於墨）作為主要基調，奠定了中國畫發展的歷史基礎與以線描為特徵的基本形式，為中國繪畫史打開了序幕。

　　豬面紋細頸壺——1999年出土於天水市秦安縣，高20.6厘米，腹徑15.3厘米，底徑6.8厘米，口部繪四組三角形紋腹部繪一圈二方連續的豬面紋，最有意思的是豬面紋是以互連的豬面共享一個眼睛，成功地運用雙關形的裝飾手法，很有些現代裝飾畫的韻味。

　國寶級文物鯢魚紋彩陶瓶——1958年出土於甘谷縣西坪遺址，高38厘米，口徑6.8厘米。它的重要性在於鯢魚紋的臉部為人面，頜部有須，身上披鱗，同半坡的人面魚紋一樣，這件彩陶瓶上的鯢魚圖案應該是器物製作者信奉的神話形象或者說是一種圖騰，它會不會就是「龍身而人頭」的伏羲氏的雛形？僅從藝術角度來看，鯢魚紋用毛筆的中鋒畫出，線描有粗細變化，可看出用筆過程的頓挫、轉折、收筆，說明製作者具有熟練自如的繪畫技巧，絕對藝術精品！

　　旋紋圈足三聯彩陶杯——出土1999年於甘南州舟曲縣，就是發生泥石流的那個地方，高12.2厘米，口徑7.6厘米，底徑9.7厘米，杯身三合為一，施黑彩，繪二方連續旋紋，每杯繪一旋渦，造型非常奇特，獨具匠心，是現存彩陶中的孤品。

　　蛙彩陶壺——出土於天水市楊家坪，高14.9厘米，腹徑25厘米，口徑11.1厘米，底徑13厘米。腹兩側對稱有兩橫耳，施黑彩，壺頸部飾平行條紋，腹部繪面向外變形蛙紋，很巧妙，很有童趣。

　　彩陶鼓——出土蘭州市永登縣樂山坪，整體通長37厘米，是研究史前音樂史難得的資料。

　　國家一級文物紅陶人面像——出土於天水市柴家坪，殘高15．3厘米，寬14．6厘米。圓面，窄額，額上髮際低壓。眉棱略起，彎眉修長。雙眼和嘴鏤空而成，但孔形適度，逼真而傳神；尤其是對眼睛的處理，眼瞼曲線柔和，眼上弧凸自然，眼角微有翹意，輕盈靈動，工藝細膩而毫無雕琢之痕。總體看來，五官比例準確，配置勻稱諧調，神情深沉安詳。作為5000多年前的一件雕塑品，其藝術造詣達到的高度令人驚嘆。

　　送大家一個「史上最萌」文物，你絕對想不到這是5000年前的作品，起碼我沒想到。

　　隨著馬家窯文化的發展，馬家窯文化逐漸注入了新的元素，也是中國彩陶最美麗的一個元素——紅黑兩色的結合，而馬家窯文化也進入到它的晚期也就是半山—馬廠類型。

　　而在半山—馬廠類型的彩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紋飾就是旋紋。　　旋紋在馬家窯早期類型中即已出現，很快便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紋飾．也是半山類型的主要紋飾之一。旋紋一般是以四個旋心為中心，個別的有六個或更多，旋紋均作逆時針方向旋轉。半山時期，旋紋成為主要花紋，發展得更為成熟。旋心由多道黑色鋸齒帶與紅帶相間線條或寬頻連接，組成二方連續的圖案，更增加了視覺的旋動效果。 　　

　　這種以流暢的線條會產生強烈的運動感，就像流動黃河浪濤，凝聚在奔流不息的旋動中。如果長時間俯視這些旋紋，會使人產生一種眩暈感。　　　　

　　而旋紋彩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號稱「彩陶王」的國寶級文物「雙耳四鋬彩陶瓮」，這是現存最大的彩陶實物，其在考古學上的地位和司母戊大方鼎的地位差不多，出土於積石山縣安集鄉三坪村，是馬家窯文化的早期類型，圖案異常精美，線條勻實，紋理繁複，構圖精細，紋樣波浪起伏，渦旋流動，傳達出極其波瀾壯闊的美觀效果，表達了這一時期特有的水崇拜思想，反映了原始先民的藝術追求，也代表了中國彩陶藝術的最高成就。　　瓮高46厘米，口沿有4隻提耳，平口，短頸，闊肩，腹部逐漸下收，平底，系泥制紅陶。陶器外壁用黑彩繪出上、中、下三層紋飾。上層為花卉紋，中層為旋紋，下層為水波紋。通體的四個波浪式大旋紋都圍繞其中一個點旋轉，這說明當時就有了等分的數學概念。

　　菱格紋單耳彩陶壺——出土於蘭州市土谷台，高15.7厘米，口徑5.5厘米，底徑8.2厘米。壺腹有一鋬，口內飾垂弧紋一周，頸部飾網紋，腹部飾蛙紋，間飾網格紋。

　　變體神人紋彩陶瓮——也是出土於蘭州市土谷台，高44厘米，口徑19.4厘米，底徑10.8厘米。腹部繪對稱變體神人紋和圓形網線紋。

　　神人紋彩陶壺——出土於蘭州市土谷台，高46厘米，口徑18.9厘米，底徑11.5厘米。壺身施紅、黑彩，肩、腹部繪對稱變體神人紋、圓圈紋。壺上的神人紋沒有下肢而只有頭部和上身。

　　折線紋桶狀彩陶杯——出土於永昌縣鴛鴦池出土，高13.4厘米，口徑6厘米，底徑6.1厘米。，杯口沿內施橫平行折線紋，腹部繪平行折線紋。這個杯子從大小到造型很像慕尼黑啤酒杯，只是不是玻璃的。

　　糾錯！現存最大的彩陶實物是現存甘肅省博物館的「渦紋彩陶瓮」，出土於永登縣蔣家坪，高52厘米，口徑19.6厘米，底徑12.5厘米。剛才已經上過圖，再發一張強調一下！

　　還有一些彩陶的小玩意——彩陶鈴，高度都在10厘米以下，是馬家窯一種比較特殊的彩陶。可不要小看這些小東西，最左邊的那個是馬家窯文化早期的「葉形紋彩陶鈴」，可是國家一級文物。

　　在馬家窯文化的同時，甘肅境內還存在這幾種史前文明，這裡只能介紹其中比較重要的三種文化——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四壩文化。　　齊家文化是以甘肅中部及甘肅、青海交接地區為主要分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史前文化類型，與馬家窯半山—馬廠類型基本同時，但是齊家文化的彩陶與馬家窯文化非常不同，因為齊家文化主要以線刻紋飾為主。　　上國寶——蠶紋二連陶罐，出土於臨洮縣馮家坪，罐腹部刻划出六條蠶紋，分為兩組，每組三條。蠶有頭、嘴、腿、尾，身上有八九條平行線紋和折線紋，表示蠶的節肢。它的出土表明在三、四千年前隴西地區的先民就已經開始養蠶，將世界的養蠶史提前了1000年，是現存關於蠶的最早形象。

　　紅陶三足鳥形器——出土於廣河縣齊家坪，造型很可愛。

　　獸形灰陶盉——出土於天水市武山縣，高29.2厘米，底徑10.2厘米，這種造型在青銅器中比較常見，但對於史前時期就是非常複雜了。

　　辛店文化地分布地區比齊家文化還要西一些，要說明的是，辛店文化的時代約為距今3100年—2800年前後，也就是說辛店文化時期中原地區已經進入商代並一直延續到類似於西周晚期的時間，它是一種典型的畜牧、游牧文化，紋飾與馬家窯文化非常不同，可以說別具一格，筆觸粗獷，以簡單的紋飾為主為主，比較有特色的是出現了不少的動物紋，如犬紋、羊紋、鹿紋、蜥蜴紋等，反映出了畜牧生活的特色。　　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以下這件「獸首人身紋彩陶壺」，高41.7厘米，口徑14.2厘米，底徑11.5厘米。頸部有幾何紋、水波紋及弦紋，各一周，上腹繪兩組變體雙鉤紋夾獸首人身紋，為直立犬首人身形象，相當與眾不同。

細節，直立犬首人身

　　最後要提一提四壩文化，這是甘肅西部河西走廊的史前文化類型，它一方面有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和齊家文化有相同處，但某些其他特點又與中亞文化接近，不上陶器上都有有強烈的地方風格。　　三狗鈕蓋陶方鼎，四壩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件出土文物，出土於玉門市火燒溝，通高27厘米，口長23厘米，口寬12厘米。鼎蓋上塑三隻豎耳站立的犬（也有可能是狼），方鼎上原繪深灰色凸彩網帶紋，現已大部分脫落，保存也不太完整。但是作為河西走廊地區的史前文明卻有這種與中原文明非常類似的器具類型，是相當相當少見的。

　　在馬家窯文化之後的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在器物的造型及色彩和線條的布局，已經大不如馬家窯文化。審美價值不高，彩繪也變得粗糙，這是彩陶文化走向衰退的表現。最後含有彩陶的史前文化是沙井文化，也是我國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其後的歲月中國進入了青銅時代。　　　讓我以一座墓葬結束史前文明：武威黃娘娘台墓葬——齊家文化早期墓葬。　　此墓為成年一男二女的三人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位於中間，二女分列左右，屈附其旁。這些合葬墓表明齊家文化中的婚姻狀況已由多偶婚制過渡到一夫一妻制，只甚至出現一夫多妻制，同時也說明男子在社會上居於統治地位，女子的地位卻下降了。原始社會即將結束，新的歷史時代即將到來。

　　男性墓主，應該是一位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階段的一位領袖，類似於堯舜一樣的人物。

　　之後即將出場的將是甘肅省博物館最重要的一件藏品，中國古代文物中精華中的精華——「馬踏飛燕」！　　雖然我使用的名字不是那麼標準，因為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應該叫做「銅奔馬」最為標準，但是我非常喜歡「馬踏飛燕」這個名字，有那麼一種氣勢，而這種氣勢是我認為它最為寶貴的。　　說實話，十幾年前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它時發現他並沒有我想像中那樣大，而它的衝擊力和生命力，在我長時間的觀察中逐漸清晰，我甚至開始產生錯覺——它是活的！

