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綜述

天則所第326次雙周論壇請來了哥德堡大學經濟系的鄭京海教授，他從生產力的角度討論了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鄭教授先在識別了中國在近三十年來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後，討論了這個增長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影響如何，並總結了經驗教訓。

首先鄭教授指出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的轉變。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一直持續高速增長，但近些年卻呈現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粗放式增長的特點是高投入和低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縮寫為TFP）。

鄭教授在測算時用的是增長核算公式：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率＝GDP增長率－加權資本增長率。95年以後資本存量增長率大大超出GDP增長率，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率明顯下降。90年代中期以前，資本和勞動生產率同時上升，帶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而之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靠人均資本分配率提升，資本生產率出現了負值。

接著鄭教授探討了這種現象的微觀基礎。第一個時期TFP的增長，改革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典型的例子是農村改革中的包產到戶以及鄉鎮企業的興起。之後，鄉鎮企業逐漸消亡，包產到戶的政策對農業產量的提升作用也不再那麼明顯。

鄭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從集約型的增長變成了粗放型的增長，其中有一個惡性循環。鄧小平南巡以後，各省為了發展經濟，不惜惡性競爭導致了過剩產能。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內廠家開始盯住國際市場。一個途徑是國內過剩產品直接賣到國外，另外是招商引資。因為國內很多產品國外沒有需求，所以廠家想把國外的活拉到國內來做，然後出口換匯。另外，中國偏低的匯率也進一步促進了貿易順差，帶來貨幣供應增加，給銀行系統造成了往外貸的壓力。加上地方上又有發展的動力，所以又開始新一輪的過剩發展。惡性循環就這麼形成了。

雖然經濟表現為高增長，但是整個經濟的類型是低效率的。人力資本、土地以及其它資源都沒有充分利用，配置也不太合理，資源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其中原因有很多。比如國企問題、政府干預，官員借引資機會牟取個人利益。另外，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市場分割和過度競爭導致吸引的FDI效率不高。再就是，國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通過這些研究，鄭教授得到了一些啟發。在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研究中，需要注意TFP的增加，否則就會對經濟增長中的問題估計不足。他認為，中國政府部門對TFP的預測顯得過於樂觀。美國有學者發現了一個現象，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包括西歐有一個生產率增長的大潮期。就算是互聯網和微電子時代的生產率增長，也無法和大潮期全要素增長帶來的增長相比。這一時期電、蒸氣機、交通工具的發明和互聯網是有本質不同的。鄭教授感覺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已經錯過了這樣的大潮期，現在只是在消費別國的技術。

中國經濟增長近十年來表現為粗放增長的模式，除了在宏觀總量上找到數據外，也從制度上找原因。現在，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還沒有完成。一部分沒改，出現低效率的行為，比如尋租。另外一方面，有些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領域，則改革走得太遠，比如教育、住房、醫療。環境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由於自然資源損失造成的GDP的損失會抵消大塊的經濟增長。亞洲四小龍則較多進行的來料加工，不污染環境。所以生產率的概念應該引起大家的注意，因為高投入帶來的負面後果是很嚴重的。

TFP中一方面是效率一方面是技術進步。儘管我們用上了手機、連上了互聯網，但對生產函數貢獻更大的是本國的技術創新。市場機制往往不能保護技術創新，這就需要某種制度安排減輕政府的壓制、減少民間的阻撓，為創新提供好的環境。要解決這個問題，得從制度上和文化上分析研究。

盛洪：今天我們請來了哥德堡大學經濟系的鄭京海教授，他今天要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20多年，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比較罕見的。二戰以後，有些國家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一些拉美國家等等。這個時期里，那些國家平均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長。時期長短不一，巴西大約10年，日本、亞洲四小龍大概30年。日本從50年代到80年代，四小龍也開始於同一時期，終止於97年金融危機。我國的經濟增長期，從80年代直到現在有20多年了。84年開始有顯著增長，我當時就寫過文章認為那只是增長期的開始，現在回頭來看我覺得自己是對的。我們還有多長時間的增長？鄭教授今天要談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就是大家比較關注的話題。我個人的判斷是，這種增長還會持續較長時間。因為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相比其它國家，有其獨特性。當然，我不知道鄭教授今天要談的是什麼，可能每人也有各自的看法。鄭教授又在海外，所以看問題的角度就可能更有不同。我們需要不同的角度，這使我們可能更加全面地看待這個問題。下面有請鄭教授。

