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未來十年的文化，詮釋中國話語

　　中國文化為何前行艱難？

　　韓震(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與中國的經濟騰飛相比，中國的文化影響力確實有一定差距。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話語體系都是和一定的思維方式相聯繫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和一定世界觀相聯繫的。比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改變了文革式的話語體系，社會才進入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但是30年之後，我們改革開放進入了攻堅期、深水期，實際上我們的話語體系中有很多套話、空話，把改革的銳氣纏住了。

　　中國的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須要超越自身，僅談中國特色是不夠的。現在中國文化是以一種有自己特色、有自己形式、有自己傳統文化的方式進行推廣，但要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東西，必須發掘具有新的普遍世界意義、代表未來人類前進發展方向，並且大家願意在這種文化下生活的內在特質。文化的魅力不在於宣傳，而在於吸引力。

　　盧新寧(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在整個中國內部產生了一種強大的衝動和慾望。一是希望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經濟崛起的意義，二是希望展現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選擇。暢想未來十年，我有一個感受，一個判斷。感受是，強烈的文化雄心必須有踏實的文化實踐做依託，否則就是文化泡沫。判斷是，下一個十年，文化絕對是一個比經濟更重要的關鍵詞。在這個關鍵詞之下，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和經濟相比，我們的文化確實存在隱憂，這些隱憂不在於如何打扮自己，讓聲音在世界上更響亮，而在於國內怎麼見識自己，如何讓文化有向心力。這就像推銷商品，假如這個商品賣得很好，足以讓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感覺到它的力量和溫暖，然後才能讓更多人認同。這個過程可能是更重要的。

　　陸建德(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我們喜歡講我們社會的包容性，喜歡「和而不同」，這有時候只是一種外交辭令。比如我們有「愛憎分明」、「黑白分明」、「嫉惡如仇」這樣的成語，這很容易陷入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模式，不會讓我們更善於思考。這是我們做得還很不夠的，也是我們自古以來的一個特點。經常會有一些優秀人物，喜歡把自己和社會對立起來，用這種態度去看待周圍的一切，然後很難與人共事。如果這種現象還很多，我覺得我們就難以在文化上真正成熟。我期盼在未來十年，我們在文化上能夠走向成熟，看到黑與白之間巨大的灰色地帶，寫出讓全世界感動的文學作品來。

　　認識中國文化怎麼如此難？

　　汪暉(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首先，文化問題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有關係，但不是直接的對應關係。經濟強盛，未必文化發達，也未必能產生深刻的思想；反過來，在困境中的思想，也可能閃耀光芒。晚清一代思想家思考的深度，有時候超過了我們當代人。但由於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他們的思考很少被外界所熟知。這就得值得我們今天去發掘，我們不能總是站在經濟強盛的角度看待文化問題。

　　其次，在中國歷史上，也有經濟和軍事實力比今天弱得多的時候，但文化、思想和政治的影響力卻很大。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中國經濟還比較貧窮，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等理論不僅對第三世界，而且對歐美及其他地方也有很深刻的影響。如何分析這樣的文化影響力？

　　第三，文化問題背後的核心問題是價值問題，一方面我們討論對自我的重新認識，並批評西方文化的霸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提供對於世界的深入描述、理解和分析，而只是不斷地敘述自己，陷入自戀式的自我描述，也會造成新的幻覺，談不上真正的「自覺」。

　　宋榮華(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秘書長)：如果現在問一個外國人，什麼是中國文化？可能會有不同回答。中國的茶、武術、京劇、孔子等等，可能都是中國文化的符號。但這些東西恰恰是歷史上、傳統上的，一說到現代中國的文化符號是什麼，現代的文化精髓是什麼，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年8月份我曾到巴西訪問。巴西大學一名教授跟我們交流的時候說，在巴西到處是中國的商品，但在巴西的電台里卻聽不到一首中國的歌曲，在巴西的書店裡也買不到一本流行的中國書籍。

　　劉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文化要輸出，但我想我們現在並不太清楚要輸出什麼樣的價值觀。這並非是說中國沒有機會，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發展的順序其實是先開放，再改革。不僅在經濟上如此，在文化上也需要一個大的開放，和西方的普世價值進行一個對話，而不是說用中國的價值去取代它或抗拒它。