　　剛才的話有些個人主觀因素，讓我們回歸比較客觀的描述吧。　　講到馬踏飛燕就不得不提到武威雷台漢墓，作為西北地區最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之一，雷台漢墓為「守張掖長張君」之墓，墓主人具體生平不明，約在公元186-219年之間（此處有爭議），發現於1969年，墓道長106米、寬60米、高8.5米，墓室分前、中、後三室及配以左右耳室三處，出土有金、銀、銅、鐵、玉、骨、石、陶器等文物231件，銅車馬儀仗俑99匹，而馬踏飛燕就是儀仗俑領頭馬。如此大批、成組、精緻的銅車馬在當時是首次發現，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成為中國首屈一指之珍貴文物。

　　如果用一句話評價馬踏飛燕，就是「它是集中精巧的青銅工藝、準確的力學平衡原理和絕妙的藝術構思為一體的偉大藝術品，是超越了那個時代的產物」。

　　　　銅奔馬高34.5厘米，長45厘米，寬10.1厘米，重約7.15公斤，形體要比這批銅車馬儀仗俑當中的任何馬都要大一些，它的造型異常驕健，呈昂首嘶鳴飛躍賓士狀，頭微左揚，長尾飄舉，三足騰空，右後蹄踩著一隻飛鳥，飛鳥正在回過頭來觀望，表現了駿馬凌空飛騰、奔跑疾速的雄姿，大有天馬行空之勢。

作工藝來看，馬踏飛燕的重心固定在一隻後足上，由後足踏著的飛鳥展開雙翅做為支撐點，而相對於整個雕塑其支撐點非常小，如果要保持整體地平衡就需要對整體的重心進行極其周密的計算，保證重心與支撐點的完全垂直，這對製作者的鑄造水平，青銅的純度都有極高的要求，同時還要求製作者卓越的創造力、超前的構思能力和三維想像力。

　　那位不知名的製作者運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手法，以豐富的想像力，精巧的構思，嫻熟的匠藝，把奔馬和飛鳥絕妙地結合在一起，以飛鳥的迅疾襯托奔馬的神速，造型生動，構思巧妙，將奔馬的奔騰不羈之勢與平實穩定的力學結構凝為一體，它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一往無前的氣勢，更是中華民族的象徵！

　　以上這些已經對馬踏飛燕做一個完整的描述了，但是它僅僅是一件冥器嗎？它是不是」汗血馬「的象徵？

　　馬踏飛燕——國寶級文物、64件文物永久不準出境展出文物之一、中國旅遊圖形標誌。1973年，馬踏飛燕唯一一次出國展出，投保的數額是3000多萬美元，創下了中國單體文物境外展出投保最高紀錄，如果以當時的匯率換算，比現有蘇富比拍賣過所有的中國青銅器的拍賣總金額還高。

　　要做一個說明，經過多方證實，甘肅省博物館的馬踏飛燕是真品，沒有任何問題。　　其實甘肅省博物館的情況還不錯，除了陝西境內的幾家博物館外就是西北地區最好的博物館了，我十一假期去的，參觀人數不少的，展廳安排比較合理，設施也不錯，到中午我離開時已經館外已經排了很長的隊了。唯一的問題就是2010年的甘博雖然進行了裝修，但是比較我1999年第一次去甘博展品上基本上沒有任何補充，事實上還少了些，這就有點不應該了。　　前面說過，武威雷台漢墓共出土銅車馬儀仗俑99件，而馬踏飛燕是其中的一件，之後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整個銅車馬儀仗隊及漢代的儀仗制度。

　　鹵簿不僅僅是儀仗隊，還是護衛隊，所以鹵簿涵蓋的內容比儀仗要豐富得多，同時有很嚴格等級制度，「車駕次第」和保衛人員即裝備的規模、數量、等級都是有嚴格規定的，搞錯是要掉腦袋的。雷台漢墓的鹵簿是諸侯級的，具體所來：　　第一排：首騎兵　　第二排：騎馬執戈武士　　第三排：騎馬執戈武士　　第四排：乘馬車執斧官員，斧標示軍權　　第五排：老大本人及馬車，同時四角站立四個男僕　　第六排：乘馬車隨行官員　　第七排：隨行運輸物資的馬車　　第八排：隨行運輸物資的牛車　　執戈銅騎士俑稱為「辟兵」，《漢書•天文志》說「北宮玄武，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請大家注意一些細節，這就是傳說中的羽林天軍。

　　老大的車，傘蓋為圓形而車身為方形，取「天圓地方」的意思，車身兩側還能看到一點點硃紅色，根據漢制，硃紅色車輿為兩千石以上官員所用。車身周圍的男僕手裡應該有東西，但已經看不到了。　　　　羽林天軍，正面

　　輜重運輸馬車

　　在雷台漢墓不僅僅出土了成套的青銅儀仗俑，同時還出土了一個十三盞銅連枝燈，高146厘米，寬66厘米。燈座為倒置喇叭形，座面十瑞獸紋和雲氣紋。燈呈樹形，主幹分為三段，套插而成。段與段銜接處各置十字形托架，猶如燈樹之分枝。十字托橫向四齣，四端各飾透雕花葉一個，葉端有小燈盞，盞沿各有桃形葉飾一個，象徵火焰，干枝頂端有仙人騎鹿形花飾。如此之大的燈台是不多見的，可以說是實用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下兩樣東西是什麼？

　　　可以肯定的是，現存全國的博物館內的中國古代文物，從史料價值來看還是比國外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價值高，這主要是因為外國人100年前外國文物販子收購中國文物時大部分是從收藏角度而不是學術史料角度判斷文物價值的，伯希和那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其實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對於鄉村是盜墓導致的破壞，對於城鎮是基　　　根據國家文物局的規定：書畫、絲織品、壁畫、漆木器等文物，容易受光照褪色，造成文物損壞，原則上不得拍攝。當然，大部分文物比如雕塑、青銅器、陶瓷、印章等不易受光照損壞的展品，都是允許拍照的，但是為了以防萬一，都不允許使用閃光燈。我在陝博和西博都見過禁止使用閃光燈的牌子，但是拍照是允許的。在西博我還幫一位老先生將照相機調到強制不閃光，他對照相機不熟悉。一照就閃光工作人員就不讓他拍照。　　其實禁止拍照的規定非常可笑，每個去盧浮宮的遊客都可以與蒙娜麗莎合影。我想國內禁止拍照的規定也許是為了防盜，1992年開封博物館的文物失竊案就與竊賊拍攝了防盜系統有關。　　關於文物的展出安排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博物館不僅僅是展出機構，也是科研機構，所以不展出的館藏文物遠比展出的館藏文物多得多，比如台北故宮就是一比九的比例。但是如果將這部分也介紹出來那就成流水賬了。　　我在之前的帖子「碑林——不僅僅是書法」也講到這個問題了，碑林曾經因為藏品太多將部分明清石碑在院子里埋起來了，事情確實是有的。　　晚上查了一下主要博物館關於拍照問題的規定，發現主要國家級、省級博物館都允許在一定的範圍內在不實用閃光燈的情況下拍照，包括國博、上博、陝博等等。但是臨時展覽特別是引進展基本上都不允許拍照，具體原因和版權有關。市級、縣級博物館還有大部分的遺址博物館在這個問題上比較混亂，一般都會走兩個極端，但是沒人管的居多，全靠參觀者自覺。　　根據國務院的規定全國各級文化文物部門歸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館全部實行免費開放，具體來說就是國家級、省級、市縣級博物館，但是文物建築及遺址類博物館不在此列，比如碑林、三星堆、南越王陵等等。　　有個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尖底瓶是用來做什麼的？現在來看最為主流的是盛水器、汲水器（也就是欹器），這種說法甚至上了中學歷史課本。但是這種解釋也有許多說不通的地方，比如陶器的水密性不好，用來盛水很快就會開始漏水，不大可能長時間使用。其他還有炊具、禮器、灌溉用具甚至冥器等等，各有各的道理，這裡就不討論了。只要各位看官知道關於尖底瓶的用途還有爭議就可以了，不要迷信權威就好。　　關於彩陶的顏色我的幾位師兄寫過一篇論文《馬家窯類型彩陶黑白顏料的x射線衍射分析》（馬家窯沒有紅色），特學術，就不引用了，結論就是彩陶的顏料都是天然礦物，包括氧化錳、赤鐵礦、石膏等等，研磨後混合而成，用毛筆畫在陶坯表面。顏色能夠保持如此之久是因為陶坯經過900到1050度的窯燒後產生了化學變化，之後再進行表面磨光處理。　　既然講過了馬踏飛燕，就繼續講講青銅器。青銅器在甘博的館藏文物中不算大頭，從數量上無法和上博、陝博相比，比河南省博物館也有很大差距，但是有幾件重器很有意思，值得專門曬一曬。　　第一件就是這件擁有巨大爭議和身負搞考古工作者巨大遺憾的的「垂鱗紋秦公銅鼎」，此鼎出土於禮縣大堡子山，高41厘米，口徑40厘米。折沿，平唇，雙立耳。斂口，垂腹，平底，三蹄足。足上刻有「山」字形扉棱，以扉棱為鼻脊飾獸面紋。口沿下飾一周竊曲紋。腹部飾三周垂鱗紋，頸部與腹部間以兩道凸弦紋相隔。耳外廓飾重環紋。器腹內壁刻「秦公作鑄用鼎」。