鄭京海：非常高興又有機會來到天則做學術講座。今天我要講的是總量經濟生產力，這和政策可能關係更大。盛洪老師剛才的聯想是很自然的，的確我們做的研究和日本、德國、亞洲四小龍它們的告訴增長有關係。我現在也在思考，怎麼看四小龍和日本的高速增長模式。實際上我們忽略了前蘇聯的增長模式，克魯格曼在94年就把新加坡的前蘇聯相提並論，這在當時一直是很有爭議的。現在學界爭議仍然很大。最近謝國忠辭去了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的職位，原因是他曾對新加坡模式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可能標誌著中國大陸學者對亞洲增長模式本身的思考，以及對中國大陸粗放式經濟的思考引發的對東亞增長模式的再認識。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但我想清華大學這次的研究可能會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使人們將來重新認識亞洲增長模式，為我們比較準確地認識中國近十幾年的增長模式打下基礎。現1988年冷戰尚未結束，Dwight Perkins說過這麼一句話：中國富強的關鍵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縮寫為TFP）。我們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的特別之處在於，從純粹的生產力的角度來談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首先，這一觀點，胡鞍鋼和我在審計生產的研究時就提出來了。我們認為，從95年到01年，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全要素生產力低增長的情況。這和95年以前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想把這個現象在文章里先指出來。我們意識到這個現象，然後想收集更多的證據，看看在改革以來近30年里，是否有增長模式發生逆轉的情況。第二，當識別了90年代中期以來增長模式的變化後，我們把經濟增長按原因分為兩部分：投入的增長和生產率的增長。投入的增長主要來源於資本和勞動，我們感覺勞動的增長似乎不如資本的增長來得重要。所以我們主要討論資本積累的過程，增長模式是如何形成的。第三，我們再探討在整個資本增長過程中，資本配置和使用是怎樣的，影響如何。最後，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看看什麼政策對增長模式起到正面影響，從而得出結論。

從宏觀經濟表現來說，中國自90年底初到現在經濟增長率都是相當高的。95年之前都是兩位數增長，到95年增長由於為了抑止通脹而實行的宏觀調控放緩。通脹調下來了，又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但是這期間的增長速度一直沒有低於8％，去年是10.1%。人均GDP在鄧小平南巡以後到03年是翻了一翻。但是在高增長的同時導致了生產率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到了90年代末，收入差距已經很大了。城鎮GINI指數從80年代初的0.15到90年代末的0.30，估計到05年的時候已經到了0.40了。這只是最近受到廣泛關注的現象。但還應該受到注意的是，中國經濟近些年來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式經營的模式。國內主要的經濟學家都用粗放式這個詞。它是說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增加投入來實現的。有人說這是亞洲四小龍模式，也有人說是蘇聯模式。但是中國和四小龍的增長率遠遠高於蘇聯的，都是投入驅動。粗放式經濟模式的特點除了高投入外，還有低的生產率增長，即全要素生產力。我們從驅動力角度把經濟增長分為投入增長帶來的和生產率增長帶來的。雖然數學公式比較簡單，數據處理時卻是非常複雜的。所以寫這篇文章也是比較辛苦的。

為什麼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會有改變？我們先看GDP增長率和資本存量增長率之間的關係。93年以前，GDP增長波動幅度大於資本存量的。看平均值，GDP增長率高於資本存量增長率。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和亞洲四小龍不同的地方。從94、95年以後，增長模式發生了變化。資本存量高增長，GDP相對低增長，這個轉變非常明顯。我們能夠感覺到，實際生產中效率不高，投入過多，創新能力低下從而技術大量進口造成低附加值的生產。如果就業人數增長率不變，可以得到增長核算公式：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率＝GDP增長率－加權資本增長率。95年以後資本存量增長率大大超出GDP增長率，達到3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率也明顯下降。給資本取不同的權數，數字結果會有不同。但是不管你取0.4或是0.6，TFP增長減緩的趨勢都是一樣的。這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現象。

接下來，看看單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人均資本分配率的變化情況。第一個時期不看，第二個時期的資本生產率出現了長期的負值。所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靠資本深化，然後人均資本分配率再提升。這樣等於經濟增長率是靠資本深化提供的。前一個時期則不然，它的資本和勞動生產率同時上升，帶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以前有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現象呢？2002年就有了，但只是用這個作為單一指標資本形成等問題，沒有專註於生產率這方面。他注意到，給定投資的增長率，GDP增長率很難有持續增長。只有不斷加大投資力度，才能維持給定的增長率。日本某個工程師在2000年的時候，拿中國的數據來做了這個市場預測。他也算出中國的TFP從90年代初開始下滑，他預測這一現象會持續到2030年。OECD2005年的中國報告，算出也是從93年開始，全要素生產增長率往下走。一些隨機性的因素已經被慮掉了，趨勢更加明顯。

這些現象有沒有微觀基礎呢？經濟增長建模里有兩個概念可以套用到這裡，一個是增長項目，另一個是水平項目。那麼中國的改革有很多是水平項目。改革政策一下去就可以起作用，但是過幾年之後對生產力的影響幾乎沒有了。這樣的話，生產率是提高了，但生產率被提高到一定程度後就不起作用了。很典型的例子是農村改革中的包產到戶。從1978年的包產到戶提高了生產率，但到84年就持平了。93年有人把5個不同作者的文章的結果放到一起，結果幾乎一樣。78年改革作用，是把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業生產率，拉回到建國初期小農經濟的水平。鄉鎮企業從80年代中期開始活躍，到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前，對生產率力都有促進。鄧小平南巡後，鄉鎮企業維持增長率的作用越來越小。第一是包產到戶，第二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吸收了很多的勞動力，從2200萬，到1億2300萬，到94年人數開始減少。從79年到01年，平均每年產出增長達到25.3%，TFP增長達到每年12％，對宏觀總量的影響是很大的，甚至高於國企。

整個工業的情況是，80年到90年，增長率為2.83%。但是93年到96年是負的增長率。當時算出來後，這是比較令人失望的。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數據到底說明了什麼，現在看來這個結果和我們的總量情況是吻合的。

