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民族幸運地擁有了魯迅

06-07

我們民族幸運地擁有了魯迅

魯先聖

20世紀初的中國處在災難深重的水深火熱之中，這個時候，我們民族幸運地擁有了魯迅。他用自己的筆，給黑暗的中國帶來了希望和光明。

郁達夫先生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寓所與世長辭，終年55歲。巨星殞落的噩耗傳來，全國人民以及世界進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慶齡主持的魯迅葬禮中，人們用一面綉著「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白旗覆蓋在魯迅棺木上。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就在於他對於中國人的精神、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魯迅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學道路的，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並不同於毛澤東、孫中山那樣的政治領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類精神現象、深刻反思中國人精神的偉大思想家；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但是並不同於專門致力於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革命家，而是傾心於改變中國人精神的革命家；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但是並不同於茅盾、沈從文那樣的側重描摹社會世態與鄉土風俗的文學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煉中國人精神特徵、為中國人提供反思自我「鏡子」的文學家。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張，反對已經瀰漫整個世界的輕精神的「質化」傾向；登上五四文壇後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後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畢生所傾心的，就在於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啟悟中國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與黑暗苦鬥，為光明苦爭，傲視權貴，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悲天憫人，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吶喊疾呼，苦苦奮鬥了一生。

日本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魯迅學家對魯迅「抗拒為奴」思想的共鳴就是明證。魯迅所自覺承擔的歷史文化職責，也是他恆久的一直延續到當代的最重要的價值。魯迅的這種當代價值，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所獨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國人以至全人類精神文化發展所需要的。

魯迅同時是翻譯家，他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譯。因為魯迅總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沒有外國文學成就高。比如，1927年春，來華考察的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委託劉半農、台靜農給魯迅寫信，說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魯迅謝絕了，並說：「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事實上，恰恰是這些翻譯啟發了魯迅去寫很多東西。　　

魯迅總共翻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其中蘇俄文學是最多的。早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就注意到了俄國的文學，他最初的翻譯生涯就和俄國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域外小說集》中，有多篇是俄國人的，他在那裡看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殘忍、黑暗、哭訴、尋找。他後來的小說寫作，大多還是受了俄國人的影響。他說：「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魯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燒起希望，一同感到悲哀。蘇聯成立後，他繼續關注蘇俄文學。1921年他翻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他還譯介、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俄國文學在他的翻譯工作中佔有優先地位。他翻譯的《死魂靈》、《毀滅》、《濁流》都堪稱是其代表作。

魯迅經常覺得自己是有問題，是殘缺的，是黑暗的，不是什麼天才，因此需要向外國文學學習。他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他認為自己身上有一種遠古中國文化的鬼魂在裡面，苛刻的，惡毒的，也有紹興師爺這種刀筆吏的無情無義的東西，他和它不斷地搏鬥，和它不斷地周旋，他要驅逐身上的鬼氣。　　魯迅又是個非常有趣的人。在廈門大學教書的時候，魯迅對許廣平深懷思念。不料，卻有頭豬當著他的面啃相思樹葉。魯迅一時氣極，就和那頭豬展開了一場搏鬥。魯迅50多歲定居上海的時候，曾經一路轉著圈踏著華爾茲的舞步入座吃飯，逗引得滿桌哈哈大笑。夏日的深夜，他喜歡開著窗子伏案寫作。有時候，看到有人溜到自己樓下的牆角里來尿尿，他就會用橡皮筋和紙團做成彈弓，彈在那人的屁股上。

魯迅的著作是中華民族高度智慧的結晶，魯迅先生的思想已經凝聚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中。他深刻的思想與精美的作品，使他不僅在中國具有巨大價值，在東亞以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