　　講到秦公鼎和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就不得不提到那次在中國考古史上著名的盜墓事件。　　禮縣是秦國早期國都「西犬丘」的所在地，我們很早就在這了開始了考古發掘，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最早發現大堡子山遺址秘密的，不是甘肅省文物考古所而是盜墓賊。1993年，大堡子山三座秦公墓被盜，其中中字形、目字形大墓被盜一空，代表著秦文化起源的重要文物秦公鼎、簋流失海外，直到這時，大堡子山遺址才開始受到保護，甘肅省文物考古所也有一次擔任了為盜墓賊打掃戰場的角色，對大堡子山秦公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考古的最終結論，大堡子山遺存年代大致為春秋早期，是秦人的發源地，先進最早的秦文化遺存，它為親人最早的城市西犬丘、西陲的確認提供了完整的證據。　　而秦公鼎被盜後出現在海外文物市場，其中四件被上海博物館購回，成為上博的鎮館之寶，三件保存於甘博，就是我們看到的秦公鼎，總共七件剛好就是周禮「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的體現。　　　　1994年4月，禮縣大堡子山秦墓被甘肅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01年1月，禮縣大堡子山秦墓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4年1月，禮縣大堡子山秦墓被公安部、國家文物局列為一級風險單位　　　　希望我們不要總做亡羊補牢的事情！　　之後出場的幾件青銅器都是很有特色，也相當神秘的，請客位看官留心了。

　　青銅大圓鼎，出土於平涼市靈台縣白草坡，高60厘米，口徑50厘米。此鼎厚立方耳，深鼓腹，圜底，三柱足略有放大。上腹部以五齒短扉棱為鼻翼，飾六組獸面紋，獸面展出之分體為尾爪俱全的夔龍紋，細雲雷紋為地，主紋面上又飾勾連紋，形成當時「三層花」紋飾結構。此鼎是在甘肅境內出土的最大的青銅器，對西周時期西北地區青銅器與中原地區青銅器比較研究有很大的價值。

-　　在鼎的內壁上，有一個很奇怪的圖案，從現有的金文知識來看，應該不是文字，比較普遍的認識這是一個族徽，表示拱衛宗周的意思，中間的「田」表示宗周。

　　靈台縣白草坡在考古史上可是個大名鼎鼎的地方，甘博的青銅器大部分都來自於這裡，除了青銅大圓鼎外還有鼎、簋、尊、爵、卣、斗等，其中有銘刻的銅器24件，共有銘文14種，這在國內考古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以下幾件都是出土於白草坡：阝爰伯銅提梁卣

父丁銅角

伯作銅爵

阝爰伯銅方鼎

　　但這些遠遠不是白草坡的全部，白草坡出土的一千八百多件文物中，僅國家一級以上文物就有17件，其中不少是首次發現，其中青銅鏤空鞘短劍、人頭銎勾戟、虎紋銅鉞三件更是精美絕倫。　　在上圖之前先賣個關子，講一講白草坡墓葬群的故事：　　1967年9月的一天，西屯公社白草坡大隊兩個放羊的社員任邦儒、任耀傑，在躲進山坡上的一處坍塌了的山洞避雨時，無意中用鐮刀在土堆中刨出了在他們認為是廢銅爛鐵的青銅殘片，驚訝之餘，他們一鼓作氣又刨出了許多青銅殘片和箭頭，聞風趕來的村民紛紛進入山洞挖寶。人們除了在山洞中挖，還在附近山坡上挖，挖出的青銅器、箭頭被當作廢品賣給了收購站。當時的大隊支部書記任步祥擔心社員們亂挖出現意外，便組織勞力進行有組織的挖掘。1號墓、2號墓的許多珍貴文物就這樣在村民們的「挖寶」過程中被發現了。白草坡發現古墓的消息被上報到靈台縣文化館，縣文化館派人清理，古墓中被挖掘的這批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終於避免了被當作廢銅爛鐵送進煉鐵爐的厄運。後來，經過靈台縣文化館、平涼地區展覽館、甘肅省文物考古隊聯合對白草坡古墓進行發掘，確認這些墓為西周墓，考古人員在已發現的2座古墓附近又發掘出古墓7座，車馬坑1座。-　　在由白草坡的村民挖掘出的文物中，一隻卣被撬開蓋後，發現裡面盛滿液體。卣後來被送到了公社革委會，村民們認為這是「神水」，可以治病，就來革委會取水。大隊長不厭其煩，將剩下的液體全部倒掉了。卣是西周時期宴會上使用的儲酒器，而那些「神水」很可能就是中國保存至今的最早的酒，就這樣沒了。可惜呀！卣

　圖片果然發錯了，青銅大圓鼎應該是這一張

　　哪個金器不是手鐲，它的直徑大概只有三厘米多點，很小，帶不到胳膊的，但它確實是一樣首飾。可以提醒一下，這種首飾現在除了非洲、亞洲少數地區已經沒人戴了（好像新新人類也有戴）。　　鑒於今天有位同志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猜出了兩道思考題，現在就公布答案：第一個是「蹴鞠」，也就是原始的足球；另一個是鼻環，是不是很少見了？　　糾正之前在講雷台漢墓儀仗俑是處的一個錯誤，兩排騎兵所持的兵器是不一樣的：第一排是執戈武士，第二排是執矛武士。　　虎紋銅鉞——青銅鍍錫技術最早的應用實例　　白草坡出土的部分青銅武器包括鉞、戈等出現表面銹跡較少甚至表面成銀白色現象，其中以這件虎紋銅鉞最為精美。此鉞長23.5厘米。整體似半環，鑄猛虎紋。虎背為刃，尾下有短胡兩穿，尾、雙爪上鑄凹槽，虎首下彎，張口含銎，露牙睜目，領內有一圓形穿孔。

　　經過化學分析，最終得出的結論表面的亮白色是用鍍錫技術進行工藝處理的。由於鍍錫過程所形成的鍍錫層中有耐腐蝕性的高錫銅錫合金，因此可使鍍錫青銅戈、劍、車馬器等器物不易生鏽，從而在裝飾青銅器的同時起到保護青銅器的作用。這表明中國人至少在公元前６世紀至５世紀也就是春秋時期已掌握了青銅器外鍍錫技術而且進行了比較廣泛的應用，從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隨著鎏銀技術的產生和推廣，青銅器表面鍍錫技術才逐漸消失。但是具體是採用熱鍍錫還是汞齊鍍錫技術，還無法定論。北京科技大學的一位學者寫過論文《中國鍍錫和焊接樣品的界面特徵研究》，對冶金材料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反正我是沒看明白。

　　如

果不進行鍍錫保護，最終的結果會是這個樣子　　人頭形銎青銅戟——他是誰，來自哪裡，又去往何方　　人頭形銎青銅戟身上那種神秘主義色彩一直揮之不去：為什麼要用人頭裝飾武器？為什麼此人外貌如此特殊？他是什麼人？什麼人使用這個武器？如果這個頭像象徵一個有雅利安血統的民族，那麼他們又去哪裡了？

　　此戟長25厘米，寬23厘米，刺鋒呈人頭形，人頭頸部為一橢圓形銎，人像濃眉深目、披髮蜷須、高耳巨鼻、吻部突出、腮部有線條粗深的唇形紋飾。從外貌上就可以判讀這不是一個華夏族人像，而很有可能是一個生活在這一地區並與西周有長期的戰爭的具有雅利安人血統的游牧民族。而符合以上條件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鬼方」，漠南地區多次發生討伐鬼方的大規模戰爭（《易卦·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鬼方也一直承擔者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中間人的角色，而這個民族最終在西漢時期轉入南西伯利亞東起貝加爾湖西至巴爾喀什湖一帶。此戟很可能就是以被俘的鬼方領袖為原形製作的，而頭像腮部的唇形紋飾也可能是象徵性地表示異域部族的紋面之俗，也有可能是勝利者對戰俘所施的烙面刑，以防其逃亡。如果這個推論屬實，那沒這個人頭形銎青銅戟就是唯一的一個可以反映鬼方民族血緣關係的實物。

　　青銅鏤空鞘短劍——難得一見的春秋早期青銅劍實物　　白草坡1號、2號墓隨葬了大量兵器，有戈、戟、鉞、短劍、弓形器以及成束的銅鏃。其中的一件青銅鏤空鞘短劍，通長22.8厘米，劍長21.2厘米，寬3.4厘米，鞘長18.7厘米，寬10.5厘米。劍身狀如柳葉，較短，劍臘呈長尖三角形，扁莖，沒有明顯的脊，只是稍有隆起而已，兩面飾有斜角雷紋。劍鞘由鏤空蟠螭紋組成，鞘口兩側各飾一對犀紋。從系孔看，此劍應垂直懸掛於腰部，已具備近攻、投擲、自衛和取用方便的優點，是我國銅劍的早期形式。　　西周時期的劍較短，一般為20至30厘米，只能做自衛兵器，東周時期劍的長度有很大發展，多超過50厘米，劍身修長。這件青銅鏤空鞘短劍是劍的發展史上重要的實物證據。

　　翼獸形銅提梁盉——高30.2厘米，縱20.8厘米，橫22.5厘米，集合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獸，頭為虎，提梁為龍，蓋鈕為雀，四足為玄武。盉體被設計為一四足翼獸，獸首微昂，張嘴為流，略翹的短尾為鋬，器腹深圓，粗短而趾爪向前的四腿，即為盉的四足。這個四足翼獸，是西亞神話中的怪獸，名叫「格里芬」。提梁呈龍形，蓋中心亦飾一小翼獸為鈕，蓋與器身用一小環連接。器腹兩側各浮雕一飛龍，龍體遍飾鱗紋。龍做回首狀，並各有五條揚起的羽翼。兩隻飛龍恰構成獸的雙翼。設計之巧妙，文化元素如此豐富，是精品中的精品。

　　鼎形銅行燈——出土於平涼市廟庄戰國秦墓，是戰國時期秦人的日常用具出行時使用的燈。開啟高30.2厘米，收合高16.7厘米，口徑11.3厘米。收合時為三足圓鼎，內盛燃燈時所用的油料，蓋兩側二鴨首，其寬嘴正好銜住雙鍵，鼎蓋便被牢牢扣住。用燈時，將雙鍵支起，可插入鼎蓋中心的圓銎中，此時鼎蓋即成為燈盞。構造精巧，設計科學，使用方便，封口嚴密不溢油。它的工藝可以說是巧奪天工，而且工藝極度複雜，密封很好，出土時甚至還殘存少量液體燈油，2000多年都沒有完全揮發掉。忍不住感慨一下，真不知道那時候人是怎麼想的，妙呀！　　青銅器先講到這裡，上幾張圖請大家觀賞