假設我們注意到的是重要的情況，即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從90年代初出現拉逆轉。從集約型的增長變成了粗放型的增長。這個資本驅動是怎麼形成的呢？我們首先要看一下資本積累的過程。似乎其中有一個惡性循環。鄧小平南巡以後，人們覺得似乎是資金往哪裡投，哪裡就發展。我想鄧小平南巡以後經濟增長的模式，和這種思維有關係，是顯而易見的。要發展經濟就需要投資，各省都投就會發生惡性競爭和過剩產能。過剩產能導致產品賣不出去，價格降低，通貨緊縮。賣便宜了會虧本，然後企業就去貸款，所以銀行的呆壞賬增多。我們只是把大家都在談論的話題揉到文章里，希望引起大家討論。過剩產能怎麼解決呢？國內廠家開始盯住國際市場。一個途徑是國內過剩產品直接賣到國外，另外是招商引資。出現後面的方法是因為國內很多產品國外沒有需求，所以廠家想把國外的活拉到國內來做，然後出口換匯。這個過程中，還有政府的匯率政策的配合，美國也在抱怨中國的匯率過低。我們不是要有什麼傾向，但確實從分析看來，中國的匯率政策的確有這個作用。固定匯率盯住美元，賣出產品較多有很大順差，貨幣供應增加。這樣給銀行系統造成了往外貸的壓力。地方上又有發展的動力，所以又形成了新一輪的過剩發展。這個循環就這麼形成了。這些投資是由高儲蓄額來坐後盾的。不考慮折舊的話，整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率確實很高，00年10％，03年超過20％。數據顯示，家戶的儲蓄並不是很高，但是企業的投資增加很快。高投資給銀行系統造成很大壓力。如果企業用自己的錢投資，那麼它虧損後並不會對銀行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兩年經濟過熱使得通脹率稍高，但是總的來說還是糧食成為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製造業還是產生緊縮的壓力的。鄧小平南巡以後，人民幣就開始貶值，出口一下子上升，進口下降。和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造成了貿易關係的緊張。

這些關於增長模式的指標，和OECD的說法還是比較一致的。他們也是根據國內提供的資料，得出的這個結果。經濟雖然表現為高增長，但是整個經濟的類型是低效率的。人力資本、土地以及其它資源都沒有充分利用，配置也不太合理，配置後資源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其中原因有很多。比如國企問題、政府干預。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和政府的政策是有關係的。還有投得多，官員獲利機會也越多。另外，地方保護主義造成了市場分割和過度競爭。雖然吸引了很多外資，但是很多外資來自很小的企業或者根本就是內資在外轉了一圈流回來的，西方媒體對此也有報道。再就是，國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通過這些研究，我們有一些啟發。在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研究中，我們要注意TFP的增加。否則，就會對經濟增長中的問題估計不足。科技部在99年底做了一個測算，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79－97年是47％，00－ 05年是56％，預測2006－2010年是58％，2010－2015年是60％。這是一個很樂觀的測算，因為我們算出的93－05年，TFP的貢獻是30％。算95－05年，則會更低。當時科技部、還有國家計委的預測都很樂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預測結果雖然調到了30％，但又不排除隨著城市化、改革深化，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會逐漸提高。我認為，我們要是在2005、2006對TFP研究更加仔細，就不會得出這麼樂觀的結論。有人說TFP不好量化，但我認為方法還是比較多的。我對中國經濟增長中生產率的增長不是很樂觀。美國有學者發現了一個現象，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包括西歐有一個生產率增長的大潮期。他的觀點是就算是互聯網和微電子時代的生產率增長，也無法和大潮期全要素增長帶來的增長相比。這一時期所謂的發明和互聯網是有本質不同的。比如，電、蒸氣機、交通工具等等。我感覺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已經錯過了這樣的大潮期。包括最近的手機和互聯網，作為中國，只是在消費人家的技術。在對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研究中，我感覺人們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過於樂觀。現在有人也提出，你的全要素增長率會不會就只是一個經濟周期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這組數據提供的信息，第一期（93年以前），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順周期的。第二周期（90年代初以後）增長模式發生改變後，這個經濟增長更加穩定但速度下降，TFP跟著下降。TFP往下走，經濟增長率往上，形成了一個反周期。反周期中，GDP的增長是由資本存量的增長拉動的。使勁兒往上拉，越拉越困難。中國經濟增長近十年來表現為粗放增長的模式，我們除了在宏觀總量上找到數據外，還想挖掘一下制度上的原因。實際上，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還沒有完成。這種漸進式的改革中，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沒改，就會出現低效率的行為，比如尋租。另外一方面，有些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領域，則改革走得太遠了，比如教育、住房、醫療。還有就是水平增長效應，都是實效性、政策性的改革。因為屬於漸進式改革，所以制度上的調整較少，主要還是政策上的調整。政策調整見效快但是效果不持久。大家也在討論可能的有效的政策，包括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家戶少存多花。還有優化產業結構，不要使過多的投資進入製造業，而應該大力發展服務業。當然還有美國一直在叫囂的人民幣升值，其實這也可能有一定道理。環境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我們在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時，如果簡單套用亞洲四小龍的模式，就會忽略這個重要的問題。04年國家公布，由於自然資源損失造成了相當於3.05％的GDP的損失。9％的GDP增長實際就只剩6％了。如果要治理這些污染的話，還需要投入1.8%的GDP。漸進式改革中，要素和資源市場中，價格是扭曲的。他說光是給石油產品的補貼就佔GDP的1％。所以這麼一算，經濟增長速度就只有三個多百分點，談不上高增長了。亞洲四小龍則較多進行的來料加工，不污染環境。所以光看數字，增長模式是低效的不可持續的。生產率的概念應該引起大家的注意，因為高投入帶來的負面後果是很嚴重的。

