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三）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三）　　滿義（《人間福報》主筆）　　編按：邇來高倡「人間佛毅」者眾，然非真正付諸實踐者無法道盡其中之深義。星雲大師不僅實踐「人間佛教」有成，而且將之融入身心血肉之中，乃當今最能將「人間佛教」精微之處說得透徹，行之深遠的人。然因其對「人間佛教」的體驗豐富，事業龐多，著作等身，思想宏偉，以致入其門者多，而得其髓者少。今滿義法師撰成（「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一文，以「說法的語言」 、 「弘化的方式」 、 「為毅的願心」 、 「證悟的目標」四個單元來論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行儀之特質，頗能作為進一步了解星雲大師乃至「人間佛教」之參考，本學報自第二十六期起分四期刊載，一期刊載一個單元，本期所刊載者為第三個翠元。　　三、為教的願心不同　　佛教講「願無虛發」、「有願必成」，願力是促使理想成為事實的實踐動力。世間上不管從事任何事業，如果沒有宏偉的願力作後盾，很容易在進行的過程中因遭遇困難就心生退卻，終至半途而廢，徒勞無功。所以，發心立願是目標的確立，也是堅持到底的一股無形力量：發心立願才容易獲得成功，發心立「願」才有「力」量。　　佛教十分重視發願，《勸發菩提心文》說：「金剛非堅，願力最堅：虛空非大，／心王最大。」又說：「人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佛教里三世諸佛都是靠著願力而成就佛道，即使菩薩也要發願才能救苦救難，度眾無礙；反之，《大智度論》說：「作福無願，無所標立；願為導御，能有所成。」學佛修行如果沒有發大願心，難以有所成就。　　過去一般佛教徒常講「隨緣、隨緣」，但是有時過分「隨緣」而失去原則，甚至曲解了「隨緣」的真正含意，導致隨著外緣改變自己的初衷：一生奉獻佛教，深體「願力不可思議」的星雲大師，對此主張：「學佛就是要學佛菩薩的願力，應該轉「隨緣」為「隨願」，以願力來莊嚴國土，成就大眾。」 （《大師講演集（一）·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　　星雲大師十二歲時因為「一諾干金上棲霞」，之後由棲霞渡海到台灣，再從台灣把佛法分燈至五大洲，不但實現其「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遠大抱負，也讓「人間佛教」得以光照寰宇。　　分析大師這一生的成就，其背後主要的動力，就是因為懷抱著一分為教的悲心弘願。根據大師的傳記《傳燈》所載，大師十九歲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一次患了瘧疾，全身長滿膿瘡，每回脫一件衣服需要二小時，而且如同脫了一層皮一樣。就在九死一生之中，此事被住在南京的師父志開上人知道，請人送來半碗鹹菜。根據大師形容：「當時接到半碗鹹菜，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感動，想到這是慈悲的師父對徒弟的愛護，因此滿含著眼淚吃下半碗鹹菜，並且從心底強烈生起一股願力，發願將來誓必以一生來奉獻佛教，以報師恩。」　　因為當初這麼一念感恩師父之心，發而成為他終生為數的不變願心，讓他從此在弘法的過程中，儘管遭遇困難、挫折、委屈、難堪，乃至譏諷、毀謗、中傷、打壓等等傷害不斷，都沒有因此退失道心，反而愈挫愈勇，因為在他發願報答師恩的那一刻，他已經將自己奉獻給佛教、奉獻給眾生，所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憑著這股為數的堅定願力，他一路披荊斬棘，一步一腳印，終於為今日人間佛教開創出新的局面。　　大師為數的願心一方面是受其師父感動而萌發，其實大時代的環境背景也在無形中長養大師的菩提心，助長他激發弘法度眾的悲愍情懷。大師的成長過程，除了從小就接受叢林教育的嚴厲磨練以外，尤其歷經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不但受過牢獄之災，而且多次在槍口下遊走生死邊緣；由於身經戰爭的顛沛流離，以及大時代的苦難，讓他深刻感受蒼生之苦，堅信唯有弘揚佛法，才能解除世間疾苦。因此當他在一九四九年隨著局勢急轉，率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當時雖處白色恐怖時代，先是被誣為匪諜而無端入獄，繼而因為蔣宋美齡信奉耶教之故，佛教備受打壓，但是大師弘法利生的信念堅定，他無畏於警察單位的取諦阻撓，仍然四處聚眾說法，展開他在台灣的弘法之旅。　　惡劣的客觀環境固然可以憑著願心克服，來自社會的各種誘惑其實也是一大考驗。當初由大師帶團來台的僧侶救護隊，雖因參加人員日漸流失，最後無疾而終，不過當時在台南旭可營房的長官儲一貫和劉凱英都非常欣賞大師，認為他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孫立人將軍甚至鼓勵大師，想要保送他進陸軍官校，並且保證十年之內必能升為將軍，然而大師卻堅決的說：「我是出家人，我要把和尚做好，當將軍有什麼用呢?」 （《普門學報·星雲大師十二問》）　　後來離開僧侶救護隊，也曾有多家雜誌、報社有意網羅大師擔任採訪記者、副刊主編，但是大師皆以「非佛不作」而斷然拒絕。當時同道中有人屈就現實，易服還俗，或改宗他教，但是大師堅定其「做好一個出家人」的信念，絲毫不受外境動搖，甚至他說：「即使佛陀現身，親自叫我易服改信，我也不從。」 （《往事百語·有佛法，就有辦法》）　　大師一生，就是憑著他對佛陀的堅定信仰，以及懷抱一份弘法的願心，因此面對各種威脅利誘都能不改初衷，終而不致從僧團里流失。甚至後來中國佛教會對他一再排斥、抵制，讓他雖有滿懷為數奉獻的熱誠，卻始終無緣以中國佛教會為主力發展佛教。但是他並沒有因此「餒，反而更加勇往向前，因為他相信「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刀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往事百語·心甘情願》）。　　就因為大師有不怕苦、不怕難，不向逆境低頭的堅毅性格，甚至不覺難、不覺苦，不以困難為障礙的胸襟器識，因此愈是無情的打壓，愈是橫逆排空，反而更加激發他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信心毅力，他一心只想到：佛教要改革，才能振衰起弊：佛教要弘揚，才能對人間有所利益。大師從一開始，他所發的弘願，就是針對時弊，欲對佛教有所振興而萌發：他的滿懷悲心，也無非是感於世間疾苦，欲對眾生有所利樂而生起。正如《華嚴經》說：「但為永滅世問苦，利益世間而發心。」　　大師利濟群生的發心，在《往事百語·不能不信因果》一文里大師談到，一九四九年初來台灣時，掛單在中壢圓光寺，經常看到住持妙果老和尚寫一首偈語送給信徒：「三寶門中福好修，一文施捨萬文收，不信但看粱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當時敬信之餘，心中亟思：「佛教本身固然是上好的福田，但身為佛子的我們如何將這塊福田的價值發揮到極致?……後來我在世界各地創辦佛教學院，期能紹隆佛種，報佛深恩於萬一；我每年舉辦僧伽講習會、寺院行政講習會等等，藉此促進教內的交流；我設立佛殿講堂、養老精舍、墓園設施、義診醫療，希望所有對佛教有貢獻的人都能往生佛光凈土，讓他們的善心好因能在此生就可以享受善美的果報。這一切，無非是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　　另外，大師對改革佛教的抱負，在（星雲大師十二問）里慈惠法師提到，大師早在年輕求學時，有感於當時佛教衰微，皆因寺院主管生活頹廢，不想弘法利生，尤其一些長老牽親帶眷，安插私人關係，把持寺政，使寺院叢林雖為十方寶剎，但都是法眷關係，統一控制，叢林住持已經不是選賢與能，而是憑關係就任。因此當時大師發願，不做住持當家，決心不與名位權利攪和在一起，他只想做一個弘法的法師，隨緣講經說法，假如有力量，他要從事佛教的革新運動。　　由於大師很早就萌發興革佛教之心，他認為「要讓佛教適應時代，必須有一番革新，才能適合大眾的需要」 （《星雲日記·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因此雖然最初大師的人生規畫是「以文弘法」，並無意於建寺當住持，他一心只想把艱深的佛法大眾化、通俗化、文藝化，讓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能擁有佛法；甚至他以當個佛教的評論家自許，在初到台灣時，眼看神壇充斥，而且打著佛教的旗號從事非法邪命，使佛教淪為迷信之流，於是他在《覺生月刊》寫了一篇文章（回憶比現實美麗），敘述大陸佛教事業建設、人才運用等種種情況，期能喚起當時數界的覺醒。　　後來主編《覺世旬刊》時，更是針對時弊，發表一篇篇評論時事的文章，包括抗議西班牙鬥牛來台、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布數以推動國際佛教、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提議佛教建立考試製度、探討僧眾置產的時代性等問題，並曾與《菩提樹》雜誌朱斐居士論辯，也曾撰文抗議顧正秋演出「火燒紅蓮寺」有損佛教形象。這些文章後來都結集成《覺世論叢》。　　大師一向具有正義感，更有護教的情操，他認為做人要有道德勇「，衛教護法是每個佛子應負的責任，佛教不但要有聲音，甚至提倡佛教徒要有殉教的精神。大師滿懷弘佛護教的悲願，一心想以文字針砭時弊，革新佛教：不過大師並不是一個空有熱誠的人，他是既有理想，而又重視實際。如他說：「有的人先有理想，然後再有事實，我的生性不足先有理想，因為只有理想往往流於空想、妄想；我有目標，例如弘法利生、興隆佛教是我的目標，但我是重視實際的人，有了實際的情況，才會實踐理想。」 （《往事百語·有理想，才有實踐》）　　生性務實的大師深知，寫文章雖然可以暢所欲言，大發獅子吼，為佛教發聲，但是如果只有批評建議，沒有實際建樹，還是無法達到興革之效。尤其他分析太虛大師當初的教理、教制、教產「三佛改革」所以失敗，主要是「六成就」不具足，其中尤以「眾成就」與「處成就」不具最是致命，因此儘管他無意當住持，但顧及現實需要，早在一九四八年南京華藏寺請他擔任住持時，就基於「革新佛教，必須要有根據地，總不能天天居無定所，站在馬路上空喊改革的口號，這是沒有用的」 （《如是說》）。因此他與華藏寺前任住持蔭雲和尚商量，不要用住持的名義，而用教務長的稱呼。　　及至到了台灣，先後也有中壢圓光寺、苗栗法雲寺、青草湖靈隱寺、嘉義天龍寺、台中佛教會館等，都曾經想請大師擔任住持，但他「不任一寺住持」的初衷未變。甚至從一九五三年到宜蘭，五十年間他創建宜蘭念佛會，二度重建雷音寺，也都不曾擔任過住持。直到後來為了實現理想，他終於從創建佛光山僧團，健全組織制度：繼而成立佛光會教團，結合僧信力量，共同弘揚佛法，希望以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無我、共生等精神，甚至結合世界各宗教的力量，共同促進世界和平。　　大師一路走來，如他在《往事百語·願心的升華》一文中說：「回想這二十多年來，我雖然色身開刀多次，卻未曾間斷弘法工作；我奔走斡旋，終於讓海峽兩岸佛教的代表首次坐在同一個會議廳里商討議案：我走訪中國大陸，為兩岸和平統一及福利眾生而祈願：我多次溝通協調，說服諸方大德，在印度佛陀成道處舉行國際三壇大戒，恢復南傳國家比丘尼僧團制度：我不辭辛勞，在世界五大洲遍設道場及佛光會，實現僧信平等，光大佛教的理想。清夜自捫：凡此艱鉅使命的一一完成，若非蒙佛加被，以願心為力量，何能致此?」　　誠然，大師一生的成就，都是源於他有「興隆佛教，捨我其誰」的發心立願，並且從悲願中獲得信心、力量與勇「，他自己深刻體會發願的重要，也經常勉勵弟子、學生、信眾，學佛要發大願心。他在文章里引經據典，說明過去諸佛莫不由發願而成。如：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而成就凈土（《無量壽經》卷上） 、釋迦牟尼佛發五百大願而成就佛道（《悲華經》卷七）、彌勒菩薩奉行十願而能當來下生（《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藥師如來為滅除眾生病苦而發十二大願，終於成就琉璃佛國（《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等。乃至文殊菩薩十二大願而成就般若智慧（《佛說文殊師利行經》）、普賢菩薩十大願，願願歸人華嚴願海（《華嚴經》）、觀音菩薩發十大願而能苦海度生（《法華經》）、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地藏經》）等，可見每位菩薩都有無限的誓願，才能完成他們的修行。（《普門學報·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　　他平時對學生、徒眾開示時，經常以玄奘大師到印度求法「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終於完成西域取經的大願；以及監真大師的「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終於將佛法弘傅於日本：乃至近代慈航法師的「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例，勉勵大家要以古今高僧的行儀為典範，學習他們為「正法能久住，眾生得離苦」的精神而發心立願。（《佛教叢書·數理·發心立願》）　　他甚至認為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滅、道」，由苦、集、滅、道而展開廣大無邊的佛法：然而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體而設定的義理層次，經過了世間的實踐，就發展成為「四弘誓願」。因為佛法不只以苦集滅道來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佛法最主要的是要解決宇宙人生的問題，所以他強調「光是說明苦集滅道的真理是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願力、修行、實踐……」 （《普門學報·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　　他時時不忘把佛法落實在生活的實踐上，所以撰寫（佛光祈願文），做為信徒每日課誦的教材，透過發願，提升性靈與信仰，是一種最平時、最生活化的佛法。　　他有時也以「同事攝」現身說法，說明自己最初是從發願為自己祈求智慧、信心、力量開始：慢慢進步到為父母師友乃至一切有緣人祈願事業順利、福慧圓滿：進而祈求國家富強、社會安樂、世界和平、眾生得度。五十歲以後匆有所感，覺得：「學佛應該是效法諸佛菩薩「代眾受苦，難行能行」的精神，為什麼自己卻總是祈求諸佛菩薩做這做那?」從此以後，他開始向諸佛菩薩作如是告白：「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請讓我來負擔天下眾生的業障苦難，請讓我來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請讓我來延續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請讓我來學習如來世尊的示教利喜。」他以此勉勵大家「發願也如讀書，要不斷升級，剛開始只發小小的願不妨，但漸漸的要發大願，要讓願力不斷升華」 （《往事百語·願心的升華》）。因此他希望佛光人要從「信佛」、「拜佛」、「求佛」、「學佛」，升華為「行佛」；能夠「行佛所行」，才是信仰的真義，能夠「做佛所做」，就是人間佛教的實踐。（佛光會理監事會議開示）　　他舉喻闡述發願的重要：「學佛不發心立願，譬如耕田不播種，船隻沒有指南針。種田不播種，如何能收成?航海缺乏指南針，如何渡向彼岸?所以學佛首先必須發心立願。發心立願有如時鐘上緊了發條，汽車加足了汽油，便能產生前進的動力；又如船隻裝了羅盤，學生訂了功課表，就有前進的目標。」 （《佛教叢書·數理·發心立願》）　　他以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為喻，說明學佛的人要如「春蠶吐絲」，把生命奉獻給佛教；要有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以「犧牲小我，成就大眾」的願心為人間帶來了光明。他以《華嚴經》的「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期許佛教徒要培養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器識，要修持只求奉獻不求報酬的梵行，要有為眾生擔荷一切痛苦，也能夠甘之如飴的願心。（《大師講演集（一）·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　　他對諸葛亮「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護主精神，深表敬佩與推崇。但是他說：「世間行道總有休止的時候，頂多以一生的精力從事於理想的追求；唯有佛教的願心是無止盡的。」他認為普賢菩薩「虛空界盡，眾生界盡……我此願心，無有窮盡」之偉大長遠的願心，以及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度盡一切眾生的願心，是每一個佛弟子求法必備的條件。（《大師講演集（一）·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　　他強調「願從心生」，發願就是「發心」。世間上最寶貴的能源，最殊勝的財寶，不在地底下，不在深海里，不在銀行中，不在荷包內，而是在我們的心中。「心」如田，如地。農田必須經過開發，才能播種、耕耘、收成：土地必須經過開發，才能建造樓房，發展企業。我們的心田也必須經過「開發」之後，才能產生無限的功用。因此他鼓勵大家要「發心發願將慈悲開發出來，就能夠人我一如，無怨無悔；將智慧開發出來，就能夠深入法海，自利利他；將慚愧開發出來，就能夠謙沖虛懷，不斷進步；將歡喜開發出來，就能夠利樂眾生，永不退轉」。甚至「發心」吃飯，就能吃得飽足：「發心」睡覺，就能睡得香甜：「發心」走路，就能走得長久；「發心一做事，就能做得起勁。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發心發願」才能進步增上，圓滿完成。（《往事百語·願心的升華》）　　他深體「發心立願可以堅定信心與毅力，可以增長菩提心、提升信仰，使我們的道德、人格臻於至善」 （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自覺與行佛））。他認為「發心立願不是佛教徒的專利，社會上任何一個人都應該發心立願。發心，才能把事情做好；立願，做事才有目標」（《佛教叢書·數理·發心立願》）。　　