團花紋環耳銅敦

青銅飛刀

　　馬家窯曾經出土過中國現存最早的青銅器，一個小刀，此刀由兩塊范澆鑄而成，表面平整，薄厚均勻，短柄長刃，刀尖圓鈍，微上翹，弧背，柄端有明顯的安裝木把的痕迹。但是實物我沒有見到，上一張網上的圖片。

　　甘博還有一套青銅編鐘，也是出土於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但是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現藏甘博的九件不齊，應該已經被賣到國外了。可惜，秦國一直被認為是缺少音樂的諸侯國，藺相如逼秦王擊缶的故事流傳極廣，好不容易出一件能反應秦人音樂水平的文物還無法還原。

　　之後我會集中講講影響甘肅歷史的一條路和開拓這條路的一個人——絲綢之路與張騫。

　　難得如此之晚還有看官。考古學雖然是社會學科，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更接近於自然學科，需要涉及到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體質人類學等等自然科學知識，不論是學習還是操作都滿枯燥的，可不像說起來那麼有趣，也不像《盜墓筆記》那樣驚心動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探坑裡挖土。不過上學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先生在講到居延漢簡（之後會詳細講）時是說了一句「出土時我恰恰在場」，那可是相當的牛！-　　甘博的幾個基本陳列中個人認為《甘肅絲綢之路文明展》是最有特色的，但是有點過於面面俱到了，所以我計劃只講與文化交流相關性比較大的，將簡牘、木器、瓷器和佛教文物等等單獨拿出來。

　其實若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以河西走廊為通道進行的中原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就已經非常頻繁，之前所提到的翼獸形銅提梁盉、人頭形銎青銅戟都可以體現這種交流，所以甘博在展覽中提了一個「絲綢之路的前奏」的概念。　　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2-14 12:29　　青銅大角鹿　　出土於張掖市龍渠鄉，戰國時期，突出的鹿角向後水平伸展捲曲成圓環形。巨角貼背的卧鹿形飾以斯基泰文化為代表，是西伯利亞青銅藝術晚期類型中的重要紋樣，在國內也被稱為鄂爾多斯式大角鹿，在張掖出土帶有北方游牧民族風格的裝飾物是比較難得的。　　　　

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2-14 12:44　　鷹首銅飾　　同樣出土於張掖市龍渠鄉，戰國時期，青銅大角鹿代表著一種北方游牧民族，鷹首銅飾代表著西方游牧民族，而在《史記·秦本紀》通常稱其為「西戎」，這個游牧民族最終終結了西周，但是對於它的認識卻極少極少，鷹首銅飾是少數能夠代表這個民族的文物之一。

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2-14 12:58　　而在春秋戰國時期能夠代表農耕文明的與游牧文明相交流的，就是後來統一中國的秦國，雖然這種交流常常是以戰爭的形式進行的。　　口唇紋鱗形金飾片　　長11.7厘米，寬8.6厘米，出土於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是秦公大墓棺槨外的金飾品，略呈長方形，一邊略弧，中心有三角狀凸起，另一邊左右有釘孔各兩個。片內鏨刻紋飾，外層飾兩周不封閉口唇紋，內飾兩組重環式口唇紋。應該是呈魚鱗狀鑲嵌在木質棺槨外側。因為秦公大墓被盜，無法還原原貌了。

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2-14 13:15　　虎噬羊紋金飾片、四鳥紋金飾片、盤龍紋金飾片　　均清水縣劉坪戰國墓，但是從其文化內容上講有很大的不同，虎噬羊紋鄂爾多斯式青銅牌最常見的紋飾，圖案化的鳥紋特別是強調鉤狀喙的典型手法也是鄂爾多斯式青銅牌的常見手法，但是盤龍紋從龍頭圖案來看明顯與中原地區的龍頭表現方法一致。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紋樣出土於同一處，是春秋戰國時期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交流的絕好例證。

　　隨著歷史的推進，絲綢之路進入它的發展時代，而這一時期能作為文化交流史代表的甘博文物，除了之前已經講過的雷台漢墓儀仗俑，就是那些漢簡與木牘了。作為全國出土漢簡最多的地區，甘肅漢簡、木牘既是文字文獻又是文物真品，年代久遠，內容龐雜，各種歷史信息共存，具有多方面的文物價值與研究價值。　　20世紀30年代以前，有兩件震驚世界的發現發生在甘肅，它們就是被學術界稱為20世紀東方文明四大發現中的兩大發現：敦煌藏經和居延漢簡。　　20世紀30年代以前，有兩件震驚世界的發現發生在甘肅，它們就是被學術界稱為20世紀東方文明四大發現中的兩大發現：敦煌藏經和漢簡。但是由於簡牘的特殊性，不知道敦煌藏經的人不多，但不知道甘肅漢簡的人很多。　　甘肅漢簡的發現過程與敦煌藏經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原沒有敦煌藏經洞的故事那樣傳奇，總是離不開斯文赫定、斯坦因、科茲洛夫、伯希和等等名字，但真正能代表漢簡研究初期研究結果的是王國維先生的著作《流沙墜簡》。　　王杖簡　　出土於武威市磨嘴子漢墓，簡長23.2－23.3厘米，寬1厘米。松木削制，兩道編繩，先書後編，字跡清晰。內容為賞賜70歲以上老人王杖的有關詔書律令，規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場上做買賣可以不收稅，觸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訴。描述非常詳細，而且還結合案例分析。王杖簡對於漢代尊老、養老的政策和實施情況研究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王杖簡是用毛筆在幅面比較窄的木簡上書寫，所寫的字都很小，簡中的書體是兩漢期間墨跡隸書的典型寫法，所用場合多為官府記事或民間交往，有一種隨手而成的自在意趣。簡中的章法採取詔書形式，如「制曰」、「制詔」等詞突出在頂端，由於內容不同，不少簡未寫完即另起一行，目的是使條理更清楚。一些筆畫寫至簡邊，似乎簡面太窄使筆意未盡，顯得字間緊密。而寬餘處則一筆直瀉到底，增添了書寫的藝術性。

　　過長羅侯費用簿　　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關於此簿的內容，有說是神爵二年送公主出塞前（即神爵元年）常惠奉命使烏孫迎取聘禮路過懸泉置時的開支帳目，或者是西漢政府為了打擊匈奴、安定西域而派長羅侯增兵西域、增強西域屯田力量路過懸泉置時的開支帳目，還需要研究，但是有一點可以確認，此簿是中國人使用「複式記賬法」最早實例之一。

　　河西道驛置道里簿　　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出，文字清晰，里程確鑿，精確到了個位數，詳細記載了河西若干地區的驛置道里。與內蒙古額濟納旗破城子出土的高平道驛置道里簿相互參補，可以復原一份完整的從長安出發，西到敦煌的里程錶。對於研究兩關以東絲綢之路的行進路線、兩漢時期西北地區的驛傳設置和詳細里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送外國客詔書　　這份詔書中提到了車師王回國的詳細信息。車師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吐魯番盆地的門戶。通達焉耆的「銀山道」、西去烏魯木齊的「白水澗道」、北抵吉米薩爾地區的「金嶺道」在此交匯，可謂兵家必爭之地。它又恰恰處於匈奴政權與西漢政權控制的中間，所以公元前108年漢朝攻破車師，到公元前60年間，西漢就與匈奴在這一地區連年打仗，戰爭以西漢的勝利而結束，史稱「五爭車師」。　　身處漢朝與匈奴之間，是車師人最大的不幸，它不得不扮演著「反覆小人」的可恥形象。僅在西漢，它就曾數度歸漢又背漢。五鳳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4年，逃亡的車師王才回到故鄉。但是一切並沒有結束，公元450年，匈奴困車師國達八年之久，車師王棄城而走，從此，交河被併入了高昌，車師的名字最終從歷史上消失了。

　　《論語》木簡　　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的主人是個愛書的人，他用不少書籍給他陪葬，而且從木簡的磨損情況來看這些書都是他實際看過。

　　佉盧買賣奴隸木櫝　　　出土於新疆安迪爾古城，長21.3厘米。佉盧文為新疆絲綢之路南路的西域鄯善、于闐諸國使用的一種古文字，在新疆地區總共有三十多種文字使用過，佉盧文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種，因為它起源於古代犍陀羅，是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期的文字，但公元3世紀時，佉盧文在產生它的神秘印度消失了，但在西域地區還在廣泛使用，直到公元7世紀才停止使用。　　木簡上用佉盧文記載著一份法律判決書，判決了一些女奴歸屬州長們役使，並可抵押、出售和饋贈他人。這對研究當時的司法制度與社會狀況都有很大參考價值。　　既然講到絲綢之路，就不能不看看絲綢，甘博有幾件漢代絲綢，請各位看官觀賞。

　　之前所介紹的代表文化交流史的文物都是以兩漢為主的，作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張騫確實是開創歷史的人物，但漢政權控制主導西域交通的時間並不長，真正能代表絲路繁榮的時期是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以及大唐帝國面向世界的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昌盛。這一時期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而最能代表絲路文化的文物就是胡人俑。

　　唐三彩在之前介紹西安博物院時詳細講過，就不重複了，感興趣的看官可以看看，當然甘博的唐三彩比較陝博的唐三彩還是有很大差距的。當然，精品還是有的，之後詳細介紹。　　胡人伎樂俑，一組五件，胡人樂師所使用的樂器包括琵琶、觱篥、箜篌等，屬於西域龜茲樂系統，根據《後唐書》的記載，龜茲樂是唐朝樂工四部的第一部，對於唐代音樂的發展產生力巨大的影響，在它的基礎之上，產生了唐代佛曲。

　　胡人琵琶俑

　　絲綢之路不僅僅向西，也向南進入了恆河流域，於是大量印度文化元素和印度人一起通過絲綢之路中原，而甘博的這件印度人俑就成為兩大文明交流的實證。不多見。

　　細節

　　東羅馬鎏金銀盤——國寶　　出土於1988年靖遠縣北灘，口徑31厘米，銀盤表面鎏金，盤底有一矮圈足。整個盤面圖案分為三層。外層紋飾為葡萄卷草紋，相間有葡萄藤葉、花蕾、果實，還有鸚鵡、蜥蜴、夜鶯、蜜蜂、蝸牛、蛇等29個動物；中間裝飾聯珠紋分隔為12等份，為希臘神話中宙斯等十二神和其對應的小動物；最中心為高浮雕的羅馬酒神巴卡斯神倚坐在一豹子的背上。盤背後有銘文「價值400金幣」。器物於公元3世紀至4世紀產於東羅馬。這件表現希臘神話的珍貴文物因該是從東羅馬販運來的「進口奢侈品」，很能反映絲綢之路上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頻繁和廣泛。