TFP中一方面是效率一方面是技術進步。儘管學生們爭論說，我們有手機、計算機、互聯網，這不都是技術進步嗎？但是對生產函數貢獻更大的是本國的技術創新，所以技術創新也要分為引進的和自我創新的。現在國外文獻有認為，中國企業依賴外國技術的現象和政府有關。政府有意讓國內的企業在技術上依賴國外，影響了TFP。我個人感覺，如果政府目前的制度安排對企業有壓力，那麼民間的技術創新是不是也有待發展。市場機制往往不能保護技術創新，這就需要某種制度安排一個是減輕政府的壓制，一個是減少民間的阻撓，使技術創新能夠起來。因為內生增長模型里講得很清楚，技術一種公共產品，市場提供這種產品不是非得賺。市場法則不是很完全的，存在著扭曲，使得經濟增長效率低下。另外非市場的機制也沒有建立起來，使得發明創造沒有得到鼓勵和保護，導致增長過程效率不高。再就是文化偏好上的原因、對現代化的態度，也可能部分導致了目前的增長模式。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得從制度上和文化上分析研究。

盛洪：謝謝鄭教授的演講，關於生產要素的相對貢獻率是否在下降，他做了一些探討，得出了對全要素生產力不太樂觀的判斷。前些日子有人講到匯率時，提及到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增長速度比美國快。這樣的判斷，大家可以談論對錯，研究一下演算法。首先，鄭教授這樣的提法，至少對中國是一個警醒。有人覺得中國成績很好，是世界工廠，經濟表象好等等。第二點，果真如此，到底什麼原因。我覺得可能制度變革可能對全要素生產力有影響。另外，技術進步也是重要因素。但這涉及到數據和經驗支持。可以說中國技術進步慢，但中國一直就是這樣的。80年代、90年代初的慢熱是不是可能和這個有聯繫。所以我覺得這可以引起一些有意思的討論。

劉小玄：鄭京海教授從宏觀的角度，把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數據給我們展示了出來，這當中的確有很多警示。我們也不能再陶醉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表象中，而是要有危機感。他的數字和我們的感覺也是一致的。我們老覺得宏觀好，微觀不好。微觀是什麼？就是全要素。全要素的生產力的增長率都反應在了微觀上。宏觀有時候有時會由於政府政策拉動產生一些虛幻的泡沫，但微觀卻是實實在在的。我一直研究微觀，對基層、企業以及地方經濟的發展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覺得好多微觀問題在宏觀角度下看不出來。但是全要素生產力的探討卻把這些問題暴露出來了。鄭京海通過分析宏觀數字，把其中隱藏的趨勢揭示了出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覺得文章總體感覺比較大，在比較微觀的層面上，缺少直接的數據支持。大的數據往往帶有經驗的推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更直接的支持證據。比如剛才講到出口，說由於投資增長導致產能過剩從而需要尋找出口。這麼一個循環帶有一定的推測性，但又缺乏準確性。產能過剩、投資過剩主要是反應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從微觀的結構角度來看，體現在資本密集型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產業。作為民營企業，在市場機制中不應該存在投資過度產能過剩的問題。因為市場會把這些企業淘汰掉。而那些產能過剩的政府主導的產業，往往不是具有出口競爭力的，他們的產品的價格比國際價格要高很多。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恰恰是那些紡織、玩具製造等民營企業。真正檔次較高的產品沒有出口競爭力。我們的外匯儲備居高不下、出口結構、政府投資、產能過剩這些現象之間的關係理得不是很清楚。有些地方甚至本末倒置。所以可能需要再細化，在產業結構上把問題搞得更清楚。我覺得這是值得研究的，政府投資和貸款大多是流向那些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主導的產業。

TFP的問題，我也是希望能從產業結構上來分別討論。哪些產業的TFP增長，哪些下降。然後加總起來，看總體效果。我們的TFP比美國高，是因為我們的出口能力強於他們。但是我們那些出口產業，是有局限性的。但是總體說來，我們TFP是較低的，這是由於加權歸總後，我們的TFP就被拉低了。這樣需要找出，哪些產業的TFP低，這樣在政策上就可以有比較明確的措施。政府在產業調整、制度改革、貸款流向、投資主導等方向能進行行之有效的建議。所以我覺得研究需要深化細化，要把各個結構的數字調查清楚，再加權加總，而不是一概而論。到底TFP下降在哪個部門、哪個地區等等都需要更細緻的研究。