他有感於「發心立願是成就一切事業的重要助緣與動力，發心立願就像開採能源一樣，心裡的能源是每個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大財富」 （《星雲法語》）。因此他指導大眾每日要不斷發願，把發願當成是一種修行的功課。例如：我願意孝順父母，和睦鄰里：我願意奉獻自己，造福社會；我願意犧牲小我，成就大眾；我願意促進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我願意當一座橋樑，讓大眾通行；我願意是一棵大樹，供人乘涼；我願意是一滴小水滴，滋潤眾生：我願意當大地，乘載一切眾生；我願意如日月，給人光明：我願意如和風，吹拂人心開意解。（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自覺與行佛））　　他曾為新春參加朝山的信徒開示，鼓勵大家要發下「新年十願」：一願世界和平，二願中國統一，三願佛教興隆，四願黎民安樂，五願社會繁榮，六願人人有德，七願大眾慈悲，八願惡人遠離，九願善緣相助，十願福慧增進。（《星雲日記·一九九O年一月二十七日》）　　他把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改以現代的口語來作為自己的發願：一者禮敬諸佛，我願自今以後實踐人格的尊重：二者稱讚如來，我願自今以後實踐語言的讚美：……十者普皆供養，我願自今以後實踐圓滿的功德。（《往事百語·願心的升華》）　　他效法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為自己擬出四十八個大願：第一，我願作一隻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第二，我願作一泓清水，盪除垢穢，凈化身心；第三，我願作一個冬陽，溫暖大地，成熟萬物；第四，我願作一盞路燈，照破黑暗，指引光明；……第四十八，我願作一個菩薩，發菩提心，光大佛法。（《往事百語·願心的升華》）　　他勉勵徒眾，同時自我期許：「以菩薩心，發大願行，常彷彿事，永不休息，只要做一天出家人，就要撞一天的鐘，負起震聲發嘖的責任，上求下化。」 （《大師講演集（一）》）他甚至發願來生還是要當和尚，他說：「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當和尚，但願來生，還能再作和尚，甚至生生世世我都要作和尚。」 （《傳燈》）　　出家這條路，大師一路走來，始終無怨無悔，有的只是滿懷度眾的悲心弘願；因為有願力，所以他能突破重重困境，故能創建佛光山，繼而興辦各種佛教事業。根據「願心的升華」一文說，早在一九六六年剛買下佛光山時，信徒們看到滿山都是野草刺竹，交通又不便利，不禁大失所望，個個都說：「這種地方，誰願再來!」但是大師不管眾人的看法，毅然率領出家弟子同心協力，搬石運土，栘山填溝，終於在願力成就下，將刺竹遍野的荒山開闢成殿宇輝煌的道場。 　　大師對佛教事業一向有所堅持，從年輕時就希望為佛教辦一份報紙、設一家電視台、創一所大學等，這些理想如今也都在願力成就下一一實現。甚至不只一所大學，而是同時創辦三所大學，另外還有十六所佛學院：不止一間電視台，另有多家廣播電台；不但辦一份報紙，同時又成立《法藏文庫》，出版《普門學報》等。因為大師心中有願，所以無事不成。如他自己說：「我一生弘化，從不強求；凡事只是隨順因緣，儘力而為罷了，從來不企求得到什麼。然而世間事只要有心，只要有願，必能因時因緣而成。」 （《如是說·二OOO年十月二十九日》）　　大師一生的事業都是因為願力而成就，他為數的願心也經常感動別人發心護持佛教。早年在宜蘭帶領青年下鄉布教，經常乘坐火車到瑞芳、南方澳弘法，宜蘭縣火車鐵路段段長張文炳受到大師及青年們弘法的熱誠所感動，自覺凈化社會之責自己也有義務，因此每回火車的啟程、速度，都會盡量配合大師等人，讓弘法團能順利乘坐往返。　　大師一生為數忘軀、為法忘我的故事，一直是他對大眾最好的無言身教。例如有一年大師從台東到屏東布教，為了保護一部約二十公斤重的錄音機，沿路一直把錄音機放在膝蓋上。經過五個小時路程後，雙腿因此不良於行。後來到醫院看病，醫師診斷為關節炎，說明必須把雙腿鋸掉，以免感染致命。大師聞言，心中泰然安穩，毫不激動，反而覺得從此可以安住一處寫作，未嘗不好?由於大師不以為意，也沒有再到醫院複診，後來竟然不藥而癒。根據大師自己的說法，或許是常年穿棉毛褲的關係二一OO一年一月十日接受《浩瀚星雲》作者林清玄採訪，談「對生老病死的看法」）。其實不管原因為何，此事說明的是，在大師的心中，只要佛法能弘揚，個人的生死何足掛懷?　　然而儘管大師以無比的信心、願力，甚至置生死於度外，一生獻身佛教，一心只想興隆佛教，廣度眾生；但由於外在的一些人為障礙、空間阻隔，乃至時機因緣未具等因素下，仍有一些事讓大師感到無奈與引以為憾。　　一九四八年，大師與一批響應人生佛教的青年學僧到南京華藏寺，住持蔭雲和尚不但慈悲接待，並將全寺交給大師等人管理。華藏寺原本是一個經懺道場，大師有心改革，因此為華藏寺訂立「新生活規約」，明定寺中住眾早晚功課正常，三餐飲食定時，不可隨便外出。此舉引起寺中數十名住眾反對，而此時正好智勇法師本來發起組織僧侶救護隊要到台灣，後來因故改變主意，大師因此毅然接下任務，率隊到台灣。後來大師四處打聽蔭雲和尚的消息，卻遍尋不獲，直到今日，大師心中一直感到無限遺憾。　　大師從年輕時便一心想為佛教做事，但教界某些人士一再排斥他，認為有了大師就沒有他們生存的空間，尤其中國佛教會始終防著大師，不肯讓他加入。實際上大師只想對佛教有所奉獻，例如他舉辦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希望促進教界之間的聯誼往來：他創辦東方佛教學院，有心把學院交給中國佛教會管理，希望為佛教多培育一些優秀人才。然而由於主事者心中的成見，始終拒大師於門外。曾經有人認為，大師一生沒能當上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是一大遺憾!大師說，確是一件憾事，因為他有建設佛教的理念與理想，卻始終無法一展抱負，確有「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遺憾。（《如是說》）　　大師很早就呼籲，佛教要「團結、統一、動員、交流」 （《覺世論叢》），才有遠大的未來，至今未能實現，豈不遺憾!乃至四十多年前，雲林縣媽祖宮有意加入中國佛教會，遭到拒絕，大師基於「佛教應該為媽祖定位，就如關公、伽藍、韋馱、天龍八部、四大天王一樣，在佛教里都有屬於護法神應有的地位」 （《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因此挺身而出，但是說項未成，至今仍感遺憾；因為媽祖宮未能成為會員，致使台灣佛教減少四百萬會員信徒。　　大師一心想辦一次世界宗教領袖高峰會議，透過宗教力量來解決恐怖分子的問題，共謀世界和平，至今也是未能如願，更是遺憾。多年前，大陸因為對大師的不了解，曾經拒絕他到大陸，大師雖然遺憾，但是從不灰心，也不會失望：倒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生前一再希望大師對大陸佛教有所貢獻，最終還是沒能實現，這是趙朴老的遺憾，也是大師的遺憾。　　趟朴初居士一生倡導人間佛教，重視以教育培養人才，尤其致力於佛教文化等各項事業的推動，他對興隆佛教及促進兩岸交流的理念和願心，與大師不謀而合。兩人於一九八六年同時應邀參加泰王六十大壽慶典中結緣，彼此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三年後二九八九），大師在趟朴老邀請下，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中國弘法探親團」，踏上闊別四十載的祖國鄉土，展開台灣佛教界第一次在大陸的公開弘法活動。此行不但為海峽兩岸的宗教、文化、學術交流做了一次很好的開端，兩人更因此成為莫逆。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滿耕法師曾在《普門學報》第二十二期發表一篇（星雲大師與趙朴老），文中對於兩人的相知相惜，以及對兩岸佛教的推動，有很深入而生動的描述。　　在佛教里有謂「莫嫌佛門茶飯淡，僧情不比俗情濃」，實際上大師一生，由於他有與人為善、從善如流的性格，歡喜結緣，加上滿懷為教的熱忱、悲願與理想，因此從年輕時就受到教界多位長老如慈航法師、妙果老和尚等人的賞識、愛護：走逼世界各地，更與各國的教界人士結下深厚情誼。例如，日本佛教會國際部部長岩本紹典，他與大師在一九七四年大師率團到日本訪問時結緣，當時雖只短短几天的相處，但當大師結束行程，即將回國臨別之際，他把身上所有能掏出來的東西，二送給大師，可見兩人之投緣。大師與曹洞宗的館長丹羽廉芳也是交誼深厚，每回大師到日本訪問，或是他本人到台灣，兩人相見時的歡喜之情，已經毋須言語表達。　　二OO三年大師到漢城弘法，松廣寺住持菩成老和尚不畏強烈颱風，從順天搭乘五個多小時的火車到漢城與大師會面，一見面兩人就相互行禮，雖然語言不通，久別重逢的歡喜之情盡在不言中。　　大師與菩成長老、丹羽廉芳、岩本紹典等人的情誼，不但不受語言障礙，而且超越國界與年齡的距離，他們彼此相知相惜，結下生死不移的法緣。由於他們都有為教的共同理念，因此在一九七八年日本主辦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時，台灣的中國佛教會因辦事人員疏忽，沒有完成報名手續，本來已被排除在參加團體名單之外，後來大師與聖印法師到日本接洽、補救，就因大師與岩本紹典熟識，因此得以重新報名通過。當時消息一傳回台灣，未等大師等人回台，中國佛教會已決定好參加社會人員的名單，其中沒有聖印法師，也沒有大師。聖印法師因此語帶戲嘻的對大師說：「我們在前線作戰，他們在後方分贓。」然而大師一點也不計較，他說：「我不懂日文，不必參加也很好。」 （《如是說》）　　大師凡事以大局為重，不念舊惡，不計前嫌，凡事往好處想，他總覺得人生的路很多，此事不能做，還有其他許多事可以發心。在大師的心中，只要佛教能興隆發展，個人的委屈又何足掛齒。只是對於佛教界一直無法團結合作，他認為「同歸於盡」、「玉石俱焚」，這是思想上的愚痴，應該改進，因此撰文呼籲「不要同歸於盡」 （《往事百語》）。　　大師為了弘法，不但不計個人得失有無、榮辱毀譽，尤其他不怕困難，一生都在與困難挑戰。一九八O年佛光山指派慈庄法師與依航法師代表常住到美國建寺弘法，因久久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弘法工作陷入膠著，大師於是與心定法師親自到美國，每天開著車到外面尋找，後來終於在加丁那地區找到一間教堂。當時身上僅有五百美元，根本買不起，但大師運用智慧克服困難，順利買下，成為佛光山在美國弘法的第一站，並且展開美國的弘法之旅。　　之後籌建西來寺時，因經濟窘困及受美國法規的種種限制，尤其先後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三十五次協調會，可以說歷盡千難萬苦，最後終於一一克服，成就了第一座佛教國際化的十方叢林。　　大師勇於突破困難，尤其勇於革故鼎新，如他在《往事百語·勇敢的一面》一文中談到，初到台灣時，感於佛教需要提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創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當時老人當權的軟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他以求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他以杜絕後患。但大師深信佛祖不辜負人，儘管沒有人支持，他還是「敢」於口宣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儘管自己沒有飯吃，他「敢」於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儘管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他，他「敢」於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儘管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問難於他，他「敢」於出面應對，怯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儘管沒有地方安單，他「敢」於各地行化，宣揚妙諦；儘管身無分文，他「敢」於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為他「敢」於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因此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所以他說：「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也是智慧。」　　所謂：「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無上道。」 （《大方便佛報恩經》）大師的勇敢，其實代表的是一分為數的願心與理念。他曾說：「有理念就有願力，有願力就能成功。」大師成功的理念，諸如：　　（一）不作焦茅敗種。　　（二）「無用」不要緊，但不能「無明」 。　　（三）不要向別人要求什麼，要問自己能給別人什麼。　　（四）對不悅不喜的人，要懂得「珍惜」 ，就如打籃球，要感謝有對手，球賽才玩得起來。　　（五）做人要如滾雪球，不要如吹「球；做事可以失敗，做人不能失敗。　　（六）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說、敢做、敢想、敢為，才能突　　破難關，有所作為。　　（七）一個人的心量有多大，成就便有多大；願力有多堅，力量就有多強。　　（八）過頭的飯可以吃，過頭的話不可以說；凡事講清楚，說明白：「假相」要能隨來隨遣。　　（九）人可以不同意他人的意見，但是不能不傾聽他人的心聲。　　（十）拒絕要有代替。　　大師認為「觀念就像種子，播了什麼種，就結什麼果，所以學佛修行，建立正確的觀念最為重要」 （《如是說·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大師有很多很好的觀念與性格，例如他主張：　　（一）有錢是福報，用錢才是智慧：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錢去堆砌，要用智慧去莊嚴。　　（二）要明理，不要光足說理：明理才能從善如流。　　（三）人要守信，許下的承諾一定要兌現。　　（四）受冤枉委屈要想當然爾，受苦受挫也能不以為意。　　（五）不計較別人的傷害，只要對方肯認錯，總想吃虧就是討便宜。　　（六）小事要能隨緣隨眾，與人為善：大事要堅持原則，順勢應理。　　（七）對任何成敗不要太介意，要能舉重若輕。　　（八）弘法度眾不可灰心，要有鍥而不捨的性格，越是困難挫折，越要視之為逆增上緣。　　（九）凡事不一定非我不可，但當好事別人不做時，必要直下承當，捨我其誰!　　（十）不叫苦、不喊累、不怕難、不灰心，要善於轉化逆境為力量。　　此外，大師心中不著相，他覺得「什麼都是我的，什麼也都不是我的」，他把光榮歸於佛陀，把成就歸於大眾。他不比較、不計較，不怕事、不諉事，矢志把歡喜布滿人問。對於世問的有和無、窮和富，在他看來都是一樣。初人叢林時，一封家書幾年都寄不出去，因為沒錢買郵票，但他不以為苦；來台後，唯一的一件長衫，欣然送給煮雲法師，他也不覺得自己貧窮。他給得起，也受得起；他不怕吃虧，覺得吃虧就是佔便宜，甚至主張「給人利用，才有價值」。他是新文豐出版公司最初的股東之一，卻被另一名股東將權利讓贈他人，他從來不計較；他是智光中學創辦人，卻一再被排擠，甚至想將他從董事名單中除去，他也隨緣無爭。他堅持理想，想做的事，必定努力培養因緣，矢志完成。　　他「不要錢」，信徒供養紅包，他寧可他們購買佛書，流通佛法：他從來不想沾別人的光，也沒有想過要人家的錢，一心只想布施，跟人結緣，他說：「我跟別人結緣，人家自然也願意跟我結緣；我沒有別的本領，只有用感動、用佛法、用真誠的心跟人家結緣。」 （《星雲日記》）他看到別人有了困難需要幫助，總是不求回報的儘力資助，而且錢一旦出手，就當成是布施，從來不曾有「再要回來」的念頭。　　他一生沒有假期，也沒有專用的辦公室，經常路上辦公，分秒必爭，所以提倡「人生三百歲一。他善於創造因緣、隨順因緣，懂得順勢而為，但是也很有耐心等待因緣成熟。設大學、辦報紙、成立電台等理想，都是年輕時就定下的目標，直到三十多年後才成就，但是他一以貫之，不曾改變。　　他凡事以大局為重，做事有組織、有計畫、有前瞻性、有魄力，識大體而且很實際。一生雖然自期做個佛教的評論家，不以建寺當住持為願，但因現實需要，還是建立佛光山僧團與佛光會教團，成為實現理想的後盾。　　他從來不曾罵過信徒，待人親切有禮，凡事替人設想周到，給人有充分被尊重、受禮遇的感覺，因此一生不管走到哪裡，大家都爭著希望為他服務，甚至以能和他一起工作為莫大的榮幸與快樂。　　他自謙自己沒有什麼才華，但自覺自己有慈悲、有發心、有耐力、有勤勞、有隨緣、有坦誠、有合群、有惜福、有慚愧、有感恩、有明理、有擔當；相對的，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壓力、有危險、有困難、有忙碌、有是非、有寒熱、有榮耀、有委屈、有時差、有空距、有灰心、有缺乏。　　他有「與時俱進」的思想，他所提倡的「現代化」，無非是希望布教方式能適應時代潮流，所以主張傳統佛教和現代佛教要能融和起來。儘管有人批評他太現代化，但是他認為「現代」是適應、進步、契機、美好的意思。他舉例：南、北韓的往來，海峽兩岸的交流，歐美各國經濟上競相發展科技、政治上講求自由民主：乃至過去中華民國政府提倡十大建設、十二大建設，甚至中國大陸也提倡「四個現代化」，無非都是為了走向現代化。太空梭把人類送到月球，更是現代化的成就；蘇聯的戈巴契夫所以獲得諾貝爾獎，也是因為他的政策朝向自由民主的現代化發展；東、西德的統一，都是具有現代化意義。（《星雲日記·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在「現代化」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避免的潮流下，他積極致力於南北傳佛教的融和，以及顯密融和、禪凈融和、僧信融和、兩性融和、出世人世融和等，而且都已獲致具體的成果。　　他的眼光永遠瞻望未來，他能綜觀全局，洞燭機先，他對當代的現況有意見，對未來的發展有看法，尤其能提供整個大時代的發展方向。今年二一OO五）四月，他應大陸國家宗教局之邀，到海南島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議」，成為大會指定發言人之一。會中提出四點建言：以共識增加團結、以包容促進統一、以會議發展交流、以政策強化整合。與會大眾聞言，咸表此乃一針見血之高論。另外針對四月問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應邀出訪中國大陸的「和平之旅」，他在接受鳳凰衛星電視台專訪時表示：「這是中共的開明，是國民黨的春天，是民進黨的轉機。」　　