　　胡騰舞銅人像——國家一級文物　　為唐代西北少數民族舞蹈，出自西域石國（今塔什干），是一種男子獨舞，以跳躍騰踏動作為主。該舞蹈由西域傳至涼州，再傳至中原，曾在唐朝風靡一時。根據《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載胡騰舞源於中亞「昭武九姓」中的石國，舞者必為男性，且是胡人。胡騰舞的節奏較快,伴奏音樂自始至終都以歡快跳躍的旋律作為基調。舞者站於一盤上，足不得越於此盤，以急促多變、紛繁複雜的舞步及高難度的騰躍、空轉、大幅度的彎腰等技巧動作為其特徵,舞姿矯捷豪放、剛中有柔、剛柔相濟。

　　引盛唐李端《胡騰兒》一首，其他不必多言了：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 　　　　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 　　　　帳前跪作本音語，拈襟擺袖為君舞。 　　　　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 　　　　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 　　　　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 　　　　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 　　　　絲桐忽奏一曲終，嗚嗚畫角城頭髮。 　　　　胡騰兒，胡騰兒，家鄉路斷知不知？　　瑞獸葡萄紋銅鏡　　直徑20.7厘米。中間一大鈕。內雕鑄的瑞獸葡萄紋工藝精巧而細膩。中國原不產葡萄，在南北朝時期葡萄圖案紋樣由西亞經中亞傳入我國，到唐代，葡萄紋和海獸紋成為銅鏡比較流行的紋樣。

　　摩羯紋銅鏡　　出土於臨洮縣北鄉麻家墳出土，直徑23.7厘米，邊厚0.6厘米。為女真國所鑄。正圓形，半球鈕紋飾為相環繞的兩條摩羯魚，頭前各有一系帶飄曳的寶珠。魚為龍首鯉魚身，曲體長尾，以極精緻的水曲紋作底為襯托。摩羯是佛教故事中的神魚，乃如來的化身。帶翼的龍頭魚身紋是金代銅鏡流行的紋樣。摩羯側身有銘文「陝西西路監造使」。在宋金時期有如此紋飾清晰、有銘文的銅鏡是非常罕見的，而女真文物又是非常少見，絕對的珍品。

　　阿文銅香爐　　爐高12.3厘米，寬21厘米，口徑13.5厘米。銅呈金黃色，底有四半圓足。象鼻形耳，腹上下各一道弦紋，爐腹兩面嵌赤銅阿拉伯文，爐底有兩方銘款，一方為「大明正德五年欽賜回回掌教」；一方為「臣馬大臣」。這件銅爐是明武宗賞賜給當時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長老的，對於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和以及明政府對於宗教的管理研究都是重要文物。

　　這後出場的這件文物可是大有來歷的，它是「史上最牛通行證」——八思巴文虎符圓牌——國寶　　通高18厘米，直徑11.7厘米，重249克。圓牌為鐵質，文字為銀質。兩面鑲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體字五行，一正一反，意為「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如不欽奉虔敬，治罪。」製作工藝精細。這面銀字圓虎牌，是朝廷或諸王公為軍情急務遣使者所用的信物，持此牌者可以在蒙古汗國的所有屬地也就是四大汗國的境內自由出行，各地方政府和關卡不得阻攔而且必須提供幫助。這是一塊可以在遍布東亞、中亞、西亞、東歐的史上最大帝國自由旅遊還能白吃白住的牌子！全世界僅發現了三塊！

-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時代創建並推行的一種文字。西藏高僧羅卓堅贊，才識淵博，備受僧眾尊崇，八思巴在藏文里是聖者的意思，忽必烈對八思巴很是賞識。1260年，忽必烈即位，當年就尊封八思巴為「國師」。那個時候忽必烈認為元朝疆土之大，民族眾多，有很多不同的語言文字，要利於統治必須先統一文字，新生的蒙古族統治的大元帝國應當有自己的文字，於是就把創造新文字的任務交給了八思巴。後來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作基符，研創出一種新的拼音文字，忽必烈下旨在全國推行，說「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這就是今天所說的八思巴文。郝蘇民說,放在今天都能看出八思巴在文字上的造詣很高，但元朝共98年，其中曾多次推行八思巴文字，直到元朝滅亡，也沒有流行，隨著元朝的滅亡，八思巴文也滅亡了。　　八思巴文是人類歷史上對於統一語言的一次勇敢嘗試，但是當時元朝的漢官是不能學習八思巴文的，這就保證了漢官可以宣讀聖旨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可以起到密碼的作用。　還有牛的，八思巴文虎符圓牌的說明寫著「蘭州廢金屬倉庫揀選」，這是1977年甘博的一位老師從蘭州火車西站的一批廢舊銅器里揀出來的，揣在口袋裡拿回了甘博。-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3-04 13:20　　再來一個國寶——天祝銅氂牛　　 1973年出土於天祝藏族自治縣哈溪鎮，身高為0.7米，腹徑為0.3米，背高為0.51米，角長為0.4米，體重80公斤是我國目前出土的唯一第一件以氂牛為造型的大型青銅器，該器形體結構嚴謹、準確，造型古拙、質樸，氣勢雄渾、凝重，雕塑風格概括、逼真，冶煉技術高超，勘稱一絕，是我們研究藏族歷史、文化、宗教的重要實物資料，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藏族藝術瑰寶。

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3-04 13:31　　氂牛是藏族歷史上重要的圖騰崇拜物，根據藏族史料記載：藏族的一部分族源來自「古氂牛羌族」。古代羌人「或為氂牛種，越雋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這顯然說明「氂牛」、「白馬」、「參狼」等動物曾是古代羌族的圖騰崇拜物。天神之子聶赤贊普從天而降，「遂來作吐蕃的氂牛部之主宰」。在佛教進入青藏高原之前，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佔據統治地位，苯教信仰中有「神牛供奉制」的習俗，天祝銅氂牛顯然與神牛供奉制有關係。

　　同樣，這件國寶也是從廢品收購站撿回來的，1972年6月天祝藏族自治縣哈溪公社友愛大隊７隊修建飼養院時意外地挖出了這件國寶，當時隊長做主賣給了廢品收購站——180元，到甘博手中時剛好翻翻——360元，現在來看那就是無價之寶了。　　古希臘文鉛餅　　出土於靈台縣棗樹台，直徑5.5厘米、厚0.9厘米、重115.45克，共274枚，鉛餅放置在一個人工挖成的豎坑裡，最底下是一層拳頭大的白色卵石，大約有33厘米厚，石塊中間是兩塊漢代筒瓦，鉛餅整齊齊地碼放在筒瓦內，筒瓦槽內又覆蓋了兩塊瓦，然後又在瓦的兩頭各放置了一塊青石片。鉛餅正面凸起有鳥形紋飾，背面凹進並有古希臘文一圈共31個字母，大小相差不多，看來是統一的模型壓制而成的，從這種情況來看這種鉛餅應該是作為貨幣使用的。

　　根據發掘報告可以做一個現場重現：一支來自中亞的商隊，滿載著中亞的貨品，準備前往長安大賺一筆，或許他們想用隨身攜帶的鉛餅購買漢朝的絲綢，如果能把這些絲綢販運到中亞，可能狠狠賺一筆。然而一場災難突然而至，打碎了商人們的幻想，或許是東漢政府的殘兵敗將，或許是盜匪，或許是羌人的騎兵，將他們逼入了兩河相夾的山坡上，前有追兵，後有大河，商人們在山坡上挖了坑，將最寶貴但過於沉重的鉛餅認真埋藏於此，等待日後找機會取出來，然後就四散逃命了。但是這些商人沒有機會再回來了，他們的財富在將近兩千年以後成為博物館中的展品。　　　要上班了，今天先到這裡。之後將會有兩座特別有意思的墓，滿足一下愛好考古的人偷墳掘墓的小小私心，武威市磨嘴子漢墓、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雖沒有禮縣大堡子秦公大墓和武威雷台漢墓那樣出名，確充滿了「小民」的生活與關懷。敬請期待！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3-09 15:51　　先從武威市磨嘴子漢墓群（也稱磨咀子漢墓群）開始，其實磨咀子這個地方之前就已經提到過，著名的武威漢簡就出自這裡，其中尤以王杖簡最為著名。　　從121年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敗匈奴，佔領了整個河西地區後設置了武威郡，而磨咀子這個地方距武威郡郡治也就是現在的武威市中心南十五公里，祁連山腳下，是歷代武威人的歸葬之處。這裡集中了大量的漢代墓葬，從西漢末期到東漢中期，既有達官貴人也有平民百姓，其中已經進行考古發掘的大概有一百座左右。托河西走廊乾燥氣候之福，磨咀子漢墓群保存了大量漢代木雕俑，從數量和文化內涵來看，都是研究漢代喪葬和生活的重要史料。出土狀況

　　彩繪六博俑　　高28厘米，相向跪坐，其間置一長木盤，造型服飾大致相同，皆著長袍、梳圓髻、蓄鬚，一俑右臂向前下伸，拇、食指握長方形棋子，其餘三指伸直，似指木盤。另一俑右手置腹前，左手舉胸前，五指直伸。皆以黑白兩色塗繪。　　兩位老者在玩的棋稱為六博，這是戰國到漢代非常盛行的一種娛樂形式，擲採行棋，因使用六根博箸為子故稱為六博，以吃子為勝。六博俑從外形來看非常簡單，但在這簡單的雕刻中確生動的刻畫了兩位老者全神貫注的博弈，惟妙惟肖地表現出對弈時蓄勢待發的場面，難得難得。