王德文：我仔細地讀了這篇文章，對我們理解宏觀經濟的增長，借鑒東亞其他國家的經驗，指導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都有很大的作用。對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大家都比較感興趣。到底應該是以什麼標準得出什麼判斷，這裡面要運用到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方法。在這篇文章里，鄭老師用了核算的方法。在分析分結果里，發現TFP是下降的趨勢。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哪一塊下降？二是這種下降一定是壞事兒嗎？剛才鄭老師也講到了，看改革以來的TFP趨勢，基本呈順周期變化。如果因為最近幾年有逆周期的趨勢，那麼就此判斷今後也會是繼續下降，未免過早。不管怎麼說，這篇文章強調了現TFP在下降，考察了這個過程中資本使用中出了問題。具體怎麼分析這個問題，我想過會兒可以進一步討論。在這個框架下，他也想把目前中國的經濟持續性發展、結構改革、宏觀穩定、環境污染等問題都納入到他的討論中來，得到了非常有針對性的看法和意見。很多這些意見我們也同意，但是我也想發表一些不同的聲音。

這篇文章從TFP角度來談中國經濟未來增長是不是可持續性的。TFP下降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無法持續嗎？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不能劃等號。TFP並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所有因素。我們看看在他的模型中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主要是三個：資本、勞動、TFP。他假設市場是完善的，實現了充分就業，技術進步是外生的，另外還有規模報酬不變。因此按照這個方法分解，中國未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只能來自TFP，因為其它的都要補償掉。但是這又是有其缺陷的，比如，後來內生增長模型就會把人力資本這個變數引入進來，另外還包括配置效率的提高、規模報酬遞增等。然後我們發現，未來經濟增長的部分可能不會僅僅和資本有關。目前過多地歸因於資本市場可能也不太合適。我剛剛已經插過話了，就是關於折舊要考慮的問題。折舊考慮之後可能資本存量增長就沒那麼快了。還有就是我們的產出是被低估的。90年代以前報表統計數據和實際數據是比較接近的，但之後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大幅度增長，很多的產出就沒有報上來。所以產出低估後，計算結果是被低估的。所以現在講TFP在90年代後下降了，這個結論值得懷疑。另外，產品是按市場價格衡量的，所以質量進步是沒有被考慮的，這也是難以考慮的。

做總量測定時，還涉及對勞動投入的估計。這篇文章中，鄭老師用的是整體就業數據。我們以前也是用這個數據，因為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但是要回到真實的投入產出，實際上不光有就業數量。因為從就業數量的角度看，中國勞動平均人口增長是下降的，參與力是下降的，必然勞動供應能力是下降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一是現在所有的人比以前都更忙；二是我們研究發現，實際工資的增長在98年後進入高增長，這就意味著邊際生產率更高了。所以這樣看來，我們對勞動這一塊的衡量是低估的。就業時間衡量也是很麻煩的。政府部門的工作時間是減少了，但是通過調查可以發現非政府部門的工作時間遠遠長於政府部門的工作時間。所以這麼衡量，可能勞動投入到底是增高還是降低是不確定的。而在鄭老師的文章中，勞動這一塊對經濟的貢獻被忽視了。還有就是勞動的努力程度。 我們要是把勞動的質量問題考慮進去以後，這個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我記得在99年前後，算出歷年的人均資本，代到一個生產函數里進行分析。發現TFP部分來自勞動、教育的投入，剩下來自技術進步的部分其實很低。也就是說，我們從測量角度來看，在技術很標準的時候，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到。但是我也注意到，鄭老師也已經考慮了很多方面，但是有很多數據是我們無法得到的。我們無法否認鄭老師的貢獻，而是要認識到很多問題要得出結論還需相當的審慎，不是光用數據說話就能做到的。做一個簡單的聯繫，假如低估了生產值，高估了資本，低估了勞動，總和結果是可能TFP在90年代以來是被低估的。這是我的簡單的推敲，假如我們用真實的數據說話，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經過測算，93年到05年比78年到93年的TFP比例下降了11個百分點。

而且還要想，這11個下降的百分點就大得驚人么，足夠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么？是不是11個百分點的下降使得我們經濟增長的勢頭很弱了，這個還值得考慮。雖然我們都強調這件事，但是我覺得不應該強調過頭。為什麼這麼講？要考慮到中國的特殊發展階段的問題。我們老是想在這個階段TFP已經很快了，要弄得再快是不太可能的。從宏觀經濟學中的趨同理論來看，國際間收入水平的差別是由於生產力的差別帶來，它的趨同也是由於生產力的趨同帶來的。如果高增長到一定程度以後，必然是生產力下降的，而不會一直保持高增長。如果從這個大勢來看，TFP現在有下降的趨勢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實際上，我們可以把TFP分解為配置效率和基礎效率。現在國內政府強調創新一直盯住前沿，實際上小小的適應性的技術也是創新的一部分。但這個方面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實際上配置效率的提高對於中國來講可能更有意義。因為很多的技術對於中國現在來說並不是不可得的，問題是我們如何運用好這些技術。另外，從結構這塊分析。我們不對工業進行細分，就分為農業和非農業。農業就業比例高達15％，但其產出卻不到12％。世行曾經做了靜態模擬，把農業人口轉移10％到非農產業去。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推動是巨大的。這個靜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加快可能僅僅來自資源配置的優化。所以我覺得，可以更多地關注配置效率的提高。這也意味著中國未來的空間是很大的。