他的身心血液時時與時代的脈搏共跳躍，他創辦《人間福報》固然是為了弘法，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藉此讓佛光山的弟子能掌握時代脈動，懂得關懷人群，培養國際宏觀。　　除了思想的開闊、眼界的宏觀以外，大師尤其具有識人之明，而且很肯給人因緣，讓人發揮所長，因此一生成就許多人才。早期在宜蘭弘法時，有位宜蘭通信兵學校軍官朱橋先生，皈依大師後不僅執弟子禮，甚至視大師如父親。偶然的因緣，大師發覺他有編輯才華，因此主編《《千日佛教》、《覺世旬刊》時，特別請他幫忙。每次到道場，大師親自為他倒茶送水，有時編到深夜，大師親自為他準備點心，同時陪在一旁，直到工作完成。朱居士對美工編輯有其獨特風格，例如版面適度留白，呈現空間的美感；利用花邊設計，增加視覺效果；透過字體變化，突顯文章內容的重要性等，這些創新的手法對當時的雜誌編輯都是一大突破。後來朱居士被政府挖掘，主編幼獅文藝雜誌，帶動當時雜誌界的編輯水準隨之提升，朱居士貢獻很大，而發掘人才的幕後英雄就是大師。　　名畫家李自健先生尚未成名之前，在美國因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會長吳劍雄先生介紹而認識。大師第一次看到他的畫，覺得很溫馨，很有人情味，與人問佛教同樣有人間性，因此請他畫一百福「人情味」系列畫作，不但事前提供住所，讓他安心作畫，事後還協助他開畫展，因此一炮而紅，一夕成名。至今李先生仍感念在心，他總說：「若無大師，就沒有今天的李自健。」　　大師愛惜人才，對於弟子凡有所長，無不鼓勵並給予因緣繼續深造。甚至對於社會上一些學有專精，但未被發掘的人才，也無不全力提拔，除了李自健以外，大師也曾提供畫室給高爾泰作畫，並為他開畫展，讓他的才華得以受到世人肯定。此外，大師提供中國大陸獎學金、贊助有心研究佛學者之研究經費，乃至接受美國錢思度博士安單在佛光山，並請專人指導其論文寫作等。　　大師很有慧眼，很會識才、愛才、用才、惜才，而且「用人不疑」、「充分授權」，總能給人空間盡情發揮。他請龔鵬程先生當南華大學校長，事前並不認識，只打了一通電話就講定。後來陳淼勝先生繼任南華大學校長，之前也不認識，後來才慢慢有了接觸，但是一旦講定，大師就會放手讓人去做。西來大學聘請陳乃臣先生任校長時，大師也一再叮嚀時任西來寺住持慈容法師，一定要全力支持陳校長。　　大師善於「給人因緣」，也樂於「給人因緣」，他說一般人講「放生」，最重要的是「放人」，能夠給人生路、給人因緣，這才是積極的「放生」，也是最大的「護生」。（《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佛教對「生命教育」的看法》）　　大師一生，除了願心大，他樂觀喜悅、積極進取，他有很多一般人所難具備的人格特質，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大師寬以待人，對自己則是刻苦自勵，精進不懈，他每日忙於弘化之餘，不忘讀書、寫作。二OOO年《人間福報》創刊，他在頭版發表（迷悟之間），連續三年後又以（星雲法語）繼續至今；他為《普門學報》撰寫論文，出版各種著作，並為報章雜誌寫稿，平均日述萬言，從未間斷。　　大師的毅力更是異於常人，他於一九九五年心臟開刀後，遵照醫師所囑，每日步行一萬步，不管寫作、講說、會客再忙，仍堅持完成日課，對自己要求甚嚴。　　大師不管做任何事，無不全力以赴，例如二十一歲擔任白塔國小校長，一個月的時間就讓整個學校煥然一新，令人刮目相看。他說當時的心態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出一番成績來!」這也是他數十年來從事弘法工作始終不變的堅持。　　有一次，大師的同學煮雲法師對他說：「你好像足一塊大磐石，哪個人想動你是不容易的!」大師說：「當時聽了，心想，真是這樣嗎?那麼我就來做個大磐石吧!」 （《如是說》）　　大師善於轉化，遇到困難挫折、屈辱難堪時，很能轉境。例如當初到宜蘭雷音寺弘法，寺中有位林松年居士，能力強，做事效率高，是大師工作上的好幫手。但是為人強悍無禮，每次到寺里找大師，從來不曾敲門，總是一腳踢開房門，看到大師在裡面，就說：「喔，法師在啊!」　　當時大師以客請身分應聘到雷音寺，每月支薪三百塊，每次領到薪水，大師以一百五十元買卍項鏈，送給來寺發心的年輕人，因為當時信仰基督軟的青年幾乎人人佩帶十字架項鏈，大師為了弘揚佛教，因此也買卍項鏈送年輕人。剩下的一百五十元就資助當時尚未出家的慈惠、慈容、慈嘉法師等三人到台中進修幼教。　　一日，大師到林松年家談事，林松年問：「你是不是有拿錢給優理（慈惠法師）她們?」大師據實回答：「有!」林松年一聽，生「的往桌子上大力一拍，並且罵道：「你要死啊!你怎麼可以給她們錢。」　　大師當下只覺得為佛教感到難過，因為當時基督教組織「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正大力裁培青年，為何佛教連資助三個年輕人進修幼教都不行。因此回寺後動念想要離開宜蘭，他覺得宜蘭的佛教沒有辦法。就在此時，台南有位慧峰法師，因與信徒意見不合，憤而遠走新竹，事後台南信徒請了四部小包車，熱鬧轟轟的到新竹把他接回。大師心想：「我不能也讓宜蘭信徒雇四部小包車把我請回來啊!算了，為了佛法，就忍一下吧!」因此打消去意。　　大師說，這一忍對他的修行功力至少增加二十年!因此他很感謝宜蘭信徒給他的磨練，比起當初在大陸所受的叢林教育對他的幫助還要更大，因此他總對徒眾開示說：「在修行的路上，唯有忍，忍，忍：不忍，則道業無以成!願，願，願；唯有發願，才有未來。」 （《如是說》）　　大師自承：「從小我就自我訓練忍耐力，忍之再忍，愈挫愈勇。從忍中忍出了擔當，忍出了化解的方法，忍出負重不推卻，忍出如何排解不平等。」 （《星雲日記》）又說：「學佛就是在學忍耐力、信仰力、慈悲力、道德力、慚愧力、智慧力，有了這些力量，世間上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事。」 （《星雲法語》）　　大師待人「慈悲厚道」，歡喜「與人共享」，處事「公平公正」，隨時「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一生「守時守信」、「有情有義」、「不拒不求」、「無我無私」，他的人生觀是「以無為有」、「以空為樂」、「以眾為我」、「以教為命」，他奉行「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對我錯」、「你樂我苦」的人生哲學，他對自己「不忘初心」、對社會作「不請之友」、對同道「不念舊惡」、對社會「不變隨緣」，他以「平等觀」提倡「男女平權」、「僧信平等」，大大提升了比丘尼地位。他一生做事都是先求有，再求精；不是有了才去做，習慣「以無為有」，他凡事「做時全力以赴，結果隨緣無求」。　　大師尤其善於利用「零碎時間」，他早年經常在宜蘭、高雄往返來回的火車上寫作、編輯，尤其他總是利用夜間乘車，以便隔天回到寺院又可以開始工作。大師一生都是如此善於利用時間、爭取時間，以便從事更多的弘法工作。　　《緇門崇行錄》說：「如非拜佛，不妄行一步；若非看經，不多點一燈。」大師一生，若非弘法，平時不肯輕易走出山門一步。但因為目前佛光山在國內外有二百多所寺院道場，以及佛光會有二百多個協會，乃至各國的大學、社團等，也經常邀請大師前往弘法，所以經常在一個月之中，不只台灣南北往來好幾次，甚至北半球、南半球來回二、三趟。作家林清玄有一回心血來潮，根據大師的日記，把他一個月的行程在地球儀上標示出來，他說：「如果每一期把大師的行程畫成地圖，就會發現，歷史上沒有一位師父為了弘法，曾走了那麼多的路。」 （微笑與感動——星雲大師講演集／《普門雜誌》，一九九三年一月）　　大師每到一地，都是行程緊湊，一站接一站，經常還來不及喘一口「就要上場，有時還沒來得及搞清楚狀況就已被人推上台。但由於大師從小在叢林里受過「不見不聞」的教育，練就他善用身體感受、用心靈體會的功夫，他善於察言觀色，一到現場，只要眼睛稍微看一下，就已知端倪，一件事，別人大略敘述一下，他已能知道其中原委，所以每次都能及時進入狀況，絕非胡混過關。　　大師有很多說法、想法、看法、做法，都顛覆過去一般佛教給人的印象，例如，主張寺院要對信徒添油香。他認為南傳佛教主張法師不可以對信徒布施，有違「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的教義；佛教基本上能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為何不給?他舉譬：能幹的主管，什麼都OK，因此希望奉行大乘菩薩道的人，要什麼都能。大師對生死觀有很積極的詮釋，他形容死亡如同搬家，再換一個新的身體，「喬遷之喜」，應該感到高興才是。他把過去一般人以為苦的、難的、不歡喜的，說得讓人覺得很有希望、很有未來，即連死都不再是悲傷的事，這就是「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大師一生倡導「尊重與包容」，尤其在宗教信仰上，其本身從來不曾因苦或難而動搖過對佛教的堅定信仰，但是他主張對其他宗教應該尊重包容、交流往來，甚至對於具有「迷信」色彩的民間信仰，都能從「凈化」、「提升」的立場給予定位。他認為信仰宗教能夠「正信」最好，不能正信時，「迷信」也不錯，迷信至少還有個信仰，連迷信都沒有的人空無所有，最為貧乏。所以他說：「正信」比「迷信」好：迷信比「不信」好：不信又比「邪信」好。　　大師甚聖主張一個人可以信仰兩種宗教，他的想法有時候看起來很另類，但其實大師所有的創意，都是希望佛教能幹年萬古的永遠流傳，都是為了正法能亘古不滅的恆住世間。大師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透過佛教化導世間，建立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惡人、沒有欺騙、沒有恐怖的世界。他曾說：「自由民主誠可貴，和平與幸福安樂更重要。」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接受《朝口新聞》記者吉田實訪問）他覺得太虛大師五十歲壽誕的自敘「……我壽如海騰一漚；願令一漚攖眾苦，宗親國族咸遂求；世人亦皆止爭殺，慈眼相向兇器丟；漚滅海凈普安樂，佛光常照寰宇周」所表達出來的思想、願心與自己很能相應共鳴，所以幾十年來每逢母難日，總會習慣念它一遍。甚至為了實現此一願景，大師用一生的時間力行實踐，從願心的實踐中，大師的人生因此更加擴大、升華，正如北京大學哲學系餘子先生說：「星雲大師的願心是在弘揚人間佛教的躬身實踐中逐步升華的，這同時也升華了他對佛教的理解，堅定了他弘揚人間佛教的信心。」 ；曰門學報·遍布歡喜的人間佛教——讀《往事百語》）　　其實，佛教講「信心易發，恆常心難持」。願，人人都有，只是有的人「髮長願」，有的人「常發願」，有的人發大願為國家為人民，有的人發小願為個人為家庭。《楞嚴經》說：「因地不正，果遭迂曲。」發心立願要合於《大乘起信論》的「大」 、 「正」 、 「圓」 、「真」，要能不受世間物慾、名位、權勢所誘惑，甚至不管遭遇任何艱難困苦，即使攸關生死，也絕不忘失自己的誓願，一心只為求證無上菩提，只為救度眾生出離生死洪流，如此發願，才不會偏離正道。　　大師一生，只要對佛教、對眾生有利的事，一經決定，即使碰到挫折困難，也永不改變。他曾經處於一無所有，萬分苦難的窘境，但從不悲觀、不失望，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一時的，只要目標確立，現實總有改變的一天。因為他有為數的願心與毅力，所以能「心甘情願」的忍受各種委屈、不平，進而轉化為力量，成就各種事業；因為他有弘法的願景與熱忱，所以遇到障礙、阻撓時，總能堅此百忍，更加勇往向前，因此能夠突破困境。大師一生的事業，可以說都是在艱難困苦的逆境中成就的，從中亦可見其勇敢堅毅、樂觀精進、奮發向上、教厚寬容、慈悲智慧、願深量大／／水不灰心、鍥而不捨等等人格特質。　　以下試從幾個方面，說明大師不同於一般人的為數願心：　　（一）從個人到大眾　　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以人為本」，因此凡是對眾生有用的法門，無不努力弘揚，只要對大眾有益的事，莫不盡心去做。今日佛光山所有的弘法事業，舉凡道場、大學、電視台、報紙、圖書館，乃至養老育幼等各項文教、慈善、活動，無一不是針對信徒大眾的需要而創辦，而且只要是為佛教、為眾生，大師無論做什麼，都要求很好、很大、很多、很美。　　曾經有人問大師：「為什麼要這麼辛苦?這麼賣力?這麼精進不休息?」大師說：「不為什麼!只因為：我為佛教、為眾生，要大、要好、要多、要真、要美，凡是我想要的，無不全力以赴。」 （《星雲日記·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相對的，有些人做事不要求好，不要求真、求美，大師為這種人取名曰「半人」。意思是不健全，只有一半像人；因為不健全，所以才會寺院不要大、度眾不要多、做事不要好!　　大師認為，學佛的人要發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人一定喜歡圓滿。如何才能圓滿?要「上品上生」，要「究竟涅槃」，才是圓滿!過去諸佛菩薩之所以能成為諸佛菩薩，是因為他們「不成無上正等正覺，誓不離此座」、「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因為他們要大、要好、要多，故能成佛。因此大師勉勵弟子，要胸懷法界o／心中要有佛教、有大眾，不能有住小山的思想，不要做個小根小器的焦芽敗種。（《星雲日記》）　　大師經常打趣：「人是一個、命是一條、心是一顆。」意思是說，為了佛教、為了眾生，他願意奉獻自己的身心生命，因此平日所做，無一不與大眾有關，凡是有利於眾人的事，他從不考慮個人的好壞、有無。例如今年四月應馬來西亞國家畫廊之邀，前往舉行「「覺有情」星雲大師墨跡世界巡迴展」，事前大師一再謙稱自己的書法寫得不好，還是不要丟人現丑的好。後來徒眾告訴他「有些句子對現代人很需要學習」，他一聽是大眾的需要，也就欣然應允。　　大師一心二葸只想為人服務，例如一九八九年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大陸弘法探親團」回大陸，雖然是探親，實際上他在揚州老家停留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與久別的母親講話不到五分鐘，可以說完全沒有私人的時間。正如他所說：「每天我都是以他人的需要在過日子，沒有一分鐘屬於自己；而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奔波」只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滿足大家的願望。」（《星雲日記》）　　其實，大師不只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他一生尤其不喜歡給人留有遺憾，凡事給人歡喜；為了讓每個人都歡喜，因此不得不經常「委屈求全」。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台北道場為大師安排一場「素齋談禪」，台中的東海道場則請大師主持「記者招待會」。兩個地方同時安排在中午十一點開始，因為時間衝突，彼此相持不下。大師向來給人歡喜，所以決定兩個活動都參加。他先在台中主持記者招待會，吩咐台北道場的素齋談禪十二點報到，十二點三十分之前帶客人參觀，大師預計用餐時間趕到，與大家講話。終於，中午十一點四十分大師在台中跟記者講完話，隨即驅車北上，下午一點半抵達台北道場，圓滿雙方所願，大家皆大歡喜。　　大師多年來一直有個觀念：「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他說：「因為「你很重要」，所以我必須遷就你；如果「我很重要」，我就不會遷就你，如此就會有紛爭。所以常常有人說我很忙，就是因為我不重要之故。因為我不重要，大家都很重要，所以我必須為大家而忙。也因此我一生都在「別人重要，我不重要」中而忙，但是雖然我不重要，卻很有價值。尤其我倡導「集體創作」，集體創作就是不分你我，因此即使別人的事，我也樂於參與，率先以身作則。」 （《往事百語·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大師一生不但沒有個人時間，每一分每一秒都屬於大眾；尤其他沒有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只要有益於佛教、有利於眾生，即使不喜歡，也會去做。例如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記上，大師自問自己一生究竟對什麼最有興趣?於是他作了如是一番回顧——　　在文化方面，二十歲還沒有離開佛學院，就經常舞文弄墨在各報紙副刊投稿。離開佛學院後，和智勇同學用油印編印了十八期《怒濤》月刊，曾獲大醒法師編的《海潮音》譽為「佛教又多了一支生力軍」!徐蚌會戰前，還一度為徐州的《徐報》編過「霞光」副刊。到台灣，編《覺群》，為《覺生》、《菩提樹》、《自由青年》、「中央電台」寫稿，前後主編《人生》月刊六年，每期都寫兩三萬字文稿，及至《《「日佛教》 、 《覺世旬刊》 、 「佛教文化服務處」、《普門雜誌》、《佛光學報》、「佛光出版社」、「佛光大藏經編纂處」等。寫稿的辛苦，改稿的煩人，多少的晨昏，多少的深夜，沒有拿過稿費，沒有得過鼓勵，這是為佛教文化興趣呢?還是不得已為佛教的一片熱心呢?　　在教育方面，自從二十一歲擔任白塔小學校長後，二十五歲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由台灣省佛教會主辦的佛學院）教務主任，而後創辦光華文理補習班、民眾補習班、智光中學、普門中學、壽山佛學院、東方佛教學院、叢林大學、中國佛教研究院，而至佛光山叢林學院、台北男眾佛學院、國際佛學院，甚至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　　為了辦教育，三更半夜在山門口等北部外請的老師駕到，經費不足，甘願到殯儀館通宵誦經來增補學院的開支，學生沒有恆心，退學，甚至溜單。多少的嘆息，多少的無奈，數十年來，是對教育的興趣呢?還是只想盡量為佛教成就人才的心愿呢?　　弘法方面，從鄉村到國家會堂，從軍營到監獄，從工廠到學校，從寺院到講堂，從家庭到機關，從國內到國外，從廣播到電視，至少講了干余場以上。從小讀書不多，為了佛法大眾化、通俗化，多少的深思，多少的揣摩，有時拜佛，祈求佛陀加被智慧：有時靜坐，以期思慮清明。可以說為了弘法講座，海陸空行腳無定：為了上課講演，搜索枯腸，食睡難安，這是為弘法的興趣呢?還是盡一點弘法利生的責任和荷擔家業呢?　　慈善方面，自覺自己有慈悲的性格，一九五二年的花蓮大地震，自己連公共汽車都乘不起，卻到處為花蓮震災而勸募；韓戰時，募集醫藥送往韓國；越戰後，支援購買難民船，搶救越南難民；多少次颱風之後，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就如去年二一OO四年）孟加拉和大陸水災，除了發動佛光協會會員捐助外，自己也傾其所有，各捐了一萬美元；和潘孝銳先生合作，在美國幫助大陸留學生的獎學金，獎助的名額已不止一百名以上，甚至慈濟功德會初創，那時佛光山開山不久，在萬分拮据下，仍慨然捐出新台幣十萬元。　　在佛光山，先後創辦救濟院、養老院、孤兒院、診所、雲水醫院、公墓等，多少的誠心，多少的奉獻，點點滴滴，血淚的輸誠；片片依依，馨香的祝福。