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尋訪書樓，是對古代愛書人共同夢想的叩擊，以求些許迴音

韋力在北京有座書庫，在一棟居民樓中佔據一整層，足有500平方米，出版人綠茶第一次到那裡時「傻了眼」。「你不能想像，在這個時代，中國還能有這樣的私人藏書樓。」

在綠茶看來，如果橫向比較，韋力的藏書量在整個藏書史上應屬中上水準，在當世，則是第一人。在韋力天津的別墅、北京的書庫和書房中，總共存有8000餘部、70000餘冊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寫本50餘件、200餘冊，宋元遞修和宋元明遞修本近20部、300餘冊。

今年53歲的韋力愛埋頭古書堆，也愛在大江南北跋涉，尋找這些古書的「現場」。4年前，在河南安陽縣一座寺廟考察時，一塊石碑忽然摔落，韋力左腳被砸中。因為地處深山，趕往醫院時已經錯過最佳治療時機，左腳被截肢。可裝上假肢，韋力又上路了。每個月，他都有1/3時間不在北京，回來時裝著滿肚子的素材，開始寫作。周末接受完採訪，第二天，韋力又要出門了，雲南、貴州、江蘇、浙江，很難想像這是少了一隻腳的人的行程。

或許是出於媒體人特有的敏感，見到好東西就不想讓它埋沒，綠茶極力勸說低調的韋力開公號，把自己的文章和故事推廣出去。2013年，綠茶尚在媒體任職，微信公眾號正湧起最初的熱潮。可韋力始終覺得，新媒體這東西與古書堆里的他沒啥關係。「我也不會弄這個。」韋力當時這樣回復綠茶。後者於是一拍胸脯，操辦起了「芷蘭齋」微信號最初的運營。韋力沒有想到，古籍收藏這個小眾、冷僻的領域，居然也能在熱鬧無比的新媒體中佔據一席。一萬多名粉絲，他說，這是「自己原先預想的幾十倍」。

如今，綠茶早把微信號的運營交還給了韋力，卻又為他策划了一部《書樓覓蹤》，最近由中信出版社推出。這部書有三大卷，結集了韋力最近四年在全中國探訪藏書遺迹後寫下的100多篇文字。每一篇都涉及一次遊歷、一處遺迹、一位文士。這是一部內容厚重但筆法輕鬆的遊記，因為「不想把它作為研究的書，否則，就又變成一個很小的門類了」。

旁觀書樓興衰

北京西城區大柵欄西街114號院里的椒花吟舫，是清代大藏書家、乾嘉樸學領袖人物朱筠的藏書處。韋力來到114號院時，首先看到的是院子房頂上一溜大紅字「北京一低裝配廠」，隔壁則是「王麻子」剪刀店。曾經擁有3萬卷藏書的椒花吟舫就在它的後院。如今，通往那裡的小路只剩半米寬，院里擺放著各色雜物，全無書香門第的氣息，更難想像這裡曾是鴻儒往來之地。

這是韋力最近幾年書樓尋訪中的常態，循著書中記載的文採風流來到一個地方，可雜亂的花園、寫滿了「拆」字的圍牆、橫七豎八堆滿雜物的院落，才是真正呈現眼前的景象。「中國的藏書樓已經沒有多少可以借鑒的了，大部分破破爛爛的，這是現實。」

幾乎每到一處，他都會用文字記錄當時的心情。看到朱筠的椒花吟舫被掩蓋於陋巷之中，他發出了「輝煌不再」的感慨;在北京探訪紀曉嵐故居，卻發現這個被拆到只剩一個小院落的地方竟要收40元門票，這位在拍場上一擲千金的藏家「斷然決定不進去了」，還順帶批評了一下門口石碑上用錯標點符號;在上海延安西路的居民新村，人困腿乏的他終於找到冒廣生故居，驚喜之餘，不忘稱讚新村的衛生情況，以及家家戶戶門口擺放的綠植。

尋訪前，韋力曾定下一份規模宏大的書樓名錄，希望都能走到。可在一年的前期準備中，那份名錄在一次次篩選中被砍去了大半。絕大部分遺迹的具體地址，需要在史料中一點點推敲，還需要通過關係了解情況。有時候，到了當地才發現，許多曾經輝煌的人文薈萃之地，早已煙消雲散。

保存完好藏書樓，梁啟超飲冰室（天津） 韋力/攝

韋力感慨，那些名滿天下的藏書樓歷來難以逃過戰火，「每次封建王朝更迭，就要毀掉一些文化」。而一部藏書史，也牽出一條治亂興衰的歷史線索。新朝時，王莽將毗鄰漢代未央宮的天祿閣毀棄，改建成鑄幣場，自此，這座中國最早的官辦圖書館就成了史書中的一個名稱。同樣毀於政權更迭的還有宋代西湖書院、北宋開封的官府公藏圖書以及山東聊城的海源閣等。明亡時，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正本就已被毀。另一部規模宏大的官修文獻集《四庫全書》，以及《永樂大典》副本，又在八國聯軍侵華時被拆毀、焚燒。藏書30餘年，能夠擁有一冊《永樂大典》，至今是他求而未得的夢想。