對資本市場的貢獻，現在中國高儲蓄和高資本受到很多批評。但是，我們把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整個高儲蓄的形成放在一塊研究，發現是符合生命周期理論的。為了預防改革過程的不穩定性導致了中國的高儲蓄，這不能解釋為什麼改革之前的儲蓄率也是這麼高。我們認為，現在中國的人口具有很強的生產性，生產能力多，消費比例相對小。所以必然導致高儲蓄，從而高儲蓄會與高投資相連。日本還有研究，把生產力的變動、人口的變動一起與儲蓄變動聯繫起來，然而以前其高儲蓄被歸結於文化等因素。假如我們在這個發展階段，高的儲蓄率是與高速增長的生產力變化，以及人口更具生產性有關的，那麼我們就不該對同時的高投資帶來的增長給予太多的批評。

中國的增長模式，無論是資本形成機制、市場條件、轉型過程，與前蘇聯都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個人不太同意用前蘇聯的模式直接套在中國上面。另外，對東亞體制批評也是有反對的聲音的。如果分時段來看，東亞還是有技術進步的增長的。中國和東亞、前蘇聯有很多不一樣的特點，這是體制的轉型帶來的。我們撇開這個問題談投資的時候，會想這個投資去了哪裡。很多批評說現在基礎設施投資太多，到處都是高速公路還有電話亭等公共設施。也有一些同事從印度回來後說，印度永遠趕不上中國，看看中國和印度分路況差別就知道。以前有人做過中國和印度的基礎設施投資的長期增長效率的分析，發現基礎投資的長期效應很大。這樣的話，再回到前面的斯洛增長模型就不行了，因為這一塊長期效應無法放進來。這是非常複雜的。

鄭京海：折舊率實際上不影響TFP，勞動投入會低估TFP，對結論不會有影響。但是王老師提出的問題非常好，我們這樣修改一下，就會使讀者感覺更可靠。國內有這麼一個認為，TFP要是被解釋了，那就不是TFP問題了。剛才王老師好像也有這個傾向。我覺得應該這樣用，先算資本和勞動，再把TFP算出來。這個問題不太好說，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想現在解釋一下。

發展階段這個問題，我覺得如果認為因為有高儲蓄所以必須投資基礎設施，這樣的經濟運行定位是有問題的。這是一種被動的投資。實際上，要開發國內市場不能是被動投資從而出口，而國內市場不去管。

還有一個，前蘇聯、亞洲四小龍、戰後日本、戰後德國、中國大躍進和改革開放以後，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國際大環境，即這些國家都有強烈的意願要高速增長。如果要看美國的增長模式，基本上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增長奇蹟以前沒有發生過？如果增長奇蹟的發生是由於政策改變，那麼什麼原因促成了政策改變。

王德文：為什麼全球奇蹟在戰後出現？人口經濟學文章中提到，人口是比經濟更長遠的變數，它決定了資源的稟賦。其過程中，可能由於勞動力供給和資本形成注入重要的影響。新大陸和舊大陸為什麼會有生產力的差別。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移民到達新大陸後改變了其人口結構。新大陸的人口更加具有生產性了，所以其生產力比舊大陸高。

還有一個FDI和投資效率問題。由於資本效率低下，所以我們需要對資本市場以及整個要素市場進行改革。整個資源最優配置需要在土地、勞動、資本三個市場把扭曲的部分校正過來。這樣使得通過配置效率的提高，實現TFP的增長。最近有篇文章，把中國經濟分為FDI部門和非FDI部門。發現生產力主要來自FDI部門，所以看這個問題我們發現以前FDI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了。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些結論。另外，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技術創新可能有時不是那麼重要。比如商海的人均GDP是貴州的幾十倍，如果把其技術移植到貴州去，創造出的生產力可能比技術創新大得多。我們往往談創新和前沿技術，我卻覺得這個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中國的高投資在這個發展階段沒什麼問題，主要是思考這個投資是怎麼形成的，是不是有效率。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分析政府和民營的投資各自的流向和效率，這樣可能對研究TFP是很有幫助的。另外如果考慮到投資的外部性和長期效率問題，那麼分析就更加複雜了。國外也有評論覺得，中國80年代以來的高增長是來源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高投入。沒有那段時間對水利等其它基礎設施的投入，可能中國在80年代沒有那麼高速的增長。有人就這麼看，雖然是一家之言，甚至有點反動。但至少提出了短期和長期如何核算的問題，一般是把握不了的，也涉及到核算技術的創新。中國講創新性，但我認為更應該重視適合中國目前發展階段的技術，應用的技術。所以前沿創新這一塊，我不太同意要搞新穎創新這些東西。現在的資源稟賦沒有到那個階段，我們的市場機制也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保護。這個階段我們無法做到對知識產權的良好的保護。所以我覺得把現成的技術本土化才是最重要的。政府的前沿創新行為，在一些民運行業交給企業處理是比較好。

最後我想講，TFP下降對中國有警示作用。鄭老師提出了很多改善，可以帶來效率的提高。如果把發展要素市場作為下一輪改革，可能成為未來增長的源泉。我對前景還是很看好的。

盛洪：感謝王教授對一些判斷的不同看法，比如全要素生產力下降是否意味著不可持續。後面也講到了中國的具體情況，遠遠沒有達到充分就業，勞動力供給幾乎無限。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技術創新不如利用現有技術擴大就業。還有具體措施外部性，也是很重要的。建議可以做幾大塊，一塊是製造業的投資，還有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還有房地產投資。製造業的投資直接創造GDP，而基礎設施投資的影響則是長時期的，難以確切計算其對GDP的貢獻。90年代末21世紀初，我國有城市化過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長很快，如果把這部分可以對GDP產生貢獻的投資算進去，TFP下降是有可能的。