　　文化並不是一個很虛、很空的東西，我們看到文化里有一些東西是很實的。別的不說，像我們祖國的寶島台灣，現在有120個國家對它免簽證。我們中國大陸有時候還需要從數字上看待自己的文化價值。上海交大2009年在美國做了一個中國形象的調查，被調查者中認為中國有優秀流行文化的不到10%。另外我們今年在亞洲13個國家和地區做了一個關於發展模式的調查，中國人認同自己發展模式的只有9%，而認同美國發展模式的有40%，甚至還有24%的中國人認同日本模式。這個數字給我們警醒。

　　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

　　王義桅(同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談到文化崛起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講文化崛起的時候內外反差非常大，老百姓覺得我們文化在墮落，但老外感受到中國的文明崛起。如何消弭內外感知反差？第二個問題，中國文化走出去，如何取得像與中國經濟影響力相匹配的國際影響力？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文化如何超越傳統地域型、農耕型和內陸型，為「全球中國」崛起服務？換言之，中國要通過自身文明轉型引領人類文明轉型，才能確立領導性國家的地位。

　　世界需要中國夢，中國需要世界夢。現在滿世界都是美國那套普世價值和治理方式。世界需要另外一種選擇。在提到「中國夢」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現在大家都在做「美國夢」，這很危險。美國霸權對中國的最大威脅就是中國的美國化，即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美國化，人人都想住大房子、坐大車子。世界上除了美國夢外還有歐洲夢。與其做別人的夢還不如做自己的夢。同時，中國也需要做世界夢。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汪暉：今天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政治領域的政黨國家化，第二個是政府公司化，第三個是媒體政黨化。這導致了一個結果，即政治議題往往由媒體設定。但這種設定常常會隨著市場需求和媒體自身利益產生不斷變動。這種變動對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影響很大。因為它會鼓勵政客媒體化，也越來越鼓勵知識分子政客化，他們都不再是從持續的、比較清晰的政治價值和文化的價值出發，而是機會主義的短暫表演。通常來說，媒體背後的經濟力量很大。現在一個趨勢是傳統知識分子文化在衰落，知識分子文化只有變成了媒體才能活躍，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在這個背景下，如何形成一個具有活力的真正的思想文化空間，而不是現在大家嘲諷的公知文化，是一個真正的比較嚴峻的課題。

　　韓震：我覺得知識分子必須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自己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上儘可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比如我們寫了很多文章，嘴裡說著要有理想信念，但心裡不知道什麼是理想信念；我們談社會主義，卻不知道社會主義追求什麼；我們談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的觀點是什麼我們不研究。我覺得現在之所以中國話語

　　不被接受，不被外國人理解，就在於我們沒有目標，只是在那裡說而已。

　　陸建德：我們要跳出一些簡單的概念劃分。比如民主或言論自由，兩者都不能脫離歷史來談。我們更要看到每個社會有怎樣的說話前提，言論與法律或法制是什麼關係。如果說話完全不顧現有法律，那就有問題了。故意打所謂政治牌的表述本身顯得比較幼稚。我希望我們以後表述能更豐富，但要防止一種過分政治化的陷阱，從莫言得獎轉到言論自由就是一例。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批評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認為後者的《1984》這部小說把一切東西貶低為政治，這本身就是一種專制主義的表現。一旦我們有一種平和的心態，我們更會看到事物的複雜性，社會就可能稍微變得平和，這樣我們最終會建立起比較好的共同體。

　　宋榮華：我覺得中國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解決三方面問題。一個是文化的現實性，文化要接地氣，也要與現實生活相結合。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人家可能聽不懂，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很感興趣。我們為什麼不把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的故事、經驗和教訓整理成文化產品？中國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與鄰國通過談判，和平、妥善地解決了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其中有很多美妙的故事，不正是可以證明中國是多麼的愛好和平嗎？但是這些方面的可讀物太少了。此外，文化還要具備時尚性和大眾性，才能讓人家樂於去接受這種文化。解決這三個問題，我們的文化才能解決好走出去的問題。　　(2012年12月22日「環球時報年會2013：未來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在北京舉行，第五議題「未來十年的文化崛起：詮釋中國話語」由央視英語頻道主持人楊銳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