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永恆的私德，但有進化的公德

劉遠舉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自媒體的興起，草根公共人物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去年底，羅永浩因質量問題怒砸西門子冰箱，引來輿論關注。韓寒的三篇博文又引來滔天熱議，接下來情節峰迴路轉，知名IT評論人麥田開始質疑一個13年的神話，接著方舟子加入質疑，輿論分裂。在紛爭中，124名「學人」聯名質疑方舟子的太太，羅永浩和方舟子則再開唇槍舌劍，又牽出學員向方舟子抱怨「老羅英語」的培訓，老羅旋即退款，並把矛頭指向和方舟子相關的基金。

大戲雖然精彩，但評價各有不同。從中國文化自省、慎獨、仁心的角度，這些質疑充滿了惡意的目的、不循規則的、淺薄的爭論、野蠻的粉絲，但換個角度，這種紛爭本身也是實現求真價值觀的手段和過程，可謂一種「仁術」。更深層的意義則是，這一過程體現了公眾人物的力量來源以及制約機制。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作為個體的獨立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加之各種誘惑、利益充斥，個人私德的範圍更加寬泛而多變，僅僅靠慎獨，已不足以自下而上地由私德建設公德。但這並未導致現代社會整體的公德(公共秩序)的敗壞，相反，隨著言論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建立和信息技術的發達，社會反而緩慢而堅定地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現在可以說是歷史上對社會公德以及公眾人物要求最嚴格的時代。這種「寬私德、嚴公德」之間的差異和共生，蘊含著商業時代的社會公德的全新進化、凈化方式。

在現代媒體環境下，對他人的質疑，同時也意味著把自己放在聚光燈之下。對別人提出質疑的過程同樣也是對自己提出要求的過程。羅永浩在怒砸西門子冰箱、對方舟子提出質疑之時，就必然同時對自己的商業信譽和公共行為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方舟子對他人的審視，不但是別人審視他和他太太的直接原因，而且，他的打假行為中暗含的道德優勢，也迫使他更高質量地回應質疑。同樣，代言者對政府的批評，也會使自己成為審視的目標，必然要求其更謙和、真誠地面對社會質疑。所以，在紛爭中，質疑者會主動———或者更恰當地說———被迫去消除自己的瑕疵，否則，註定損失形象和力量。這正是商業傳播時代，社會領域的達爾文式的殘酷道德凈化，除偽存真、去惡留善。

事實也正是如此：羅永浩對學員果斷地退款，砸完冰箱後打掃場地，這些改善自身、剋制理性的姿態進一步完善、夯實了羅永浩的道德基礎，進而帶給他更大行動力和影響力。同樣，桀驁不馴的粗話也變成了言語謙和的辯護。這正所謂：「改，而後得道多助」。有趣的是，用這句話考量紛爭中主角們的改善行為，就會發現這不但是一個定性的結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精確定量的勝敗程度判斷。可見，這種進化和凈化既是公共人物的力量來源，也是他們力量的制約，是商業時代的仁術。

這種現象與生物進化類似，生物種群中的個體是多變的，但種群卻相對穩定地進化，於是，種群變得更強———沒有永恆的個體，但卻有不斷進化的種群。同樣，沒有永恆的個人私德，但卻有不斷進化的、因而更加健壯的社會公德和公共基因。

不難理解，韓寒若真有人代筆，方舟子的基金若真有問題，則他們必然是虛弱的，這種虛弱性中孕育著妥協性，一旦壓力足夠，這種妥協必然顯現。韓寒如果頂不住方舟子的質疑，那麼，他如何能從容地站在人民大會堂外？方舟子如果頂不住羅永浩的質疑，那麼，他在下一次打假中又如何能理直氣壯？如果不經過狼，又怎麼能面對獅子呢？所以，經過錘鍊而倖存下來的代言者必然更健壯、更少瑕疵、更強大，也只有這樣的代言者和大眾，才能面對更強大的壓力，談論更多高層次的、嚴肅的議題，從奶粉到校車、從江湖到廟堂。最終才能淬鍊出甘地、昂山素季、曼德拉這樣的公眾人物。

無須諱言，這些紛爭之中存在惡意，甚至惡意比善意更持久、更堅韌，就如一隻尾隨受傷斑馬的獅子。不過，廣泛傳播的質疑之下必然涌動著公眾好奇、知情的暗流，而其中混雜著的鋒利的惡意堅冰，正是撞開堤壩和封堵的開路先鋒———歷史的善意，往往用惡意為自己開道，是仁術而非仁心。這正如種群的繁茂之善，正是以虛弱者被淘汰之惡為代價，生物、社會進化的殘酷和最大動力均在於此。

也不必害怕惡意強大摧毀公序良俗，決定事情發展的並不是惡意有多強，而是弱點有多虛弱，現實的例子貼切而鮮活：真正削弱方舟子的，不是陳村的指控，也不是聲勢浩大的124「學人」的質疑，而是對打假、安保基金的質疑。所以，本質上起作用的不是誰有更大的惡意，而是誰有更虛弱的阿克琉斯之踵。

相同的人性產生相同的機制，相同的機制導致類似的行為。斯塔爾對柯林頓、360對QQ、蒙牛對伊利，皆為惡之花上結出的善之果。兩個互相撕咬的魔鬼好於一個天使，真相因之浮現，最終，在私德寬鬆的社會趨勢下，發展出更加嚴格的社會公共道德，而這，正是民主社會的基石。

(作者繫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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