這是對慈善事業的興趣呢?還是盡一些佛子的慈心悲願呢?　　行腳雲遊方面，多年來到過許多地方，日韓佛教的訪問不止十次以上，星馬泰弘法也有多次，八去歐洲，六朝印度聖地，十去澳紐，三去非洲，走遍美加的東西南北，也看過中國大陸的壯麗河山。每到一地，雖不夠自許是散財童子，行大布施，但廣結善緣，隨喜功德，確能做到。所到之處，不是建寺度眾，就是成立佛光協會，加強信徒聯誼。你說欣賞風景，但大都外出，花了機票，旅途勞頓，只是陪人照相，供人攝影，多少的犧牲，多少的委屈，心愿已供養十方，酸苦卻藏於心底。這是對旅遊的興趣呢?還是盛眾妙華供養十方佛國的性格呢?　　最後大師所下的結論是：「文化、教育、弘法、慈善、行腳雲遊等，都不一定是我的興趣，回想起來，那只是責任感罷了。」 （《星雲日記·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　　大師不但以身作則，為法奔波，為眾而忙，他也一再開示弟子：二個人可以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但是心裡不能沒有大眾。」 二個人如果心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水遠不會快樂。」 （《往事百語·不要同歸於盡》）他以《維摩經》的「佛道在眾生中求」，希望佛光人要做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大眾第一，自己第二」。他認為：「凡是具有聖賢「質的人，都是把大眾的存在建立在自己之上；凡是自私的俗人，才會忽視大眾，注重自己。」 「大眾就是我們的法侶，沒有大眾，不能辦事；沒有大眾，不成僧團。愛護大眾的人，才是尊重自己的人。」 「沒有大眾，就沒有佛光山；沒有大眾，就沒有個人。佛光人應尊重大眾，不可匆視大眾：應容納大眾，不可排除大眾。」 （《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一講）　　進一步，他期勉：「佛光人的作為，不可以只為個人的福樂打算：凡有所作，總想到團體。佛光人不能孤芳自賞，應該顧到團隊精神：佛光人應有大我的觀念，應有共同的法則、制度，共同所信，共同所依，才能共創「人間佛教」。」 （《怎樣做個佛光人》第十五講）　　由於大師「心懷度眾慈悲願」，時時以眾生疾苦為念，為了解除眾生的生老病死苦而創辦文化、教育、慈善等各種事業及活動。但是相對於為佛教、為眾生而求大、求好、求美，大師個人平日生活則崇尚簡單樸實。多年前大師接受《中央日報》訪問時曾說：「生活中，只要有一張桌子、一杯茶水、一份報紙，人生就滿足了。」後來《中央日報》一直將這句話做為廣告　　大師生性淡泊，自奉甚儉，但是他待人熱忱，處處替人設想，凡事給人歡喜。大師平易的處眾行儀與儉樸的生活習慣，一直讓弟子、信眾感動，而且傳為美談，例如：　　1、大師一生對「吃」很不著意，三餐經常以茶泡飯，一飯一菜一湯，一生一以貫之，即使再豐盛的一桌菜，他也只是簡單的吃前面一、二樣：醬瓜、豆腐乳，是他一生所愛。平時從不要人煮什麼菜給他吃，總是「你煮什麼，我就吃什麼」，但對道場的齋飯，他認為這是度眾的法門，因此要求徒眾不可輕心慢心。大師其實很精於烹調，從小家鄉有人請客宴會，父親總會受聘前去幫忙，因此大師對素食弘法，不但有理想，而且有家傳。　　2、大師生性不好買，東西愈少愈好，而且簡樸，只求適用就好。在佛光山剛開山的二十多年中，大師客廳里的椅子，都是撿自信徒搬新居後不用的舊傢俱，他一用就是幾十年。一生奉行「清貧生活」，自己直到二十六歲才擁有第一個皮箱：但一生有一個所好，每次經過機場，總會想要買個東西送人，總計不知買過多少皮箱跟人結緣，但從未想要自己留下一個。　　3、大師在一九八五年從佛光山住持退位時，很多電視、電台、報紙等媒體記者，大家莫不好奇想要知道大師退位後住在什麼地方，結果發現竟是住在走廊上。甚至平時睡的地方，一遇有師友如月基、實泉法師等人來訪，大師總將床鋪讓出來供他們安住，自己卻睡在陽台上。　　4、大師所乘的車子都是國產車，有一次參加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告別式，車抵現場，負責接待的賴處長不敢向前開車門，因為他不敢相信星雲大師所乘坐的是這種車子。　　5、大師平時在國內南來北往，到處弘法，他不勞駕信徒接送，都是自己「限時專送」，甚至「快遞」 （守時）而到。走遍世界，所到之處，尤其不喜人到機場迎接，也不準請吃飯，他曾立下「四不」：一不迎接，二不送花，三不拉布條，四不請吃飯。成為佛光山派下道場的戒律。　　6、大師的鞋襪、衣服，經常有補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寒熱溫帶，走遍世界，只要一件夾襖，就是全部的家當。　　7、大師平時雲遊世界弘法，所到之處，信徒都是安排總統套房，但除了晚上睡覺的一床一被之外，其餘都是原封不動。在大師六十歲生日時，信徒送了一張床，大師放著不睡，寧可睡在地下。　　8、大師一生不喜物累，從棲霞山到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原有的東西一樣也沒帶走，悉數送人：從焦山到大覺寺，依然就地結緣。正如徐志摩說：「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孑然一身，瀟洒自如。甚至從南京到台灣，雖然此去前途未卜，但是他毫無掛礙，身邊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帶走，只是交待：所有方的，送給弟弟；所有圓的，送給同學。　　9、大師一生不注重個人擁有，從來沒有自己的房門鑰匙與私人抽屜，從南到北，從國內到國外，他只求有一個桌面，可以用來辦公、看書、吃飯、會客。　　10、大師從創建佛光山到西來寺，再到南天寺，都不是為自己而建，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寮房在哪裡」?直到心平和尚擔任宗長數年後，才想到為大師建一問開山寮。但他一生總是不斷在為功德主設想，讓他們回山有地方可以活動、休息，所以建檀信樓、功德主會等，甚至為回山的徒眾設想，讓他們回山有個地方可安頓，所以每人有一張桌子、一把鑰匙。　　11、大師天生有「給人歡喜」的性格，對於信徒上山，總習慣要給人一些佛法，一些歡喜帶回去：「大佛法語」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設立的。　　12、大師指示，佛光山派下的道場不能只有佛殿，還要有客廳；不能只有客廳，還要有教室；不能只有教室，還要有閱覽室……，道場要成為信徒的人生加油站，更要讓信徒到了寺院有「回家」的感覺。　　13、大師心中有人、有時空，每次集會，自己早早就張羅好場地、排好桌椅。帶人參觀，人還未到，總會叮嚀主其事者要開燈、開門。　　14、大師從小養成的習慣，晚問洗澡時，為伯水聲吵人，總用一條毛巾包住水龍頭，讓水順著毛巾流下，以減低聲音；走路說話，也總是輕聲慢語；只要一出房門，穿戴整齊，一生極重威儀。　　15、大師歡喜與人分享，有東西絕不會自己獨享；自己所有，不吝喜舍，尤其歡喜送人好　　圭曰。　　16、大師一生奉行「對人好」，只要用餐時間看到徒眾進門，不管大小，總會招呼用餐。講演時，看到有人沒位子坐，心中就掛礙，總要想辦法讓大家都能坐著，他才安心。　　17、大師一生守時守份，不肯接受信徒送紅包，要供養可以，請他們訂報紙、買佛書，或參加百萬人興學活動。有時信徒送再大的紅包，轉個身就忘了；買他一本書，幾十年後依然記得。他總告訴信徒，送紅包就等於減弱了自己的地位，表示沒有辦法來往，只有靠著送紅包來做為橋樑。他鼓勵信徒與他之間應該重在佛法的來往，重在接心，尤其為了佛法的流通，他所有的著作，只要出版社有意願，總是不計個人權益，充分授權出版。　　18、大師早期所買的車子，都足大型車，主要是為了弘法，為了大眾需要而買，所以他是如實在實踐「以眾為我」的人生觀。　　總之，大師一生從沒有想過自己「要什麼」，凡事以大眾的需要為前提，而且他一生的成就可以說都是「不要而有」，尤其「不要錢」更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創辦人間衛視不播廣告、南華大學初辦時不收學費等；甚至創建佛光山也不是有錢而建，而是在「沒有錢」，是「不要錢」而建設起來的。如他所說：「因為我不要錢，不擁有錢，錢來了，覺得都是十方信施的，要把錢用了，才能發揮錢的價值；反之，如果有錢，人都有貪心，就會把錢存到銀行里，就要積聚，就不能創建事業。」 （《普門學報·星雲大師十二問》）　　「不要錢」的性格並非人人都能養成，有的人不要錢，是因為沒有錢，當然不要；大師的不要錢，是有而不要。例如，五十多年前大師在宜蘭弘法，有一次過年信徒供養十萬元的紅包，大師只象徵性的收下一百元。甚至早期的在家弟子，如林清志居士等，也像兒女一樣，每月、每年按時寄奉供養，大師都把功德款悉數轉交給常住司庫處理。　　過去常有人說大師很有錢，這是對他最大的傷害，實際上大師不是很有錢，而是很會用錢，而且很捨得用錢，大師說「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他經常捐助各宗教、慈善、公益團體，如愛滋病防治協會、陽光基金會、心路文教基金會、善牧修女會、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等。　　大師一生都是「給人」，因為捨得「給」，所以大家也願意護持他發展各項弘法事業，因此他詮釋六度的「布施」：「看起來是給人，實際上是給自己」 （《普門學報·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大師對金錢的看法是「受得起」，也「給得起」，他覺得自己不曾富有過，也不曾貧窮過，一生總跟佛教、大眾生活在一起，他認為人不一定要擁有金錢、感情，只要擁有信心、悲心、大眾、人緣，才是最寶貴的財富!（《如是說》）　　他對於用錢的哲學，覺得錢要用在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上，例如他創辦多所大學，就是要把錢用了。他在該花錢的時候，很大手筆，絕不吝惜；不該浪費的，一張擦手紙，用了再用。他對佛光山在全世界所有的建築，一向不喜歡用金錢去堆砌，他的名言是：「要用智慧莊嚴，不要用金錢堆砌。」 （《往事百語·以智慧來代替金錢》）他經常告誡弟子要「儲財於信徒一，他認為佛教要有辦法，必須讓信徒有錢。　　大師的生命中，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大眾，都是希望佛教更好，希望眾生能獲得幸福安樂。因為他「無我無私」，心中只有「大眾」，所以能「大」其心量為佛教開創未來。如大陸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說，他第一次見到星雲大師，總的印象可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大」。他說：「大師形象大，格局大，「魄大，心胸大，理想大，秉持慈悲，心懷天下，所以能把東方佛教在西方發揚，這是創造歷史的不朽功業。」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第五O八頁）（二）從本山到教界　　大師的人生觀「以眾為我」，因為心中有大眾，因此成就了今日的佛光山。大師更是「以教為命」，凡有所做，都是以佛教為第一，從來不曾為「我」或「佛光山」而有一己、一家之私。例如他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三十年，從來不提佛光山，也不化緣：他每回主持皈依三寶典禮，總是開示信徒：「皈依不是拜師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寶，成為正信佛弟子。」 （《佛教叢書·皈依三寶》）他強調，舉行皈依典禮，是為佛教增加信徒，不是替個人收徒弟。他曾提出「把信徒還給佛教，把寺產歸還教會」 （《覺世論叢》）的主張。他所撰寫的《怎樣做個佛光人》不只適用於「佛光人」，其實每一篇都是在為佛教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不但指出為僧之道，同時也是健全僧團、興隆佛教的圭臬。　　此外，如上一章提過，凡是有功於佛教的法師、信眾，不一定是佛光山的信徒，大師都儘力照顧、回韻他們。他說：「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他成立功德主會，並於一九八九年召開第一屆大會中，通過組織章程、品位辦法，以制度、福利來回鵑信徒，這種代替佛教報恩的思想是佛教前所未有的創意。他尤其提出「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的信條，做為僧信融和、興隆佛教之最高精神依歸。　　大師一心只想興隆佛教，他創辦佛教學院，為佛教培養人才；他從事各種佛教事業與弘法活動，接引社會人士學佛。他為佛教建立制度，並且為了樹立典範，身先表率，於一九八五年毅然從佛光山退位。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及中國文藝界聯誼會會長何志浩先生說：「……星雲大師過人之處，卻並不在於創建這座雄大的名山和事業，而是在於他苦心孤詣，胼手胝足所建立起來的這些基業，為了維持制度，毅然傳法弟子，實踐「十方來，十方去」的精神。」（《一代高僧星雲大師》）　　他感於過去基督教堂、天主教堂，都是建在繁榮的十字路口，而且金碧輝煌；反觀佛教，走到窮鄉僻壞、交通不便的地方，就會發現寺院到了。他不懂為什麼佛教的寺院都要建在交通不便的深山陋巷?於是他發展都會道場，發願要在大都會中為佛教興建一棟辦公大樓，甚至有心提供位於美國的紐約鹿野苑土地，設立佛教總部，就如天主教的梵蒂岡一樣，成為佛教的中心。　　他綜觀歷代學者撰寫的佛教史，多數是批評佛教、污蠛佛教，完全不去采究佛教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只是引用官方的公文書，而官方的檔案資料正如現在的傳播媒體，好事不報，所報者儘是壞事。其實佛教里不乏德學兼備，受到全國上下一致尊崇的高僧大德，這些傑出優秀的出家人，他們的行儀頂多只有高僧傳記，並沒有公文記錄。由於官方的公文檔案資料里，幾乎沒有佛教的好事記載，所以歷代學者援引公文書研究佛教，而且肆意批判佛教，當中有的以偏概全，有的故意扭曲、醜化佛教，對佛教是一大不公，因此大師一再呼籲教界「我們要自己寫歷史」，他認為身為現代佛子，大家有責任還原事實真相，以為佛教討回公道。　　大師從初到台灣時，就一直希望促成政府將佛誕節訂為國定假日，他除了在「覺世論壇」上不斷撰文呼籲，每年佛誕節開示時更是一再重申此意。直到一九九九年，昭慧法師與沈智慧立委發起佛教徒向政府申請立法，並且親自到佛光山請大師協助促成。大師歡喜允諾，立即與教界大德聯絡會商，發動信眾集體簽名，並且主動拜訪道教會、一貫道、人事行政局及立法院。終於在當年的六月經立法院二百零七位立法委員連署通過，贊成佛誕節訂為國定假日，並於八月三十日由總統李登輝先生親自在佛光山為「佛光山梵咀讚頌團」歐洲行授旗時宣布，將農曆四月八日訂為國定假日，成為佛教東傳中國二千年首度國定佛誕節。　　大師一直心心念念的，是佛教的發展，而不是只為佛光山，不是只有國際佛光會。他歡喜與數界往來，彼此共生共存，例如慈濟功德會的發展，他樂觀其成，甚至自己捐款贊助，鼓勵佛光會的會員參與：他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創設多年，卻一直走不出亞洲，因此努力促成，終於在一九八八年首度在亞洲以外的美國西來寺舉行第十六屆大會；一九九八年則到澳洲假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國際佛光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在澳洲雪梨舉行，會中印度代表僧伽先那法師當著來自全球八十多個國家地區的五千餘名代表面前，與多位代表聯名提議，推薦大師參加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大師予以婉拒。其實早在一九九三年，僧伽先那（Sanghasena）法師就寫信給大師，希望去函挪威諾貝爾獎協會（NorweignNobelInstitute)，向陸吉爾（Geir Lunderstad)先生提出將諾貝爾獎頒發給大師的建議。當時大師回函，請僧伽先那法師等人集中力量，共同推薦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星雲日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師深知佛教徒要團結，佛教才有力量，所以一心想要融和佛教界。為了促進台灣各寺院道場的交流，從一九九八年起，每年舉辦一至三次的三口灣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一九九三年起，連續於台灣佛光山寺、加拿大溫哥華講堂、澳洲雪梨南天寺等地，召開「國際佛教僧伽研習會」，每次都有上百位來自世界五大洲二十餘國的佛教僧伽及居上參加。　　一九八五年，由董樹藩先生等人發起組成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公推大師擔任理事長。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以「顯密融和與世界文化發展」為主題，在佛光山舉行一項世界性的顯密佛學會議，對於顯密佛教的融和，及對世界佛教文化的發展，有極其重大的影響。　　大師對南北傳佛教的融和，也是盡其所能，二OO二年前往寮國、緬甸、柬埔寨、泰國等中南半島及東南亞，展開一個月慈善弘法之旅，主持輪椅捐贈儀式，並為南、北傳佛教做進一步交流。尤其為了恢復南傳比丘尼教團，一九九八年假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戒會，計有二十餘國，一百五十多位戒子參加，這是中國首次於印度傳戒，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種族、區域、法脈傳承的戒會。　　其實，早在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時舉行的國際三壇大戒，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越南、韓國、大陸、台灣等全球十六個國家的二百六十餘位戒子參加。其中出生德國的美國籍比丘尼阿雅·克瑪（Away Khema)說，她在錫蘭的一個島上創了比丘尼僧團，但仍不能受三壇大戒，因為錫蘭不允許出家女眾受戒。由於星雲大師的慈悲、智慧，讓他有機會受戒。他形容那次的戒會是「一千年來的歷史性大事，是南北傳首次一同受中國佛戒的紀錄」。他歡喜表示：「我今天受了戒，成為真正的比丘尼，回去後將傳戒給其他女弟子，重新恢復錫蘭比丘尼的傳統。」事後《中國時報》記者卜大申報導：：這是世界教史和中國佛教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也是小乘佛教徒頭一遭到大乘佛教寺院受戒，其中意義非比尋常。」 （美洲《時報周刊》 「西來聚眾，一匡天下」，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　　一在我出家的六十年歲門中，一再挂念的就是如何讓佛教普及在世界各地，以獲得信仰上的共識」 二九九八年「國際僧伽講習會」卞致詞）。