相比於不斷在改朝換代中罹遭厄運的官辦藏書樓，韋力覺得，私家藏書樓反而更強韌，而構成這種堅韌的，是以孝道為支柱的宗族觀念。浙江海鹽張氏的涉園始建於萬曆年間，明清兩代，張家人持續不斷地對涉園進行修繕、擴建。太平天國時，涉園被毀。後來，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元濟回到故鄉，花重金買下了當年族人所繪的《涉園圖》，重建已成廢墟的涉園。這便是如今的張元濟圖書館。「目前我所尋訪的藏書樓，很多都是經由家族一代代修葺、重建才保存下來的。」

破敗的藏書樓 張之洞舊居（北京） 韋力/攝

就韋力所見，保存最好的私家藏書樓是南潯嘉業堂，歷史最悠久的則是寧波天一閣。這些「名樓」如今都已成為文保單位和旅遊景點，被保護起來，但絕大部分遺迹已被雨打風吹去。韋力說，許多古代藏書樓就是近幾十年才被毀掉的，而那些保存下來的，也大都是因當初被歸入一個比較重要的單位，才得以倖存。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許多遺迹再度面臨不可知的未來，而韋力所做的尋訪，用他自己的說法，就像是「一次拉網式的田野調查」，為的是「保留這個時間點上的橫截面，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記錄這些地方的樣貌，使我們有一天想要恢復文化的時候，還能有跡可循」。

在《書樓覓蹤》的編輯過程中，因為照片問題，韋力曾與美術編輯有過爭論。美編覺得，書中收錄的很多照片畫面雜亂，並不美。韋力說，他也知道怎樣的照片是具有美學價值的，可他想要拍的只是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要做的也只是一個實錄。「做這個探訪，不是為了表達書樓之美，而是想要說明今天我們對待文化的態度是怎樣的。」

藏之名山，或分享於當世

十多年前，韋力在天津一個別墅區里購置了別墅。這套600平方米的住宅被他建成了一座書樓，內部裝修採用中式風格。古籍的擺放，不同於洋裝書，必須書根朝外平放。現成的書架無法用來擺放古籍，韋力買來一批緬甸花梨木料，專門定製了一批中式書架。南方藏書最怕潮，古人因此每年春秋兩季要曬書。而在乾燥的北方，除塵成了大問題。韋力為這些書架都安上玻璃門，既方便找書，也可以防塵。他建書樓，最看重的是實用性。雖然探訪過無數古代藏書樓，但他自己的藏書樓並未仿照先人。「我現在對藏書樓的尋訪是站在精神寄託的角度，並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

話雖如此，在書籍的保存上，韋力也沒有為自己的書樓添置現代化的恆溫恆濕設備，遵循的依舊是古法，或者說是經他改良的古法。據他介紹，古人常用芸香草祛除書中的蟲害。他的辦法則是，將買來的古籍放入密封袋，再置於冰櫃祛蟲卵。古人用樟木箱存放書籍，以防霉變。韋力就從木工廠拿來許多樟木刨花，將它們包在報紙里，然後插在書中。因為刨花與空氣的接觸面積更大，他覺得，「這比木板還有用」。

在北京的工作室，韋力聘請了三位助手將入藏的每一本古籍錄入、掃描。韋力則為這些書寫編目和書志，包括冊數、用紙、提款、鈐印、版本真偽、古人著錄的錯誤、遞藏經過、同類圖書的收藏情況等。這樣一圈考證做下來，韋力對自己的幾萬冊收藏也記了個大概。難怪綠茶驚訝地發現，自己隨手拿出一本書，韋力總能將這本書的前世今生一一道來。

他所做的編目和錄入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與他人一同觀賞、研究。「我有這些書籍的產權，但書的內容是作者的思想，我無權鎖閉他們的思想。」他說，古代的大藏家常常對自己的家藏秘而不宣，大都是出於自我保護，害怕他人覬覦。但依舊不乏主張分享的收藏家，比如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編纂官周永年。他曾以數十年時間買書十萬卷，放在書園中，供人借閱抄寫。「到今天的社會，我想態度還是應該開明些。我們有《物權法》保護，《文物法》也規定個人允許擁有文物。」