賈俊雪：我覺得需要回答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到底是怎樣的，涉及到估算全要素生產力。這塊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總的來說，理論界還是達成共識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式的。因為我們也用分省數據和全國數據估算過全要素生產力，跟鄭老師得到的結論基本一致。這個90年代中期開始的TFP的下降趨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覺得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有利於探討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鄭老師在這塊進行了一些全景式的分析。我是研究財政的，所以就從這個角度來說兩點。全要素生產力可以分解為技術進步和效率改進。鄭老師比較多地從效率改進這個角度來說，即投資效率比較低下。投資效率與地方政府有很大的關係。經估算，全國的全要素生產力的下降是從1994年開始的。94年，中國開始實行財稅管理體制改革，即分稅制改革。80年代中期實行的財政承包制，使地方政府在稅收上有很大自主權。94年以後，稅收這塊的自主權被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競爭模式也有稅收競爭轉向支出競爭，特別是投資競爭。這又和政府的考核體系有很大的關係，導致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資是一些面子工程。這就導致投資不合理，一方面是城市投資過多，另一方面，廣大農村和偏遠地區投資不足。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非常欠缺的。這是我提供的一些視角，我覺得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技術進步率，鄭老師也基本沒有談。從我們的分析來看，90年代以後的技術進步率也不高。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這個方面也值得做一些研究。緊接著，我還有幾個小問題。鄭老師他們計算的結果是，下降趨勢從90年代中期直到現在。但我們估算出來是，在02、03年以後，有逐步回升的過程。如果按照您的估算結果，我覺得有幾個問題有待解答。一是98年亞洲金融危機，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政府以投資公共設施為主，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投資力度很大。另外，99年開始教育擴招。雖然其中存在很多問題，但我覺得人力資本的確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兩塊，公共基礎設施的正面外部性，人力資本存量的增長，都對技術進步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在您的全要素生產力的估算結果中，並沒有明顯體現。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覺得需要解釋。還有FDI，剛剛王老師提到了，我就不多說了。這兩年，中國成為吸引FDI最多的國家。這麼多的FDI為什麼沒有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如果產生了，為什麼TFP上沒有體現？沒有產生，那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這些問題雖然是細節，但是我覺得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使結論更可信。

皮建才：我只談三點。第一點，實際上除了資本貢獻和勞動貢獻之外，TFP測量的還有很多未知的東西，比如制度變遷。制度變遷快則TFP增長快，反之則慢。中國的改革是憲政式改革，是越來越難的。所以越到後面，制度變遷越慢。這一點會使得TFP降低，符合您的趨勢。第二點和王教授看法有些相似。TFP雖然是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很好的視角，但也不是沒有問題。TFP高的國家，它的經濟增長率不一定高，經濟績效也不一定好，比如菲律賓。還有發展階段的問題。如果引進適宜的技術比研發新技術的成本低的話，那企業肯定選擇引進適宜的技術。這樣的話，就會表現在資本投入而非像研發那樣表現在TFP上，導致TFP被低估。第三，按照鄭老師應用的那個模型分析，如果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TFP可以正常求出。但若是以產量為目標，則TFP無法計算出來。這一點在《經濟學》王羲等人的文章中已經提到了，這可能導致TFP被低估。剛才賈老師也說了，為什麼以產量最大而不是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再加上分稅制改革，這都是值得重視的。

趙農：首先向鄭老師表示敬意。在研究生產力和生產力分解方面，鄭教授在華人經濟學家中是最有建樹的其中之一。如果按照投入可能性邊界的分解，投入保持不變，要麼是技術進步使整個邊界移動，要麼是沿著邊界移動即技術效率。仔細一點，在邊界上的移動可能是由於規模報酬和配置效應。儘管知道是班門弄斧，我想從這四個方面來談一下。狹義的技術進步就等於我算出來的技術進步嗎？改革算不算技術效率呢？技術上處理這些政策問題和整個規模要有變化。我認為鄭教授對整體趨勢的判斷是正確的，90年代中期後TFP是向下的。是不是現在有所回升，我不敢說。我覺得大的方面是往下的，因為TFP反映的是變動情況。雖然比以前變好了，但是增長的變化比以前放緩了，也會造成TFP下降。儘管我們的TFP可能比美國高，但是貢獻肯定不及它。還想請教一下，能不能通過慮波法，把波動慮掉。但是97年後有一段時間，整個出於收的狀態。儘管財政政策想撐，但整個經濟往下拉。所以這個往下滑的過程，可能會影響您從93年到現在的判斷中的相當大的一塊。您是認為從90年代初開始，我們的增長模式發生了變化，但我不太贊同。從改革的大的方向來看，我們沒有理由說，增長模式發生了逆向的變化。我僅僅是說，TFP的下降是比較自然的，而不是說由原來的集約型變成了現在的粗放型了。