為此人師終年馬不停蹄的奔定於世界各地，進行交流訪問。一九六三年，他與門聖法師等人組成「中蘋民國佛教訪問團」，訪問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門本、香港等地；並會兒泰皇蒲美蓬、印度總理尼赫魯及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等人。在印度還曾要求釋放七百名被捕華人，並救出高雄漁船兩艘（《海天遊蹤》）。　　一九七四年，大師小任中閂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赴口訪問。翌年再率領訪問團訪問門韓，在漢城成立「中韓佛教促進會」。一九七六年率領「小國佛教美國訪問團」赴關訪問，參加美國建國兩百周年慶祝人典，由於這次岡緣，大師決定在美國籌建道場，閃而有了今閂被譽為「西方紫禁城」、「西半球第一大寺」的兩來寺。　　此外，有一段時期門本佛教一心傾向於大陸佛教，使得原與台灣佛教的密切關係漸漸疏遠，大師感於日本佛教重視學術研究，應該互相交流，所以多次在佛光山舉辦學術會議，邀請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水谷車正、縑山茂雄等學術界的泰斗參加，使得台灣佛教與日本佛教之間又拉近了不少距離。　　由於大師積極推動國際佛教之間的訪問、交流，日前佛光山與韓國、泰國的各大寺院都往來頻繁，互動良好。例如，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佛光山與泰國法身寺締盟兄弟寺，希望在教育上互相學習，在文化上互相研究，促進彼此的交流，並在信仰問一軟土，以及在共遵的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等教法下，互相尊重，互柑包容，攜手發展佛教的未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口，佛光山與韓國通度寺締結為兄弟寺；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擁有一千二百餘年歷史的松廣寺傳統講院與佛光山叢林學院締盟為兄弟院，雙方協議未來推動參訪觀摩，結合兩院特長共同推展國際性的人間佛教，同時互派教師或研究員進行短期講學，定期舉辦佛教學術研討會與佛學研究計畫，為中韓佛教作實際性、建設性的交流。二OO三年九月十五日又與海印寺締結「文化交流協議」，雙方議定今後將積極從事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動，藉此推廣國際佛教，期能透過佛教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等精神，共同促進世界和平。　　大師一生不主張發展個人的力量，他講究「集體創作」，希望佛教界能團結。但令大師感到遺憾的是，在台灣弘法五十多年，佛教界一直怕他以大吃小，從開辦佛學院之初，大師就希望各個佛學院能互相觀摩，促進院際交流，但一些道場深恐學生被佛光山吸收，始終不肯。甚至在「東方佛教學院」初辦時，一名長老於召集教界人士開會中，把「如何打倒東方佛教學院」當成議案討論，所幸席中有人仗義直言，說道：「耶穌教辦聖經書院，天主教建立神學院，我們都沒有想要去打倒他們，為什麼卻要打倒佛教人士創辦的佛教學院呢?」　　大師一生儘力想要融和佛教界，卻是一再受到教界的打壓，諸如中國佛教會借故扣留資料，不讓大師出國參加會議；各地教界人士多方阻撓佛光山在各地建設別分院等。尤其在大師六十八歲那年，本有機會當選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但有心人士臨時修改憲章，規定為七十歲始得擔任。其實大師原本也無意角逐此一職務，只是感嘆以他戒臘四十八年的資歷，若依軍中的序級，早已是五顆星的上將，但大會卻刻意修訂為受戒五十年以上始得擔任。由於主導者鄙陋的心態，讓大師滿腔為佛教奉獻的熱忱，倍受打壓與阻撓。　　但是儘管教界人士一再置大師於絕地，大師從不失望沮喪，也未曾以牙還牙，反而主動和他們廣結善緣。例如，佛光山自一九七七年舉辦三壇大戒以來，每次都禮請佛教耆宿擔任和尚阿闍梨；舉行國際佛教會議時，也力邀各地佛教菁英共同參與。甚至大師自己無意當住持，因此婉拒多處寺院的託付，但為了讓同道能發展長才，他曾主動向林務局爭取阿里山的慈雲寺，交給倫參法師：他介紹真華法師到羅東念佛會、推薦成一法師到頭城念佛會、引介煮雲法師到虎尾念佛會，並把親手籌建完成的高雄佛教堂，從香港邀請月基長老擔任住持。　　大師不念舊惡，不計前嫌，他歡喜與人為善，而且從善如流，一心只希望佛法廣被，眾生受益。為了弘法，大師雖然受盡各種屈辱、譏諷、毀謗、打壓；但是大師一生所受的榮耀，也是一般人所難企及。他得過的獎，舉凡文化、教育、慈善、寺廟、社會軟化等，不知凡幾；頒獎的單位包括內政、外交、國防、教育，乃至憍務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尤其在國際問受到肯定而得獎無數，分別有：　　一九八八年：美國阿罕不拉市（Alhambra)市長彭克親臨佛光山頒贈「榮譽市民證書」　　及二巾鑰」。　　一九九二年：榮獲美國德州奧斯汀及休士頓兩市市長頒贈「榮譽公民」暨「親善大使」證　　書。　　二OO四年：榮獲美國拉斯維加斯Oscar Goodiman市長頒發榮譽市民及市鑰。　　一九八六年：榮獲高雄市長蘇南成致贈二局雄市之鑰」，並獲頒為二局雄市榮譽市民」。　　一九九五年：榮獲「美國傳記學會」選為二一十世紀年度世界傑出人物獎」。　　一九八五年：榮任美國佛教總會首任會長。　　一九八五年：榮任中華漢藏文化協會首任會長。　　一九八九年：榮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蒙藏文化中心基金會」董事長。　　一九八四年：榮獲教育部頒發個人「社會教育」榮譽獎，為佛教界獲得社教榮譽獎的第一　　人。 　　一九九七年：獲頒中華民國內政、外交壹等獎章。　　一九九七年：榮獲中國國民黨頒發「華夏壹等獎章」。　　一九九九年：榮獲「第二屆國家公益獎」。　　二OO二年：榮獲陳水扁總統頒發「中華民國第二屆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此外，光是電視弘法一項，先後獲獎的有：一九七九年首開電視弘法先例所製作的「甘露」，獲得行政院新聞局及教育部頒獎；一九八二年「信心門」獲頒「廣播電視社會建設金鐘獎」；一九八三年，「甘露」、「信心門」同時再獲法務部頒發「軟化功弘」銀盾一面；一九八五年及一九九五年，「星雲大師佛學講座」與「星雲法語」先後獲頒新聞局「廣播電視社會建設金鐘獎」……。　　佛光山及國際佛光會歷年來所獲政府頒發的獎項，也是不計其數，諸如：一九九二年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榮獲第二屆「和風獎」及「傑出社會風「改善獎」、「佛光衛視」 (今人間衛視）榮獲新聞局頒發九十年度優良衛星電視頻道獎、二OO一年澳洲中天寺榮獲昆省多元文化服務獎、西來大學於二OO二年獲得「美國西區大學聯盟」 （WASC）準會員，成為美國首座由中國人創辦，並且獲得該項榮譽之大學。乃至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獲教育部八十一年度（一九九二） 「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翌年起連續數年榮獲內政部頒發「全國績優社會團體獎」、國際佛光會美國佛州協會獲頒亞裔傳承獎、澳洲昆士蘭佛光協會獲頒昆省國際義工年團體銀牌獎、香港佛光協會榮獲香港政府頒布「公益金特別籌募獎」等。　　然而，得獎之於大師，正如「雁過寒潭水無痕」，並不留任何痕迹，倒是二OOO年大師以世佛會榮譽會長身分，應邀在泰國曼谷文教中心舉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二十一屆大會中發表演說，會中國務院總理乃川親自頒發「佛教最佳貢獻獎」獎牌一座給大師，感謝大師數十年來創辦教育，培養人才，寫書著述，在全世界宣揚佛教，接引當地人士學佛，增加佛教信仰人口等貢獻。乃至一九九五年，全印度佛教大會在印度福利部部長克斯利先生及當地信眾五十餘萬人現場觀禮下，頒發「佛寶獎」給大師，獎牌上寫著：「全印度佛教大會所有會員於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在印度馬哈拉士達省那格普郡，特頒佛寶獎給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星雲大師，以表揚尊座實現佛陀友愛與慈悲的理念，及建立世界和平的貢獻。」　　大師說：「我一生得獎無數，自覺都是虛名，並不放在心上，但獨獨為此感到欣喜，因為它代表佛教的祖國對一名中國比丘在「佛法」實踐上的肯定。」 （《往事百語·佛法所在》）　　大師念念只在弘揚佛法，一生從來不為自己的利害得失而爭，不為個人的榮辱毀譽而辯，但是如果關乎佛教的興衰得失，他會挺身而出，絕不做沉默的羔羊。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發生「觀音不要走事件」，當時因為台北市政府受到異教徒施壓，欲將坐落在大安區七號公園內的觀音聖像栘走，引起佛教徒強烈不滿，而由大雄精舍的明光法師發起「絕食靜坐護觀音」運動。當時有昭慧法師與林正傑立委響應，在公園內絕食靜坐以示抗議。然而佛教界的人士有人存觀望態度，有人在一旁說風涼話，無法榮辱與共，團結一致。大師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與佛教的權益，毅然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時間，分別拜訪靈糧堂牧師、聯絡市議員、和市政府協調、與佛光會員座談。後來佛光會決議要發動三百餘輛遊覽車北上陳情，當時台北市長黃大洲聞言大驚，邀請大師代表佛教界到市長公館會談，與會者還有議長陳健治、市議員江碩平、秦惠珠、牧師周聯華等。經過深夜長談，觀音聖像終於可以留在原址，供民眾瞻仰!　　此事的原委始末，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及後面數日的《星雲日記》里，有很詳細的說明。不過在事件還在發展的當時，大師曾談到對這個事件的看法，他說：　　1、觀音留與不留，過去各人意見不一，有人主張留，有人說不留也沒有關係。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非留不可!因為現在已經訴之與論、訴之社會公眾的力量，社會與論看準了佛教界不團結，沒有力量。如果今天讓觀音像走了，佛教在台灣會慢慢沒落，今後佛教徒就會被人看扁。所以為了佛教未來的形象，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大家要一起努力，非讓觀音留下不可!要達到「觀音不要走」，就要看我們的實力、力量來自團結!　　2、這次事件是給佛教徒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學習團結，學習表現力量，學習爭取佛教應有的權益與地位。　　3、「留住觀音」不是一個社會運動，是我們的修行，是給佛教徒學習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機會教育。　　4、過去梵諦岡的教皇呼籲世界和平，在蘇聯莫斯科的史達林幽默的說了一句話：「請問教皇有多少軍隊?」意思是說，要呼籲和平，就要有力量，沒有力量空談什麼和平?所以，今天佛教徒要緊的是，要表現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能和平!　　5、當初越南政府不準佛教徒掛佛教旗，越南佛教徒遊行示威，持續了好幾個月：最近電視轉播韓國街頭運動中，也有不少僧侶參加：今天，我們也要讓世人知道，中國有佛教!　　大師表示，他是個出家人，是佛教徒，他從事佛教教育、文化的弘化，一生都是一個佛教法師，並不願當什麼慈善家。他覺得佛教並非某一個個人所有，而是每一個信仰者的佛教；為了喚醒大家不要再作沉睡的獅子，因此他願意打破沉默。　　大師憂心佛教，毅然挺身護教的情操，正如樂觀法師（太虛大師的學生）說：「我回國定居這十幾年來，默察佛教中幾位活躍人物，看他們有的成功，站廠起來，有的失敗，倒下去了!……我看這成敗之間，只是「公」與「私」一字之差，並無別種講究，星雲大師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處處為公，為整個佛教求發展……」(《春秋別集》第七十四頁／（看星雲法師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佛學講座的一幕），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誠然，大師的心中，只要佛教界能融和、團結，共謀佛教的發展，他經常「寧可委屈自己」。因為大師心量大，能尊重、包容別人，所以助緣多，其成就大也是必然的結果。　　（三）從佛教到異教　　大師一生倡導「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於二不教融和」。他認為二不教信仰是跨越國界，具有安頓人心與促進和平的社會功用，因此世界上不管任何宗教，都應該共同致力於促進地球上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尊重、種族與種族之間的和諧相處，期讓許多不同的語言能溝通、文化能交流、男女能平等；尤其對於世界和平的促進，宗教應該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把這種「有容乃大」的胸襟，從宗教之間推展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各個團體，這是宗教界的責任，也是對現代社會應該提供的貢獻」 （《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佛教對二不教之間的看法」》）。　　大師對宗教之間抱持崇高的理想與寄望，為了結合宗教力量來共同促進世界和平，多年來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宗教進行對談，因此與各宗教之間一直有密切的互動，而且關係友好。例如：　　一九八九年由《聯合報》主辦，邀請大師及羅光總主教做了一場「跨越宇宙的心靈」對話。這是首次由傳播媒體主辦之佛教與天主教間的對話。同年，美國西來寺舉行「北美洲佛教基督教神學會第五屆大會」，大師應邀與基督教領袖談論宗教溝通與交流問題。　　一九九一年，台灣省民政廳假世貿中心舉行：口灣省宗教與社會發展研討會」，邀請台灣十二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天理教、大同教、軒轅教、理教、天德教、天帝數、一貫道等宗教界領導人士，及政府官員、學者四百多人參加，大師特別應邀做了一場主題演說。　　一九九四年，為慶祝台北道場落成，舉辦四十九天的「生命的活水——佛法與我」系列講座，邀請天主教羅光總主教、丁松筠神父、道教總會副秘書長張聖、信奉回教的《中央日報》社長石永貴等各宗教界人士及學者專家演講，展現佛教與各宗教之問的尊重與包容。活動期問大師並與各界人士舉行上百場的「素齋談禪」，其中一場由當時中央社工會主任鍾榮吉所召集，與會人士包括回教協會理事馬名正、理教總會常務理事黃天涯、天理教桃園布教所所長馮悟敏、軒轅教總部秘書賴燕鳳、天帝教總會秘書詹彩珠、一貫道總會副秘書長廖永康、天德教總會理事胡福林、中華佛教居士會副理事長洪玉、基督教更生團契主任委員孫振明、天主教聖母軍團團長何翠燕、天道總會秘書長洪禎甫、天道總會壇主王維新等三十人，他們都是各宗教的重要會務幹部代表。　　一九九五年，首屆佛教與天主教國際交談會議在佛光山揭幕，由時任宗長的心定和尚與梵蒂岡教廷宗教交談委員會主席安澤霖紅衣樞機主教、中華天主教主教團主席單國璽聯合主持開幕，共有來自日本、美國、泰國、義大利、西班牙、斯里蘭卡、台灣等三千多名佛教與天主教徒參加。在五天的會議里，雙方就「佛教與基督教之異同」進行討論，為宗教交流寫下了歷史性的一頁。　　一九九六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和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後來升級為「南華大學」）宗教文化中心聯合主辦「一九九六年亞洲宗教與高等教育國際學術會議」，共有來自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日本、尼泊爾及台灣等地的宗教與教育界人士與會，分組研討：口灣宗教教育的現況與展望」、「亞洲宗教與高等教育」、：口灣佛教學育的現況展望」等主題。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大師應邀前往梵諦岡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譽為「世紀性的宗教對談」。會中大師提出五項建議：請教宗登高一呼，聯合世界各宗教成立國際宗教聯誼會，並擔任聯合會主席：希望教宗回到亞洲牧靈訪問時順道訪問台灣；加強佛光山與教廷之間的交流，相互研究教義及聯絡情誼：南華大學與梵諦岡或羅馬的圖書館辦理圖書交換，兩校並願提供教廷或義大利大學推薦的學者或學生，做研究或選課就讀的一切協助，包括免費提供研究、住宿、學費；兩校可承辦天主教委託的各項宗教會議，或二不教與高等教育」研討會。教宗對於雙方派遣學者進行數義的相互研究，表示高度興趣。此次的對談，對天主教與佛教後來的密切交流，助益甚大。　　一九九八年，大師應邀至新、馬弘法，並與信奉回教的馬國總理馬哈迪會面，為我國佛教及馬來西亞回教史上留下新頁。　　二OO一年，大師在澳洲與卧龍崗市長Goarge Horrison及英國國教卧龍崗地區的主教Bishop pipen，針對宗教與文化交流，彼此交換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針對：不教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大師應邀與天主教瑞恩神父（Father Dr. 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Dr. Wanda Deifelt）等人共同主持：不教對話」。　　二OO三年十月六日，大師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D。mdaudi。，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二不教對話」。　　此外，美國西來寺於一九八八年落成後，二十多年來一直與相距五分鐘路程的摩門教會保持友好關係，西來寺並且每年舉辦世界和平祈願法會，邀請各宗教領袖以各自獨特宗教儀式，共同為世界祈求和平。乃至大師創辦國際佛光會時，特別成立「佛光之友會」，歡迎不同宗教人士參加。大師對國際佛光會的定位是：非屬某一宗派、某一寺院或某一個人所有，它屬於全世界的佛教有心人士：甚至異教徒只要能認同佛光會的宗旨，都竭誠歡迎加入。