　　六博是一種極其複雜的遊戲，由箸、棋子、棋盤、博籌、割刀、削和盛具組成。棋子稱「棋」，又名馬，共十二枚，黑白各半，或黑紅各半，雙方各執一色。棋盤稱木局，又稱曲道，多木質，近似方形，在白或黑色的棋盤正面陰刻不同矩形紋槽及圓點，並塗上紅漆，也有在紋槽內嵌入象牙的。從規則上來看六博很可能與象棋有一定關係，可惜其具體的規則無法復原了。這種遊戲有多複雜，看看棋盤的詳解各位看官就能有個明確的概念了。一句話——暈！

　　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過的一套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完整的博具，從中可略大概了解這種遊戲的奧妙。我有兩張照片，發出來請各位看官鑒賞鑒賞。

　　博具蓋

　　漆栻盤　　栻盤是占卜日時吉凶的用具，和今天風水先生用的羅盤性質差不多，由圓形的天盤和方形的地盤組成。上刻二十八宿星。天盤徑6厘米，厚1厘米，地盤邊長9厘米，天盤現存150餘個刻度，地盤有182個刻度。圓形的天盤和方形的地盤的中心以軸相連，地盤四角與天盤有雙線相連，內嵌一大二小三個竹珠，構造複雜，是研究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和數術的重要實物資料。

　　木舞俑　　高16.3厘米，底寬6.2厘米，看起來有點粗，但以黑、紅色彩繪五官和衣服領緣、髮飾衣著都很生動，動作也很有趣，讓人想起了「迪斯科」。

　　木侍俑　　與六博俑同時出土，兩個男木俑，五個女木俑，高7.5到33厘米不等，均拱手侍立，繪以灰、白、黑色，白色塗底，黑色繪平幘、眉、眼、須、發等等。製作並不精良，但表情很生動。

　　木牛車　　牛高21厘米，長35.7厘米，寬7.1厘米；車高24.5厘米，長67厘米 ,寬 24.9厘米。由牛、車兩件組成。牛通體呈黑色，尖直的長角斜上伸出，小耳兩側平展，四肢直立。眼睛、鼻子用十分醒目的白色線描摹。車為松木本色，木板作軨和軧，軧高聳，兩輪巨大，兩千多年了車輪還能轉動，這種高輪車是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特有的樣式。

　　彩繪銅飾木軺車馬——國寶　　這組大型彩繪銅飾木軺車由車、馬、御奴組成。車通高97厘米，長80厘米，分車輿、輪、轅 、槽、傘蓋等部分。馬通高89厘米，長78厘米，頭、頸、身、腿、尾等均系分別雕刻後粘合 組裝而成；以紅、白、黑三色彩繪，作昂首嘶鳴睨視狀，頭部飾銅當盧，獸面飾銜鏢一副，頸上套軛，軛首足皆銅飾。御奴跪坐於輿內左側，高33.5厘米，作雙手持韁狀，用白、黑兩色勾繪眼、鼻及冠服，神態專註生動。　　這是現存最大最完整的漢代木雕，結構複雜，器形宏大，製作細緻，精美壯觀，氣勢非凡。

　　軺車是古代一馬駕駛的輕便車，《墨子》《史記》《漢書》中都有記載，是專供上層貴族或帝王乘坐交通工具。彩繪銅飾木軺車馬雖作為冥器，但是製作時完全遵守漢代禮制，比如車右邊為官吏專設的坐墊及彩飾屬於主人，而左邊無巾蔑、無茵（坐墊）、無幡的黑色屬於御車奴，通過在構件和顏色上的不同處理來表現漢代的輿服 制度，研究漢代的輿服制度同時也為復原漢代的軺車，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

　　上一個細節，請各位看官細細欣賞

　　據漢代輿服制度，依照此車的裝飾來看，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乘坐的車。　　木馬　　共有兩件，一件馬高87厘米，長72厘米。另一件馬高81厘米，長76厘米，寬19.5厘米。　　兩件木馬形體高大，張嘴嘶鳴，四足直立，作佇立狀。通體黑彩，附條狀銅當盧、銜。尾後舉下垂。馬鞍用白粉塗底，以紅色彩繪。整體造型雄渾質樸、生動傳神，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木獨角獸　　長57厘米，甘博共有三件木獨角獸，這件是最簡單也是我最喜歡的，它的身上有一種簡單原始的力度和氣勢。獨角獸又名獬豸，是傳說中的一種神獸，能抵禦邪佞，將其置於墓葬門口，是為了起鎮墓辟邪的作用。在講西安博物院時寫到了的，就不重複了。

木獨角獸的圖　　

　　做一個小小的說明：中國古代隨葬習俗，隨葬物品可以分成兩類，生器和冥器，冥器就是專門為隨葬而製作的器物，一般沒有經過使用，或者根本沒有實用性，比如一些商周青銅器表面裝飾非常華麗，但內面卻沒有經過認真打磨，之前所講的木俑、木馬、木牛車、木獨角獸等等就屬於這一類。生器就是從死者生前擁有物中挑選出來作為隨葬的器物，包括衣服、文具、書（簡牘）、兵器等等。　　之所以要做這個說明是因為之後出場的磨咀子漢墓群出土文物就屬於生器，生器都是實用物品，對於我們了解漢代人的真實生活有很大的幫助，而生器的數量一般會大大少於冥器，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非常大。　　「白馬作」毛筆——國寶　　桿徑0.6厘米，筆頭長1.6厘米，通長23.5厘米，正好是漢制長度單位的一尺，筆桿竹製，中空，淺褐色，精細勻正。筆桿中下部陰刻篆體「白馬作」三字，刀法工秀整齊。，「白馬」是製作這支毛筆的工匠名。　　筆桿嵌筆頭處略有收分，筆頭外覆黃褐色軟毛，筆芯及鋒用紫黑色硬毛，剛柔並濟，富有彈性，，很適合在簡牘上書寫。桿前端中空以納筆頭，外扎絲後髹漆以加固，整體筆形已與今天的毛筆沒有什麼差別。但是有一點與我們常見的毛筆不同，「白馬作」毛筆桿頂端是尖的，這是因為漢代官員們常將未蘸過墨，或用後洗凈的毛筆尾端，橫插入發中或冠上，以便隨時取用，俗稱「簪白筆」，之後這種習慣就變成一種風度象徵，和我們的父輩將鋼筆別在上衣口袋內以表示有文化一樣。「白馬作」毛筆出土時的位置，正好在墓主人頭部左側，這也表明入殮時筆就簪在頭上。這支毛筆是現存還帶毛筆中製作最精良，保存最完整的一支。

　　《儀禮》簡——國寶　　共計469枚、9篇、27298字，每枚長55厘米，寬0.8厘米，簡文用毛筆所書，大多墨跡如新。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原書的篇題、頁碼和順序，像這樣完整的《儀禮》簡是迄今出土漢簡中空前的發現，這是西漢經書的樣本。該簡從字形結體上打破了左右停勻的對稱格式，巧妙的運用了字的重心移向左側，波磔之筆突出，與之取得平衡。在用筆時，中、逆、側鋒交錯，使用自如，筆鋒的轉換不露痕迹，特別是簡冊的章法處理更見手段，隨之壓扁字形，加大字距，使得瘦長的簡和扁平的隸書，構成疏密相間的節奏韻律和幽深之中的空遠效果，非常獨特，這種布局方式也成了後世正書章法布局的一種典型模式，對於研究隸書的發展有很高的價值。

　　武威張伯升柩銘——國寶　　長120厘米，寬41厘米，共有銘文兩行，右側書「平陵敬事里張」，左側為「伯升之柩，過所勿哭」。義為「平陵敬事里出身的張伯升的靈柩，通過之處勿哭」。其上部有兩個圓，左邊的圓中是烏，右邊的圓中配以迴龍。上端的構造為一根橫木做成的軸。其書法是漢代最為珍貴的大字墨跡，方正寬博，圓熟，藏鋒逆入，圓筆收鋒，使銘旌書法具有濃郁的裝飾風格。

　　根據漢代喪葬習俗，葬儀之際將死者的籍貫和姓名書之於一種旗上，並將之吊在橫杆上，作為葬儀行列的先導走向墓地，在將棺納入墓坑時，置其於棺蓋之上。像這樣的旗幟稱之為銘旌。新出土的銘旌是關於古代社會的歷史以及書法史的罕見資料。目前有從甘肅武威市磨嘴子出土的四件，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出土的二件，其中三件都保存在甘博。　　張掖都尉啟信　　出土於居延，長21厘米，寬16厘米，上方正中綴系，正面墨筆篆書「張掖都都尉信」六字。但它不是銘旌，而是一種過關的文書，相當於護照。漢代篆書墨跡出土不多，這件文字結構方正，用筆細瘦方硬，對於研究漢代書法有很大的標識作用。　　

　　發表一些小議論：除了「張掖都尉啟信」以上部分的文物均出土於武威磨咀子漢墓群，但我發出來的僅僅是出土文物中很小的一部分，兩年年前的武威人將他們對於美好生活的全部想像以及他們留戀的一切都用木雕留在了他們身邊，不僅是車、馬、牛，也有雞、鵝、猴等等，好像一個動物農莊。這些木雕或精緻或粗糙，但都生動、活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感覺，這可能與漢代的整體文化背景有關吧。之後出場將是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又是另一番的生動。　　同武威市磨嘴子漢墓群一樣，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也不是一兩座單獨的墓葬，而是橫跨酒泉市果園鄉和嘉峪關市新城鄉交界線，方圓13平方公里，總計1400多座，時間跨度涵蓋整個魏晉時期（公元220-419年）的大型古墓群，發現於1972年。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群部分墓室內壁壘砌的灰條磚上刻畫的彩繪壁畫是國內從未見過的，極具藝術價值和研究價值。從1972年開始，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群僅發掘了18座，其中8座被確定為磚壁畫墓，出土660多幅彩繪磚壁畫，基本上屬國家一級文物。出土狀況