不過，他強調，「分享於當世」的主張並非絕對真理。保護書籍歷史最長也最完好的藏書樓，恰恰是保密最嚴的天一閣。從明中期到清代早期，范氏族人恪守著「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祖訓，從不讓外人進入書樓看書。即便是范家人，也必須集中族內各支的全部鑰匙，才能打開書樓。直到1676年，黃宗羲才成為第一個進入天一閣的外族人。「這就形成一個悖論，恰恰是完全封閉的方式把這些書保留下來了。」在韋力看來，人們大都站在對自己有利的立場去看待問題，但是，「往往許多事情，越接近真相，越覺得自己沒了立場，即便先前愛憎分明，也會發現，大家各有各的道理」。

「沒有錢，藏書是無法繼續下去的」

《書樓覓蹤》並不是韋力撰寫的第一部有關書樓的書。2004年，他的《書樓尋蹤》就收錄了他所尋訪的140處遺迹，贏得了不錯的口碑，暢銷程度也超過韋力的想像。他暗自盤算著，書樓引起注意後，同樣的尋訪工作應該有很多人會去做。可他等了幾年，卻不見任何動靜。身邊有朋友向他分析：「尋訪書樓還是挺難的，要有時間、有精力，還要有錢。文人很少有閑暇去做這樣的事兒，有錢人也大多不會這樣做。」

1980年代，大學畢業後，韋力進入中國外貿總公司工作，兩年後，就成了公司與中國台灣地區及美國共同組建的三資公司總經理。辭職後，他又自己開辦公司。現在，東奔西跑、忙於寫書的他依然在做一些投資項目，「沒有錢，藏書是無法繼續下去的」。

韋力由考取過秀才的爺爺一手帶大。求知慾旺盛的少年時期，正趕上「文革」破四舊與「批林批孔」。因為父親是幹部，家中能找到一些古代小說，封面上寫著「供批判用」。在爺爺的解說中，被批為「投降派」的宋江實際上是忠義之士，而被批判的《水滸傳》又極為精彩。在無書可讀的歲月，文化上的貧瘠反而催發了韋力的求知慾，他四處搜羅舊書來讀。也是在那時，他形成了這樣的觀念：新書不如舊書，舊書不如古書。

可在當時的書市，價格卻與韋力的認知相反。新書的價格遠高於舊書，古書更是很少有人問津。他的財富增長恰與古書行當的變革相遇，對他而言，這是個絕好的機遇。古籍價格真正升高還是1995年以後的事。1994年，嘉德舉辦了第一次級別很高的古籍善本拍賣會，價格讓已有十多年古籍收藏經驗的韋力大為驚訝，甚至疑心工作人員漏標了小數點。那場拍賣，韋力沒有出手。但他意識到，古籍善本的價格從此不一樣了。果然，高漲的價格把更多之前散藏於民間的珍稀古籍匯聚到了市場。很快，古籍善本的拍賣價格跳到了另一個數量級。

看了那麼多詩禮傳家的故事，說起眼下中國的古書收藏情況，韋力心裡也會閃過一絲沮喪。在韋力看來，這一代的有錢人、創業者，與古人是非常不同的。「古代，很多人是因為有了知識才有錢，而今天，一個人所擁有的錢和知識並沒有太大關聯。在古書價格那麼高的情況下，讓沒有知識的人去買，幾乎不可能。」

可轉而一想，韋力又想開了，自己是將千年來的藏書家們都匯總到一起了，才顯得陣勢浩大。可事實上，能夠青史留名的人已是極少數，而那些藏書家，「將他們放入1000年的歷史中，也是稀稀拉拉的了」。無論古今，藏書、建藏書樓，都是一件極小眾的事。

2009年前後，韋力曾以逾百萬美元買下迄今發現最早的蘇東坡詩集刻本《施顧注蘇詩》。這部書在藏書界堪稱神話，經世代名家遞藏。到了乾隆時期，大藏家翁方綱得到此書後十分高興，定於每年東坡生日那天舉辦「祭蘇會」，邀請名士到家中詩歌酬唱，題寫跋語。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還流傳到了日本。民國大銀行家陳澄中曾收藏過這部書，韋力手中那一冊正是得自陳家後人。身邊有朋友鼓動他恢復「祭蘇會」，可他思來想去，還是決定作罷。「能請人來幹嘛呢?總不能作些打油詩，或者撮一頓，就作鳥獸散啊。說到底，現在是風流不再了。」

與這種曲水流觴式的雅集一同消散的，還有藏書樓作為知識載體的歷史。韋力能將幾乎一切關於古籍的信息電子化，古籍與書樓也就成了供研究或憑弔的文物。在這個時間點上，他歷經數年奔波，尋訪書樓，恰是對古代愛書人共同夢想的叩擊，以求些許迴音。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找到澆自己心中塊壘的酒」。

《書樓覓蹤》 韋力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4月

本文經授權選自｜第一財經 記者｜孫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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