在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時，遠在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克總統先諾勒爵士（Sir ClarenceSeignoret），不但親自前往美國參加大會，並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大師提倡「同體共生」，自稱「地球人」；在他編著的十二冊《佛光教科書》里，其中二不教概說」一冊廣為簡介各個宗教，在在顯示大師對宗教的「尊重包容」。由於大師長年弘化五大洲，提倡尊重包容，力促宗教融和，期以宗教的慈悲及博愛等精神，共同致力世界和平，因此在二OO三年十月九日獲得智利天主教所辦的聖多瑪斯大學（Santo Tomas）頒贈「博愛」榮譽博士學位，以此表彰大師以佛法幫助人類提升生命價值，以及在精神與人文層面積極促進世界和平的貢獻。　　此事之外，大師提倡人問佛教，積極促進宗教交流的理念，已在各宗教問得到很大的迴響與共識。例如，原本信奉回教的印尼政府不準佛教在佛殿以外弘法，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大師至印尼，競特准在緹亞拉飯店大會堂公開講演。乃至大師平時在全世界各地弘法，一直都受到佛教及其他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元首、重要官員，以及文教界的學者教授給予協助，包括印度的總理尼赫魯、泰皇蒲美蓬、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回教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中南半島各國的政府領袖等。尤其大師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羅光總主教、丁松筠神父等，乃至佛教的達賴喇嘛，都成為朋友。二OO五年元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第七任住持晉山升座典禮時，單國璽樞機主教特別親臨祝賀，並於會中致詞表示，他與星雲大師結緣已經三十多年，雖然彼此所相信的教義與制度不同，但宗教關懷人類的人間精神是相通的。他感謝大師一年前捐了台幣五百萬給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做為建設孤兒院、養老院、修道院、社會服務中心之用。他強調大師是以一個佛教團體捐錢給天主教的慈善事業，對於大師不分宗教，不只照顧佛教，而且兼及其他宗教的心量讚譽不已。　　大師認為宗教之間應該要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一，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體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對於宗教之間的往來，大師主張：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義各有所宗，應該各自發揮：教徒之間則可以彼此溝通往來。　　大師認為現在是「地球村」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相互往來關係密切，所以應該保持良好、和善的關係，大家才能歡喜融和的共生吉祥。對於二OO一年二月間，由於宗教徒的信仰不同而發生「阿富汗毀壞佛像」事件，大師在美國接受《世界日報》記者張清芳小姐採訪時表示：「佛像也是藝術品，是人類共有的資產，何況這些佛像都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生命，應該受到保護，實在不容許少數人因信仰不同而加以破壞。」大師尤其談到：二不數應該是與宇宙同行，與人民同在!各個宗教徒心中的本尊雖有不同，但認真說起來，不管是釋迦牟尼佛，或是耶穌基督、穆罕默德、觀世音、孔子、城隍、土地公、媽祖等，實際上都是我人自己心中規畫出來的名詞而已，本有共通性，卻因我人心中的程度不同而有分別，但從道理上來講，同樣都是神聖的信仰中心。」 （《星雲日記·二OO二年三月三日》）因此大師呼籲，宗教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不可因狹隘的信仰不同而破壞文物，製造紛爭。 　　「同體共生」的理念或許一時還難以普遍獲得世人的理解、奉行，不過大師相信「融和絕非空想」，他期待人類能繼續努力，因為有了理想，未來的世界才會更美好。　　（四）從僧眾到信眾　　「平等」是佛法的根本精神，現在社會也在高喊「男女平等」、「兩性平權」，這是時代的潮流。其實早在四十多年前，大師早已提出「四眾共有」的「平等」理念，在佛光山不但力行「男女平權」，而且「僧信平等」，早期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懸有一付對聯：二山五嶺天下少，兩院七眾世間稀」，就是最佳寫照。　　大師為了具體落實「男女平等」、「僧信一如」，他設立佛學院，讓有心學佛的男、女二眾，不論在家、出家，都能人學就讀，而且訂出規章制度，讓比丘、比丘尼都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在制度保障下，年度的職務調動，大家機會均等：平時的修道作息，男女各有區域：一旦全山集眾，男女兩序，分東西單排班，沒有誰前誰後，誰大誰小，有的只是依學業、道業、事業考核而有序級不同，並無男女之別。　　大師對「平等」的倡導，不但大大提升了女眾在僧團的地位，同時也為在家信眾開敔了為數奉獻的寬廣空間，讓在家、出家都有加入僧團，參與寺務的機會，因而帶動今日佛教的蓬勃發展。　　但是，大師的悲智和願心經常為他帶來苦難，例如為了提升女眾的地位，他曾被同道譏稱為「女性工作隊的隊長」，不過大師並不以為意，他眼看五十多年前的台灣，比丘尼一向不被重視，只是佛教里出家的女眾明顯多過男眾，而且女眾具有耐煩細心的特質，做起事來絲毫不讓鬚眉：不重視女眾，大大減弱了佛教的弘揚力量，而且有違佛教「平等」的教義。　　有感於此，大師開始著手訓練佛教婦女從事各種佛教事業，例如成立三重文化服務處、創辦慈愛幼稚園、送青年參加幼教培訓班等，慢慢帶動愈來愈多的女眾出家，於是今日佛光山被公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比丘尼僧團。而佛光山的比丘尼也不負大師的苦心，長期以來，不管是建寺弘法、興學設校、社教活動、編藏辦報、著書立說，乃至在各大學任教等，都有傑出的成就。尤其佛光山教育院院長慈惠法師於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經大會推選為世佛會副會長，更是全體比丘尼之光。因為過去世佛會的幹部大多數由南傳佛教國家的信眾擔任，歷年來一直是女性禁足之地，能讓以南傳為主的大會主動提名，並且一致通過，成為第一位比丘尼的世佛會副會長，證明大師奮鬥了幾十年，已經明顯提升了女眾的地位。　　此外，國際佛光會秘書長慈容法師榮獲中華民國總統頒給最高榮譽「和風獎」、耶魯大學宗教博士依法法師榮獲「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獎」。以及澳洲中天寺住持依來法師獲頒澳洲聯邦地區英雄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比丘尼；巴西如來寺住持覺誠法師因創辦「如來之子」，收容青少年就學、救濟貧困，獲得巴西政府頒給Cotia市「榮譽市民獎」，此為巴西首次比丘尼獲獎：泰國曼谷文教中心外事監寺妙慎法師，受頒為「泰國第一位比丘尼」，寫下泰國佛教史上嶄新的一頁……，他們不僅為比丘尼爭光，也讓華人在海外揚眉吐「，為國爭榮。　　曾經在台灣電視公司製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名主持人凌峰先生，十數年前到歐洲走訪一周後，他公開讚歎：「為歐洲華人寫下輝煌「歷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為他親眼目睹佛光山在歐洲各道場的出家女眾，一人身兼數職，不但凝聚了華人的信心與力量，而且肩負起東西文化橋樑的重任。　　大師突破窠臼，以制度保障僧俗二眾的平等權益，讓在家、出家「兩序」 「七眾」弟子在佛光山共創「六和僧團」，這是大師的另一偉大創見。在佛光山的僧團，在家「師姑」、「教士」享有與出家比丘、比丘尼一樣的權益，不但有宗委名額保障，而且發展各項事業，一樣可以擔任主管。　　提倡師姑人道，這是佛教歷史上一大貢獻。大師感於當初台灣佛教沒有出家人領導，都是靠著金幢派、興田派、龍華派的齋姑主持。後來雖然由佛光山發展出今日台灣佛教的新風貌，但在家眾對佛教的貢獻，仍然功不可沒，所以「師姑」在佛光山一直有其歷史定位。尤其未來針對南北傳佛教的融和，乃至到世界各地傳教，都需要很多師姑、教士參加，他們仍將擔負弘化的重責大任，自有其一定的重要性與意義，所以大師一再鼓勵他們要發大心、立大願，要有「弘揚佛教，捨我其誰」的擔當。　　由「師姑」、「教士」，大師繼而在一九九二年專為在家信眾成立國際佛光會，並且創設「檀講師」制度，主張「僧眾主持寺務，信眾發展社教」，從此佛光會教團與佛光山僧團成為佛教發展的兩大重要團體，如人之雙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　　國際佛光會是一個結合教育、文化、慈善、聯誼、信仰等多功能的社團，與國際獅子會、國際扶輪社、國際同濟會、國際青商會，同列世界五大社團之一；而國際佛光會是唯一由中國人創設的社團，並且已通過聯合國審查，正式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NGO）。因為佛光會的成立，使得全世界有陽光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另一方面，由於檀講師的設立，不但提升了信徒的信仰層次，也讓佛教的弘傳增加了莫大的力量。　　關於大師創設「檀講師」的日的，一方面是感於不少信徒從年輕時就開始聽經聞法，經過數十年，若以社會學者而言，早已具有「博士」資格，早就可以當老師講經說法，但是佛教信徒沒有這個觀念，仍然以「弟子」自居，不敢自稱「老師」，這不但有違佛法「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真義，尤其翻開佛教史上，維摩居上是許多大菩薩的老師、勝鬘夫人常在皇宮為大臣說法、梁武帝曾三次捨身同泰寺，並不時在宮中說法，乃至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除地藏菩薩外，觀音、文殊、普賢皆現在家相度眾，說明「檀講師」的制度其實早已有例可循。　　另一方面，大師戚於今日佛教的發展，光靠少數僧眾弘法，力量有限。他覺得在社會上，一般大學聘請任何課程的老師都很方便，但要找一個懂得佛學的教授卻不容易。目前各大專院校均設有佛學社團，可惜沒有佛學老師帶領。再者，若以台灣而言，全省有一千多個鄉鎮，如果每一個鄉鎮需要一個佛學老師，就需要有一千多人，以台灣目前僧眾而言，實在不符需求。因此大師有心要將佛教弘傳的責任，從僧眾身上拓展到信眾身上，也就是培養在家信徒成為弘法布教的檀講師，讓在家信眾除了可以布施錢財以外，更可以布施佛法，尤其是具有檀講師資格的信眾。　　大師此一主張，除了看出他的目光遠大，瞻望得到佛教的前景之外，更可看出大師對「僧信平等」的堅持。尤其大師一生力倡民主、自由、平等，為了落實「僧信平等」，他不希望任何人享有特權。二OO一年四月十九日國際佛光會假南非召開理事會，在議案討論中大家一致通過一條修正案：「總會長必須由出家眾，且須出家受戒二十年以上始得擔任。」唯大師當場力排眾議，否決此案通過。他說若要保障出家眾擔任總會長之權利，有違自己「僧信平等」的本懷，因此極力否絕。他呼籲與會大眾，不要樹立個人的權威或利益，應該在民主時代的潮流下，讓佛光會領導著劃時代的佛教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未來。　　由於大師對信眾的重視，難免會有聲音傳出：大師對在家眾比較好。對此，大師說：「其實我對出家眾、在家眾是平等的。不過，若說對在家眾好，這也是應該的，因為佛法就是一種歡喜、一種結緣，對別人好，就是給人歡喜，就是結緣。」 （《如是說》）在大師的心裡，認為今天的台灣佛教，出家眾固然有很大的貢獻，在家居士也不可忽略。因此他提倡僧俗融和，相信唯有出家、在家彼此同心，共同攜手，互相成就，佛教才有更美好的未來。　　（五）從慈善到文教　　社會上，從事慈善公益的團體向來容易獲得好評與支持，過去佛教也一直被歸納為「慈善團體」，不但一般人認為佛教「慈悲為懷」，理所當然應該從事布施、救濟：政府尤其對直接從事慈善救濟的寺院道場，認為「功」在社稷，每年都會頒獎表揚，因此把佛教局限在慈善救濟的框框里。　　然而在大師的理念里，「佛教最大的功能，乃在於透過文化教育來傳播佛法，凈化人心，改善社會風「；甚至透過佛法義理來開啟智慧，使人了解生命的真諦，從而解脫煩惱，獲得心靈的升華，這才是佛教的本懷，也是佛教可貴之處」 （《如是說》）。　　大師認為，政府一味獎勵慈善，將使佛教墮落。他堅持佛教不同於一般慈善團體，不能只是從事救濟工作，應以文教弘法為重。所謂「文教是根本，慈善是方便」，儘管佛光山也做慈善工作，而且是從育幼、養老、疾病醫療，到往生後的骨灰安歷等，可以說人的一生之生老病死都照顧得面面俱到，但是佛光山從來不標榜這些。因為「慈善人人能做，並非佛教的專業，所以佛光山只是隨喜而作；文教是理想的發揮，並非人人能做，也非人人相投，但這是佛教的根本，是究竟解救人心的慈善事業，所以佛光山堅持以文教弘化」 二一OO二年一月十五日接受《中國時報》記者夏念慈小姐專訪）。　　大師對佛法軟化與慈善教濟之不同，有發人深省的分析和見解，他說：　　「慈善救濟雖然能夠拯救肉身生命，濟人燃眉之急，但是無法熄滅貪嗔痴三毒：唯有佛法真理的弘傳，才能進一步凈化心靈，拯救法身慧命，使人斷除煩惱，了生脫死，其影響及於生生世世，是以佛教教育才是最徹底的慈善救濟。」 （《佛教叢書·教用·佛教與慈善事業》）　　「慈善工作雖然也能以物質救人於一時，但是物質的救濟有利有弊，而且有限：法布施才是無限的，一句好話往往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使其終生受用」 （《如是說》）。　　「佛教講布施，有財施與法施。佛教的文教事業屬法施，慈善事業屬財施。財施有限、有量、有窮、有盡，能救人一世貧窮，無法救其生生世世的愚痴。法施無限、無量、無窮、無盡，從弘法利生、文化、教育著手，開啟世人智慧的泉源，凈化其心靈，則生生世世受用無窮，是最為究竟的救濟」 （《佛教叢書·教用·佛教與慈善事業》）。　　「慈善是佛教的一環，甚至可以說佛教本身就是慈善事業；但是慈善工作並非佛教的全部，因此當一個人的信仰漸次升級以後，必定要從做善事修福中，進一步研究教義以求慧解，否則一個沒有佛法的人，將如同迷失在汪洋中的舟航，找不到停靠的港灣：而佛法的重要，則往往一句話就可以給人生起信心，找到方向，終生受用不盡」 （《佛教叢書·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事業》）。　　「所謂的救濟，應該是救急重於救貧，應該是救心重於救人。所以佛教應以弘揚佛法為本，以傳教為重，因為慈善救濟終非究竟，唯有宣揚軟義、凈化人心，才是宗教的主旨所在」（《佛教叢書·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事業》）。　　基於這樣的信念，雖然文教工作無法「立竿見影」，不容易受人重視，但大師本著度眾的悲心，始終堅持以文教弘法。在大師初到台灣時，眼見同參道友大都熱衷於經懺佛事，很少有人講經說法，更遑論著書立說的佛教文化事業。當時大師就發願以文教弘法，一心投入文化傳教工作，他講經說法之餘，撰文投稿、編印刊物，雖然沒有稿費報酬，也無豐厚供養，不但義務奉獻，甚至還要倒貼車費郵資，但大師還是一本初衷，不改其願。他為了帶動佛教文化，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高陽、司馬中原等，都是大師很好的文友。　　大師平時勤於寫作，一生筆耕不輟，如今已是著作等身，光是一九九三年一年之中就有希代出版的「琉璃系列」十冊、皇冠雜誌出版《星雲禪話》四冊、聯經圖書公司出版《禪話》一冊、佛光出版社出版《星雲法語》、《星雲說偈》，以及《星雲日記》四十四冊。近年又陸續撰著《佛教叢書》十冊、《佛光教科書》十二冊、《往事百語》六冊、《佛光祈願文》四冊、《迷悟之問》十二冊等。此外，評論時事的短文，以及序言、學術論文、講演稿、座談紀實、語錄等尚未結集出書的文章，不下千百萬言。已出書的著作則分別被翻譯成英、日、韓、泰、印、萄、法、巴利文等多國語言，在世界各地廣為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佛光山組織全球性擴大，及大師對「人間佛教」理念的極力推廣，相關著作日漸豐富，美國國會圖書館因此正式為「佛光山」及「星雲大師」作品，在國會圖書分類號（Librart of CongressClassification Schedule」之佛教分類號之下，設立單獨的分類號BQ 9800．F63；並將「人問佛教」 （Humanishc Buddhism）及「佛光山一 （Fo Guang Shan　　Buddhist Order）正式編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Subject ectHeading）之中。此新增之分類號已公佈於今年五月四日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圖書分類周刊》 (二OO五年十八期）上，並將成為美國正式圖書分類號碼而進入大專院校及其他各類圖書館編號系統中，可見人間佛教已然受到美國國會的肯定。　　大師日常寫作的題材極為廣泛，舉凡詩歌、小說、散文、說喻、故事、論文、經典等，無所不包。他一方面憂心「佛教的經典太多，阻礙佛教的發展；佛教的戒律太僵化，阻礙佛教的興盛，因此重新結集經律論，是今後佛教發展勢在必行的事」 （《如是說》）。平時他尤其重視通俗佛法的傳播，經常在各報章雜誌發表生活性的文章，他曾為《講義》寫稿，也為《皇冠雜誌》創刊四十周年慶為文祝賀等。　　大師不但用文字讓佛教走進社會，其創建的佛光山道場，除了具有一般寺院供信徒拜佛的功能之外，在「文教弘法」的前提下，每個寺院道場部有教室、會議室、圖書館、談話室、滴水坊等。大師發現現在道場的活動，部是「子女上課，父母陪同」，這也是現在信仰模式的走向。因此他對道場的設備，主張要有讀書、喝茶、講話的地方，要讓大人、小孩、中年、青年、男人、女人，都能各符所需。他尤其希望每個鄉鎮都有一所禪凈中心或布教所，以方便社會大眾就近學佛，他覺得佛教不僅應該「人山」，更要「人世」!　　由於佛光山長久以來，積極以教育、文化弘揚佛法，不但把佛教推展到世界五大洲，落實人間佛教，尤其對國家社會，乃至對世界和平的促進，均發生全面性的影響與貢獻，此與一般只著重推展慈善事業的團體，形成強烈而明顯的分野，這也是大師不同於一般人的願心所在。　　（六）從人權到生權　　「佛教是倡導平等的宗教，不僅人與人之間平等、眾生之間平等，眾生與佛也是平等。