出土狀況

　　壁畫分別畫在墓門上的照牆、前室和中室的四壁、後室的石壁上。照牆上彩繪和雕刻著象徵天門的闕門、鎮墓兵卒和仙靈異獸。後室畫墓主人隨用的服飾、佩物、套盒及絲帛等物品。最為重要的是，魏晉壁畫墓並不像兩漢時期墓葬主要以祥瑞圖案和神話傳說為壁畫題材，而是很具有魏晉特色，以宴飲、出行、狩獵、農耕、採桑、畜牧、打場等為主的生活場面，壁畫題材涉及到魏晉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科學、農業、畜牧業、絲綢業、印染業等各個領域。壁畫大部分為一磚一畫，少量的大型壁畫也以墓主人出行圖的場面為主，部分出行圖以一排多塊磚面組成長卷式畫面，就像連環畫一樣。勾畫出了古代的民間風俗畫，古樸、真實地再現了當地平民百姓半耕半牧的經濟生產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出土狀況

　　壁畫主要以天然礦物質為顏料，以紅、黑、黃色為主色，大多採用勾填的畫法，一般用土紅色起稿，然後用墨線勾出輪廓，再用赭石和紅色填入色彩，同時使用原色多樣配置法、暈染法等多種設色技法，對於中國古代繪畫史研究有很大意義，填補了中國繪畫史的對於河西地區繪畫研究的空白。　　「驛使圖」壁畫磚　　磚長35厘米，寬17厘米。嘉峪關魏晉壁畫中最有名的一塊，因為中國郵政的標誌，畫面是一個郵驛使騎在紅鬃馬上，頭戴進賢冠，身穿右襟寬袖衣，足登長靴，左手舉木牘文書，右手持馬韁驛騎四蹄騰空，信使則穩坐馬背飛奔傳遞。這幅驛使圖再現了當時西北邊疆驛使馳送文書的情景，被認為是我國發現最早的古代郵驛的形象資料，在中國郵政史甚至世界郵政史上具都有重大意義。

驛使圖

　　1982年8月25日發行為紀念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驛使圖》紀念郵票（小型張）一枚，使這塊壁畫磚名揚天下。

　　嘉峪關魏晉壁畫墓為研究河西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融合、生活方式、氣候等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依據。很重要的一點，嘉峪關魏晉壁畫墓與敦煌壁畫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作為敦煌壁畫的比較研究對象。

需要說明的是，嘉峪關魏晉壁畫墓的保護狀況很差，除了已經進行發掘的18座墓葬並部分開闢為博物館，其他大量墓葬都沒有進行足夠的保護，盜墓問題非常嚴重，基本上年年被盜。同時，與敦煌壁畫的情況一樣，魏晉墓磚壁畫出現了嚴重的變色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遊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水汽與壁畫上的鹼性色料發生化學反應。但是由於嘉峪關魏晉壁畫墓的知名度遠遠沒有敦煌壁畫高，經費支持和技術支持都不足，只能依靠在墓群內放置大量的乾燥劑來解決壁畫保護的問題。　　

-　　現在做一個查遺補缺，上幾個重點國寶和一級文物，之後進入甘肅文物的大項——佛教文物與敦煌文書。甘博內景

　　青玉璧 　　齊家文化代表性玉器，出土於廣河縣齊家，外徑9.1厘米，孔徑3.5厘米。璧體圓形扁平，表面光滑，琢磨規整。一面上留有切割直痕，周邊有沁，中心鑽孔為單面鑽。　　

　　白玉璧 　　同屬齊家文化，出土於武威市皇娘娘台，厚0.9厘米，外徑8.8厘米，孔徑一面為2.7厘米，另一面為2.4厘米。璧體圓形扁平，表面光滑，厚薄不均勻，有切割痕迹，周邊有沁，中心孔為單面鑽。

　　瓦紋綠玉琮——國寶　　齊家文化，共13層瓦紋。工藝精良、保存完好，難得！　　齊家文化是北方玉文化的典型代表，與東北的紅山文化、江南良渚文化一樣都是中國玉文化的發源地。近些年齊家文化玉器的收藏特別熱，這裡就不趟渾水了，有機會各位看官可以研究研究，只是千萬不要想「撿漏」！

　　肩水金關紙　　出土於金塔縣，長21厘米，寬19厘米。系用廢舊麻絮、繩頭、敝布等原料製成，以苧麻成分為主。色澤勻凈，質地細密堅韌，纖維有明顯的分絲帚化現象，紙背有簾紋。

　　綠釉陶樓院　　出土於武威市雷台漢墓，院高105厘米，長67.7厘米，寬54.4厘米。陶質施綠釉，由可拆卸的23個部件組裝而成。院中央矗立5層樓閣，每層都四面出檐，由下到上遞層縮小。院四周有圍牆，正面大門為菱格形透窗，門檐上建兩層門樓。塢壁四隅為兩層角樓。門樓與角樓間有飛棧相連。中央以及四個角樓之四壁均設透窗。這座樓院是東漢後期豪強世家莊園塢壁的濃縮寫照，為研究古代建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因為漢代建築的實物一座也沒有留下來，研究漢代建築只能靠冥器和畫像磚了。

　　耀州窯青釉刻花五足爐　　高7.6厘米，內徑6.5厘米，外徑14.1厘米。爐為直口，折沿，寬邊，深腹，圜形凹底，五足。施青釉，內壁和底部露胎。口沿上刻牡丹花一周，五足為模製，呈象首形。胎體緻密，釉色純凈，爐體雍容華貴，是耀州瓷中的精品。

　　蜻蜓眼琉璃珠　　這東西不算太稀罕，發出來就是告訴各位看官，這東西假的極多，千萬不要想「撿漏」

　　蓮花形玻璃托盞——國寶——無價之寶　　這個是真正的「超級國寶」，出土於漳縣汪世顯家族墓，盞高4.9厘米，口徑8.9厘米，底徑3.4厘米；盞托高1.2厘米，口徑15.2厘米。玻璃托盞為晉藍色玻璃製成，半透明，胎內含氣泡。盞為七瓣蓮花形，餅形足；托口為平口，邊沿呈八瓣蓮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盞造型優美，色彩艷麗，工藝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盞是元代玻璃器皿中的稀世珍品。

　　元青花花鳥玉壺春瓶　　出土於臨洮衙下鄉寺，喇叭口，細長頸，鼓腹，圈足外撇。玉壺春瓶，酒器，因唐詩「玉壺先春」而得名。此瓶全器紋飾分九層，主題紋飾為蓮池鴛鴦紋、仙鶴紋，還有蕉葉、蓮瓣、卷草等紋飾，口沿內飾卷草紋一周。造型優美，胎質細膩，釉面光潤，紋飾精細，圖案層次分明，疏密有致。青花色調純正淡雅，是元代青花器中的精品。　　

　　國家一級博物館名單，看看都去過哪些？　　中央級 故宮博物院、中國科學技術館、中國地質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航空博物館、北京魯迅博物館 　　北京市 首都博物館、北京自然博物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北京天文館、周口店猿人遺址博物館 　　天津市 天津博物館、天津自然博物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河北省 河北省博物館、西柏坡紀念館 　　山西省 山西博物院、中國煤炭博物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 　　內蒙古自治區 內蒙古博物院 　　遼寧省 遼寧省博物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抗美援朝紀念館、旅順博物館 　　吉林省 吉林省自然博物館 　　黑龍江省 東北烈士紀念館、大慶鐵人王進喜紀念館、愛輝歷史陳列館 　　上海市 上海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江蘇省 南京博物院、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通博物苑、蘇州博物館、揚州博物館 　　浙江省 浙江省博物館 　　安徽省 安徽省博物館 　　福建省 福建博物院、古田會議紀念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廈門華僑博物院、中國閩台緣博物館 　　江西省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山東省 中國海軍博物館、青島市博物館、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青州市博物館 　　河南省 河南博物院、鄭州博物館、洛陽博物館、南陽漢畫館 　　湖北省 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武漢市博物館 　　湖南省 湖南省博物館、韶山毛澤東故居紀念館、劉少奇故居紀念館 　　廣東省 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廣西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 　　重慶市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四川省 自貢恐龍博物館、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鄧小平故居陳列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 　　貴州省 遵義會議紀念館 　　雲南省 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民族博物館 　　西藏區 西藏博物館 　　陝西省 陝西歷史博物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漢陽陵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半坡博物館 　　甘肅省 甘肅省博物館　　寧夏區 固原博物館 　　新疆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其中有11家最牛逼的博物館是「中央地方共建國家級重點博物館」，也就是中央財政直接撥款的博物館，名單如下：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河南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因為該名單公布時國博還在重建，所以沒有國博，大家可以自行加上。　　另外山東省博物館、西安博物院、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不在國家一級博物館名單里，情況基本上和國博一樣，名單公布時還在建，大家也可以自行加上。　　與國博的情況一樣，國家一級博物館名單沒有山東省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西安博物院，2008年名單公布時這些博物館都在重建或是新建階段，從重要性和展品水平來看，進入國家一級博物館名單是沒有問題的。另外黑龍江省博物館正在重建，之前很慘。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是新建的，還是有一些拿的出手的好東西。海南省博物館也是新建的，但是展品水平實在一般。相比之下青海省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貴州省博物館就比較慘，青海省博物館（之後會講到）還算是新館有個樣子，吉林省博物院、貴州省博物館基本上連找都找不到。　　馬德惠石造像塔　　出土於酒泉市石佛灣子，塔高34厘米，底徑16厘米。砂頁岩質，塔頂殘佚。座上為八面形的塔基，刻出供養菩薩八身，各像左側上角刻有八卦符號。上部為圓柱狀覆缽塔身、經幢柱，上刻隸書發願文與經文《增一阿含經·結禁果》一段36行，紀年為承陽二年（426年），也就是北涼時期。瓶形覆缽，開八個圓拱龕，七個龕內刻禪定坐佛，一龕內雕交腳彌勒。龕像上部浮雕八身飛天，飛天的形象在北涼石塔中僅見於馬德惠石塔。

　　高善穆石造像塔——國寶　　出土於酒泉石佛灣子，塔高44.6厘米，底徑15.2厘米。不大，放在哪裡也不起眼，但它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重要例證之一，塔呈圓錐形，由寶蓋、相輪、塔頸、塔肩、塔腹、及塔基組成。寶蓋為扁平的半球形，塔頸周圍浮雕八個方形柱，其上雕七重相輪。