我還想從個人角度來解釋一下，為什麼TFP總體是向下走的。我以前就曾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個是計劃經濟時期，即要素形成階段。沒有工人和資本設備，要想實現工業化就採取公共決策的方式通過計劃手段，完成了勞動力和資本的形成。但由於生產效率不高，所以進入第二個階段，改革階段，實際上是要素優化配置。第三個是要素創新階段。現在正好處在要素優化配置到要素創新過渡期。這與人們選擇狹義技術的類型變化有關。我和學生就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假設原發性的技術，引進和直接購買都能帶來技術進步，廠商在不同情況下究竟會如何選擇呢？我得大致結論是，國有性質、較大的技術差距等因素可能會導致直接引進或購買技術。引進之後，平台迅速提升。但由於TFP本身是一個變動，所以它的變動就比較難了。除非引進的外資之間展開強烈的競爭，才可能把原發部門引入中國，然後才可能有連續的態勢。我們採取了這樣的一個技術提升路徑，約束了自己的技術創新。創新可能是投資多、時間長、見效慢，但是回報卻是加速度的。現在TFP的下降可能是創新的回報效應還沒有呈現的過程。這是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我現在既利用基礎數據做TFP的分解，也做理論模型來討論廠商的選擇。作出的廠商最優路徑和福利最大化的路徑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對於廠商的最優路徑對社會就不一定是最優路徑。我認為TFP的下降正是由於現在處於這兩者的替換過程中。

鄭教授：我想你們提到的一些觀點，我會在修改的時候吸收到文章中。我覺得有些觀點，我和其他老師的解釋實際上是一樣的。比如，配置問題中要素市場的扭曲我都談到了。我覺得分稅制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分稅制可能對增長模式的改變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不是自然的過程，所以我們不能坐著高枕無憂。TFP為什麼有問題，我覺大家基本意見一致，但這不是說可以不去繼續研究了。我的文章里不是主要談技術進步，更多的是談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及其它。我覺得這篇文章的表述可能還需要改進，更能引起讀者共鳴。還有大學擴招，這是不是也引起了教育質量的下降？關於FDI的效率問題，有大量的數據表明，FDI可能還不如國內的民營企業。OECD也引用這些研究，覺得FDI的效率不如民營企業。還有出口方面，除了紡織產品外，機電產品的出口也是很大的。比如最近又有案例研究，海爾好像和政府有關係，本身的實力也不是很強大。現在屈指可數的有百度、阿里巴巴。雖然關於具體怎麼做，我現在無法給出具體的答案。但是通過增長核算，可以把問題擺出來。分開部門討論，可能有的好，有的壞。但是這裡是核算，就是看看是不是整體的入和出的關係。如果效率高的部門可以補償效率低的部門而且還有盈餘，那麼就不會是一個粗放式的增長了。現在這個增長恐怕有透支，即效率高的部門補償不了效率低的部門。可能下游產品市場化很好，上游的要素市場則不太行。我的很多分析和大家是一致的。

我覺得技術創新是要認識的，不會是自然形成的過程。日本、四小龍那些是相對完善的經濟體制。但是中國卻有一個特徵，既有市場化的成分，又沒有完全完成轉型。包括分稅制的問題，它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增長動機很強。所以有計劃體制的特徵並不是很奇怪。有人就說，中國的改革不是自由化而是分權化，是消滅了一個大的計劃經濟而派生出30多個小的計劃經濟。所以我們主要討論的增長長期因素，是制度造成的增長模式。如果這些制度性的東西我們不去注意，而以為是周期或者其它，就會作出錯誤的判斷，也就沒有深化改革的必要了。我覺得文章的大的框架和諸位的很多分析是不矛盾的，承認這個結論有助於我們仔細去研究這個問題。

盛洪：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話題。TFP是一個相對概念，為正則存在技術和效率的提高，還有好多新的因素存在其中，不能用要素投入增長來解釋。有時一談到下降就會有誤解，我們技術在進步，怎麼TFP為負呢？TFP是個相對概念，說的是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帶來的促進效率的速度放慢了。就是一階導數為正，二階導數為負。這和事實經驗也基本符合。我們的制度變遷的大跨步還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後來很多市場化的改革也是比較慢的，包括競爭體制、土地制度等等。另外技術進步方面也是如此。中國的技術進步是很快的，倒不是說技術創新很快，因為應用外國的先進技術仍然是技術進步。中國在互聯網、手機等產業的發展有目共睹。為什麼TFP好像還是慢了呢？因為在80年代，原來封閉的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這個變化比現在的這些大。所以現在TFP的中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帶來的效率的提高的份額稍微減少了。我覺得總的判斷是恰當的，不過是不要有誤解。

另外王教授剛剛提了一個全要素生產力的氛圍下降，我更同意鄭教授的觀點。企業有可能在完善的市場制度和有效的創新激勵機制條件下，也會選擇現在的行為。因為可能自主創新不如引進現場的技術。可能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在完善的市場制度和激勵機制下，微觀經濟主體自己做出理性的我不要創新的決定。還有一種情況是受壓抑的，可能是沒有有效的治理制度和創新激勵機制，創新受到壓抑。但是兩種情況都不能直接得到印證，可能只是發現了TFP下降，於是覺得是創新受到壓抑，進一步進行分析。

還有一些問題，我們該如何推進位度的完善。現在，要素市場的政府干預過多，本身的發展不成熟，還有其它很多問題。總體來說，鄭教授的基本判斷是恰當的，用意是積極的，是想推動我們的制度改革和經濟增長。大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一些具體的技術性問題。鄭教授主要在海外，大家在國內用自己的感覺來幫助鄭教授來完善他的文章。謝謝鄭教授的演講，也謝謝大家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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