僧團中，「四河人海，同一鹹味；四姓出家，同為釋姓」。就是破除種族歧視的平等制度之落實」 （《佛教叢書·儀制·問題答問篇》）。大師對佛教「平等」教義的實踐，不僅表現在「男女平權」、「僧信平等」之上，他更從「人權的尊重」到「生權的提倡」，徹底落實「眾生乎等」之精神。　　大師對人的尊重，例如他以「三分師徒，七分道友」和徒眾相處；他以制度領導佛光山，不以個人權威發號施令；他所主持的會議，不管身分、地位，大家都有發言權，都可以表達意見，但是一經決議，人人務須服從。　　大師待人沒有分別心，在教界，他八宗兼弘；在政界，他不分黨派。他對國民黨的官員首長蔣經國、李登輝、李煥、郝柏村等人上山，固然迎為嘉賓，民進黨的許信良、黃信介、康寧祥、余陳月瑛等人造訪，他也以貴客相待。他曾說：「不管哪個階層人士，政治人物、經濟人物、工商人物、教界人物，對我們而言都是有緣人。在我心目中，每一位眾生我都有責任度化他們，所以我是屬於大眾的，我不歸化在哪一類人中，我只不過是個出家人!」 （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高蓁小姐的訪問）　　大師曾為佛光山的發展訂定如下行事方針與目標，成為佛光山的宗風：　　入宗兼弘，僧信共有；集體創作，尊重包容：　　學行弘修，民主行事：六和毅團，四眾平等；　　政毅世法，和而不流：傳統現代，相互融和；　　國際交流，同體共生：人間佛教，佛光凈土。 （《佛光學》）　　此中有著「法界融和、人我一如」的宏觀思想，既沒有地域、種族、黨派、僧俗、男女之分，也沒有階級、身分、地位之別，充滿了尊重人權的民主思想。　　大師平時不涉及政治，但是他曾在自由中國十三全大會中表達，希望國民黨應有恢宏「度，包容異己，對黨外人士要容他、化他，因為開放、自由、民主，正是時代的巨輪，什麼力量都擋不住，能夠順應民心，必能獲得民眾支持；他也曾對大陸領導人建議，本著尊重人權的民主精神，應該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　　大師有感於「現在雖然到處講究自由民主，但世界各地受到政治迫害、種族迫害、宗教迫害者仍很多，我們要普度一切眾生，不能讓人受到迫害」 （《星雲日記·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因此他本著佛法里「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胸懷，普門大開的接引各界人士同沾法益。甚至進一步提倡生權（保護動物），主張一切眾生都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利，不但「不殺生」，而且要「放生」，繼而提倡「護生」，以慈悲心怙護一切眾生。　　大師對生權的提倡，主要是體現「眾生皆有佛性」的「平等」教義。因為人類從最早民智未開，對自然界神秘力量崇拜的「神權」時代，演進到對帝王絕對服從的「君權」時代，現今發展到民主社會的「民權」時代，大家提倡民權與「人權」，強調人的生命有無比尊嚴，舉凡生存權、參政權、平等權、自由權、財產權、文化權等均應受到保障。然而「人權」之外，佛教講「眾生皆有佛性」，既然「佛性平等」，一切眾生的生存權利也應該受到保障，不容許輕易加以傷害。因此他從「以人為本」的人權尊重，到「佛性平等」的生權提倡，希望在「四生九有、法界平等」的精神，以及「天下一家、人我一如」 （《佛光教科書·佛光數團的組織系統》）的理念下，建設人間凈土。　　大師對生權的維護，從他詮釋「生命」的定義，可見其關懷層面之廣。大師說：「不光是人有生命，動物、樹木花草等植物也有生命，乃至山河大地都有生命，甚至時間就是生命，因為生命是時間的累積，所以浪費時間如同殺生。相同的，隨便浪費物品也是殺生，因為物品是大眾的資源，是聚集大眾的因緣而成，所以浪費時間，破壞物質，都是廣義的殺生。」 （《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佛教對「殺生問題」的看法》）　　大師對生權的維護，實踐在他「慈悲愛物」的悲心之上。大師從小就對動物愛護有加，凡是家裡養的雞鴨狗畜，一概不準別人鞭打販賣，或烹殺煮食。他對家鄉的習俗，一天只能給狗子吃一餐飯，總是不忍其飢，經常偷偷與狗分享飯食，甚至自己省著不吃，也不忍見狗挨餓。　　九歲那年，大師親自飼養的小白鴿飛失，好幾天不見回家。大師挂念鴿子乏人照顧，挨餓受苦，競至傷心欲絕，投河自沒。後來因深諳水性，順著水勢浮到彼岸，但回家後食不下咽，達數日之久。　　一九五六年大師在宜蘭開設慈愛幼稚園，為培養小朋友的愛心而飼養猴子、鳥兒。畜園的老闆一再勸大師不能給猴子喝水，否則會很快長大就不好玩。但是大師將心比心，想到口渴的難過，於心不忍，還是每天喂它喝水。沒多久猴子果然長得比半個人還要高大，後來大師見它終日關在籠子里，心生悲憫，於足放它同歸山林。　　大師不只愛護小動物，甚至對花草樹木都愛護有加。早期開山後不久，每逢颱風天，從外面打電話回山，第一件事就是關心樹木有沒有被風吹倒?他關心樹木甚於房子。在佛光山寶橋與龍亭之間，有一棵菩提樹曾被颱風吹倒，當時雖然只有枝幹並沒有根，大師仍加以種植，並且細心照顧，不久竟然發芽，甚至綠樹成蔭。大師對此相當得意，而且滿心歡喜，他認為植物也有生命力，所以都應該加以愛護。　　這些故事都記錄在《我的人間佛教性格》及《人間佛教的人情味》中，大師也經常用來當成教材，教育徒眾要關懷生命，救度眾生，要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及「佛性平等」的根本教義，尊重生命，維護生權。　　從「以人為本」的人權尊重，到「生佛平等」的生權提倡，此中對生命的關懷，以及「佛性平等」的閩揚，都是大師人間佛教特有的理念與實踐。　　（七）從國際到本土　　掌握時代脈動，不斷與時俱進，使得佛教能「現代化」於當代，並且走向「國際化」，這是大師推動人間佛教能成為今日普世價值的思想主流之重要因素。　　大師自一九五三年應邀到宜蘭，正式踏上弘化之路。之後陸續在羅東、頭城、虎尾、龍嚴、高雄等地成立念佛會，領導地方性的共修。後來發展到台北，成立三重文化服務處，以及在高雄創建高雄佛教堂；及至一九六五年創建佛光山，到了一九七八年建立台灣佛教史上第一座大樓道場——普門寺，從此大師更加忙於南北往來，以及在全省各地弘法。不過這段時期都只是區域性的本土弘化。　　直到一九七八年，大師在美國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隨即著手籌建西來寺，前後歷經十年的艱辛過程，一九八八年西來寺竣工落成，成為國際弘法的第一個據點。接著又相繼在美洲、歐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過頭來在亞洲的日、韓、馬、菲等各地建設百餘所佛教道場及事業組織，漸次把佛教由地方擴展到世界，展開國際弘化。　　「國際化」是大師早已設定的弘法方向與目標，大師的「國際化」弘觀萌發很早，根據《往事百語·有理實，才有現實》一文，大師談到「一九三八年，太虛大師遠赴歐美弘法，並且在各地倡導組織「世界佛學院」及「佛教友誼會」，但終以後繼無人、經費缺乏，而未能克盡其功。年少的我由報章雜誌中獲知此事時，雖已是走入歷史的陳年舊聞，但仍在心中引起無比的震撼，「佛教需要現代化，佛教更需要國際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腦海，成為我永世奮鬥的目標」。　　國際化的思想在大師的心中蘊釀多年，直到創建佛光山以後才正式由本土發展到國際。在佛光山的十大性格中，「國際性」就是其中之一 （余為：人間性、大眾性、教育性、文化性、慈濟性、喜悅性、菩薩性、融和性、包容性），乃至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成立，大師更揭櫫「以世界觀弘揚佛法」為四大宗旨之一 （余為：以人間性建設凈土、以慈悲心普利大眾、以正覺智引導信徒）。可見大師對「國際佛教」一直積極在推動、發展。　　大師認為「國際化」是時代的潮流，是必然的發展趨勢，他推動國際佛教，除了希望弘揚佛法遍全球，讓「佛光普照三干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以外，同時希望透過國際交流，促進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藉助國際弘法，替國家拓展外交空間，促進兩岸交流互動，進而推展世界和平。　　大師提出人間佛教的國際觀，主要也是感於一般人的愛，都是有緣、有相的慈悲，尤其有親疏、愛僧、人我的分別，故而有比較、計較，繼而有人我紛爭。因此他以「國際弘觀」來打破人我的界線，希望人人有「同體共生」的認識，互相包容、尊重，彼此平等、融和，如此才能共榮、共有。（《普門學報·人間佛教的藍圖》）也因此在創立國際佛光會之初，他就殷切希望每個佛光會員都能發願做個「共生的地球人、同體的慈悲人、明理的智慧人、有力的忍耐人、布施的結緣人、清凈的修道人、樂觀的歡喜人、融和的佛光人」，共同建立佛光凈土。（《佛光世界·會長的話》）　　大師對「同體共生」的「地球人」思想，有很深切的感受，他說自己年輕時離開大陸，當他再度回到久別四十餘載的故鄉時，鄉人稱他為：口灣來的和尚」，而在台灣住了四、五十年，台灣的本地人稱他是「外省人」、「大陸和尚」，甚至走遍世界各國，也沒有人承認他是美國人或澳洲人……，後來他自謝做個「地球人」，他說：「只要地球沒有捨棄我，我就做個同體共生的地球人!」 （《星雲日記》）　　大師「地球人」的開闊思想，讓法國佛光會第三分會會長江基明先生感動莫名。他在法國佛光會成立大會中發表感言，說道：「我原本是高棉華憍，在高棉淪陷後，由柬甫寨逃到法國巴黎，但是中國大陸不肯承認我是中國人，回到高棉，高棉也不承認我是高棉人，到了法國，法國也不會承認我是法國人，我曾為此痛苦旁徨。直到聽了大師的「要做一個共生的地球人」，讓我豁然開朗，從今以後我要做個心胸開闊、慈悲喜舍的地球人。」　　大師所有的作為，都有他的思想理念；有了想法，也必然會付諸實踐。為了推動國際佛教，他著手培養語言人才，先後於一九八三年成立「國際學部」、一九八六年成立「英文佛學班」、一九八八年成立「日文佛學班」。　　此外，因應國際弘法需要，特別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專門負責國際語言的推展、國際留學生出入境事宜、國際別分院的弘法事業、國際佛學院的教育等；後又成立國際翻譯中心，透過佛典書籍的翻譯，希望能將佛法傳遍寰宇。尤其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成立後，十餘年間與佛光山在全球不同地區不斷舉行各種講習會、座談會，培訓各種人才；乃王舉辦國際佛教僧伽會議、世界佛學會考、國際兒童夏令營、世界佛教青年會議、世界佛教傑出婦女會議、佛光學學術會議等，以及設立國際弘講師及檀講師制度、發起佛教委託研究、召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國際禪學會議、世界顯密會議、國際僧伽講習會、國際佛教金剛會議、國際佛教婦女會議、國際佛教義工會議、國際佛教青年會議等，不但促進了世界佛教徒之間的團結合作，尤其讓國際佛教的發展因此向前邁進一大步。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生前曾說：「星雲大師把佛教國際化，佛光山僧信二眾背負行囊、經書，在全世界建寺弘法，刻苦耐勞，精神毅力可嘉。」正由於佛光人有「為佛光跑天下」的精神，目前國際弘化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例如：　　1、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帶出亞洲，走向國際。　　2、在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　　3、澳洲移民局在中天寺舉行移民宣誓儀式。　　4、澳洲南天寺假雪梨達令港舉辦浴佛法會，並於會場升起佛教教旗。　　5、澳洲、荷蘭、南非等國政府相繼送地，捐錢建寺，馬來西亞總理也曾捐款，贊助馬來西亞佛光山道場的弘法事業。　　6、美國西來寺建寺公聽會中，天主教牧師支持贊成，寺院落成後更有牧師加入僧團，參與弘法行列。　　7、美國洛杉磯蒙特利市市長姜國粱訂定五月十六日為「國際佛光日」，以紀念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於西來寺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8、南非黑人出家，體現種族平等。　　9、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10、佛光會不斷舉辦活動，在世界各國融和、凝聚各社團，帶動移民聯誼，增進情誼，並與各宗教交流往來。　　11、佛光山五大洲道場在當地教育、照顧新移民，成為移民信仰中心。　　12、來自全球的佛光山青年，學歷高，人才培養多元化。　　隨著佛教國際化的推動已在世界各地獲得肯定、認同，因此二OO一年大師又提出「本土化」的主張。所謂「本土化」，就是要讓佛教依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環境、風俗民情之不同，發展出各自的特色。大師希望未來在佛光會員共同努力下，二十至三十年之間能把分布在全世界的百餘所寺院道場與弘法事業，交由各國的人士負責，以落實；寸院本土化」的目標。　　寺院本土化」是大師於二OO一年四月十九日在南非舉行「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一次理事會議」中提出的「四化」之一 （余為：佛法人間化、生活書香化、僧信平等化）。大師認為，佛教不是用來做為一個國家侵略他國文化的工具，而是要同體共生，共同發展，共存共榮，所以佛光會奉行人間佛教，只要在人間，都要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本土化佛教。　　大師舉例，當初佛教從印度傳到東土，印度比丘到中國都只是從事經典翻譯，建寺的責任則讓給中國比丘負責，因此才有現在的中國佛教；如果當時印度的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人都不回印度，而移民到中國建寺弘法，何來現在中國佛教的特色?　　大師相信「本土化」只會增加力量，唯有「本土化」才能更深耕，才能更擴大，才能更發展，所以他提出「本土化」，主要就是為了幫助佛教的發展。他說：「給人就是給己，佛光山就是從「給」里成就出來的。」 （《如是說》）　　為了落實寺院本土化，目前迫切需要積極著手的是外籍僧眾的培養，現在佛光山分布在南非、澳洲、印度、馬來西亞、香港、巴西等地的十六所佛教學院，都在負起接引當地青年學佛之責，以為未來落實「本土化」儲備人才。尤其一九九四年大師在南非南華寺親自為非洲原住民郭拉、福度、畢甘度等十人主持剃度典禮，這是非洲有史以來第一批黑人出家，不僅為佛教弘傳非洲的歷史展開新頁，也為非洲佛教的「本土化」走出第一步。　　五十多年前，大師從宜蘭的地方小鎮，一步一步把佛教帶向世界五大洲，如今又從國際定向「本土化」。此中，「國際化」說明大師的遠見宏觀，「本土化」則是大師恢宏器度的展現。　　（八）從統一到和平　　海峽兩岸由於政治因素阻隔了五十多年，曾經造成無數美滿家園破碎，骨肉至親乖違。兩岸未來如何發展，不僅是中國人的問題，也是舉世所關心。大師雖是一介僧侶，但是他關懷國事，心繫大眾，他把「兩岸統一」視為「身為中國人應盡的責任」，更把「世界和平」當成責無旁貸的使命。為了盡此弘法度眾的兩大要務，他雲遊世界，到處弘化，盡心儘力，無怨無悔。二OOO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水扁總統上佛光山，在對大眾公開講話時，他說：「如果兩岸有和平使者，星雲大師絕對是最好的一位代表。」　　數十年來，大師為了兩岸的交流往來，的確做過許多事，不過他完全沒有政治色彩，雖然過去有人稱他為「政治和尚」，但其實大師一向主張「問政不千治」，他關心政事，但不涉人，他與政治劃清界線，但不放棄度化政治人物學佛。他一生的信念是：「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一，他與政治人物來往，是自然的人際關係，當然也不刻意迴避對他們講說佛法，甚至期許他們以佛法的慈悲智慧從政，希望能帶來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安定、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安樂。　　大師一向堅信，「佛教熱愛和平，佛教徒為和平福祉付出的努力，已經成為世界人類的模範；尤其在今天全世界都在渴望真正的慈悲與和平的時刻，只有佛陀的慈心悲願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與希望」 二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佛光山寺與法身寺締盟兄弟寺典禮致詞）。因此長期以來，大師本著宗教家「淑世救人」的情懷，一心弘揚佛法，宣導「同體共生」的理念：他透過宗教交流，努力為兩岸開創和平往來的契機：他把握每次建言的機會，為兩岸的未來提供方向。　　大師對兩岸之間的發展，一貫立場足主張「和平統一」。但是他認為：「「統一」並非你統我、我統你，也不是你大我小、我有你無；統一的先決條件必須建立在「平等」與「尊重」之上，因為「平等」才能互相尊重包容，才能「同中存異，異中求同」，才能「平等共尊，和平共榮」；如果不能平等，就無法和平。」 （《如是說》）　　「自由」、「民主」、「均富」是統一的基礎，因此大師認為統一之前，必須先要做到：　　1、在經濟上要互助：透過經濟互助，創造均富的社會，統一的願景自然容易實現。　　2、在文化上要交流：文化有了交流，思想有了共識，統一就不為難。　　3、在宗教上要尊重：世間上的各種主義、學說，可能隨著時間變遷而淘汰，但是宗教不會被毀滅；一個強大的國家，宗教的發展必定是多辨多姿，所以兩岸對宗教要尊重。　　4、在政治上要民主：民主是統一的先決條件，政治不民主，就難以統一。（《星雲法語·統一的條件》）　　大師對兩岸的和平統一，有努力，也有期待。然而兩岸未來是否真能統一?大師肯定「統一是時代的潮流，是必然的趨勢，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他在二OO三年十月九日到智利接受天主教聖多瑪斯大學（Santo Tomas）頒贈「博愛」榮譽博士學位時，新華社記者王洋特至智利佛光山獨家專訪，針對海峽兩岸的「統獨」、「戰和」問題，請大師提出看法。大師認為，現在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就是和平，就是統一。在教育普及，人類往來密切的時代，很多國際問的問題都可以透過談判協調，不必用戰爭來解決；戰爭是醜陋的，兩國之間互相開戰都為世界所不容，何況一個國家自己內戰，更無法被世人所認同。　　當記者問及兩岸隔閡多年的原因時，大師表示：「主要是彼此的看法不同、思想不同、主義不同；其實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都應該讓他存在，能夠「同中存異，異中求同」，中國的未來會更大。」　　由於中國福員遼闊，各地的「候、地理、經濟、文化，甚至風俗民情、飲食習慣都不同，大師主張統一的方式可以效法美國的「聯邦制」，軍事、外交由中央政府統一管轄，其餘由地方自主發展。　　