圓柱形塔腹上陰刻《增一阿含經》中《結禁品》中的部分經文和發願文，上題「高善穆為父母報恩立此釋迦文尼得道塔」。經文後刻有「 承玄元年歲在戊辰四月十四日辛亥丙申時休息曇摩高寶合家妻共成此塔, 各為十種父母報恩歡喜五義」。北涼承玄元年為北魏太武帝神嘉元年, 即公元429年。這一明確的紀年便使之成為了我國最早的佛塔珍貴實物之一。

　　覆缽式塔肩周圍並列鑿八個園拱形淺龕，龕內分別高浮雕七佛與一彌勒菩薩像。佛面形圓潤，肩寬體健，著通肩袈裟，上身微前傾，結跏趺坐、雙手作禪定印，衣紋細密如行雲流水，彌勒菩薩上身袒，下著裙，披巾繞臂下揚，交腳式坐，佛或菩薩古樸而莊重。八面形塔基上每面陰刻一供養人像，分別為四男四女，男像上身袒，帶項圈，下著犢鼻褲，均有圓形頭光。女像上著圓領對襟衫，下著曳地長裙，手捧花或珠寶。每身像左側上方刻八卦符號，其排列與《說卦傳》中的八卦方位順序一致，八尊像分別依次代表著龍、樹、獅、鳥、河、山、火、象、珠、風神等，象徵八個方位。這與當時盛行的鬼神護法思想有密切關係。覆缽之上有七重相輪，頂端寶蓋象徵天穹，陰刻北斗七星。　　高善穆石造像塔同時具有了以下幾個重要文化元素——它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最早的文物之一，有明確紀年，中國模仿印度覆缽塔的最早實例，八面佛塔的最早實例（八面佛塔是中國特有的，它的出現於中國五行八卦信仰有關），將佛像、八卦、北斗結合的最早實例。

作者:豐禾路的勞倫斯 提交日期:2011-03-19 08:21　　花一點時間講講北涼：南北朝時期一個地處絲綢之路要衝的篤信佛教的小王國，由京兆漢族人段業在公元399年建立，都城在鹿得城（今甘肅張掖西北十五公里處），是十六國時期比較少見的漢族政權，但僅僅四年後段業被屬下大將沮渠蒙遜所殺，沮渠蒙遜登基。410年滅南涼、421年滅西涼，統一了整個涼州地區，同時依附北魏，成為當時西域地區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但這之後沮渠蒙遜的繼任者沮渠牧犍開始於北魏反目，同時與南朝的宋文帝劉義隆勾結，之後被北魏發覺，很快就被北魏處理掉了。沮渠牧犍被殺，北涼失去了大部分控制地區，繼任者沮渠無諱只得向西遷都酒泉，直至460年被柔然所滅。北涼共歷五主，六十三年。　　北涼雖然是個西域地方小國，但對於佛教的東傳有著重要的意義，佛教進入西域後主要以龜茲、于闐為主要基地，龜茲地區雖然流行的是小乘佛教，但與它隔著大沙漠對峙著的絲路南道間的于闐國里，流行的卻是大乘佛教，而且在當時興建了許多帶有佛塔的寺院。龜茲與于闐的佛教藝術傳到了河西走廊的北涼國，大乘與小乘兩派相結合，造就了這裡嶄新而獨特的石窟藝術。也是在北涼，佛教開始真正的中國化，真正體現漢民族精神的佛教石窟藝術，就是從這裡起步的。河西地區大部分石窟壁畫都與北涼有或多或少的關係，而以高善穆石造像塔為代表的北涼石塔是佛教雕刻史的一項輝煌的成就，代表著雕刻技巧、審美觀念與宗教內涵，是研究藝術史、宗教史不可或缺的一環。　　北魏石造像塔　　出土於庄浪縣徐家碾，四面五層，高206厘米體型巨大，現殘留由五塊方石雕疊壘而成的塔身，每一塊塔身四面都有雕像，內容除佛、菩薩造像之外，還有佛傳故事，甚至有經變的雛形內容（第四層正面），為文殊與維摩詰互相辯論，是早期經變石刻的代表作。　　　　

　　左邊為文殊菩薩，右邊手持麈尾的為維摩詰。據《維摩詰經》講，維摩詰是古印度毗舍離地方的一個富翁，但是，他勤於攻讀，虔誠修行，能夠處相而不住相，對境而不生境，得聖果成就，被稱為菩薩。有一次，他稱病在家，驚動了佛陀。佛陀特派文殊師利菩薩等去探病。佛知道維摩詰菩薩只是詐病，所以派去了被譽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文殊見到維摩詰後，兩位菩薩互斗機鋒，反覆論說佛法，義理深奧，妙語連珠，使同去探訪的菩薩、羅漢們都聽呆了。一場論戰後，文殊菩薩對維摩詰倍加推崇，人們對維摩詰菩薩也更加崇敬了。文殊與維摩詰的辯論成為經變故事不朽的主題。

　　開皇元年石造像碑　　　出土於涇川縣水泉寺，碑高146.5厘米，寬50厘米，厚16厘米。碑為圓首，正面分四層開龕，由上而下第一層刻釋迦多寶並坐說法圖；第二層刻一佛二菩薩；第三層正中圓形龕內刻一佛二菩薩，佛善跏趺座，疑為彌勒佛；第四層為維摩詰與文殊辯法圖。碑陰上部開一廡形龕，內刻一菩薩二弟子。龕的下部及左右兩側均刻有題記「開皇元年歲辛丑四月庚辰朔二十三日壬寅……李阿昌」題款。

　　開皇是隋文帝楊堅的年號是，開皇元年指隋文帝楊堅登基後的第一年，即公元581年，這個時期的文物比較罕見。開皇元年石造像碑施有紅、藍各色彩繪，在造像碑中也非常少見。

　　大統二年權氏石造像塔　　出土於秦安縣，塔高172厘米。三層塔身呈方形，樓閣式，每層之上有塔沿覆蓋，檐角平直，無起翹，雕出瓦壟和屋脊。塔每層四面開龕，分別雕刻佛、菩薩、弟子、侍者及供養人。最下層刻有「大統二年歲次□□」之句。帶紀年的西魏造像塔存世不多，而且是一石一層多級造像塔中最完整的一件。為研究北魏向北周時期的佛教藝術風格的轉變，提供了實物資料。

　　天水麥積山石窟造像　　天水麥積山石窟始於後秦，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歷代都有不斷地開鑿和修繕，現存造像中以北朝北魏、西魏造像原作居多，精品都屬於這一時期。

　　魏晉時期佛像具有典型的「秀骨清像」特徵，這是因為魏晉時期中國佛教造像逐漸開始消化了印度佛教美術強烈的肉感和性感特徵，中國思想中重視超越感官慾念的理性思考，強調人性的價值的部分開始表現出來，印度笈多式造型薄紗貼體的佛像表現在魏晉時期佛像明顯的減化了，佛與菩薩向中性轉化，製作者試圖以理想化的形像來表現超越感官情慾的宗教永恆性。同時，這一時期的佛像也將希臘犍馱羅造形中的「真實感」，處理成概念化與抽象化，使石窟有如凝定在無時空的永恆中。

　　隨著魏晉時期佛像由梵式到漢式的演變，華夏藝術特徵和文化內涵開始表現出來，佛菩薩的相變為中原漢人的體征，肉髻由高變低，衣著由中亞印度的半裸袒肩式或通肩長衫，一變而為中原士族的寬衣博帶式，廣袖高履，而真正體現漢化特徵的則是文化內容氣質，展現魏晉時代衣冠楚楚，秀骨清像，名士氣韻，六朝風範。佛造像神聖莊重、典麗而寧靜，這種遺韻氣象，已不同原始佛教造像，而是中原民族對佛教造像文化內質與宗教義理的重新詮釋與理解。　　　　

　　不過位於麥積山石窟121窟的這尊菩薩與弟子像讓人有些意外，菩薩與弟子緊緊相依，面帶笑意，有點像拍「碰頭照」。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　　同出於天水麥積山石窟，但是塑造時間是在唐代，風格與魏晉時期佛像又有了變化，從清秀走向雍容，體現唐代特有的文化氣質。

　　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圓髻廣頤，長眉細目，嘴唇緊閉，右手扶膝，左手施禪定印。身著通肩式袈裟，衣紋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情，雍容的體態，流暢的衣線，表現出恬靜的心境。彩繪雖然斑駁，但不掩盛唐時期佛像聖潔安祥的神韻。　　左側脅侍菩薩高183厘米。頭挽垂環髻，發綹披肩，面龐圓豐，秀目微睜，神情超脫中又露嚴正。體著緊身束帶天衣及貼腿長裙，帔巾自肩部橫垂兩道於膝下，右臂曲舉，左臂下垂。右側脅侍菩薩高180厘米。髮髻聳起，余發成3綹垂肩，曲眉豐頤，神情嫻靜，莊重而不失嫵媚。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寬披帛自雙肩垂落至腋下，羊腸裙層折貼腿，柔和的線條完全同豐肌秀骨的身姿相應和，身姿優雅，氣度端正。

-　　在來講講赫赫有名的「敦煌寫經」，敦煌藏經洞的故事我就不重複了，現存「敦煌寫經」分布在全世界36所博物館和科研機構，私人所藏還無法統計，其中甘博所藏「敦煌寫經」共160餘件。　　《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卷　　卷高27.4厘米，殘長641厘米，紙單張長46厘米。白麻紙泛黃，用隸書繕抄《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經》第三十九兩品經文。前有剪截痕，僅存後半，起「聞如前不」，尾書「一校竟」。經文共65行，每行16字至30字不等。末有題紀二則：「昇平十二年（368年）沙彌凈明」；「咸安三年（373年）十月二十日沙彌凈明誦習法名起。」記錄了沙彌凈明於昇平十二年和咸安三年的兩次誦經記錄，是所知現存敦煌文獻中最早的經卷寫本，書體顯示了簡牘書體向經卷書體過渡的字體特色，展現了「經書體」楷法初期的特有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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