至於兩岸如何才能統一?大師說，其實很簡單，只有一個字，那就是「愛」。大師強調，二十一世紀是人間佛教的世紀，也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人應該團結、爭「。他戚於過去中國人被譏為「東亞病夫」，今日正是中國人在世界上揚眉吐「的時候，他期許兩岸應該互相往來，建立友誼，尤其要認同彼此都是中國人；二個中國」，這是歷史不可改變的事實。　　在大師的心中，：口灣與大陸雖因一水之隔而分成二岸，實際上是同根同種，有著共同的文化、語言、生活習慣，彼此如兄如弟，應該互相交流往來，不能互相抵制殘害」。他希望未來「兩岸人民能心手相連，大家與時俱進，共同發心立願，開創未來屬於中國人的時代，屬於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 （二OO三年到大陸參加「兩岸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致詞）。　　大師雖然自謝為「地球人」，但是對於兩岸之間，他有「中國心」，也有三口灣情」，他說：「我沒有大陸的意識，也沒台獨的觀念；我的心中只有佛教的「慈悲為懷，和平第一」。一他在二OO三年應台北駐智利經濟文化辦事處孫大成代表之邀，於慶祝台灣雙十國慶的午宴上開示時坦言：「我愛台灣，也愛中國，更愛世界。」他戚於「中國五千年來戰亂連年，人民需要佛法給予精神上的撫慰，更殷切盼望長治久安的世界和平早日實現」。因此他確信「海峽兩岸能夠和平統一，才是十三億人民的福祉」。　　為了促進兩岸的和平往來，他曾在中國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中，建議當局要「包容」、「開放」；他對一九九七年李登輝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撰文表示：「兩岸之間，有時候「一國兩制」、有時候「兩國論」，有時候「海峽兩岸不可分割」，有時候「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戒急用忍」既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非國家根本大法，便應隨著時栘勢易而稍加修正來因應時局!」他強調「人民需要善法、善制，希望海峽兩岸都不要強勢立法，強行訂製；是快是慢、是緩是急，其中需要有很多的因緣來助成決策，一切均應以全體人民之利益為前題。」（《迷悟之間》）　　他也曾向陳水扁總統建言，希望他宣布台灣不會獨立。他更以男女談戀愛為喻，說明用愛才能感動女方下嫁，天下沒有任何新娘願意在刀槍脅迫下答應求婚，呼籲中國大陸應該以柔性對待台灣，不要動不動就用飛彈恐嚇，唯有大陸放棄武力犯台的意念，才能夠打開兩岸的僵局。他希望兩岸互相往來，建議開放探親，以及在學術研究上進行文化交流，甚至開放媒體參觀，由記者實地採訪，回去報導，讓人民了解、認識，這比武力征服更為有力。　　由於大師在台灣向來被推崇為「意見領袖」，認為凡事只要大師一句話，就能提供一個方向；也有學者教授表示，大師是未來中國的希望；甚至大陸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生前一再表示：二生有個心愿，就是把棒子交給大師!」其用意無非也是為了促進兩岸和平。但在一九九O年因許家屯事件，造成大陸對大師產生誤解。然而大師並未灰心，也沒有改變他「願為天下蒼生盡心力」的初衷，依然把促進兩岸和平當成要務，他相信「慈悲包容是促進人類和乎的良方」，他說：「我願為海峽兩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統一而努力不懈。」 （《往事百語·勇敢的一面》）　　近年來大陸數度主動邀請大師前往弘法，同時成就了諸多兩岸盛事。例如：　　二OO二年，以「星雲簽頭，聯合迎請，共同供奉，絕對安全」十六字聯合台灣佛教界共同恭迎法門寺佛指真身舍利蒞台供奉，期間共有五百萬名信眾瞻仰禮拜，不僅寫下兩岸宗教交流史上嶄新的一頁，尤其港龍航空從台北經香港直飛西安，創下飛航首例，更為兩岸和平交流跨人新的里程碑。　　二OO三年佛光山梵咀讚頌團應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之邀，首度到中國大陸演出，分別在北京、上海參加兩場「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公演，開創台灣佛教團體正式與大陸進行音樂藝術交流的先例。此舉在佛教界、學界、文化界造成轟動，咸認是繼二OO二年佛指舍利蒞台後，又一次兩岸盛大的宗教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兩場梵暝音樂會由於學者與會熱烈，因此演出當天又同時舉行兩場學者座談會。一場在上海西郊賓館舉行，由大師親自主持，當天出席的學者有：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導王雷泉、復旦大學出版社編審陳士強、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鄭偉宏、復旦大學歷史系韓升、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允吉、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導賴永海、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導洪修平、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導汪維輝、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導曹虹、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孫亦平、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楊維中、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月清、四川大學宗教所博導陳兵、四川大學宗教所講師羅同兵、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彭肜、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導麻天祥、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林國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暨主任嚴耀中、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夏金華、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元春、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沈劍英、華東師大法政學院副教授姚南強、上海社會科學院屠友祥、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業露華、東南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董群、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暨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陳星、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中心副所長陳永革、江南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鄧子美等三十餘人。　　另外北京的一場由慈惠、慈容法師主持，與會學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方立天、張風雷、何建明、副教授宣方、講師魏德東，以及北京大學講師（現職副教授）李四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方廣鋁、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周貴華夫婦、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博士俞學明等人。　　兩場座談會均對人間佛教的現況及未來發展熱烈討論，而且出現共同的特色，就是學者一致肯定星雲大師長期努力弘揚人間佛教，已對當代社會人心發揮了正面的影響與貢獻，因此他們紛紛表明心意，希望未來能在學術研究上，為人間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奉獻一己之力。這樣的成果其實是來自於佛光山多年來經常在各地舉辦佛教學術研討會，邀請兩岸學者與世界各國學者參加，他們因此對人間佛教有了深入的認識，並且心生嚮往。從大陸學者如此一致的反應，亦可見大師平時透過學術交流，已在兩岸之間搭起了一座無形的橋樑，溝通了兩岸之間的往來，也凝聚了兩岸人民的思想與共識。　　由於佛光山梵哏讚頌團到大陸演出的因緣，同時也促成了另外一件美事。那就是大陸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先生在北京、上海兩場演出時都親臨盛會，他深受感動之餘，提議兩岸共同組成梵咀團到各國演出，因此促成了二OO四年結合兩岸佛教之藏傳、南傳、北傳佛教梵唄音樂的「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分別到台、港、美、加巡迴演出，在海外造成極大的轟動，這不僅是海峽兩岸佛教界同心協力發揚中國佛教音樂的第一步，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歷史性的一刻。　　二OO三年四月，發生嚴重的全球性S》RS疫情，造成舉世恐慌，大師應邀到廈門參加「兩岸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會中致詞表示：非典肆虐，此乃眾生的業力所致，由於業乃身口意的行為所造作，所以降伏非典的重要武器，就是凈化身心，也就是人人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內心有了善的力量，即能消除惡業。　　大師舉譬說：衣服髒了，水洗就會幹凈；心理有病，有了佛法滋潤就能心開意解，此誠「有光明就能去除黑暗，有佛法就能求得平安」。大師希望舉辦祈福法會，大家在誦經祈福之外，更能確實奉行「三好運動」，如此不但全廈門的人民能受到佛光庇祐，甚王全中國人都能因奉行二二好」，人人心中有佛法的慈悲智慧而得到好的果報。　　大師的開示贏得與會的宗教局葉小文局長及僧信大眾一致讚賞，認為大師的開示充滿智慧，是安撫人心的及時雨。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更將這場祈福法會及佛指舍利蒞台、兩岸佛教梵咀聯合到國外表演，認為是近年來對大陸最具影響力的二件事。　　其實，大師為了打開兩岸的僵局，增進彼此的亘動往來，早在一九八八年當海峽兩岸還在為運動會上代表國名稱爭執不下時，大師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寺所舉辦的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創紀錄地使兩岸具代表性的佛教團體首度同在一個會議廳里，與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八十幾個佛教團體代表一起開會，此次大會被稱為比奧運模式更具意義的「星雲模式」。由於大會的成功與突破，不但拉近了兩岸佛教界的距離，更因此進一步促成翌年中國佛教協會趙朴初會長具函邀請大師率「國際佛教促進會弘法探親團」到大陸弘法，不但中共領導人楊尚昆、李先念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代表團一行，大師更應邀到北京、清華、人民大學講演，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佛學院、現代文學館、北京中國文化書院座談，不但促進兩岸佛教文化、學術研究的交流，更超越政治現實，使兩岸的交流從此跨出一大步。　　此外，佛光山歷年來在大陸所做的事，還包括：　　1、與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嚴寬祜居士合作，捐獻希望工程小學一百多間。　　2、透過嚴副總會長的福慧基金會，在各地頒發獎學金。　　3、捐印《法藏文庫》，並將榮獲金鼎獎的七鉅冊《佛光大辭典》以不收版權費的方式，交由中國佛教協會在大陸發行。　　4、邀請大陸各大學學者撰寫《白話經典寶藏》計一百四十二冊。　　5、鼓勵青年到中國各大學留學，例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　　6、鼓勵信徒到大陸投資。　　7、所有佛光會員均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因此國際佛光會在全世界各個國家每有會議，均邀請當地中國駐外使節參與，例如二OO三年在巴西召開的理事會議中，沈慶總領事應邀與會；中國大陸外交部長錢其琛、巴西大使沈尤熬等官員，也曾造訪佛光山巴西如來寺。二OOO年世界奧運會在雪梨舉行，期間佛光山在澳洲的南天寺與兩岸代表團都有接觸，彼此也培養了很好的因緣關係。　　8、二OO三年大師應邀到大陸揚州參加「監真大師東渡成功一二五O年紀念大會」，並受揚州市長之請，將在揚州建一座具有多功能、國際化，且有教育功能之圖書館。大師認為，華人未來的出路，就是大家要多讀書、受教育，讓中華文化成為主流，華人就會受到世界的重視。　　大師一向超越政治立場，他透過宗教交流在兩岸之間低調的扮演著穿針引線的工作，無非是為了促進兩岸的永久和平。他衷心希望兩岸能本著佛法的「同體共生」之理念，攜手連心，共創中國的未來；他認為「佛教雖然傳自印度，卻在中國擴大弘傳，中國可以說是佛教的第二祖國，而佛教不但豐富了中國的文化思想內涵，也讓全世界人士對中國刮目相看」 二一OO三年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採訪）。因此他希望今後大陸的領導人，能夠好好運用佛教，讓中國的國威再度遠播。　　大師時時心繫兩岸的和平交流，念念在於佛法的弘揚，希望透過佛教能為兩岸帶來「共生和解」、「和平共存」的最好結局。建立兩岸佛教的交流，一直是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的工作之一，為了爭取佛教在大陸有更大的弘傳空間，大師曾多次會見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乃至國台辦陳雲林主任等，希望大陸在經濟起飛、科技發達、政治穩定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的同時，應該在宗教文化等人文精神方面，「與時俱進」的開放更大的發展空間。大師認為，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強，他們需要佛法做為精神依靠，而未來他們也能將佛法帶到全世界，幫助中國揚名世界。　　大師數十年來雲遊在世界五大洲弘法，他不斷傳揚中國統一的思想，也無時無刻不在創造統一的條件，最終的目的，除了希望兩岸能早日統一，他更希望世界能和平。但大師平日所做的貢獻，由於沒有政治光環的烘托，其實並不容易為人所知道，不過在大師心中，只要佛教能興隆，只要眾生能得度，其個人的得失有無、榮辱毀譽，根本無足掛懷，這也正是大師超然不凡的地方。　　「願，就是一種理想，有理想，才有實踐，兩者相輔相成，才有豐碩的收成」 （《往事百語·有理想才有實踐》）。大師為數的願心之所以不同於人，不只在於他無我無私、念念只為佛教；更重要的是，大師有理想，更有實踐!如他所說：「四弘誓願，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真能實踐者幾希!」 （《如是說》）大師一旦立下志願，從發心到實現，漸次完成，誠所謂「解行並重」、「悲智雙運」。因此，儘管到目前為止，仍有些未能如願的遺憾，但他永不灰心，而且愈挫愈勇，始終一本菩薩發心，「心甘情願」的將一切困境都「想當然爾」的坦然接受，繼而轉化為力量；因其「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終於為佛教開創新機，也讓他從棲霞山的一個沙彌，成為今日國際知名的佛教大師。　　名作曲家李中和教授曾稱譽大師是「繼玄奘大師後，劃時代將荒蕪變良田而能獨當一面的大德」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在佛光山大眾集會中致詞）。近代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則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他認為歷史上每五百年出一偉人，二干五百年前是釋迦牟尼佛，二千年前為耶穌，一千五百年前有穆罕默德，一千年前是玄奘、惠能，五百年前是馬丁路德，現在是星雲大師。（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成立大會特刊·佛教的今後五百年）四川大學陳兵教授也說：「從弘法願力、革新創意、經營才幹、輝煌業績及與時俱進的精神來看，星雲大師起碼可稱佛教史上的「千年來一人」。」 （《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　　然而，一個人給人的評價，往往是信者當佛，不信者當魔。大師如此弘願，一生只以弘揚人間佛教為念，一心只希望透過佛法的傳揚，促進世界和平，創造人間凈土，讓人人現世都能過著幸福安樂的生活。但是喜歡他的人說他願心大，不喜歡他的人則說他野心大，認為佛教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一個人做了，所有的榮耀、功德，也全部讓他一個人獨佔了。　　其實，大師不是野心大，而是願心大，如他於一九九二年名畫家李自健為其作畫，請他於畫像上題字時，大師寫下：「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系舟；問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 「佛化全球、凈化人間」，這是大師畢生努力的目標，也是大師一生的寫照。如此「悲心弘願」，豈是一般「野心者流」能及乎!　　摘自《普門學報》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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